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希望赫伯特·胡佛成为他的竞选对手，因为这样选民们会有一个明确的选择对象。共和党人一开始也以渴望的目光盯着这位前总统，但是很失望，因为胡佛的名字同灾难联系得太紧，结果在第一轮投票中就选出堪萨斯州州长艾尔弗雷德·蓝登为总统候选人。兰登是中西部人，共和党提名他当总统候选人是希望他对农民具有感召力，能调动保守派日益增长的反对罗斯福的情绪。然而，兰登没有什么个人魅力，在竞选演说中表现平平，呆板乏味，举止平淡无奇。但是，共和党领袖认为，这会成为可贵之处，只要选民们对罗斯福始终笑容可掬的模样和明显的狡黠态度感到厌烦。有一次，在听了兰登的演讲后，伊克斯刻薄地挖苦说：“如果这是兰登所能发表的最好的演讲，民主党的竞选委员会应该把自己所有的经费全部供给他到各地去演讲。”
随后，民主党在费城召开代表大会，罗斯福和加纳被全体代表经口头表决再次提名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虽然部分代表期望绕过罗斯福另选一位“某个真正的民主党人”。1936年6月27日晚上，罗斯福到富兰克林运动场发表接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演说。当晚，雨一直不停地下着，他在儿子吉米的搀扶下，拖着僵直的腿，蹒跚地从聚集在讲台后面的人群中间挤过。在人头攒动的人群中认出了老诗人埃德温·马卡姆，罗斯福想同他握握手，但拥挤太厉害，罗斯福差点摔了一跤，手中的发言稿撒落在人群中。特工人员赖利手疾眼快，一把扶住罗斯福，左右急忙把支架重新安装好。赖利唯恐混乱中有人把马卡姆误认为刺客，发狂似的朝这位目瞪口呆的诗人高喊：“别动！别动！”罗斯福脸色煞白，急促地喊：“快把我身上掸干净！快把发言稿捡起来！”一切恢复正常后，罗斯福才走向讲台。
他每到一处，他总是讲述一下他第一届总统任期的功绩——将1936年的情况同1932年的情况对比一番：成千上万的农场和住宅获得拯救，没有被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创造了就业机会，经济开始回升，失业人数比经济萧条最严重时期减少了约600万人。汽车厂商预言，1936年将是自1929年以来最景气的一年。公司利润是1929年股票价格猛跌以来最高的，道琼斯工业股票平8631均数，比1932年增长80%。罗斯福大肆嘲讽他的反对者：“1933年夏天，有位头戴丝绸帽子的老绅士在防波堤边上不小心落水了，但是他不会游泳。一位朋友跑下防波堤，跳进水里，把他救上来，但丝绸帽子被浪冲走了。老绅士苏醒过来后，千恩万谢，夸奖他的朋友救了他的命。但是，三年后的今天，老绅士却因丢了帽子而斥责他的朋友。”
10月31日晚，罗斯福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竞选活动的最后一篇激昂慷慨的演说，他的讲话引起一次又一次地鼓掌欢呼。他说：“全国因政府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无所事事而吃了12年苦头。全国人民看着政府，可政府转过脸去。9年受金钱愚弄，3年遭遇祸患！9年发疯般地厮守在行情自动显示器旁，3年在领取救济的队伍中苦挨日月！9年愚蠢地想入非非，3年灰心绝望！今天，某些强大势力企图恢复那样的政府以及它的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理论。在大约4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政府不是游手好闲、终日无所事事，而是卷起袖子大干。我们将继续大干下去。”罗斯福讲得激情澎湃，他指出他的“宿敌”就是“企业界和金融界垄断集团、投机倒把的奸商、鲁莽的银行老板、地方主义以及靠战争牟取暴利的投机商”，并说这些势力长期以来一直把美国政府看成他们的专属领地。这几股势力像今天这样紧紧地抱成一团，反对一位总统候选人，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我想说，”罗斯福进一步指出，“在我领导的首届政府执政期间，这些自私自利、权欲熏心的势力遇到了势均力敌的对手。”听众纷纷响应，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我还想说——”这时又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和铃铛号角声，他的声音被淹没。“请静一静！”总统高喊，“我还想说：“到我领导第二届政府的时候，这些势力将会遇到强手！”
1936年大选，罗斯福大获全胜。他获得了除缅因和佛蒙特两州以外的全部选举人票。直接选票也超出共和党候选人兰登900万张。在国会两院，民主党掌握了绝对优势，参院是76比16，众院是332比89。罗斯福成了门罗总统以来114年接连两届由本党控制国会两院的第一个总统。
1937年1月20日，天气非常不好，大批群众冒雨聚在国会大厦前面观看富兰克林·罗斯福第二次就职典礼。观众都躲在伞下避雨，从典礼台上望去，仿佛是一片黑蘑菇。当总统和首席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面对面地站在摊开的罗斯福家用《圣经》两侧的时候，他们之间的气氛十分紧张。为了怕被雨水淋湿，《圣经》蒙上了一层玻璃纸。在领读誓词过程中，当休斯念到“维护、保护和保卫宪法”这几个字时，他故意加重了语气，罗斯福在跟着念这几个字时，也加重了语气。后来罗斯福指出他当时真想高声喊道：“是的，可那是我所理解的宪法，十分灵活，能应付民主制度中的任何问题，而不是你们最高法院用来阻碍进步和民主的那种宪法！”
人群中的新政派对罗斯福富有战斗精神的人道主义报以热烈的欢呼。两周前，罗斯福已向国会提出一项计划，要求通过工资工时法案和清理贫民区法案，改组政府行政部门，续订互惠贸易协定和建立几个地区性的类似田纳西水利局的机构。但是最高法院看来似乎处处与罗斯福作对，在审理的16项案件中，大法官们对11项作出了不利于行政当局的裁决。罗斯福在发表第二次宣誓就职演说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措施，而是敦促美国人民“坚决要求民选政府的每个部门都用有效手段来执行他们的意愿”。每个部门当然也包括最高法院。
在第一届任期内，罗斯福一直想到对最高法院进行改革。他是美国第一位任职四年而未能亲自任命一名大法官的总统，这一点让他心里很不舒服。他常常跟朋友和伙伴们谈论这个问题。有一些人建议他谨慎从事，包括参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亨利·艾休尔斯特参议员。艾休尔斯特指出，大法官们都年事已高，再过几年这个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因为随着大法官们的逝世和退休，最高法院会出现空缺，罗斯福可以用他的人来补缺。他预言：“命中注定由你任命的大法官要比华盛顿将军以后任何一任总统任命的都更多。”另一些人则敢作敢为。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对总统说：“那些研究我国宪政制度和我国社会需要的学者，看到最高法院中多数盲目的、固执的大法官造成的这种僵局，都不会感到满意的。”弗兰克福特还说，司法部门的保守派显然在用他们自己对法律的解释来维护他们的经济与社会偏见。总统完全有理由要求用修改宪法的办法加以补救。
实际上，最高法院对于收到的状书和上诉书有81%未予受理，而且没有说明任何原因。罗斯福说：“联邦司法机构的人员不能胜任交给他们的工作。”他把这归咎于法官们“年事已高或体力不济，可是仍一心想留在最高法院里。”他也明确地指出：“如果能不断地、有计划地补充年轻的血液，就能给法院增添活力，使它具备更好的条件，去认识和根据不断变化的世界需要和实际情况运用基本的司法概念。”
富兰克林·罗斯福发表演说
保守派政治家和报刊立刻对罗斯福往法院里注入新鲜血液的计划给予抨击。赫伯特·胡佛盼望1940年的选举，希望届时能结束痛苦的游荡生活，重返白宫。他给罗斯福的反对者们提出一句口号：“不许碰最高法院！”股票市场价格下跌。
保守派的民主党人，如弗吉尼亚州的卡特·格拉斯等人，指责这项计划不道德，称这是是自共和国成立以来绝无仅有的。《纽约先驱论坛报》说，如果罗斯福的建议成为法律，那就“会把美国自立国以来一直存在的国家断送掉”。美国商会、自由联盟、美国革命女儿会、美国退伍军人团以及全国制造商协会都表示反对。一些律师协会、州议会、吉瓦尼斯俱乐部以及妇女俱乐部也纷纷通过决议，指责这项计划。堪萨斯州众议员尤利塞斯·盖耶模仿莎士比亚的悲恸腔调喊道：“我们这个皇帝吃的是什么肉竟然长得这么高大？”沃尔特·李普曼一本正经地说，提出这项计划是发动“一场不流血的政变”。
富兰克林·罗斯福怒不可遏，他向美国人民陈述了他的立场。他呼吁全体民主党人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捍卫在过去四年里取得的成就。他不再佯称是想提高法院的效率，而是直接指出当前的可怕境况——新政的前途危在旦夕。他说，最高法院“掌握着否决”所有重大的“新政”立法大权。法院颁布的禁令已使《瓦格纳法》的实施陷于瘫痪，并鼓励大公司公然蔑视这项法规。水灾和旱灾波及全国，而低一级的联邦法院却颁布禁令，使田纳西水利局无法开展工作。罗斯福指出：“就是现在，全国还有三分之一的人饥不饱腹，衣不蔽体，居住的条件极差！如果我们对信任我们的人守信用，如果我们要想使民主政体获得成功……我们就必须采取行动——现在就采取行动！”
罗斯福无意后退。关于改革法院的斗争持续发展，不仅仅是政府的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争夺权力的斗争。在总统看来，这场斗争现在已经成了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决斗。哈里·伯德、米勒德·泰丁斯和沃尔特·乔治之类的保守派民主党人长期反对新政，但是从南北战争以后以及尔后的重建过程中开始形成的政治传统使他们不能同共和党人结盟。如果罗斯福放弃这场斗争，那就意味着把民主党的未来葬送在这些保守派的手里。他已表示不谋求第三个任期，如果他输掉这场斗争，他就不能提名他的接班人。所以，如果他希望完成他宏伟的计划，那么在这场彻底战胜新出现的保守联盟的斗争中，他就不能心慈手软。
“你觉得法院问题的情况如何，杰克？”罗斯福问加纳。加纳此时已从得克萨斯州回来，并对参议员的意见私下作了一番调查。
“你是希望按原计划推行，还是采取折衷方案？”
“按原计划推行。”总统笑着回答。
“好，”加纳回答，“那你输定了，你没有那么多票数。”
于是，罗斯福决定退让，让加纳来缔结一个协议以维持总统已经下降的声望。7月22日，在罗斯福首次宣布他的建议后的168天，这场斗争终于结束了，参议院悬殊的票数决定把法院改革法案送回委员会。一星期后，加纳强迫参议院通过一项软弱无力的替代方案。要求对比较低级的联邦法院实行无关痛痒的程序改革。对最高法院只字未提。
罗斯福对最高法院的战斗就这样宣告结束。这使得罗斯福的政敌乐不可支，他们认为罗斯福太过骄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冒冒失失地向美国一个令人尊敬的机构展开了进攻。实际上，关于法院的改革无论如何都是相当困难的。人们认为最高法院是宪法保护者，大法官们具有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回击的能力。在由大批律师所组成的国会中，那种根深蒂固的法治传统都是阻碍罗斯福进行改革的障碍。罗斯福对于法院的改革也是他竞选总统运动的必然延续。但是，这一次他惯用的办法失灵了。因为这一次他要争取国会通过一项备受争议的提案，而不是一个政治领袖。他要在这次改革中取得胜利，就得把一些关键性的国会议员争取过来。当时的民主党是一个零散的部队，他以一个“无声的危机”作为基础呼吁人们予以支持，但人民并没有看见任何危机。
总之，关于最高法院的斗争对罗斯福而言是一次惨败。但是，这是不是一次致命的、无可挽回的失败，则有待以后事态的发展才能确定。从表面看来，这次失败对罗斯福并没有影响，实际上罗斯福深受打击。他不仅在最高法院改革的斗争中受到损伤，而且面临着可能使新政的成就丧失殆尽的经济衰退。
夏末，股票市场已呈现疲软状态。刚开始股票只是正常下跌，人们也只提出了一般的解释——重新整顿、纠偏性的变动等。但是情况急速恶化，人们突然间开始抛售股票，股票价格跌落到新的最低点，情势与1929年经济危机时的状况非常相似。委托抛售的函电从全国各地雪片般飞来，1天之内成交额就达到700万股，连交易所自动收报机也简直应接不暇。
罗斯福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中。他认为经济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他对内阁说：“我到各地去了一趟，知道情况是好的。农民的产品能卖到好价钱。”他怀疑是大财团对市场施加压力，向政府发难。“只要我们耐心等待，不动声色，情况自会好转。”然而总统还是很担心地落到同胡佛一样难堪的境地，20世纪30年代初期，胡佛不断地发表充满希望的声明，结果成了无情的讽刺。
因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经济持续恶化，股票继续下跌，整个经济这时也开始下降。当时的财政部长摩根索报告说，金融界极为不安。经济下降的严酷事实迫使罗斯福不得不面对现实。但是罗斯福举棋不定，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措施。他曾经沮丧地说他最近收到两位颇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来信：“一封信说，全部问题在于资本转为信贷的速度，所以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购买力上。另一封信说，忘掉所有关于资本转为信贷的速度的数学公式吧。全部问题在于13亿人的购买力。”11月，他要求国会召开特别会议。“如果私营企业不对危机作出反应”，他声称，“政府就必须着手处理萧条问题。”
最终使罗斯福采取行动的是形势而不是理论。1938年3月，股票市场暴跌，经济指数也急剧下降，失业继续上升。实际上，这是从1937年9月开始的下降中整个国家所经历过的最严重的一次。甚至一些商业界领导人也小心翼翼地要求扩大开支。这时霍普金斯已经恢复活动，他带着新政派经济学家的备忘录同罗斯福会面，要求他批准一项大规模的支出计划。罗斯福知道他必须有所行动了，他决定放弃平衡预算，重新扩大开支。1938年4月中旬，他向国会提出了一个有关30亿美元支出的计划，并在一次很长的“炉边谈话”中详述了这一计划。两星期以后，他要求国会彻底调查美国工业界经济实力集中的情况以及这种集中对竞争的衰落所起的影响。国会对于他的建议反应强烈，没有几个星期就以绝对多数票通过法案。在下个财政年度中拨出了30亿美元的开支和贷款，并成立了一个由参议员约瑟夫·奥马奥尼担任主席的“全国经济临时委员会”，其成员有参议员、众议员和政府官员，并有几十名专家，以便对经济情况作全面调查。短短几个月内，商业指数开始上升，但大量的失业仍然给经济笼上浓重的阴影。
罗斯福同时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干预。有时罗斯福亲自出面，有时由代理人传达总统的祝福和诅咒。得宠的人受到热烈欢迎，被贬的人受到冷落，不少人对罗斯福的决定感到惊愕。法利想说服他不要采取这一步骤，但是法利这颗明星在白宫的天空中在暗淡下去。
随着经济情况的恶化，罗斯福的声望也下降了。1938年，人们对罗斯福的态度非常矛盾。一方面，大家都喜欢罗斯福本人。在调查人员询问“你是否喜欢罗斯福的个人品格时”，十有八九的人都会说“喜欢”。黑人、贫民、工人和失业者都热烈支持罗斯福。西南部地区有98%的人支持他，其他地区也与此类似。在集团内部，无论是职员还是业主，投赞成票的比例都不少于75%。另一方面，谈到罗斯福的基本经济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方法时，情况就大相径庭了。1938年春天的调查显示，赞成罗斯福经济目标的人还没有超过半数，其他人都表示反对或者怀疑。不喜欢他所采取的经济措施的人比喜欢的人多。在黑人、穷人、中下层和富人这五大经济集团中，除了黑人和穷人，其他几个阶层中的大多数人都反对罗斯福所采取的经济措施。在发表意见的人们当中，约有一半的人说罗斯福的权力过大，即使赞成他的经济目标的人们当中，也有四分之一的人有此忧虑。可以说，各个阶层的人都对总统权力过大表示担忧。虽然这种忧虑与各阶级对罗斯福及其政策的总的态度相似，但在中下阶级中却显得更加突出。
到了1938年4月，国会山上的事态发展使这些问题格外突出。当时，一位国会发言人给白宫打电话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不要把引起争论的法案送来了。”这是国会的真实呼声。当时，新政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参议员和众议院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罗斯福的领导踌躇不前，对白宫的很多人和事物，他们都感到厌烦。对于罗斯福本人，虽然大家依然很喜欢他这个人，但是对于他的与日俱增的权力和野心，也更加怀疑了。有人曾经轻蔑地说：“罗斯福算老几？各路诸侯中他不过是一路而已。西北部是惠勒当家，南部是休伊朗的天下。他就像国王，一心想要罢黜诸侯。”1938年的国会并无意废除新政，但也不愿再扩大新政以实现罗斯福关于改善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的人们居住困难、营养不良状态的豪言壮语。
1938年4月下旬，在威斯康星大学的体育馆，在一面有个圆圈套着十字的大旗下，著名勇士鲍勃的后裔，年轻的参议员鲍勃的兄弟威斯康星州州长菲利普·拉福莱特向几千名全神贯注的听众发表演说。他身材颀长、头发灰白、面孔却显得有点稚气。身着带W大字母运动衫的足球队员在走廊里走来走去。这次集会是成立一个新政党，美国进步党。
人们认为新的历史已经开始了——其意义也许同84年前共和党在威斯康星州的里彭宣告成立时一样。大家议论说，这个年轻的进步党人戳到了罗斯福的痛处。他正好打在新政经济纲领和新政政治纲领的最薄弱的要点上。拉福莱特认为，十年来“共和党和民主党一直措施不力”。人民对于过多的救济照顾、匮乏经济觉得很不满足，他们要求职业和保障。这个新政党将不是一个人民阵线，“不是为了权宜之计而将互相矛盾的势力纠集在一起”。这显然是在嘲笑罗斯福及其联盟。
群众被卷入这阵热潮，罗斯福似乎想藐视它。实际上罗斯福对这个新党的态度非常复杂。他知道拉福莱特此举是经过认真策划的，农工和劳工领袖又大力扶植。对于这个运动不能等闲视之。罗斯福固然希望这件事可以成为对民主党保守派的有益警告，说明他们的党有失去自由派支持的危险。整个事情取决于菲尔和鲍勃不做得太过分。罗斯福告诉伊克斯，为了防止他们走得太远，他要邀请鲍勃到波托马克河上作一次巡航，他将向这位参议员指出，1940年以后鲍勃可以获得国务卿的职位，菲尔则可以接替他在参议院里的位置。
这是典型的罗斯福式的战略，但似乎已为时太晚。菲尔泰然地继续前进，争取中部北面各州的进步团体和第三党领袖的支持。也看不出他的活动在警告民主党保守派方面起了什么作用。在6月中旬休会的国会中，他们继续猛烈抨击新政。除了开支法案以外，第七十五届国会的主要成就是对农民恢复了农业计划，对工人则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工资工时法案。它通过了一项新的住房计划，但这个计划却难以打动那些“居住困难”的人们。新政作为一项广泛的福利纲领来说进展甚微——同1937年1月所作的诺言相对照，更是微不足道。
于是，罗斯福下定了决心清党。对党内的保守派议员进行清洗，并不是刚刚兴起。好几个月来，科科伦、伊克斯、霍普金斯等人一直在议论清洗的问题。罗斯福竟然拿起最后这件武器，这一事实本身就反映了他在1938年春的实际心情。清洗不但直接违背总统第一届任期内不干预地方选举的总方针，最重要的是会致使他陷于他最不乐意处的境地——同党内的人，其中一些人还是他的朋友，形成直接的公开对立，并且使他自己几乎完全接受党的特别方法和特定观念。
罗斯福只有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走这一步，他在1938年春天的思想状态正是如此。尽管表面上他像往常一样和蔼可亲，但对于那些阉割他的纲领实质的破坏者，他一连几个月，内心无比愤怒烦恼。他曾一再在亲密朋友、甚至在来访者面前对斥责他的敌人——那些企图从规定中得到豁免之利的院外活动集团成员，那些郑重同意有改革的必要，但又从来不赞成罗斯福的做法的“口是心非之徒”，那些利用合法手段偷税漏税的百万富翁，那些说假话吓唬人民的专栏作家和评论家，那些串通一气反对政府的出版大亨，特别是那些依靠了他的提携才爬上高位、而现在却在破坏他的纲领的国会议员。
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总统的报复只能触及上述最后一类人。当拉福莱特正在政治舞台上混水摸鱼并于1938年6月发出要破坏“伟大联盟”的威胁时，罗斯福下决心采取行动。
在6月下旬一个闷热的夜晚，罗斯福打响了反击的第一枪。他在一次“炉边谈话”中说，在“坚定的自由派纲领”基础上选出的第七十五届国会，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同时罗斯福列举了它的大量成就，并强调说它为国家所做的事情比20世纪20年代任何一届国会都要多。他说曾有人劝他顺其自然，当四年安心总统，不要把党的纲领看得太认真了。
“我们有生以来没有见过矛头指向总统、参议员和众议员的行动一致的失败主义运动，但在本届国会里我们却见到了。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蛇蝎之辈，他们如同在内战时代那样，不惜任何代价，企求和平。”总统又谈了一下经济形势。他说，工商界和政府的领导人都犯过错误。然而，政府的错误是没能及早通过农业法案和工资工时法案，同时还在于它认为劳工和资方不会犯什么错误。
罗斯福接着就转入正题。他说，国会初选和正式选举中的争端，就是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争端。自由派认为新的情况要求新的解决办法，包括政府行动，但是保守派却相信个人主动性和私人发善心就可以解决国家的问题，他们要求恢复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那种政府。
“作为美国总统，我并不要求我国选民11月投民主党人的票而不投共和党人或任何其他党的票。作为总统，我也并不参加民主党预选。然而，作为民主党领袖，我对于民主党1936年纲领中所提出的明确的自由主义的原则宣言承担了责任，我认为在下述情况下，我有充分的发言权，那就是在提名的几位民主党候选人之间，明显存在着有关这些原则的问题，或者是涉及明显地滥用我本人的名义。
“请不要误会。如果一位候选人虽然也持自由主义观点，但在某个问题上曾经同我有分歧，我决不会因此而在州的预选中表示我的倾向性。我更关心的是，候选人对当前问题的基本态度和他是否有实事求是地对待实际需要的真诚愿望。”总统又再次抨击那些“口是心非之徒”。
次日报纸用大字标题登出：罗斯福向党内反叛分子宣战。其实，这次宣战是含糊其词的。政界人士急忙互探消息。总统如何判定谁是保守派？标准是什么？是否只要投票反对改组最高法院方案就是保守派？罗斯福是不是没把话说清楚？他说他是以党的领袖的身份而不是以总统的身份说话，这是什么意思？
罗斯福乘坐一列包括十节车厢并有冷气设备的火车离开华盛顿，沿一条曲折的路线作全国旅行。这时，罗斯福的思想状态更加混乱。罗斯福对每个州的策略似乎都不一样。在俄亥俄州，他对一位温和的新政派、正在进行预选的参议员罗伯特·巴尔克利表示温和的赞赏。在肯塔基州，总统可没有含糊。他的忠实的参院领袖艾尔本·巴克利遭到州长“快活人”钱德勒的紧紧追逼。巴克利笑容可掬，颇能打动人心，对罗斯福那一套政治机器抓得很牢。罗斯福急切盼望巴克利获胜，唯恐他的落选会使参院领袖席位落入帕特·哈里森之手，因此，他甚至欢迎约翰·刘易斯所作的愿对这场竞选效劳的表示。
迎来总统的火车后，“快活人”敏捷地跳进敞篷汽车，坐到总统身旁，享受了不该他享受的敬礼。巴克利暗自不悦，罗斯福则神色安详，一如既往。“快活人”马上得到他应得的惩罚。总统在演说中对巴克利是赞誉有加，而把钱德勒贬低为年轻人，说他还要经过许多年磨炼才能有艾尔本·巴克利那样的经验和学问。“只要总统不能把你一脚踢开，你就保险了。”这个控制不住自己、决心至少要有一个指头钩住总统衣角的“快活人”这么说。但只在几个小时之后，罗斯福就连这一个指头也甩开了。他暗示说，钱德勒为了挤进参议院，曾向白宫提出了一桩任命法官的交易。
在随后的几站，总统说话的气概犹如雄狮，但行动却象狡黠的狐狸。在俄克拉荷马州，他提到他的“老朋友”参议员艾尔默·托马斯，但他也没有冷落托马斯的预选对手。在得克萨斯州，他对几位自由派众议员如林登·约翰逊和莫里·马弗里克笑脸相迎，而使反对最高法院法案的参议员康纳利大为恼怒，因为总统在火车后面平台上宣布任命一位并非由康纳利推荐的得克萨斯州人为联邦法官。在科罗拉多州，总统的故意冷落使得另一位最高法院法案的反对派、参议员阿尔瓦·亚当斯坐立不安。但是，竞选中看来好像得到白宫支持的亚当斯的对手也受到了冷落。内华达州的参议员帕特·麦卡伦也是一样，然而机灵的帕特还是利用罗斯福而出了风头。在加利福尼亚州，总统提到他的“老朋友”参议员麦卡杜，但那里的形势却是一团糟，因为麦卡杜的对手不是保守派，而是“每星期四赚30美元”运动的领导人，名叫谢里登·唐尼。
等到总统乘坐“休斯敦号”，经过穿越巴拿马运河的一段漫长的航行抵达彭萨科拉，随后动身返回华盛顿时，初选的部分结果已经揭晓。罗斯福感到非常满意。巴克利在肯塔基州大获全胜，托马斯在俄克拉荷马州也获得胜利。当然，亚当斯在科罗拉多州获胜，麦卡伦在内华达州呼声甚高，但罗斯福对这几起竞选插手不多。
这次横贯全国的旅行对于罗斯福来说是又一次凯旋之行。在俄亥俄州的马里塔，一位矮小的老妇人虔诚地跪下来用手轻拍他在尘土中留下的脚印，她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感情。群众的热情证明了共和党众议员布鲁斯·巴顿的说法：群众对罗斯福的感情是当时控制形势的一种政治影响。罗斯福的胜利纯属他个人的胜利。法利在罗斯福“炉边谈话”发表后虽然公开支持总统，但私下则显得非常不满。报纸评论对罗斯福干涉地方选举表示不满。漫画家把他画成一个骑驴者挥舞着大棒踢人屁股的人，把他形容成一位想打大野味的猎人。
这次成功鼓舞了罗斯福，在继续向北走的时候，罗斯福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他的头号目标、能干而有影响的佐治亚州参议员沃尔特·乔治。这次的场面就像事先安排好的一样，极富戏剧性。在乡间小镇巴尼斯维尔的讲台上，罗斯福同乔治坐在一起，另外同坐的还有一位羞怯的年轻律师劳伦斯·坎普以及一批心情紧张的佐治亚州政界人物。自他开始讲话的那一刻起，罗斯福那种深沉而慎重的语调和神情就似乎是某种不祥的预兆。他谈到他曾在温泉住过多年，谈到南部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按照自由派方针来进行政治领导的必要性，然后他转向现实问题。他谈到乔治：“我要说清楚，他现在是我个人的朋友，我希望他将来永远是我个人的朋友。他无疑是，毫无任何疑问地是，一位绅士，一位学者……”但是，他和乔治在政治上就是没有共同语言。关键是看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第一，候选人的历史是否表明，他一直以积极的战斗性的态度来支持党和政府今天所提出的广泛目标，尽管在细节上也许有不同意见；第二，候选人心里，在他的内心深处是否真正信仰这些目标？”
“令我遗憾的是，就我的朋友、参议员乔治而言，老实说对这两个问题我都无法作出肯定的回答。”群众中出现一阵轻微的欢呼夹杂着啐声，乔治如坐针毡，坎普则正襟危坐”。
事情还没有结束。罗斯福在演说中把另一位候选人——盛气凌人板着面孔的前州长尤金·塔尔梅奇斥之为好开药方、善于许愿的人，对坎普则大加赞扬。对群众来说，最精彩的场面是罗斯福转向乔治，同他握手。这位参议员说：“我要告诉你，总统先生，我接受你的挑战。”罗斯福愉快地回答说：“让我们永远做朋友。”
接着罗斯福来到南卡罗来纳州，这里是科顿·史密斯的天下。罗斯福再次表现出他的足智多谋。史密斯的对手，州长奥林·约翰斯登是在同总统谈了一次话后立刻在华盛顿展开竞选的，而此刻罗斯福却采取一种微妙的态度。他在格林维尔的讲话结束时说了一句话，但没有点史密斯的名，他说：“我不相信哪个家庭或个人能够靠50美分一天过日子。”这里敲打了一下科顿·史密斯，因为他就是因为说过在南卡罗来纳州这个数目能行而闻名。
回到华盛顿后，罗斯福向他的宿敌——马里兰州彬彬有礼的米勒德·泰丁斯打出了沉重的一击。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指责泰丁斯“既要利用罗斯福的威望，又要利用他的共和党保守派朋友的钱”来从事竞选，他要记者报道他的原话。他号召马里兰州的政治家全都支持泰丁斯的预选对手众议员戴维·刘易斯。他派遣该州的一位政治领袖、前驻意大利大使布雷肯里奇·朗从财政上帮忙，亲自给予支持。9月的第一周，他在马里兰州整整作了两天政治演讲，反对泰丁斯。为了使他的竞选活动看来像是得到了党的支持，总统把法利带在身边。这位民主党主席满心不悦地看着这一套表演。
结果非常令人失望。罗斯福的政治运气在以后几周降到他自任总统以来的最低点。
史密斯在南卡罗来纳州赢得大胜，泰丁斯在马里兰州以巨大多数当选。马弗里克和其他罗斯福派的人在得克萨斯州败北。乔治在佐治亚州遥遥领先，塔尔梅奇名列第二，而坎普则不光彩地排在第三位。半心半意拥护新政的人，或反对新政的人，如科罗拉多州的阿尔瓦·亚当斯，内华达州的帕特·麦卡伦，康涅狄格州的奥古斯丁·朗纳根，全部当选。
但是，也有一点点光明冲淡这一片阴霾。这年早些时候，因为约翰·奥康纳利用他出任规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同罗斯福为难，霍普金斯和科科伦就劝说詹姆斯·费伊在曼哈顿的预选中同奥康纳竞选。费伊的先辈是无可指责的爱尔兰人，也参加过战争，另外，他同坦慕尼的头面人物有密切关系，因此是个合适的人选。霍普金斯通过拉瓜迪亚取得劳动党对费伊的支持。罗斯福让《每日新闻》的帕特森支持这个新政派候选人。科科伦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到选区去竞选。当奥康纳奋起反攻以保全他的政治生命时，罗斯福找了有些不大情愿的弗林“老板”来帮助费伊竞选。这几股力量凑起来，9月中旬时以很接近的票数击败了奥康纳。
这时民主党与共和党正在争夺上百个众议员席位以及三四十个参议员席位，难分难解。在1936年的大胜之后，现在的民主党由于内部分裂，不能不面对可能失败的严峻现实。共和党知道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它为敌人的内讧而幸灾乐祸，这时显得喜气洋洋。有的人甚至得意到了傲慢的程度。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候选人的支持者拍电报给罗斯福，请他到威斯康星州来同他们支持的人对阵。他们说，总统的反对将是候选人当选的保证。
罗斯福没有理会这些滑稽动作。人民的精神和情绪发生了变化。在许多起竞选中，问题已经不是那些如繁荣、安全、改革、和平等老一套的东西，而是一些例如州的权利、“橡皮图章”国会、总统权力、清党问题等等令人望而生畏的含含糊糊的东西。在其他的一些竞选当中，议员候选人陷入地方性问题纠纷，例如南卡罗来纳州的科顿·史密斯举起了白种人优胜的旗帜，不愿甘拜下风的约翰逊则还击史密斯，指出本人曾经“投票表示愿让一个大个子黑人男子在火车上坐在你老婆和女儿旁边”；宾夕法尼亚州的主要争端不是新政，而是贪污；密执安州的问题是静坐罢工；加利福尼亚州的问题是州的养老金方案。
罗斯福现在不像以前具有一定力量左右竞选运动方向，现在他无法驾驭局势。在他自己竞选总统时，他可以运用他的非凡能力，使问题高度集中起来并且选择进攻时机，但现在却无能为力了。不是他左右竞选运动，而是运动把他席卷而去。因此，他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来表明他的立场。
在竞选的最后几周，他不得不为为密执安州州长弗兰克·墨菲说些话，因为人们指控他背信弃义，对静坐罢工问题处理不当；他不得不反驳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人，因为他们指责他不管该州的事情是因为当地的民主党人不符合他的口味；他不得不申明他之所以没有谈到明尼苏达州州长埃尔默·本森并不是因为他不支持他；他不得不宣布，在加利福尼亚州，他支持击败了麦卡杜的真正自由派人物唐尼，虽然罗斯福反对唐尼的“每星期四赚30美元”的纲领；他不得不表明他支持威斯康星的参议员达菲；他不得不声明支持纽约州州长莱曼和参议员瓦格纳作为再次竞选的候选人。因为要在全国竞选活动中到处灭火，所以他不可能左右全局。
选举前夕，罗斯福试图把纷纭交错的头绪集中到一个焦点上。他重申最主要的问题是继续实行新政的问题。在随意谈到他正在海德公园建立的“梦庐”以后，他说社会利益同房屋不一样，它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他警告说，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尔逊时代带来的巨大利益在随后几届政府时期就所剩无几了。总统把长矛向反对派刺去：“例如今天，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有老式保守的共和主义——都没有对我们这种形式的政府的继续存在形成威胁。然而我可以大胆地说，如果美国的民主制度不再作为一种具有生命力的事物向前发展的话，……那么，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也许就会在老式的保守派共和主义不自觉的支持下在我国发展起来。”但是，政治上的紧急需要迫使罗斯福在全国联播节目的讲话中，主要谈纽约的候选人。
选举结果比罗斯福预料的更糟糕，对民主党的打击也更加沉重。共和党在众院的力量由88席增加到170席，在参院也增加了8席。共和党一个席位也没丢。众院里的自由派减少了一半。瓦格纳和莱曼两人都在纽约州当选，但是一位才华横溢、风度翩翩的青年地方律师托马斯·杜威险些把莱曼打败，成为1940年该党最有希望的总统提名人。共和党赢得了一打以上的州长职位，向全国提供了一些新人物——马萨诸塞州的莱弗里特·索顿期托尔，俄亥俄州的约翰·布里克，明尼苏达州的哈罗德·史塔生。在俄刻俄州塔夫脱击败了巴尔克利，夺走了一个参议员席位，随后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全国性讲坛。菲利普·拉福莱特在威斯康星州落选，墨菲和厄尔分别在密执安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败北。
罗斯福力图减小这种局面的影响。他告诉朋友说，人们并没有抛弃新政。问题是党内的宗派主义和地方上的情况不理想。共和党人并不掩饰他们打算通过国会中的民主党保守派围攻新政的计划。但是，欧洲局势极度紧张，从而也促进国内政治局势发生变化。罗斯福知道他会有强大的王牌来对付保守派。于是，罗斯福依旧用一副喜气洋洋的面孔连面对反对派。他甚至把一些报纸给他描绘的脸谱来开玩笑。罗斯福坚持新政，不理会国会里“落后于时代的朋友们”，依然在立法者面前为他所制定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纲领辩护，他以他的纲领有助于国防建设来证明其正确性。他再次要求实行一年前被国会拒绝的包括组织改革在内的法案。
随着1939年国会会议的举行，国会对新政的威胁越来越明显了。国会里德保守派联盟并不想废除新政，同时也没这个能力，因为他们的力量没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但是他们可以阻止新政向心得有争论的领域发展。
1939年，国会里联盟的领导人已由1937年和1938年的守势公然转为攻势。过去，他们只是试图限制新政的扩展，但是现在他们要破坏重要的联邦计划；过去，他们为反对总统控制立法部门而奋斗；现在，他们要把自己的控制权扩大到行政部门。
总之，罗斯福作为党的领袖并没有就党的组织改革进行战略性的规划，清党标志着他对党的领导的破产。就任总统以后，罗斯福把不干预“地方”选举搞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程度。当候选人——其中许多人是坚定的新政派——急需白宫支持时，麦金太尔或是厄尔利就拿“总统不参加地方选举”这条“牢不可破的”戒律来抵制他们。当政府的好朋友基·皮特曼1934年面对共和党和麦卡伦派民主党的联盟时，罗斯福只是说：“我非常希望我能够在会议上公开发言，告诉内华达州，我百分之一千地支持你！”但是，“像对预选保持沉默这种事情正是我的工作对我的许多惩罚之一。”在1934年的选举期间，内阁成员向他请示他们是否能发表竞选演说时，罗斯福回答说，只能在他们自己的州内，其他地方不行。
罗斯福过去一直比较谨慎，但是在1938年却一改常态，把政府的全部政治砝码——金钱、宣传、报纸影响、联邦官员以及他本人的声誉——都投入了地方选举，力图把他的政敌清洗出去，最终却以失败而告终，这次失败主要是因为他早期的政策。在遭受白宫五年的冷遇后，地方候选人和党内集团都不服从总统的管教了，因为白宫并没有给过他们什么好处。
清党本身就是罗斯福的应急措施。虽然背叛党的问题好几个月来已很突出，清党的想法早在1938年冬天已经形成，但是当局的做法绝大部分都显得在最后一刻是匆忙的、不合式的，甚至是十分笨拙的。在有的州，白宫的干预只是使得党内反对派更加对立，却不足以保证使之落选。罗斯福自己采取的策略更是鲁莽行事与犹豫不决、面对面的直接交锋与诡谲的幕后活动二者奇怪的结合。
然而罗斯福作为党的领袖，其主要失败还不在于清党，而在于他当了六年民主党全国领袖以后各个州的民主党的状况。在宾夕法尼亚州，劳工、新政派、民主党保守派吵得不可开交，罗斯福把它比喻为但丁的地狱。深刻的分歧使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大伤元气；威斯康星、内布拉斯加和明尼苏达等州的民主党因为在1934年和1936年两度被白宫遗弃而无所适从。加利福尼亚州的党则分裂为有组织的民主党、“每星期四赚30美元”运动的支持者和许多其他派别。
更重要的是纽约州民主党的情况，因为罗斯福对他自己那个州的政治形势知之甚详，而且也没有禁止干预该州事务。对于1933年纽约市市长的选举，他的干预是非常巧妙的，若干年后政治家们仍在争论他支持的究竟是民主党的哪一派，他是否非常想让拉瓜迪亚当选。1936年他鼓励纽约州成立工党以便有助于他再次当选。法利、弗利和其他的民主党人指出，工党总有一天会反对该州的民主党，而他却嗤之以鼻，但后来事实果然如此。到1938年，纽约州的民主党比过去许多年更加削弱，而且更加四分五裂。
罗斯福把1938年选举的失败主要归咎于各地民主党候选人和领导人的弱点。其实原因要复杂得多。他没有从基层起建立更强大的党的体系，没有使之更直接地响应全国性的领导和更紧密地配合新政纲领及措施，这就留下了政治上的真空，而这个真空很快就被以在位的或正在争夺职位的州或地方领导人为中心的权势集团所填补。罗斯福和他的新政大大巩固了地方党的集团，也大大巩固了他们组成的利益集团。新政在全国范围内使各种利益集团摆脱了懒懒散散的状态而成为有可能破坏罗斯福联盟的政治势力集团，与此同时，新政也促使地方集团脱离白宫的控制。
在罗斯福的第二届总统任期开始后不久，威廉·艾伦·怀特给法利写信说：“如果我们亲爱的领袖在约翰·刘易斯和卡特·格拉斯两人之间找不出共同点的话，那么他就必须抡起大锤把两人间的巨石打碎，不再管什么党不党，而是在大锤下的一片碎石上去拼凑他的政策吧！”这位有眼光的堪萨斯州人的评论很能代表当时许多自由派人士的希望。总统已经从他的帽子里变出了那么多只兔子，难道就不能再变出一只来吗？
清党事件表明，他变不出来了。帽子是空的。但是怀特的建议对作为党的领袖的罗斯福是一大考验。总统还有多大的活动余地？他有无可能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党？美国政党制度的性质，特别是民主党，是否排除了为实现总统在第二任就职演说中所提出的更广泛的新政而必须进行的基本改革的可能性？
从表面上看，习惯势力相当强大。美国的党派制度并不容易改变。就其主要方面来说，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就是一些盘根错节的地方集团的控股公司，而这些集团又以这样一些人为中心，他们掌握着或正在争夺无数州的或地方的职位——例如州长、县长、州立法委员、市长、地区检察官、美国参议员、县政专员、市政委员等，大家又通过党的传统、总统的领导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共同主张而松散地联系起来。只要美国宪法制度还创造值得各州和地方通过选举去占有或争取的东西，那么政党就会一直无纪律无中心。
长期沉溺于复杂的美国地方政治的罗斯福，对于政党改革方面存在的障碍是一清二楚的。他不愿与令人不快的地方领袖如黑格和凯利之辈闹僵，就是他无意实行显而易见的改革的明证。总统或许也低估了自上而下地给党注入活力的可能性。
有的新政派担心民主党的衰败使它不能成为实行进步政治的支柱，因此主张建立忠于新政的总统派，这种派系可以把党从地方性的争吵中拯救出来，使之致力于全国性的纲领。组织总统派的尝试夭亡了。然而，如果总统给予指导和支持的话，本来是可能成功的。新政已经在党内激发起生气勃勃的因素，它们把纲领放在地方利益之上，它们关心的主要是改革和复兴的全国性政策。通过与这些力量合作，依靠他个人的威望和他对全国党的机构的控制，总统足以对付新政的反对派，而且也是可能使中立分子转而支持新政。
这样做究竟会不会成功无法回答，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尝试过。但令人感到矛盾的是，清党本身表明，长远的、经过良好组织的努力可能在许多州起作用。因为清党确曾在两种情况下奏效了——在北部城市区，在那里曾有所规划而不完全是仓促上阵；在南部某些州，在那里白宫帮助的是地位巩固的在职者如奥康诺，而不是想搞掉某个地位巩固的反对派如佩珀和巴克利。清党的结果的确划出了总统力所能及和无能为力的区域的大致分界线。
要是总统在第一届任期内曾经认真培育党内的新政派势力的话，前一种区域无疑地是会大得多的。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总统没有重视他所领导的这个庞大的政治组织的潜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为争取1932年的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作了巨大让步，现在他必须接受这种让步对他的约束，包括接受加纳和其他保守派进入内部核心。他在第一届任期内的成功，使得他的那种个人领导的方式看来似乎可行，凭着他无穷的智慧和吸引力，他克服了一次一又一次的危机。于是，罗斯福就不从长远着想去花工夫把党组织起来。作为一个急功近利的政治家，罗斯福关心的是他个人的政治地位和选举地位，而不顾党要付出多大代价。运用他自己的政治手腕，总比去改善摇摇欲坠、散散漫漫的党组织要容易得多。
然而，罗期福之所以未能把党建设起来，主要原因在于他不愿意充分承担党的领导义务，在于他始终想保持选择策略路线、包括退却路线的自由。罗斯福的许多个性使他成为一个出色的策略家——他的敏锐、他的善于扮演各种角色、他的能攻能守、特别是他个人的吸引力和诱人的魅力——但这些特征却不适合进行艰苦的、长期的、坚定的努力来发展一个群众性的运动，以支持一个贯彻始终的政治纲领。后一种情况要求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采取一种既定的战略——而这正是罗斯福所不愿承担的义务。
他从未忘记伍德罗·威尔逊的深刻教训，他脱离了他的追随者，前进得太远了。不过，也许他也没有充分领会威尔逊的教导：“如果总统带头，党就不能不跟他走。”如果罗斯福曾按照精心择定的目标来领导和组织党，如果他曾唤醒农民、工人、领取救济者、白领工人、宗教和种族的少数集团等广大群众并使他们与党密切结合起来，如果他能运用他自己发动的有组织的运动来对付利益集团的联合势力，那么在第二届任内，新政在国内战线上的情况就可能大不一样了。
不管罗斯福权宜之计有多少缺点，但是，也正是这种变化无常的特点使他具有应付多变局势的灵活性。1939年在世界事务危机接踵而来的情况下，需要的正式这种灵活性。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