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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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定宗贵由即位后,派驻西亚的蒙古大将野里知吉带也与教皇有信使往来。野里知吉带于1248年派出使臣赛甫丁·木契非·倒的、马儿忽思致书教皇。其信中没有蒙古贵族致外国首领信中通常可见的傲慢态度,声称蒙古人是基督教的保护者,对统治区内的基督教各派,如拉丁派、希腊派、阿儿马尼(亚美尼亚)派、聂思脱里派、雅各派一视同仁。1255年法国国王的使臣鲁卜鲁克在出使蒙古归国途中,曾经遇到教皇的使臣出使蒙古诸王撒礼塔、不里和元宪宗的使臣5人。

    旭烈兀消灭大食帝国残余后,使欧洲诸王公受到鼓舞,他们认为十字军可以与伊利汗国结为同盟,共同对付中近东穆斯林势力。历代伊利汗与教廷之间均有往来。旭烈兀的继位者阿八哈曾于1268年致书教皇,此信以拉丁文写成。1274年,阿八哈的使臣也致信教会的里昂大会,信亦以拉丁文写成。阿鲁浑汗曾派出列边·扫马为使,出使英、法国王和教皇。伊利汗合赞也于1291年致信教皇,信以蒙古文写成。从汉地启程赴波斯,后来担任报达聂思脱里教总主教的雅八·阿罗诃于1302年和1304年分别致信教皇,信件以阿拉伯文写成,钤有畏兀儿文印章(伯希和撰,冯承钧译:《蒙古与教廷》,中华书局1994年版)。

    延祐年间(1314—1320年),有拂林国使臣来汉地。这位使臣应当就是后来加入蒙特戈维奴在大都传教团的安德鲁(陈得芝:《元仁宗时教皇使者来华的一条汉文史料》,刊于《中国史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他约于1318年来到泉州,接替去世的泉州主教裴列格林。安德鲁在泉州生活了4年后逝世。他的墓志至今尚存于泉州。后至元二年(1336年)元顺帝遣佛浪人(即欧洲人)安德烈率15人赴教廷致信教皇,同时带有元大都阿速人、知枢密院事贵族福定和左阿速卫指挥使香山等人的信件。教皇得知教廷派出的主教蒙特戈维奴已去世8年,就派出马黎诺里率32人赴元廷。

    3.元代东西方宗教文化交流

    在元代,由于蒙古统治者兼收并蓄各种宗教,各种宗教文化都得以流行和发展。元代中国通行的外来宗教主要是佛教、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天主教在这时传入中国。而中原流行的道教也随汉民的西迁传入西域。

    (一)唐元时代西北地区的佛教分布

    早在北宋时代,葱岭以东地区佛教就十分流行。《宋史·于阗传》中记载了嘉祐八年(1063年)于阗国主乞封为“鳞黑韩王”之事。“鳞”出自梵文,意金翅鸟。这说明,虽然当时于阗已经被信奉伊斯兰教的哈剌汗朝征服,但其王室还受佛教相当大的影响。

    耶律大石建立西辽后,由于其皇室和贵族沿辽旧制信奉佛教,使佛教势力在中亚稍有发展。乃蛮人原来信奉聂思脱里教。屈出律投奔西辽后,成为驸马。他放弃原来的信仰,改奉佛教。屈出律篡夺西辽,攻下可失哈儿、斡端后,强迫当地居民放弃伊斯兰教,要他们或选择聂思脱里教和佛教,或遵行契丹人风俗。并派士兵侵入民居,监视百姓。在武力威胁下,可失哈儿、斡端的百姓只得服从。穆斯林的礼拜被禁止。清真寺和经学院被封闭(志费尼:《世界征服史》,汉译本,第73、85页)。屈出律的所为遭到了当地穆斯林的强烈反对。在斡端召开的有3000多名伊马目参加的辩论大会上,夏·伊马目阿老卜丁·麻合没的(Ala al Din Muhammad)挺身而出与之辩论,遭到囚禁,在受尽酷刑后,被钉死在寺院门上。

    依仗武力建立起来的佛教势力是不能持久的。当屈出律为蒙古军擒杀后,伊斯兰教很快又在于阗、可失哈儿等地占据上风。到13世纪70年代马可·波罗经过这里时,已经看不到什么佛教势力了。周密的《癸辛杂识续集》记载道:丞相伯颜尝至于阗,于其地凿井,得一玉佛,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见筋骨脉络(学津讨原本,第17—18页;《南村辍耕录》卷28于阗玉佛条出于此)。穿井得玉佛的故事,间接地反映出当地佛教衰落的情景。

    唐以后西北地区的佛教中心在天山东部的畏兀儿地区。回鹘人在迁到安西后,一面继续崇奉摩尼教,一面接受了当流行的佛教。元代文人欧阳玄记载:“高昌王有印曰:‘诸天敬护国第四王印’,即唐所赐回鹘印也。言诸天敬护者,其国俗素重佛氏,因为梵言以祝之。”(《高昌偰氏家传》,《圭斋文集》卷11。)北宋初王延德使高昌归来后记载道,高昌有“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37册,第5页)。近人在吐鲁番发现的大量高昌回鹘时期的回鹘文经卷残卷等遗物,说明其地佛教的盛况。

    高昌回鹘的佛教受到摩尼教的强烈影响。回鹘佛教中诸天及恶魔等的名称,均来自于他们本来信仰的摩尼教中诸神恶魔之名:例如:“梵天”(Brahma)(Brahma,在汉译佛经中音译作婆罗吸摩、婆罗贺摩或婆览摩,又意译作梵天王、梵王,意为一切众生之父。)称Azrur,为伊朗神Zervan“大明尊”的转讹;“帝释”(Indra)(Indra,汉译佛经中作因陀罗,意为帝)。称Khormuzta,为Ormuzd“阿胡拉·马兹达”(光明之神)之转讹(郑元芳译:《西域文明史概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81页;并参见《维吾尔族史料简编》,1958年,第93页)。回鹘佛教文献中的这些来自中亚的语汇与粟特人有关,所以回鹘人不用梵语naraka“地狱”,而用相同意义的粟特词tamu;不用梵语的klesa“烦恼”,而用相同意义的粟特词nixwan;不用梵语的prthgjana“外道”,而用相应的粟特词midik取代。

    蒙古统治者设有官员管领畏兀儿之地的释教。畏兀儿人月儿思蛮,“事宪宗,袭父爵,兼领僧人”(《元史·哈剌亦哈赤北鲁传》)。月儿思蛮董理畏兀儿地释教事当在13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

    元代欧洲东来的使臣、旅行家留下的记载中也有关于畏兀儿地区佛教的记载。法兰西国王使臣鲁卜鲁克1253年前往朝见蒙哥汗时,在畏兀儿地区看到过不少佛僧。他描述说:“进此偶像庙,我看到僧徒,每月初一,他们打开庙门,穿上袍服,烧香悬灯,呈上民众的果品炊饼等祭物……这些畏兀儿人衣着如下:他们不论到何处去,总是身穿金色束腰外衣,系一腰带,状如富浪人,左肩至右侧着一袈裟,就像四旬节执事所穿的十字褡一样。”(柔克义:《鲁卜鲁克威廉前往世界东方的旅行,1253—1255》,第147—148页。)马可·波罗虽未到过畏兀儿之地,但也听说了畏兀儿地区的佛教,他说:“畏兀儿为一大州,臣属大汗,首府称哈喇火州,治下村镇众多,居民为偶像教徒……也里可温常与偶像教徒通婚。”(《马可·波罗游记》,穆勒、伯希和英译本,第155—156页。)

    畏兀儿之东的哈迷里,也是西北地区的佛教中心之一。《元史·释老传》说国师必兰纳识里(也作理)(必兰纳识里,与蒙文《白史》语音相符,梵语意为“智慧吉祥”。《元史·文宗纪》又作必剌忒纳失里。)是感木鲁国(今新疆哈密)人。《元史》说他“初名只剌瓦弥的理……幼熟畏兀儿及西天书,长能贯通三藏暨诸国语。大德六年(1302年),奉旨从帝师授戒于广寒殿,代帝出家,更赐今名。皇庆中(1312—1313年),命翻译诸梵经典。延祐间(1314—1320年)……诸番朝贡,表笺文字无能识者,皆令必兰纳识理译进。尝有以金刻字为表进者,帝遣视之,廷中愕眙,观所以对。必兰纳识理随取案上墨汁涂金叶,审其字,命左右执笔,口授表中语及使人名氏,与贡物之数,书而上之。明日,有司阅其物色,与所赍重译之书无少差者。众无不服其博识……至治三年(1323年)……特授(沙津爱护持沙津爱护持,《元史》校勘者注曰:汉译“总统”,应为突厥语Sazin ayghuchi的音译,意为讲经师,见耿世民《两件回鹘文契约的考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第46—47页),且命为诸国引进使。至顺二年(1331年),又赐玉印,加号普觉圆明广照弘辩三藏国师……其所译经,汉字则有《楞严经》,西天字则有《大乘庄严宝度经》、《乾陀般若经》、《大涅槃经》、《称赞大乘功德经》,西番字则有《不思议禅观经》,通若干卷”。马可·波罗也说:“[哈迷里]州之居民,如上述其他各地居民一样,都是偶像教徒。”(《马可·波罗游记》,穆勒、伯希和英译本,第154页。)哈剌火州和哈迷里,直至明代仍有奉佛的记载。

    《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有畏兀儿地昌八剌城以西再无佛僧,“回纥但礼西方耳”的说法,但刘郁《西使记》中记道:“[己未年(1259年)]三月一日过赛兰城,有浮图,诸回纥礼拜之所。”(王国维:《古行记校录》,《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37册。)这里提到的“浮图”如果确是指佛寺的话,则说明蒙古国时代畏兀儿以西,直至忽阐河流域仍零星散布着一些佛教据点。

    (二)畏兀儿著名佛教人物及文献

    自唐末至元初的数百年中,佛教在高昌回鹘中长兴不衰。直到13世纪20年代,丘处机西行朝见成吉思汗途中,在别十八里受到畏兀儿王公贵族、士庶、僧、道数百人的欢迎。他看到僧人皆着赭衣。在畏兀儿首领为他设置的宴席上,侍坐者“有僧、道、儒”。别十八里有“龙兴寺”,“寺有佛书一藏”。他继续西行至昌八剌城,畏兀儿首领率众来迎,欢迎人中也包括佛僧。在宴席上“有僧来侍坐”。丘处机“使译者问看何经典”,僧人回答“剃度受戒,礼佛为师”(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39册,第27—29页)。丘处机看到的应该都是畏兀儿僧人。

    蒙古立国之初,因为“回鹘最强先附,遂诏其主亦都护为第五子,与诸皇子约为兄弟,宠异冠诸国。自是有一才一艺者,毕效于朝”(《佛祖历代通载》卷22,《敕赐乞台萨理神道碑略》)。这样,许多畏兀儿僧人入居汉地,为蒙古统治者服务。例如,高昌人舍兰兰“其地好佛,故为苾刍(梵语Bhiksu,为男性出家受具足戒者之通称,又写作煏刍、比丘,女曰苾刍尼、比丘尼(梵语Bhiksuni))者多”。海都叛乱引起畏兀儿人大量内迁,舍兰兰8岁从其亲至大都,入侍元世祖察必皇后。后来舍兰兰奉诏礼帝师迦罗斯巴斡即儿(即《释老传》中成宗年帝师乞剌斯八斡节儿(Grags pa'odzer))为师。学成后“内而妃主,外而王公,皆敬以师礼,称曰八哈石。北人之称八哈石,汉人之称师也”。后受诏居妙善寺,“以黄金缮写番字藏经《般若八千颂》、《五护陀罗尼》10余部及汉字《华严》、《楞严》,畏兀字《法华金光明》等经二部。又于西山重修龙泉寺,建层阁于莲池。于吐蕃五大寺,高昌国旃檀寺,京师万安寺等,皆贮纱币,以给然灯续明之费。又制僧伽黎文数百,施番汉诸国之僧……”(《佛祖历代通载》卷22)。舍兰兰这位畏兀儿尼姑,入居大都后成为著名法师,虽久居汉地,但不忘故土畏兀儿地区。

    别十八里人安藏,字国宝,自号龙宫老人,其祖父名小乘都,其家世奉佛教。安藏从小“目闻父兄讲诵经论”,“九岁始从师力学,一目十行俱下,日记万言。十三能默诵《俱舍论》三十卷,十五孔释之书皆贯穿矣。十九被征召对,称旨,特赐坐。世祖即位,进《宝藏论玄演集》一十卷,喜叹不已”(程矩夫:《秦国文靖公神碑》,《程雪楼文集》卷9,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印,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安藏又是元代著名翻译家,他把多种汉籍经典译成了少数民族文字。

    别石拔里人大乘都,出自畏兀儿贵族世家,“中统中自其国来觐天光,世祖既知其家世甚盛,又知其学问有源,随问随对,上大器之,即命通籍禁门,恒侍左右,诵说经典,益久益亲,赐侍宴衣冠,貂裘帽,金带银器,白玉佛像、银钞等”。其子名曰大理都、大慈都(程矩夫:《秦国先墓碑》,《程雪楼文集》卷8,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印,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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