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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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法国使臣鲁卜鲁克(Guillaume de Rubruquis)记载,万安宫中殿辟三门,皆向南。殿内圆柱两列,北置一高台,两侧通有阶梯,为御座所在。御座左右置平台,右侧为诸王座位,左侧为后妃座位。中门之前立一银树,顶部装有一名吹号天使,树根部有四头银狮,口中可喷出马奶。树枝上有四条金蛇,可喷出不同的饮料,为法国匠人威廉所造。13世纪中的和林城大小约与法国的圣但尼林(Saint Denis)相同。城内有两个区,一个是回回人区,一个是汉人区。汉人区是商贾和手工业者聚居的地区。当时和林有寺观12所,回回礼拜寺2所,也里可温1所。城有四门,东门为谷市,西门为羊市,南门为牛、车市,北门为马市(《鲁卜鲁克游记》,道生英译本(The Mongol Mission,ed.by Christopher Dawson,London and New York, 1955),第175—177、183—184页。)和林城的建筑一直持续到蒙哥时代。在和林城北35公里之地,窝阔台下令修建了扫邻(Sahurin)城迦坚茶寒(Gege 〔n〕Caqa〔n〕)殿,而在和林城以南15余公里处,又建图苏湖城(Tuzqu)迎驾殿。

    据考古发掘,万安宫坐落在和林城西南隅,四周有宫墙环绕,周约1公里。中央大殿土台高3米,长80米,宽55米,殿柱南北9行,东西8行,共72根。大殿占地2475平方米,完全是汉式建筑。和林城周围约6公里有东西向和南北向两条大道穿过城中心,通向四门。道路两侧分布着官舍、寺院、民居和作坊见吉谢列夫:(《古蒙古城市》(C.B.Κиселев,Древнемонгольские Города,Москва,1965),莫斯科,1965年,第138—168、173—182页)。

    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朝设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后来又改称岭北行省,哈剌和林成为行省的首府。

    称海城是元代蒙古地区西部的政治、经济中心,其地位仅次于和林。为成吉思汗大必阇赤田镇海率俘获汉民工匠所建,城以他的名字命名,又称为田镇海八剌喝孙。“八剌喝孙”(balaqasun)为蒙古语,意为“城”。汉人在那里筑城,屯田并从事手工业生产。城中还建有仓库。由于称海城地近按台山,后来成为元朝防卫西北叛王的军事重镇。忽必烈皇太子真金,以及元成宗铁穆耳和元武宗海山在即位之前,都曾率重兵在这里镇守,驻守军主要是钦察族士兵。14世纪初,元政府在这里设立称海宣慰司。当地屯田年收获粮食可达20余万石(陈得芝:《元称海城今地考》,载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4辑,1980年)。

    地处蒙古高原西北部、唐努山以北的欠欠州的中心城镇位于益兰州((Ilan)Ilan在突厥语中意为“蛇”),这里是漠北的宜农地区之一。成吉思汗时代,欠欠州是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长妃唆鲁禾帖尼的封地,大批汉军和汉人工匠被征发到这里(《元史·贾塔剌浑传》)。据文献记载,这里有数千户居民,多数为蒙古人、回回人,汉人一般为蒙古立国之初从内地迁来的工匠,多在工局中服役(《元史·地理志》)。当地出产的丝织品相当有名。汉族工匠带来了冶铁技术,使这里成为漠北重要的农具和兵器制造地。元政府在这里设有“欠州武器局”(《元史·百官志》)。忽必烈时代在这里设有官府、仓库、作坊等。前苏联考古学者在此发现有一座元代古城遗址,城内有官署、民居等建筑遗迹,并发现兵器、农具、碾等文物,应当就是益兰城(吉谢列夫:《古蒙古城市》,莫斯科,1965年,第59—119页)。

    元灭宋后开始着手编制新历,由王恂、郭守敬等人负责。至元十六年(1279年)郭守敬建议利用疆域辽阔的条件,派人到各地去实测昼夜长短和日月星辰。忽必烈同意郭守敬的意见,派人分赴全国27个测景点观测。《元史·天文志》称测景点的分布“东极高丽,西至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其中在漠北地区有3个测景点,即和林、铁勒和北海测景所。和林测景所测出的数据为:北极出地45度,折合现在44度4分。夏至晷影长3尺2寸4分,昼64刻,夜间36刻。据此计算,这个测景所应位于北纬45度51分处,当在和林以南二三百里处。

    铁勒测景所北极出地55度,夏至晷长5尺零1分,昼70刻,夜30刻。据此推算这个测景所应位于北纬55度51分7秒处,大约在贝加尔湖之西。北海测景所夏至晷长6尺7寸8分,推算应位于北纬64度4分4秒,已经接近北极圈,应在叶尼塞河下游处参见(陈得芝:《元代北方三测景所地理略述》,刊于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5辑,1981年)。

    在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中,内地移民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西北,给西北古老的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促进了边疆与内地之间的生产技术交流。阿力麻里人过去只知“以瓶取水,戴而归”,效率当然很低。当他们看到内地人民传去的汲器以后,非常羡慕,不禁赞叹道:“桃花石诸事皆巧。”(《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桃花石”原先是操突厥语诸族人民对北魏王朝的统治民族拓跋人的称呼,后来指汉人。“诸事皆巧”,说明内地移民向西域人民介绍了许多先进的生产技术。

    本世纪以来,在吐鲁番地区发现了不少13世纪的印刷品,其中许多虽然以畏兀儿字雕版,但中缝往往加有汉字页码和汉人工匠的姓名,这说明畏兀儿地区的雕版印刷业是由内地工匠操持或传授的。甘肃敦煌曾发现过几百个畏兀儿文木活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汉译本,第126、188页),皆以硬木刻雕而成,高厚一致,与王祯《农书》中有关木活字的记载一致,足见是内地传播过去的。

    蒙古人征服西域之后,动员西域的人力物力进攻中原。许多西域人随蒙古军队来到汉地。从西北周边地区进入汉地的包括官员、军人、工匠、知识分子、教士等。他们被蒙古人列为色目人,在政治上仅次于蒙古人。这么多外族移民进入中原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元朝灭亡后,色目人的称呼消失了。构成色目人的一部分回回人后来发展成回族。其他进入汉地的色目人后来大都融入汉族之中。

    生产技术交流是双向的。汉地人民在向西北地区输出生产技术的同时,也从西北人民那里接受了西北的生产技术和作物物种。汉地传统的纺织原料是丝和麻。蚕桑生产在北方难以发展,而麻制衣料质地粗糙。宋、元两代,棉花的种植逐渐在内地推广。棉花的传入有海、陆两道,其中陆路传自西域。元《农桑辑要》把棉花称为木棉,书中说:木棉产于西域,入元以来木棉种于陕右,兹茂繁盛,与本土无异。在关陕地区推广植棉上,畏兀儿人起了重要作用。陕西西乡县人民原先“不知种棉之利”,畏兀儿人燕立帖木儿“自兴元求籽给社户,且教以种之法”,使人民得到利益,生活有所改善(蒲道源:《西乡宣差燕立帖木儿遗爱碑》,《顺斋闲居丛稿》卷16)。

    (二)东西方陆路交通的鼎盛时代

    辽、金时代由于西夏的阻隔,中原与西方的往来多取道漠北。13世纪初,畏兀儿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和阿力麻里、海押立等地的哈剌鲁人首领归降成吉思汗以后,途经漠北的中西交通更为发展。13世纪上半叶,连接我国华北与西域的交通线大体为:由中原北上,经漠北和林,再趋金山,折而南下至别十八里,然后沿阴山(今天山)北麓抵阿力麻里。由此向塔剌思,向西北可达欧洲,向西南则入波斯。成吉思汗西征时,曾对这条道路的若干峻险地段加以整修。

    原来金山一带“深谷长坂,车不可行”。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率军西行时“始辟其路”。天池(今新疆赛里木湖)附近山势险要。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所部军队路过时,“始凿石理道,刊木为四十八桥,桥可并车”(《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过去“千里横东西,猿猱鸿鹄不敢过”的天山山道,经过这番整修,变得“四十八桥横雁行,胜游奇观真非常”(耶律楚材:《过阴山和人韵》,《湛然居士集》卷2)。13世纪20年代,全真道人丘处机就是沿着这条路线前往中亚谒见成吉思汗的。二三十年以后,常德奉宪宗旨前往波斯,也经由此路(王恽:《秋涧集》卷94)。

    建立驿站传讯系统,是蒙古国的一项重要行政事业。《史集》记载窝阔台即位后,下令在全国各地建立驿站。并规定朝廷、察合台、拔都、拖雷都派出官员操办此事。天山以北的驿路虽然得到修整,但实际上行路仍十分困难,而且自中原取道漠北西行并非捷径。特别是这条路线经过的漠北和天山以北地区,土地高寒,出产有限,不足以维持当时日益频繁的东西交通。蒙古灭西夏、夺取金朝控制下的关中地区以后,重新开通中原经河西、畏兀儿直达西域的道路的时机成熟了。这是先秦时代以来直至唐中期,中西之间的主要交通干线。负责这条干线交通恢复工作的是汪古部人按竺迩。他在戊子年(1228年)受命镇守删丹州(今甘肃山丹),“置驿张掖、酒泉,至玉关,通道西域”(元明善:《雍古公神道碑铭》,《永乐大典》卷10888)。另一位为恢复河西走廊与畏兀儿地区之间交通作出贡献的重要人物,是畏兀儿人岳邻。他从中原回畏兀儿地省亲时,“道出河西,所过榛莽,或时乏水”。岳邻“为凿井置堠,居民使客,相庆称便”(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圭斋文集》卷11)。

    阿里不哥之乱虽然暂时影响了中原与畏兀儿及其周围地区的交通,但据危素记载,阿里不哥刚失败,耶律希亮就奉旨从居于斡端的察合台兀鲁思汗阿鲁忽处,取道苦叉(今新疆库车)、火州归回内地(《耶律希亮神道碑》,《危太仆文续集》卷2),足见当时天山南道仍然可通。这条交通线在元代维持了很长时间。至元十年(1273年),忽必烈遣人至斡端等地采玉,需用“铺马六匹”。由于旅途漫长,驼畜负重十分艰难,所以要求玉石应“去其瑕璞起运,庶几驿传省便”(《经世大典·站赤》,见《永乐大典》卷19417)。从斡端、可失哈儿一带东行,所经皆荒漠戈壁,就是沿途供应齐备也十分不便。而塔林河(今塔里木河)夏季水量充沛。自曲先起行,分别沿河的南源于阗河和叶尔羌河上溯,可十分便捷地到达斡端和鸭儿看(今新疆叶城)等地。元政府在开通了南道驿路后,很快地发现了这种有利的自然条件。于是在至元十一年(1274年),又下令设“于阗、鸭儿看两城水驿十三”。这13个水驿看来是季节性的驿站。

    这一时期,元政府在畏兀儿之地遇到了叛王势力的挑战。为避开畏兀儿地区的战乱,忽必烈下令在沙州北设水驿和陆驿。这些驿站中的水驿应位于疏勒河水道上,经过罗卜(罗布泊),向西北可入焉耆,向东南可趋于阗。至元十九年(1282年)及其以后,元政府不断致力于完善沙州沿疏勒河水道西行的驿路。1285—1287年间,元政府先后设立罗卜、阇里辉(今新疆且末)、怯台等驿。这条驿路的建立,使河西—疏勒河—罗布泊—塔里木盆地南沿、昆仑山脉北缘—葱岭一线贯通,到达西域的道路成为一条东西交通的干线。马可·波罗之入华和著名的聂思脱里教僧人列边·扫马等人的西行,走的都是这条路线。

    元政府在努力改善天山以南地区东西交通条件的同时,并未放松建设畏兀儿通达内地的驿站。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政府沿太和岭至别十八里一线,设置了30个新站(《元史·地理志》)。太和岭,地处今山西北部,位于雁门附近,有直通大都的站道。这30个驿站的设置,把畏兀儿之地和西域与元朝的政治中心直接联系起来。后来元政府曾不断努力改善这些驿站的条件。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元政府进一步在别十八里增设驿站(《经世大典·站赤》,见《永乐大典》卷19418)。

    从中原前往漠北的交通条件也大大改善。元代从大都通往和林的驿路有两条,一条经上都(内蒙古正兰旗东昭乃门苏木)、应昌(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泊西南),西北行抵克鲁仑河上游,转而西行至和林,共57站,称为帖里干道。另一条经兴和(今河北张北)、丰州(呼和浩特东白塔镇),出大青山,过净州(内蒙古四子王旗城卜子)、沙井,渡大漠,西北行至翁金河,北上达和林,共38站,称为木怜道。和林还有通往金山、谦州的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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