向达先生引录的另一篇碑铭是《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六卷第二号收载的《米萨宝墓志》。墓主为昭武九姓米国人。墓志记其丧事云：“春秋六十有五，终于私弟。时也天宝三载正月廿六日，窆于高陵原……。”“窆”意为葬下棺。前面提到的河西康国人阿达也是土葬其父的。
据《阿维斯塔》第一部分《辟邪经》（Vendidad）第3章，如果有人把狗或人的尸体埋于地里，半年不挖，罚抽1000鞭；一年不挖出者，抽2000鞭；二年不挖出者，其罪过无可补偿(见《东方系列圣书》卷4，《赞德—阿维斯塔》（Sacred Book of the East Series，vol.IV，The Zend Avesta），第一部分《导言》，第3章，第15节）。这些入华的祆教徒如果不是生活在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的葬法会受到祆教社团的严厉惩治。
从目前资料看，中国内地的祆教徒似以入居汉地的西域人及其后裔为主。其流行范围除了西域和北方民族以外，以河西、关中、中原为主。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利用回鹘汗国灭亡之际，宣布罢黜佛法，并毁外来诸教，祆教遭到排斥。祆教僧在伊朗语中称为mugh，中国音译为“麻葛”或“穆护”。《唐会要·毁佛寺》记：“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并见《唐大诏令集》卷113；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20；《新唐书·食货志》；《资治通鉴》卷248，会昌五年条）。可见至唐末中原至少已经有祆徒数千人。祆教虽然在唐武宗时遭到禁断，但至两宋时代，中国各地尚存有一些祆寺（参见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王素：《魏晋南朝火祆教钩沉》，《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2辑，第225—233页；龚方震：《西域宗教考》、《祆教在蒙古》、《西藏之祆教》，《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2辑）。
3.景教
（一）基督教东方教会
景教又称为波斯经教、秦教等，是我国唐代对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的称呼，元代称为聂思脱里。这个支派现在几乎已不存在了。但在古代东方有相当的影响，并流传到中亚和我国。
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其教主是耶稣。耶稣的门徒深信他就是犹太民族所渴望的“弥失诃”（Mesikh，“弥塞亚”），因此称他为基督，意为受膏者。耶稣去世后，他的门徒把他所讲的道理向东、西两方传去。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于313年正式下令保护基督教，并于325年在小亚的尼西亚城（Nicaea）召集罗马包括东方、西方所有主教会议，制定了教会历史上有名的尼西亚法典。会议肯定了“三位一体”的信条，声称耶稣既是“神”，也是“人”，既有“神性”，也有“人性”。但对耶稣“神性”与“人性”的结合的性质产生了不同的理解。有人将两性混合，有人将两性截然分开，互视对方为“异端”，彼此争论不休。
428—431年担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聂思脱里（Nestorius）对这个问题持有独特的见解。当时在君士坦丁教会里流行一种把耶稣的母亲马利亚称为“神之母”说法，但也有人称马利亚为“人之母”。聂思脱里认为马利亚不是神，她所生的是耶稣的人体，而这个人体是盛神的容器，他认为“神之母”的说法不符合“耶稣”使徒的教导，也未经过教会授权，而且带有“多神”的含义。他主张采用他老师美索不达比亚人狄阿杜（Theodore）的折衷说法，称马利亚为“基督之母”。聂思脱里说：“我把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分开，但在崇拜时又结合在一起。”
聂思脱里的学说遭到了亚历山大城的大主教西利勒的激烈反对，最后罗马帝国皇帝把双方都逮捕起来。聂思脱里被送回叙利亚，后来又被流放到阿拉伯，最终死在埃及的沙漠中，而西利勒不久被释放，恢复了大主教职位，最终“神之母”说获得胜利。
聂思脱里虽然死了，但其信徒却逐步向东发展，几乎遍及了整个东方教会。他们当时大都居于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两河流域。498年，聂思脱里派在当时萨珊王朝的京城塞琉西亚的一次会议上，决定与罗马教会一刀两断。他们推选了东方教会独立的大主教，正式接受了聂思脱里的信仰，放弃了圣职人员的独身制度，提倡素食，反对崇拜圣母马利亚。
聂思脱里教会的大主教驻于塞琉西亚—泰西封（Seleucia Ctesiphon），7世纪阿拉伯征服以后，他们才把总部搬到报达（Bagdad）城。伊斯兰教宽容聂思脱里派，所以东方教会的传教活动非常活跃。他们派出传教士在从美索不达米亚直至中国沿海的广大地域内活动，管辖着25个主教教区，直到1370年才被帖木儿领导的军队所瓦解。古代东方教会在中亚和远东的全盛时期至少有600年之久。
（二）《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17世纪以前，人们并不知道基督教在唐代已经传入中国。直到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在西安市西郊发现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人们才知道聂思脱里派传教士于唐代曾来到过中国。景教碑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以黑色石凿成，高约3米，宽约1米余，厚约30厘米，重约2吨。碑首有十字架花纹。碑正面碑文共32行，每行62个汉字，总共不到2000字。碑阴无字。碑底左右两侧有以叙利亚文镌刻70位景教僧侣的名字和职称。其中左侧21名，右侧41名。这些人名除了8名以外，都有汉文译名。这块世界闻名的碑石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碑文的内容可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序文，较长。首先简略地介绍了景教的基本信仰，然后详述景教自僧人阿罗本到长安立足后，受到唐太宗及其以后五朝皇帝的优待，以及在此150年中景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第二部分是颂词，短于序文，以韵文写成。
据碑文说大秦国主教阿罗本于贞观九年（635年）来到长安，受到唐太宗礼遇。太宗不但派出宰相房玄龄率仪卫到长安西郊隆重接待，而且让阿罗本等人在皇帝的藏书楼翻译圣经，还在皇帝的内宫讨论经义。3年后，即贞观十二年（638年），太宗下旨准其“传授”，并由政府资助在长安义宁坊建造“大秦寺”一所。当时景教被称为“波斯经教”。“经”即指《圣经》。此事亦见于北宋王溥撰写的《唐会要》卷49，其中记太宗贞观十二年诏令：“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教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立人，宜行天下。”有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据此，唐太宗时，长安大秦寺中已经有僧人20余人。
高宗时，景教已发展到长安以外的地方。碑文说：“而于诸州，各置景寺……法流十道……寺满百城。”这里所描述的高宗时景教在中国广为传播的情况，可能有些夸张，但当时景教一定有相当大的发展。唐高宗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武则天时，景教似乎处于低潮。
玄宗时，他曾帮助过景教。玄宗曾命弟兄亲王5人到大秦寺中设立神坛，并修缮寺中建筑。他还命高力士于742年给大秦寺送去5位先皇——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的画像，安置在寺内，并赐绢百匹。当时波斯又来了一位传教士和佶（George，即乔治）任主教。玄宗曾召集传教士罗含、普论Paul，“保罗”之音译等17人与新主教和佶一起到兴庆宫“修功德”，即做礼拜，玄宗还亲笔题写了寺名匾额。
景教碑说唐太宗下诏在长安义宁坊敕建的景教寺，名为“大秦寺”，根据其他史料，这所寺院在初建时曾称为“波斯寺”，而被当地群众称为“波斯胡寺”。宋敏求所著《长安志》卷1记：“义宁坊街东之北，波斯胡寺。”直至天宝四年（745年）九月，玄宗才下令：“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必修其本。”（这里的“本”乃指《圣经》）。两京（按，长安和洛阳）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唐会要》卷49）。玄宗以后的几个皇帝对景教都予以支持。碑文提到：肃宗在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代宗每逢自己诞辰日便赐景教僧御食；德宗则“惟新景命”，意指使景教获得了新生命。
景教碑建碑出资的功德主是“王舍城”，即阿富汗巴里黑（Balkh）的教士伊斯（Yazedbuzid），其父为景教僧珉礼（Milis）。伊斯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朔方节度副使，也是试殿上的副使，接受过皇帝赐予的紫袈裟。景教碑称赞他为人和蔼，乐于为善施舍，一旦闻知真道便努力实行。
伊斯开始效力于肃宗廷，著名于皇帝的幕府之册。郭子仪总兵于朔方时，伊斯从行。他把自己的俸禄和受赐物品都献出来，其中有皇帝赐予的颇黎（按，即玻璃器）和金钱，用于修缮大秦寺，并出资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撰写人为其子景净。
碑文提到，碑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正月初七，“大耀森文”日。这里提到的“耀森文”应为中古波斯语yak shanba“星期日”的音译。当时在位之东方教会大主教为宁恕（Hanan Yeshu）。实际上宁恕已于778年，即立碑前3年去世（宁恕去世时间还有779、780年诸说）。因巴格达距中国路途遥远，他去世的消息至立碑时尚未传至中国，故入唐的景教僧仍奉之为主。
基督教最初在唐太宗贞观十二年的圣旨中被称为“经教”，意为“圣经之教”。唐玄宗天宝四年（745年）九月的诏敕称为“波斯经教”。景教的名称除了见于此碑以外，还见于其他一些文献，如开元五年（717年）十月廿六日所撰之《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和开元八年（720年）五月二日所撰之《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中，都出现了“景教”的名称。敦煌发现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应成书于700年左右，所以“景教”的名称可能在7世纪末已经出现。至于“景教”这个名称的意义，碑文中说：“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也就是说，当时人已经觉得很难找一个恰当的汉文译名。景教这个名称可能是“经教”的谐音。
景教碑除了大段汉文碑文以外，还有几段叙利亚文碑文插于其中。第一段是介绍碑文撰写人景净，说他是中国（Chinistan）的教父，区主教兼长老，其叙利亚文名字为亚当（Adam，犹太教称阿耽）。从汉文碑文与叙利亚文碑文看，景净似乎又叫灵宝。
另一段叙利亚文在汉文碑文结束后，称：“希腊历1092年（781年）吐火罗（Tokharistan）巴里黑（Balkh）城长老珉礼（Milis）之子，长安（Khumdan）京都区主教伊斯（Yezdduzid）长老立此碑……。”
碑文中列出了许多汉叙对照的景教僧人名字，如主教月合乃（Iohanan），汉名曜轮；长老埃佛林（Ephrem），汉名拂林；长老摩西（Moses），汉名惠通等。碑文中一共列出70余位僧人名字，说明长安的景教僧为数不少，但实际上它的发展与佛教完全不能相比。舒元舆《重岩寺碑序》说：“……亦容杂夷而来，有摩尼焉、大秦焉、祆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当吾释寺一小邑之数也。”（《全唐文》卷727）
840年回鹘汗国灭亡后，唐廷禁佛，景教亦受牵连。会昌五年七月唐中书省、门下省上奏说，释教已遭禁止，所以“其大秦穆护等祠”，“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籍，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就是说，“大秦”（即景教）也和佛教、摩尼教一样属于“邪法”，应当一体禁止。教徒中的中国人由官送还原处，视同编民；外国教徒，则由专门机关收管。唐武宗灭佛诏旨下达后，“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按：指较小的寺院）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万顷，大秦穆护、祆二千余人”（《新唐书·食货志》）。武宗的诏敕使景教在中国内地受到沉重打击，但并没有把它一扫而光。在此之后，中国各地仍有景教徒活动。
本世纪初敦煌石室中发现了7种有关唐代中国景教的文献，均为黄麻纸卷轴抄本。这些文献是《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志玄安乐经》、《序听速诗所经》、《一神论》、《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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