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土生的葵与现代种植的向日葵应是不同的品种。虽然古代中国已经种植葵，但并没有成为主要农作物品种。向日葵成为我国主要农作物之一应是地理大发现以后的事。
（三）汉学西传
（1）耶稣会士的汉学译著
欧洲人真正了解中国是从阅读传教士们为介绍中国文化所写的各种书籍开始的。在介绍中国语言文字之学的著作中最重要的是法国传教士金尼阁于1626年所编写的《西儒耳目资》，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拉丁化拼音的汉语字典。金尼阁于1610年入明，在山西传教时结识精通“小学”的中国学者韩云，后又在陕西认识学者王征。金尼阁以利玛窦等人编写的汉字注音书为基础，在明四夷馆官员吕维祺等人的帮助下编成此书，王征与金尼阁合写的《西儒耳目资问答》附于其后。
此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叙述编撰经过、目的，并介绍汉语音韵学基本知识。第二部分称为“列音正谱”，即相当今日之音序检字。中国音韵学家在魏晋以后，受印度语音学的影响，开始研究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为作诗文方便创造了韵部检字法，此即音序检字法之来源。音序检字法最大的优点在于帮助使用者查到知道其发音但不知字形的字。第三部分为“列边正谱”，即根据偏旁检字，这是汉字编写字典的最古老的办法。偏旁检字法主要适用于知道字形不知发音的情况。这两套方法配合使用，使汉字检索的速度大大加快。现代汉语字典使用的也是这两种方法。
金尼阁用5个“自鸣字母”（元音：a，e，i，o，u）与20个“同鸣字母”（辅音）相拼，配上声调符号来拼写汉语，开创了汉语拼音的先河。在他以后，还有其他耶稣会士编写汉语字典，如1687年来华的法国人白晋编有《中法小词典》。除了汉语外，有些传教士努力研习满文，钱德明（Amiot）曾编出满法词典及梵藏汉满法词典《五译合璧集要》，孙璋（De la Charme）编有法汉满词典等。18世纪中叶，德国传教士魏继晋（Florian Bahr）编辑了汉德字典，共收汉语词汇2200余个，是迄今最早的汉德字典。
耶稣会士在向欧洲介绍中国历史方面花费了巨大的心血。清初史是传教士们研究的重点，1688年法国神父奥尔良（Pere d'Orleans）发表了《吞并中国的两个满洲征服者的历史》，白晋于1697年出版了康熙皇帝的传纪。白晋的著作引起了德国著名学者莱布尼兹的重视，他曾把它译为拉丁文。宋君荣是另一位在介绍中国历史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传教士，曾写成《唐代吏》。他对蒙古史有极大的兴趣，1739年他用法文出版了《成吉思汗与蒙古史》，首次把中国史料与穆斯林史料结合起来研究蒙古史。最重要的介绍中国通史的著作，是冯秉正依据朱熹的《通鉴纲目》满文本摘译的法文本，作者还补充了明清部分，于1777—1783年分13卷在法国出版，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以西方文字出版的中国通史著作。除了中国历史以外，传教士们对钻研经学也不遗余力。
（2）儒学对莱布尼兹的影响
传教士们把中国的消息传到欧洲，使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大。在18世纪，注意到中国的欧洲思想家们中最重要的是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年）、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1689—1755年），和德国的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1646—1716年）。
莱布尼兹是德国著名学者，他既是哲学家，又是自然科学家。他和牛顿并称为微积分学的创始人，是数理逻辑学的先驱。1687年以前，他就通过传教士的报告接触到中国的儒学和释、道著作，读过孔子、老子的作品。1689年他在罗马认识了曾任清政府钦天监监正的耶稣会士闵明我。闵明我返回中国后，与莱布尼兹保持着断续的联系。对他影响甚大的有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等人译著、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此书将《大学》、《中庸》译为拉丁语，并附有对《周易》的解释。
莱布尼兹具有文化普遍性的观点，1697年他编辑出版了重要著作《中国新论》，他认为儒学与基督教教义有许多相近之处，把中国与欧洲并称为两大文化源泉。他觉得西方的自然科学、思辨哲学、逻辑学对东方有所启发，而中国的实用哲学和道德则对西方有吸引力。他在致普鲁士国王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到中国的一些古老的数学符号中包含着新的数学钥匙。莱布尼兹的《中国新论》受到法国在华传教士白晋的赞赏，他建议莱布尼兹研究《易》经的数学原理。莱布尼兹经过对卦的数学配列顺序的研究，终于发现了《易》经的二进位制原理。
（3）伏尔泰与孟德斯鸠的争论
法国启蒙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们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从传教士们的著述、行旅的游记和报道等资料中间接地了解了中国。他们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对中国的制度褒贬不一，甚至引起争论。
孟德斯鸠与伏尔泰都反对专制制度，但他们的观察点不同。孟德斯鸠更注重理论，致力于研究事物的本质，而不主张谴责任何国家的现存制度。伏尔泰主张开明的专制主义，较为实际，希望从中国的专制制度中吸取有益的成分。孟德斯鸠和伏尔泰都不是孤立的个人，他们代表了欧洲当时思想界对中国的看法。
针对一些传教士对中国赞口不绝的言辞，孟德斯鸠表示反对，他还亲自与旅居巴黎的中国人交谈，证实自己反对专制的观点。他写了一部题为《论法的精神》的著作，认为中国虽无宪法，但有道德规范，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道德规范起着宪法的作用。中国人口众多，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一遇天灾人祸便产生动乱，君主不得不提倡耕织，兴修水利，实行科举，设置谏官，这些措施虽然限制了统治者的权力，但仍不能改变中国社会的专制性质。他了解到中国存在着饥荒、酷刑、弃婴等现象，他认为中国无疑是一个专制国家，中国君主根据个人意志对国家实行恐怖统治，有权剥夺任何人的生命，直至灭族，人民毫无自由。
百科全书派代表人物狄罗德虽然承认中国文化古老，但他指出中国到了近代已经停滞不前，与历史进步的潮流背道而驰。激进思想家卢梭则认为，中国为满族这个少数民族所统治，人民没有反抗精神，文化再发达，学者再众，也毫无用处。
伏尔泰曾写过三篇论文批判孟德斯鸠，认为中国实行的不是专制制度，君主的权力一向受到御史和谏臣的限制，地方官员对死刑的判决必经大理寺批准。伏尔泰推崇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观，认为中国人讲究容忍、明智，主张既然法国能够向中国学习制造瓷器，就应当同样学习中国的优点。
尽管这些法国思想家对中国问题的争论有些像盲人摸象，争论各方都自以为认识了中国。但总的来说，孟德斯鸠一派对中国的批判虽然言辞苛刻，但相对更为深刻些，而伏尔泰的见解则有些浮于表面。然而这场涉及中国制度的辩论却反映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在西方的影响由于“地理大发现”而大大地加强了。结束语结束语
大海在航海没有发展起来之前曾经是各地人民交往的障碍。但随着人类航海科学的发展，它逐渐变为通途。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以前，海上丝绸之路曾是和平的通路，是亚洲各国人民以及东方与西方之间交流的主要渠道。除了元初13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20余年间，蒙古统治者对日本和占城、爪哇发动的征服战争，以及明朝中期中朝两国对日本的海战以外，在长达2000余年的历史时期内，亚洲国家之间、亚非国家之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海上冲突。各国人民利用条条海上通道通商、交往、旅行，传播文化、宗教。
中国在古代世界上堪称文明之邦。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中心相距遥远，中国是远东地区的文明中心，其文化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在从汉代到清初长达近2000年的时期内，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着主要的文明输出国的角色。但我们切不可因之认为，中国文化在历史上只有输出，没有输入。文化交往与物质交往一样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
中国自古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中国人向印度学习了佛教，使佛教在中国落地生根，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还吸收了许多随佛教一同入华的世俗文化和科学技术。今天佛教在印度早已消失了，但在中国和东亚、东南亚许多国家却保存下来。中国人民在与异域的交往中也学会了使用香料，今天当人们看见寺庙中香烟缭绕时，恐怕不会想到这是一种来自外国的习俗。
欧洲人东来以前，中国人在中外和东西方交往中长期扮演着主要角色。地理大发现以后，殖民统治和压迫相随而来，中国人在东西方交流中的作用减弱了，但海上丝绸之路并没有中断。欧洲人“发现”了东方，东方的产品如丝绸、茶叶、瓷器等大量涌入世界市场，欧洲工业品也大量输出到东方，世界环球航线的开辟使东西方之间的交往以空前的速度发展起来。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将使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也会对他国人民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新时代的中外交往是历史上中外交流的继续。海上丝绸之路不但是亚非各国人民和东西方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也将是今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的通途。这条友好交往之路在历史上曾经造福于各国人民，我们相信它在将来必定会变得更为宽广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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