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烈兀消灭大食帝国残余后，使欧洲诸王公受到鼓舞，他们认为十字军可以与伊利汗国结为同盟，共同对付中近东穆斯林势力。历代伊利汗与教廷之间均有往来。旭烈兀的继位者阿八哈曾于1268年致书教皇，此信以拉丁文写成。1274年，阿八哈的使臣也致信教会的里昂大会，信亦以拉丁文写成。阿鲁浑汗曾派出列边·扫马为使，出使英、法国王和教皇。伊利汗合赞也于1291年致信教皇，信以蒙古文写成。从汉地启程赴波斯，后来担任报达聂思脱里教总主教的雅八·阿罗诃于1302年和1304年分别致信教皇，信件以阿拉伯文写成，钤有畏兀儿文印章（伯希和撰，冯承钧译：《蒙古与教廷》，中华书局1994年版）。
延祐年间（1314—1320年），有拂林国使臣来汉地。这位使臣应当就是后来加入蒙特戈维奴在大都传教团的安德鲁（陈得芝：《元仁宗时教皇使者来华的一条汉文史料》，刊于《中国史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他约于1318年来到泉州，接替去世的泉州主教裴列格林。安德鲁在泉州生活了4年后逝世。他的墓志至今尚存于泉州。后至元二年（1336年）元顺帝遣佛浪人（即欧洲人）安德烈率15人赴教廷致信教皇，同时带有元大都阿速人、知枢密院事贵族福定和左阿速卫指挥使香山等人的信件。教皇得知教廷派出的主教蒙特戈维奴已去世8年，就派出马黎诺里率32人赴元廷。
3.元代东西方宗教文化交流
在元代，由于蒙古统治者兼收并蓄各种宗教，各种宗教文化都得以流行和发展。元代中国通行的外来宗教主要是佛教、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天主教在这时传入中国。而中原流行的道教也随汉民的西迁传入西域。
（一）唐元时代西北地区的佛教分布
早在北宋时代，葱岭以东地区佛教就十分流行。《宋史·于阗传》中记载了嘉祐八年（1063年）于阗国主乞封为“鳞黑韩王”之事。“鳞”出自梵文，意金翅鸟。这说明，虽然当时于阗已经被信奉伊斯兰教的哈剌汗朝征服，但其王室还受佛教相当大的影响。
耶律大石建立西辽后，由于其皇室和贵族沿辽旧制信奉佛教，使佛教势力在中亚稍有发展。乃蛮人原来信奉聂思脱里教。屈出律投奔西辽后，成为驸马。他放弃原来的信仰，改奉佛教。屈出律篡夺西辽，攻下可失哈儿、斡端后，强迫当地居民放弃伊斯兰教，要他们或选择聂思脱里教和佛教，或遵行契丹人风俗。并派士兵侵入民居，监视百姓。在武力威胁下，可失哈儿、斡端的百姓只得服从。穆斯林的礼拜被禁止。清真寺和经学院被封闭(志费尼：《世界征服史》，汉译本，第73、85页)。屈出律的所为遭到了当地穆斯林的强烈反对。在斡端召开的有3000多名伊马目参加的辩论大会上，夏·伊马目阿老卜丁·麻合没的（Ala al Din Muhammad）挺身而出与之辩论，遭到囚禁，在受尽酷刑后，被钉死在寺院门上。
依仗武力建立起来的佛教势力是不能持久的。当屈出律为蒙古军擒杀后，伊斯兰教很快又在于阗、可失哈儿等地占据上风。到13世纪70年代马可·波罗经过这里时，已经看不到什么佛教势力了。周密的《癸辛杂识续集》记载道：丞相伯颜尝至于阗，于其地凿井，得一玉佛，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见筋骨脉络（学津讨原本，第17—18页；《南村辍耕录》卷28于阗玉佛条出于此）。穿井得玉佛的故事，间接地反映出当地佛教衰落的情景。
唐以后西北地区的佛教中心在天山东部的畏兀儿地区。回鹘人在迁到安西后，一面继续崇奉摩尼教，一面接受了当流行的佛教。元代文人欧阳玄记载：“高昌王有印曰：‘诸天敬护国第四王印’，即唐所赐回鹘印也。言诸天敬护者，其国俗素重佛氏，因为梵言以祝之。”（《高昌偰氏家传》，《圭斋文集》卷11。）北宋初王延德使高昌归来后记载道，高昌有“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37册，第5页）。近人在吐鲁番发现的大量高昌回鹘时期的回鹘文经卷残卷等遗物，说明其地佛教的盛况。
高昌回鹘的佛教受到摩尼教的强烈影响。回鹘佛教中诸天及恶魔等的名称，均来自于他们本来信仰的摩尼教中诸神恶魔之名：例如：“梵天”（Brahma）（Brahma，在汉译佛经中音译作婆罗吸摩、婆罗贺摩或婆览摩，又意译作梵天王、梵王，意为一切众生之父。）称Azrur，为伊朗神Zervan“大明尊”的转讹；“帝释”（Indra）（Indra，汉译佛经中作因陀罗，意为帝）。称Khormuzta，为Ormuzd“阿胡拉·马兹达”（光明之神）之转讹（郑元芳译：《西域文明史概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81页；并参见《维吾尔族史料简编》，1958年，第93页）。回鹘佛教文献中的这些来自中亚的语汇与粟特人有关，所以回鹘人不用梵语naraka“地狱”，而用相同意义的粟特词tamu；不用梵语的klesa“烦恼”，而用相同意义的粟特词nixwan；不用梵语的prthgjana“外道”，而用相应的粟特词midik取代。
蒙古统治者设有官员管领畏兀儿之地的释教。畏兀儿人月儿思蛮，“事宪宗，袭父爵，兼领僧人”（《元史·哈剌亦哈赤北鲁传》）。月儿思蛮董理畏兀儿地释教事当在13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
元代欧洲东来的使臣、旅行家留下的记载中也有关于畏兀儿地区佛教的记载。法兰西国王使臣鲁卜鲁克1253年前往朝见蒙哥汗时，在畏兀儿地区看到过不少佛僧。他描述说：“进此偶像庙，我看到僧徒，每月初一，他们打开庙门，穿上袍服，烧香悬灯，呈上民众的果品炊饼等祭物……这些畏兀儿人衣着如下：他们不论到何处去，总是身穿金色束腰外衣，系一腰带，状如富浪人，左肩至右侧着一袈裟，就像四旬节执事所穿的十字褡一样。”（柔克义：《鲁卜鲁克威廉前往世界东方的旅行，1253—1255》，第147—148页。）马可·波罗虽未到过畏兀儿之地，但也听说了畏兀儿地区的佛教，他说：“畏兀儿为一大州，臣属大汗，首府称哈喇火州，治下村镇众多，居民为偶像教徒……也里可温常与偶像教徒通婚。”（《马可·波罗游记》，穆勒、伯希和英译本，第155—156页。）
畏兀儿之东的哈迷里，也是西北地区的佛教中心之一。《元史·释老传》说国师必兰纳识里（也作理）（必兰纳识里，与蒙文《白史》语音相符，梵语意为“智慧吉祥”。《元史·文宗纪》又作必剌忒纳失里。）是感木鲁国（今新疆哈密）人。《元史》说他“初名只剌瓦弥的理……幼熟畏兀儿及西天书，长能贯通三藏暨诸国语。大德六年（1302年），奉旨从帝师授戒于广寒殿，代帝出家，更赐今名。皇庆中（1312—1313年），命翻译诸梵经典。延祐间（1314—1320年）……诸番朝贡，表笺文字无能识者，皆令必兰纳识理译进。尝有以金刻字为表进者，帝遣视之，廷中愕眙，观所以对。必兰纳识理随取案上墨汁涂金叶，审其字，命左右执笔，口授表中语及使人名氏，与贡物之数，书而上之。明日，有司阅其物色，与所赍重译之书无少差者。众无不服其博识……至治三年（1323年）……特授（沙津爱护持沙津爱护持，《元史》校勘者注曰：汉译“总统”，应为突厥语Sazin ayghuchi的音译，意为讲经师，见耿世民《两件回鹘文契约的考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第46—47页），且命为诸国引进使。至顺二年（1331年），又赐玉印，加号普觉圆明广照弘辩三藏国师……其所译经，汉字则有《楞严经》，西天字则有《大乘庄严宝度经》、《乾陀般若经》、《大涅槃经》、《称赞大乘功德经》，西番字则有《不思议禅观经》，通若干卷”。马可·波罗也说：“［哈迷里］州之居民，如上述其他各地居民一样，都是偶像教徒。”（《马可·波罗游记》，穆勒、伯希和英译本，第154页。）哈剌火州和哈迷里，直至明代仍有奉佛的记载。
《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有畏兀儿地昌八剌城以西再无佛僧，“回纥但礼西方耳”的说法，但刘郁《西使记》中记道：“［己未年（1259年）］三月一日过赛兰城，有浮图，诸回纥礼拜之所。”（王国维：《古行记校录》，《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37册。）这里提到的“浮图”如果确是指佛寺的话，则说明蒙古国时代畏兀儿以西，直至忽阐河流域仍零星散布着一些佛教据点。
（二）畏兀儿著名佛教人物及文献
自唐末至元初的数百年中，佛教在高昌回鹘中长兴不衰。直到13世纪20年代，丘处机西行朝见成吉思汗途中，在别十八里受到畏兀儿王公贵族、士庶、僧、道数百人的欢迎。他看到僧人皆着赭衣。在畏兀儿首领为他设置的宴席上，侍坐者“有僧、道、儒”。别十八里有“龙兴寺”，“寺有佛书一藏”。他继续西行至昌八剌城，畏兀儿首领率众来迎，欢迎人中也包括佛僧。在宴席上“有僧来侍坐”。丘处机“使译者问看何经典”，僧人回答“剃度受戒，礼佛为师”（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39册，第27—29页）。丘处机看到的应该都是畏兀儿僧人。
蒙古立国之初，因为“回鹘最强先附，遂诏其主亦都护为第五子，与诸皇子约为兄弟，宠异冠诸国。自是有一才一艺者，毕效于朝”（《佛祖历代通载》卷22，《敕赐乞台萨理神道碑略》）。这样，许多畏兀儿僧人入居汉地，为蒙古统治者服务。例如，高昌人舍兰兰“其地好佛，故为苾刍（梵语Bhiksu，为男性出家受具足戒者之通称，又写作煏刍、比丘，女曰苾刍尼、比丘尼（梵语Bhiksuni））者多”。海都叛乱引起畏兀儿人大量内迁，舍兰兰8岁从其亲至大都，入侍元世祖察必皇后。后来舍兰兰奉诏礼帝师迦罗斯巴斡即儿（即《释老传》中成宗年帝师乞剌斯八斡节儿（Grags pa'odzer）)为师。学成后“内而妃主，外而王公，皆敬以师礼，称曰八哈石。北人之称八哈石，汉人之称师也”。后受诏居妙善寺，“以黄金缮写番字藏经《般若八千颂》、《五护陀罗尼》10余部及汉字《华严》、《楞严》，畏兀字《法华金光明》等经二部。又于西山重修龙泉寺，建层阁于莲池。于吐蕃五大寺，高昌国旃檀寺，京师万安寺等，皆贮纱币，以给然灯续明之费。又制僧伽黎文数百，施番汉诸国之僧……”（《佛祖历代通载》卷22）。舍兰兰这位畏兀儿尼姑，入居大都后成为著名法师，虽久居汉地，但不忘故土畏兀儿地区。
别十八里人安藏，字国宝，自号龙宫老人，其祖父名小乘都，其家世奉佛教。安藏从小“目闻父兄讲诵经论”，“九岁始从师力学，一目十行俱下，日记万言。十三能默诵《俱舍论》三十卷，十五孔释之书皆贯穿矣。十九被征召对，称旨，特赐坐。世祖即位，进《宝藏论玄演集》一十卷，喜叹不已”（程矩夫：《秦国文靖公神碑》，《程雪楼文集》卷9，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印，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安藏又是元代著名翻译家，他把多种汉籍经典译成了少数民族文字。
别石拔里人大乘都，出自畏兀儿贵族世家，“中统中自其国来觐天光，世祖既知其家世甚盛，又知其学问有源，随问随对，上大器之，即命通籍禁门，恒侍左右，诵说经典，益久益亲，赐侍宴衣冠，貂裘帽，金带银器，白玉佛像、银钞等”。其子名曰大理都、大慈都（程矩夫：《秦国先墓碑》，《程雪楼文集》卷8，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印，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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