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2日，新服役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载着杜立德的机组人员，从旧金山起航。16架B—25轰炸机，改装后增设了油箱和假机尾机关枪，小心谨慎地滑落在飞行甲板上。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大黄蜂”号穿过北太平洋风暴区，将在阿留申群岛和中途岛之间的一个指定地点同哈尔西海军中将的“企业”号汇合。这个被命名为“迈克特遣舰队”在阴沉的海面上向着九州海岸以西约600英里的起飞点破浪行进。
日本大本营对美国出动这两支舰队一无所知，各机组人员自信这次任务能秘密完成。但是，三天后这种信心有些动摇了，因为他们听到了东京电台的这样一则宣传广播：“英国路透社报道说，美军三架轰炸机轰炸了东京。这种消息可笑之至。他们明知敌机要飞到离东京500英里以内是绝对不可能的。日本国民对这种愚蠢的宣传毫不在意，正沐浴在和煦的阳光和樱花的芬芳中享受春光。”
4月16日，飞行员到飞行甲板上报到，参加了一次特别的仪式。马克·米切尔上校把日本过去授给美国人的五枚日本勋章交给了社立德。拿到勋章的飞行员要求把它们系在炸弹上还给日本。把这些勋章在一颗炸弹上系好以后，飞行员们用粉笔写了一些讽刺话：“我不是要火烧世界。我只火烧东京！”
“请尝尝轰炸的味道吧！”这是最后一次传令会。杜立德将第一个起飞，预定在中午时飞到东京。“你们在以后20分钟或半个小时后起飞，把我炸起的火焰当做指示灯。”
最后还有一个先前谁也没有提出过的问题：如果在日本迫降该怎么办？这就由飞行员自己去决定了。杜立德不想当俘虏。“我先让机组人员跳伞，然后全神俯冲，哪个目标最上算就朝哪个目标冲去。我今年46岁了，已经活得心满意足了。”
4月17日下午，“迈克特遣舰队”离起飞点只有24小时的水程，仍未被敌人发现。“大黄蜂”号上的甲板人员对B—25轰炸机作了最后检查，他们用起货机装上炸弹。当晚雷达发现了日本海上警戒线最外层的哨艇。舰队改变了航向，但是第二天上午7时半之后不久，一艘敌船发现了特遣舰队，它发出的无线电警报被舰队收到了。几分钟之后，前卫巡洋舰用炮火击沉了这艘小型勤务艇。社立德和哈尔西决定立即进攻，即使多飞100英里可能使轰炸机不能剩下足够的油以返回中国大陆也在所不惜。他们是在进行重大的冒险：虽然日本防线即将处于警戒状态，但日本人不会料到当天就有袭击，因为特遣舰队离日本几乎还有700英里。
“让杜立德中校和勇敢的中队起飞吧。一路平安，上帝保佑你们！”哈尔西将军向“大黄蜂”号发出信号，这艘航空母舰在上午8时之前不久调头迎风。电警笛拉响了，杖立德中校紧紧握了一下米切纳海军上校的手，然后对他的机组喊道：“好，伙计们，就这么着，一起出发吧！”
杜立德的轰炸机准备起飞，无论是他还是他的飞行员同伙，都是第一次尝试从猛烈摇晃的航空母舰飞行甲板上作微妙的起飞。“那天上午，风在怒吼，海在咆哮，蔚蓝的海水在航空母舰两侧迸裂出一簇簇浪花。”哈尔西海军中将在回忆那个危急关头时说。“吉米率领他的机组起飞了。7时25分，当他的飞机在‘大黄蜂，号的甲板上嗡嗡起飞的时候，特遣舰队的甲板人员没有一个不在帮他飞到空中去。”
电影名导演约翰·福特中校和他的摄影组正在拍摄，这时机动牵引车开始把飞机牵到起动位置。第一架飞机——杜立德的飞机——面前的跑道只有467英尺。每架飞机上都额外加了10罐5加仑（1加仑=3.78541立方分米）装的汽油，主油箱加得满满的。
杜立德开足气阀发动了引擎，轰呜声之大，使有些飞行员直担心他把引擎烧坏。机轮挡板移开了，飞机向前冲去，左轮沿着飞行甲板左舷侧的白线跑着。这架B—25轰炸机，左翼伸在母舰的左舷外，摇摇摆摆地迎着强风朝前驶去，襟翼张开着。
别的飞行员紧张地看着，不知这股强风的力量能不能帮助杜立德及时升空。如果杜立德都飞不了的话，他们肯定也不行。B—25开始加速了，在有些飞行员看来，杜立德的加速似乎慢得令人心急火燎。但是，就在母舰舰首被浪头抬起来的那一刹那，飞机猛地升空了，轮下只剩下几码（1码=0.9144米）跑道。此时是早晨7时20分。
杜立德的飞机转过弯来从低空飞过“大黄蜂”号，直接朝东京方向飞去。舰上的人群不由自主地发出一阵阵欢呼。其余的轰炸机也一架一架沉重地上了甲板，每一架升上天空时看着它们起飞的人都出了“一身冷汗”。一切顺利。可是当最后一架飞机被拖到起飞线时，一个甲板水兵突然失足，飞机往前冲时的气浪把他吹得像败草似的乱转，以致左手被左螺旋桨绞断，幸好人被摔到了旁边。飞行员感到震动，回头一瞧，只见一位水兵躺在甲板上。机身摇晃了，他急忙扳动操纵杆收缩襟翼。飞机挣扎着滑出了跑道，只见它往水面跌了下去。舰上的人都以为飞机会掉入大海，可是接着又看到它贴着海浪在飞，众人这才松了口气。飞机隆隆地升高了，转过弯来向其他飞机追去。时间是午前8时20分。
特遣舰队转向东驶，杜立德率领他的B—25米切式轰炸机向西飞去，执行后来人们形容的“轰炸和燃烧日本工业心脏”的使命。经过介绍，每一个飞行员都知道了各自所要轰炸的军事目标。杜立德对他的同伴说，万一他的飞机被打坏了，他就“寻找一个飞机坠毁能造成最大破坏的目标，开足马力猛栽下去”。
东京大本营虽然知道空袭要来了，但是按巡逻艇“日东丸”报告的方位来判断，敌机再过上一天才能到达。所有能出动的飞机都奉命进入戒备状态，计战斗机90架，轰炸机116架。近藤信竹中将奉令立即从横须贺海军基地出发，率重巡洋舰6艘、驱逐舰10艘去截击美舰。午前9时45分，一架巡逻机报告说，在离本土约600英里的上空发现一架向西飞行的双引擎轰炸机。但是，谁也不相信这个报告；美国的母舰上没有双引擎轰炸机。空袭最早也得到次日上午才会来临，因为那时敌母舰才能开到离海岸300海里以内。日本举国上下正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中”，几乎没有人相信，美国飞机能到东京上空进行轰炸。
说来也凑巧，就在最后几架轰炸机飞离“大黄蜂”号的时候，东京开始防空演习。这次演习气氛松懈，连警报也没拉。市民们不理会警防团要他们躲进防空洞的通知，竟有人骂他们是“庸人自扰”。到了中午，演习结束。
大部分警报气球已收了下来，三架战斗机在东京上空懒洋洋地盘旋。那天是星期六，天气既晴朗又暖和，警报一解除，街上很快又熙熙攘攘，挤满了买东西和出来游玩的人群。几分钟后，杜立德飞到日本沿海，比预定航线往北偏了80英里。他折向左方。在飞机后部的领航员卡尔·怀尔德纳开始观察有无迎击的战斗机，但是只发现了几架在上下翻腾的教练机。当飞机掠过乡村田野时，他发现人们对这架飞机谁也没有在意，照样干着自己的事。在经过一个兵营时飞得很低，可以看见那里的一群军官，身边的军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那天中午，恰好日本法西斯头子东条正乘着一架飞机去视察水户航空学校回来，准备切过美机飞来的航线在附近一个机场降落，这时从右方来了一架双引擎飞机，东条的秘书西浦大佐觉得这架飞机“样子挺怪”。飞机飞近了，连飞行员的脸都可以看见了，他猛然醒悟，大喊：“美国飞机！美国飞机！”东条大惊失色，不觉出了一身冷汗。
中午12时30分整，杜立德到达了目标上空。在进行低飞轰炸时，弗里德·布里梅用瞄准器投下了第一颗炸弹。随后，飞机一架接着一架飞过市空，把炸弹扔了下去，没有遇到战斗机或高射炮火的有效抵抗。除了着弹区及其附近的人们之外，东京的市民都以为美机这场空袭不过是逼真的防空演习的高潮。学校操场上的孩子和闹市街上的市民还向头顶的飞机招手。他们错把美机上红、白、蓝三色的圆型标志，当成了旭日标志。没有一架飞机被击落。
轰炸机飞过皇宫，没有投弹。机组人员曾经用纸牌抽签，看由谁去光顾日本天皇的住所，但是杜立德下了明确的命令，除了不炸医院和学校外，对皇宫也不要炸。
美国轰炸机“光顾”东京，使日本举国上下极为惊恐。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对海陆军未能加以防范大发脾气。他认为这是“皇军的耻辱”。山本大将对此又惊又愧，他把追击美舰的任务交给参谋长宇垣去指挥，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肯出来。侍从长近江兵治郎从未见过他脸色如此苍白，精神如此颓丧。宇垣将军当晚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必须查明敌机的型号和数量，从而改善未来对付敌人攻击的反措施。总之，今天胜利属于敌人。”
这次空袭摧毁了90座建筑物，就物质破坏而言，虽然价值不大，但对这个世世代代以为日本本土不会遭受攻击的民族，在心理上引起了难以言状的震动。日本报纸声称，这次空袭“彻底失败”，可是却把杜立德等人描绘成魔鬼模样，说他们：“鬼鬼祟祟地进行非人道的、嗜杀的狂轰滥炸”，残酷地对居民和非战斗人员进行扫射，表现出十足的“魔鬼行径”，实际上这是对日本侵略暴行的绝妙的讽刺。
这次空袭东京成功，使珍珠港事件以来感到颓丧的美军士气为之一振。这个行动好像在保证美国即将采取进攻姿态了。各个战场上的盟军，以及每个俘虏营里的俘虏们都感到了新的希望。美国各报都用大字标题报道了空袭消息。《洛杉矶时报》在标题上得意洋洋地宣布：“杜立德立奇功！”罗斯福惯于妙语惊人，这次他宣布说，美国的轰炸机是从“香格里拉”起飞的。为这次空袭感到兴高采烈的美国公众听了更加开怀。
美国飞机对东京的成功空袭，震动了日本朝野，东条一伙尤为恼羞成怒，从而更加强了山本五十六要进攻中途岛的论据。他决心要打垮美国舰队。1942年5月5日，东京大本营终于同意了山本的计划，命令联合舰队占领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在华盛顿，罗斯福针锋相对，命令太平洋舰队，机动灵活，以少胜多，发扬珊瑚海战勇猛顽强的作风，坚决消灭日本海军的有生力量。但是日本最终一败涂地。
日本在中途岛之战中损失大型航空母舰4艘、重巡洋舰1艘、飞机332架，兵员损失3500人。而美军仅仅损失航空母舰1艘，驱逐舰1艘、飞机147架、兵员307人。这次海战击沉了日本大型航空母舰的半数，损失了技术熟练的舰载机驾驶员的大半。日本海军舰队虽然在战列舰和巡洋舰方面仍占优势，但已难以远离岸基航空兵的掩护进行远洋作战了。
中途岛一战，日军丧失了在战争初期夺得的海空控制权，也丧失了战略主动权。此战之后，日本被迫停止了战略上的全面攻势，放弃了对斐济、萨摩亚、新喀里多尼亚等岛的进攻作战。东条英机听到中途岛失败的消息，犹如大火焚身，惊恐不已，但他竭力控制自己，轻声地对参谋次长田边盛武中将说：“切勿把这一消息泄露出去，要绝对保密。”日军大本营深恐这次失败引起军队慌乱，不仅对陆军严密封锁消息，甚至对海军人员也保密。从沉没舰上死里逃生的水兵被集中管理，不准外出，随舰记者也遭禁闭。东京电台还大肆吹嘘占领阿留申，击沉美舰2艘，击落美机120架的“赫赫战果”。
这些做法只是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恐慌和虚弱本质。这次海战是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第一次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日本海军舰队，也扭转了太平洋盟军的不利态势，为美国进行反攻准备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极大地鼓舞了盟国军民的士气。
1943年10月28日、11月1日，罗斯福连续两次致电蒋介石，邀请蒋到埃及出席“四巨头”会议。蒋介石当即回电，表示愿意参加这次会议。由于蒋介石政府一向对苏联不友好，斯大林反对将中国列为四大强国，加上又瞧不起蒋介石，不愿与蒋会面，故对罗斯福的倡议迟迟未予回答。
考虑到斯大林与蒋介石的矛盾，罗斯福决定将“四巨头”会议分两次开，即先在埃及开罗开中、美、英首脑会议，然后再在伊朗德黑兰开美、英、苏首脑会议。罗斯福的这一想法，得到中、英两国的赞同。
1943年11月9日，罗斯福再次致电蒋介石，告知他在两三天内即去北非，请蒋介石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与他在开罗会晤，希望蒋介石11月22日抵达开罗。蒋介石决定参加这次会议，并指定最高国防委员会参事室、秘书厅拟订会谈方案。在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的主持下，参事室拟定的方案有以下几项：第一，旅顺、大连两地，一切公有财产及建设，一并无偿交还中国；第二，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无价交还中国；第三、台湾及澎湖列岛两处一切公有财产及建设，一并无价交还中国。蒋介石看了这个方案，觉得甚好，决定带到会上去。
11月18日上午8时，蒋介石夫妇及随员20余人，一批从重庆白市铎军事机场起飞；另一批则从昆明动身，分乘两架飞机，经印度、巴基斯坦飞往埃及。11月21日早上7时，蒋介石一行到达开罗。
由于当时中国飞机的落后，也是代表团随行人员之一的宋美龄亲自给罗斯福打电话，报告中国飞机的状况。已经先期到达开罗的罗斯福总统，下令让自己的总统座机“圣牛号”专程飞往中国来接蒋介石和宋美龄。这架美国总统的高级座机，有多间独立的卧室、卫生间。也就是从那时起，宋美龄希望她和蒋介石拥有一架可以与罗斯福总统座机相媲美的大型波音专机。战争尚未结束，罗斯福总统虽然应许了宋美龄的请求，但是直到他病逝，也没有兑现承诺。直到战争结束以后，杜鲁门总统才给予解决。以后就有了“美龄号”专机。
话说回来，从重庆跟随蒋介石一起出发的有：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王宠惠博士，国民党中宣部部长、著名新闻学家董显光，宋美龄的秘书陈纯廉小姐，侍卫长俞济时中将和两三位情报人员；从昆明出发的人员有：空军的周至柔将军，陆军的商震将军，海军的杨宣诚将军，林蔚中将，皮宗敢少将和黄仁霖等人。
1943年11月21日，蒋介石拜会了丘吉尔。自从缅甸陷落，中国战场面临极大困难，重新打开滇缅路至关重要，于是蒋介石首先提出缅甸反攻需英国出动海军向孟加拉湾进军，以便海陆两路夹攻，收复缅甸全境，以恢复滇缅公路，确保中国的补给线。
但丘吉尔决定先照顾欧洲战场。蒋介石对丘吉尔的主意深为不满：“缅甸作战取决于欧洲战场，这不是贬低中国战区的地位了吗？”
英国人很不客气，在三国元首在场的情况下，经常使蒋介石难堪。具有典型英国人作风的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元帅认为：“对外国人就应予冷落，如果这个外国人又是非白种人，就还应该再踩他一脚！”这是殖民主义者长期养成的习惯。
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宴后，邱又导余至地图室，指示各战区作战之现状，其实，此等语皆余所熟闻者，而彼仍津津乐道。邱氏为英国式政治家，实不愧为盎格鲁撤克逊之典型人物。虽然思想与精神气魄不能与罗斯福同日而语，而其深谋远虑，老成持重，则现代政治家中实所罕见。”
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三盟国首脑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在埃及举行了代号为“六分仪”的会议，史称开罗会议。这是二战中唯一一次有中国参加的国际首脑会议。会议的召开及会后发表的《开罗宣言》都表明了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承认。
开罗会议会址就在金字塔脚下不远的米那豪斯大饭店内。这座饭店是建于1869年的五星级国际饭店，简直是一座惊世殿堂。开会的具体地点是在二楼“鲁拜集”饭店。饭店约一千多平方米，建于1870年。饭店原是古波斯著名诗人、天文学家伽亚谟居住过的地方。他出生于11世纪后半期的波斯，在后来成为开罗会议旧址的地方写成他的独一无二的哲学四行诗《鲁拜集》。现在开罗会议旧址是以“鲁拜集”命名，以纪念伽亚谟，而不是叫开罗会议旧址。原先饭店还保留着“三大巨头”的会议座椅，后来撤走了。在一本大饭店《年史》的书中，详细记载和介绍了饭店各个时期的史迹和照片。在《年史》的照片上，有蒋介石、罗斯福和宋美龄在开罗会议的花园别墅秘密会谈的合影，有丘吉尔夫人、女儿在饭店的照片。
1943年11月12日，丘吉尔及其随从人员在美国大使温安特，海军舰队司令、第一海军大臣坎宁安上将和艾梅将军的陪同下，离开普利茅斯。丘吉尔在空军部队的女儿萨拉也作为他的随从参谋一同离开。
11月21日，丘吉尔到达埃及亚力山大后，随即飞往靠近金字塔的沙漠机场，飞机降落后，被安排在一幢靠近米那豪斯大饭店的别墅内。第二天，丘吉尔去沙漠机场接罗斯福总统。
开罗会议即将举行时，戒备森严，调用了一个步兵旅的兵力和500门防空高射炮，保护着会议的安全。在金字塔顶上设有一个英国皇家空军的观察站，监视空中情况，航空兵全副武装，严阵以待，以防希特勒的袭击。
11月21日，蒋介石偕同夫人宋美龄也抵达开罗，与罗斯福总统一起下榻在金字塔路的大饭店的别墅里。丘吉尔前往拜会他们，这是他们的首次会谈，预示着开罗会议就要正式开始。
11月23日上午11时，开罗会议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罗斯福下榻的别墅里举行。
罗斯福宣布开会，并请蒙巴顿将军（东南亚盟军总司令）先谈谈东南亚作战方案。
根据蒙巴顿介绍的计划，战役将从1944年开始，中国军队在缅甸北部、英国军队在缅甸西部同时发起进攻，计划于4月收复北缅。
蒋介石（左）、罗斯福（中）及丘吉尔（右）
宋美龄给蒋介石当翻译。会议期间，有时“三大巨头”在饭店院子杏树下举行非正式会谈，有时丘吉尔坐在阳台上抽烟，凝视着金字塔。11月25日是美国的感恩节，当晚罗斯福总统把国事搁置一边，在别墅设宴招待客人。宴会结束后，罗斯福邀请客人们回到他们经常举行会议的大厅跳舞。
开罗会议首先讨论对缅甸作战的问题。美国认为，为使中国政府坚持抗战，必须打通大陆交通线。因此，当务之急是在1944年雨季到来之前攻取缅甸，修建中印公路。中国方面也希望如此，但蒋介石担心英军不予配合，造成中方孤军深入，所以他坚持当英军在孟加拉湾发动两栖作战时，中国军队才能对缅进攻。而丘吉尔则坚持先欧后亚的原则，根本反对在孟加拉湾登陆作战。于是中英各执已见，互不相让。
蒋介石与丘吉尔展开了交锋。
蒋介石问：“首相阁下，贵国海军究竟何时能够在印度洋上集中，并如何取得制海权，我认为这对缅甸作战至关重要，我希望有所了解。”
丘吉尔搪塞道：“委员长阁下，海军作战的详细计划仍需研究，以后我们两个人单独会谈时我会告诉您。”
24日晚间，丘吉尔在他住的甲种别墅中和蒋介石及夫人会面，当他在等候蒋介石和宋美龄下楼时，刚巧他看到了一位高大、风尘满面且有刚毅神色的美国将军。他便问卡尔顿·杜立德将军（此人为英国驻重庆代表）：“这位将军是谁？”杜立德回答道：“这是陈纳德将军，飞虎队的组织人，亦是美国十四航空队司令。”丘吉尔又向陈纳德看了一眼，摇摇头，然后说：“感谢上帝！他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当蒋介石夫妇踏进客厅时，丘吉尔说：“蒋夫人，你以为我是一个老奸巨滑的人，呃？”
没有人会想到，一位国家元首会用如此不客气而尖锐的口气来对一位第一夫人致这种欢迎词的。原因是，当宋美龄此前一次在美国环游活动时，丘吉尔曾经想和她见面。但是，宋美龄对这件事，非常小心谨慎。因此当丘吉尔在华盛顿时，宋美龄就设法不在美国首都停留，同样，当丘吉尔到纽约去时，宋美龄就到别处去了。丘吉尔知道，她一直在躲避他。
宋美龄微笑着从容答道：“首相阁下，什么缘故会使你想到，我以为你是一个老奸巨滑的人呢？”这句反问，使丘吉尔无法用外交辞令来回答。他所能做的，只有伸出手来握手，并哈哈大笑地不了了之。然后，他们才开始严肃地讨论中英之间的情势。
丘吉尔带领蒋介石夫妇进入他的地图室，他手指地图，不厌其烦地将盟军在各战区的战况向蒋介石一一介绍。直到最后，丘吉尔也没有向蒋介石明确英国海军明年在缅甸南部进攻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蒋介石对于英国人的态度十分恼怒，他在11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开罗会议之经验，英国绝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英国之自私与贻害，诚不愧为帝国主义之楷模矣！”
最后罗斯福出面调解，他与丘吉尔在私下里就缅北作战问题达成一项谅解，并将这次行动的代号定为“海盗”。
罗斯福（中）与蒋介石夫妇
随后，罗斯福将“海盗”计划告诉了蒋介石。这就是：美国人答应把驼峰的空中运输能力从每月3000吨提高到10000吨，必要时派一至两个师参加缅北作战；英国海军在孟加拉湾登陆，配合中国远征军在缅北的陆上作战，美国提供登陆支援；中国远征军从印度经野人山，从滇南经龙陵、腾冲进攻缅甸。
“海盗”计划并没有正式签字，罗斯福以个人名义向蒋介石保证，一定迫使英国执行“海盗”计划，几个月内盟军将在孟加拉湾登陆，蒋介石遂同意出兵缅甸。
11月26日，美英两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海盗”计划作了最后一次的交锋。
英国参谋长再次鼓吹夺取爱琴海上的罗德岛是胜利的关键。
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说：“我们希望在东地中海的军事行动不至于妨碍‘海盗’行动的实施。”
英国陆军参谋长布鲁克立即表示：“如果我们要夺取罗德岛和罗马，又要进行‘海盗’行动，那么实施在法国北部登陆的‘霸王’计划的日期就不得不推迟。”
马歇尔态度坚决地说：“如果必要的话，‘霸王’计划可以推迟，但是‘海盗’计划必须如期执行，因为缅甸战役对于整个太平洋战区的军事行动至关重要，而且总统已向中国人作了保证，它还涉及到我们与中国人的政治关系。”
布鲁克又说：“我们认为，必须集中一切资源对付德国，只有这样才可以迅速结束战争，因此我们希望推迟‘海盗’计划。”
马歇尔强调：“我们已经在地中海战区作出让步，希望你们不要再提出新的要求。我们决不同意推迟‘海盗’计划，这个问题只能由总统和首相作出决定。”
11月26日下午，首脑们举行最后一次会谈，讨论和通过《开罗宣言》文稿。之后，三巨头继续讨论缅甸作战的时间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于是决定待德黑兰会议后再作决定。
在这次会议中，罗斯福私下对陪同参加会议的儿子伊利奥·罗斯福说：“我对蒋氏政权性质表示不满，我告诉他这种政府绝不能代表现代民主，我告诉他，必须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罗斯福的这一思路得到了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和外交官谢伟思的积极响应。后来毛泽东也就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与蒋介石对抗。
1943年11月下旬，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开罗同蒋介石会谈之后，紧接着又飞抵德黑兰与斯大林举行了“三巨头”会议。这一会议吹响了战略反攻的号角，为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进行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次极为重要的国际会议。
1943年，各条反法西斯战线捷报频传，尤其是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使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实现了根本的转折。在历时200多天的整个战役中，法西斯军队在顿河、伏尔加河和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总损失大约是150万人、35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12万门大炮和迫击炮、3000架飞机和大量的其他技术兵器。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最终地粉碎和制止了德军在苏德战场上的战略攻势，迫使它转入战略防御和退却。苏军夺取了战略主动权，开始了战略反攻，希特勒的军队已被赶出了顿巴斯和左岸的乌克兰。1943年11月6日，红军解放了基辅。苏联战场的胜利，有力地鼓舞了苏联军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斯大林格勒战役刚刚结束，罗斯福就致电斯大林，热烈祝贺苏联红军取得的这一伟大的胜利。电报说：“您统率下的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作为美利坚合众国武装部队的统帅，我谨向您祝贺。为保卫这座已使大名永垂不朽的城市而进行的160天史诗般的战役，以及全体美国人都在为之庆祝的决定性胜利，在这场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纳粹及其同伙的战争中，将永远保持为最光辉篇章之一。
“你们在前线作战的部队指挥官和战士，以及在工厂和田野支援他们的男男女女，通过共同努力，不仅增添了自己祖国部队的荣誉，而且以自己的榜样激发了一切联合国家重新下定决心：竭尽全力彻底打败共同敌人，迫使他们无条件投降。”
在非洲，在地中海地区，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已经完成了对最后几股轴心国军队的包围；非洲敌军被迫投降，仅突尼斯一役，敌人就损失30万人。“火炬”战役胜利结束后，美英远征军正向意大利本土进军。7月25日，当巴顿的新七军和蒙哥马利的老八军席卷西西里时，墨索里尼终于遭废黜，巴多格里奥元帅在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领导下，出来接管了意大利政府。罗斯福兴奋地向美国人民宣告：“轴心上已裂开第一道口子。”“但是，”总统补充说，“我们对意大利提出的条件仍旧跟对德国和日本一样：无条件投降。”1943年9月8日，在艾森豪威尔军队的强大攻势压力下，意大利政府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太平洋战场，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也正在把两支进攻的箭头一步步地向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逼进。美军继在瓜达卡纳尔取胜之后，又于3月8日击毙珍珠港事件的罪魁祸首、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美国太平洋舰队正向所罗门群岛一带进逼。
开罗会议一结束，罗斯福就带着一个70来人的班子乘“圣牛”号飞机前往德黑兰。这次航程大约6个小时，要越过巴勒斯坦全境。可是罗斯福不同意如此仓促。“我们应该有一点儿多余的时间，”他说，“以后我也许再也不会飞这条航线了。”他和飞行员布赖恩少校拟定了一条路线，使他们几乎能够飞经圣地的每一处名胜古迹。“低飞！”他下命令，“当你飞临每一处圣迹时，尽你的胆量贴近它兜兜圈子。”
他们首先飞临贝尔谢巴及其著名的井泉，继而飞越山谷，翻过濯濯童山，来到伯利恒。布赖恩把飞机倾侧得似乎快要使一只机翼触及地面了。罗斯福凝视着耶稣诞生的小教堂，心里真希望降落。接着，飞机沿着大路朝耶路撒冷飞去，不到一分钟，就已经在这个光怪陆离的城市上空盘旋了。罗斯福一一辨认那些神圣的建筑物，并且激动地向坐在他旁边的麦金太尔报出他们的名称：大卫墓和天国之门！耶稣拱顶；耶稣受难地，坡上是伊斯兰陵墓；大马士革之门，圣墓教堂，哭墙。接着，他们绕着橄榄山的梯田形山坡飞了一圈，山顶上耸立着耶稣升天教堂，然后朝死海飞去。他们从这里沿着约旦河一直飞抵那个小小泛光的加利利海，海上还有渔民在打鱼呢！
飞机穿过巴勒斯坦上空后，总统就陷入沉思了。对罗斯福来说，在德黑兰会议上的艰巨任务就是同他认为“难以捉摸”的斯大林建立自己同丘吉尔保持着的那种私人关系。据美国外交官墨菲说：“总统的计划是使俄国人感到，美国人绝对相信他们，并把苏美两国在战时与平时的合作置于任何其他未来的联盟之上。”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在三巨头会谈之前，1943年10月底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外长预备会议。总统想派韦尔斯参加，但是由于普遍谣传这位副国务卿同一位卧车服务员有同性恋关系，使他不得不辞职。罗斯福很尊重这位老朋友的意见，对他的辞职感到难过。赫尔在进行他在战争期间唯一的这一次重要外交活动时，以顽强的意志争取说服俄国人发表一项四国宣言，保证成立一个维护战后和平与安全的组织。斯大林向赫尔保证，一打败德国，苏联就将参加对日本的战争。罗斯福心想，这次会议就以上问题能达成协议，就算取得“重大成果”了。
当罗斯福一行抵达德黑兰时，斯大林为了罗斯福的安全而友好地建议他移住苏联大使馆。丘吉尔则住在附近的英国使馆。总统的车子驶进使馆大院的绿色大门，在一幢大而无当的建筑物前面刹住。这幢建筑物很像一所百万富翁的豪华住宅。但已年久失修，不复有昔日的光彩。它那富丽堂皇的门楣上的油漆显出裂纹，墙上的灰泥大块大块地剥落，里面的泥草露在外面，活像一个从破洋娃娃肚子里漏出的木屑。纳粹分子离去前在墙上到处乱涂的纳粹标志，给人一种讽刺味儿。
罗斯福的安全由苏联警卫和便衣人员负责。埃利奥特说，他们个个都是6英尺以上的彪形大汉。斯大林前来拜访罗斯福时，后者故意不让美方翻译在场，只让斯大林的翻译帕夫洛夫担任翻译。罗斯福对他儿子说，“这是表示对我的信任和毫不猜疑的一个姿态。”罗斯福和斯大林握手时说：“见到你，我很高兴。我早就想同你见面了。”斯大林说，由于军务繁忙，迟迟未能实现，感到抱歉。罗斯福感谢斯大林把主要客房让给他住，并向斯大林祝贺苏联红军取得的伟大胜利。他们在正式开会之前，举行了一个赠剑仪式：丘吉尔从伦敦给斯大林带来了一柄“斯大林格勒”之剑。仪式简短而动人。一位年轻的英国上尉高擎着那柄修长笔直的宝剑，丘吉尔作了一席感情充沛的简短发言，斯大林用俄语致答词。接着，首相庄严地双手托剑，把它赠交斯大林；斯大林接过主剑，俯首吻了一下精美的剑柄。他缓慢地把剑从鞘中抽出一段来，然后又迅速插入，把它交给伏罗希洛夫。仪式到此结束。
“我想看一下宝剑。”罗斯福说。他右手握住剑柄，试试它是否平衡称手。这把剑的制作实在精美绝伦，你拿在手里简直感觉不到它的重量。倒像是你自己手臂的延伸。罗斯福高兴得笑起来：“真是登峰造极的杰作！”他把剑高高举起，从空中猛劈下来，雪亮的钢刃发出一道寒光。
丘吉尔（左）、罗斯福（中）及斯大林（右）
第一次会议于下午4点举行。出席会议的除三巨头外还有霍普金斯、艾登和莫洛托夫以及三国的参谋部的负责人。斯大林和丘吉尔共推罗斯福总统主持第一次会议。他在会议开幕时说，他很高兴把苏联人作为“家庭小圈子里的新成员”来欢迎，并向他们保证说，这次会议将始终像朋友们的聚会那样，在各方面都充满着完全坦率的气氛。他相信三国的代表会紧密协作，不仅在战争的整个期间，而且将继续到子孙后代。丘吉尔说，这里所体现的是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权力的最高集中，而人类幸福的未来就掌握在这些与会者手中；他祈望这些人将不致辜负上帝所赐予的时机。斯大林说，这次兄弟般的集会的确体现了一个伟大的时机，而这个时机极需与会者明智地使用他们各国人民所赋予他们的权力。
德黑兰会议大部分时间是讨论军事问题。在三巨头介绍了各自战场的情况后，集中讨论了斯大林所要求的迅速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丘吉尔虽然口头上下反对“霸王”行动，但以种种理由为借口极力避免与德军主力正面作战。他要进行地中海战役，在意大利迅速北进的同时进军巴尔干。丘吉尔称他的主张是“四面包围战略”。斯大林要求美英军队于1944年5月间在法国北部登陆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说他不能作此保证。双方争执十分激烈，以致斯大林愤然站了起来，对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说：“我们走吧！我们在这里没有事好干了，我们前线还有许多事要做呢！”后来在罗斯福的调解和参与下，会议才得以进行下去。
斯大林对丘吉尔说，他想问一个颇为欠妥的问题，就是英国人是不是真正相信“霸王”行动，或者他们仅仅是把这作为一种给苏联人鼓气的手段而才表示同意的？老奸巨猾的丘吉尔虽然使尽了辩论家的艺术，辞令动听，委婉得体——这是他拿手的本领；但是斯大林却挥舞大棒，对他老练的敌手的躲躲闪闪和弄虚作假毫不留情。在此情况下，罗斯福则居中调解，充当公认的会议主持人。经过反复协商，终于确定在1944年5月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这是德黑兰会议关于军事问题的一个重要决定。罗斯福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斯大林的意见。
德黑兰会议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更为复杂。对战后德国的处置问题，罗斯福主张把德国肢解成五个相互分离的国家，斯大林也明确表示他希望有一个软弱的德国和强大的欧洲。在斯大林作主人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斯大林“一直取笑丘吉尔”，说他对德国人怀有“某种神秘的喜爱”，不愿对德国采取严厉措施。据埃利奥特叙述，罗斯福夫妇对丘吉尔的私下评论更为直截了当，说“丘吉尔先生总是赞成不要对德国采取严厉的态度”，而且“他的情绪是随着对俄国人的恐惧感的增加而加剧的”。斯大林所暗讽的也正是丘吉尔内心的隐秘——战后利用德国来制约苏联。
斯大林丝毫不掩饰他对纳粹的仇恨。为了嘲弄丘吉尔，他半开玩笑地说，他认为至少应处决5万名纳粹分子（军官和技术人员），一经俘获，立即处决。丘吉尔一听，跳了起来，大声说道：“任何这类做法，是与我们英国的法制感完全抵触的。英国人民决不支持这类集体谋杀。我借此机会表明，我最强烈地认为没有任何人，不管他是否纳粹，在未经适当的法律审判前就可以由行刑队实行处决，尽管事实确凿，铁证如山也罢。”斯大林紧盯着情绪激动的丘吉尔继续说：“一定要枪毙5万人。”丘吉尔更生气地说：“我宁可此时此地让人把我押到花园里去枪毙，也不同意这种做法。”这时，罗斯福出来打圆场。他笑着说：“我又要来调解你们的争执了。那么减为49500人行不行？”
德黑兰会议从1943年11月28日开到12月2日。在忙忙碌碌的四天里，罗斯福同丘吉尔和斯大林在会议桌上和吃饭时都进行着磋商，又单独同斯大林会谈过几次。罗斯福发现这位穿着米色军装、戴着元帅的大金质肩章的苏联领导人信心十足，意志坚强。他给人的印象是“端庄、倔强、严肃，没有一丝笑容，令人难以捉摸”。罗斯福对弗朗西丝·珀金斯说：“开始，我感到非常沮丧。我们所做的事情本来可以由外交部长们来做。我整整考虑了一夜，决意采取孤注一掷的行动。那天早晨，在前往会议室的路上，我们赶上了温斯顿，我跟他说：‘温斯顿，我希望你不会对我要做的事情感到恼火。’丘吉尔只是抖动了一下嘴上的雪茄烟，哼了一声。”罗斯福坐着轮椅到斯大林面前，通过翻译开始交谈。谈话好像十分友好和秘密，其他俄国人也凑到我们面前听着。他的脸上还是没有笑容。“然后我用手捂着嘴低声说：‘温斯顿今天早晨反常，情绪很不好。’”
“斯大林眼里这时露出一丝模糊的笑意，”罗斯福说，“我断定我的做法对头。我在会议桌旁一坐下来，就开始拿丘吉尔的英国绅士派头、约翰牛、他的雪茄烟和他的习惯取笑。斯大林开始露出笑容。温斯顿脸色绯红，皱着眉头。他越是那样，斯大林越好笑。斯大林终于捧腹大笑起来，三天来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光亮。从那时起，我们就建立了私人关系，斯大林自己偶尔也说些打趣的话。冰层打破了，我们谈起话来就像男子汉和兄弟一般。”
后来，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一位共产党领导人谈话时，评价了与他共事的两位巨头。“丘吉尔这种人你要是不盯着他，他就会从你的口袋里掏走一个戈比。而罗斯福呢，罗斯福不是那种人，他只掏大硬币……”
经过充分协商和激烈争论，军事问题比较快地得到了解决。罗斯福和丘吉尔向斯大林保证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将在1944年5月1日前后进行。斯大林告诉他们，苏联将配合这次战役发动一场攻势。斯大林还重申了向国务卿赫尔作出的保证，打败希特勒之后，俄国将参加对日本的战争。
在会谈中，棘手的政治问题占了相当大的部分。三巨头就战后要控制的战略基地问题进行讨论时，丘吉尔说，英国不想取得任何新领土，但希望保持它原有的领土和重新要回从它手中被拿走的领土。具体是指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他说，尽管他可能最终要自愿让出帝国的一些疆土，但他不会不经过一场战斗而被迫放弃任何东西。
罗斯福多次主张英国应把中国香港归还中国，印度应当独立，但丘吉尔的回答是：“我不愿葬送大英帝国。”罗斯福看到在战后要维持旧殖民帝国是不可能的，他希望在太平洋上建立美国领导下的新格局。其中，国民党中国将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国。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向罗斯福表示，战后不希望在中国港口看到英国军舰，但可有美国军舰。罗斯福个人向蒋介石保证形势会是他所希望的那样。
德黑兰会议上已经出现了美、苏、英三国就中国问题进行斟酌的明显征候。在几天前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与蒋介石密议后双方就大连港问题达成默契。在1943年11月30日三巨头午餐会谈中，当三方就苏联取得欧洲不冻港的问题在原则上达成协议后，斯大林问罗斯福和丘吉尔：“在远东能够为俄国做些什么？”丘吉尔立即反问斯大林对《开罗宣言》有什么看法，并且表示有兴趣弄清楚苏联对远东和那里的不冻港问题的看法。斯大林表示苏联在远东没有一个完全的不冻港口。罗斯福说，自由港的主张也可以适用于远东，而且大连就有这种可能性。斯大林立即发表意见说，中国人会反对这个提议的；但罗斯福说，他认为他们会同意在国际保证下把大连作为一个自由港的。
接着，斯大林在远东方面作了两件口头承诺：第一，赞成《开罗宣言》的全部内容；第二，打败德国后，苏联红军将增援东部，协同盟军共同对日作战。后面这一点，对美国军方和罗斯福的战略布局都有很大影响。
会上，罗斯福对战后国际组织的构成作了很具体的设计。他在一张纸上画了三个圈：当中的一个圈标明“执委会”，右边一个圈标上“4个警察”，左边圈上写着“40个联合国家”。这一构思就是以后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四个常任理事国和联合国大会。斯大林对罗斯福提出的“监视和平的四个警察”概念表示感兴趣。斯大林还赞成他提出的不准法国人重返印度支那和他们的殖民帝国的其他地区的建议。这些地区将成为联合国托管地。会谈中还讨论了在德国失败后肢解德国的计划，西方领导人还表示默许苏联继续占领波罗的海国家。这些国家是在1939年加入苏联的。
对波兰战后的地位问题分歧较大。丘吉尔指出，英国打仗是为了保卫一个独立的波兰，他提出讨论波兰未来的政治制度和边界问题。斯大林拒绝同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发生任何联系，指责它同纳粹分子勾结。这样，双方就在波兰未来政府的问题上形成了僵局。关于波兰领土问题，苏方坚持保留1939年红军占领的那个地区，并认为，所形成的边界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人提出的边界（寇松线）是一致的。然而，在伦敦的波兰人坚持恢复波兰1939年以前的边界。斯大林建议，为换取波兰接受寇松线，波兰应该得到德国的一块领土以补偿自己失去的领土，这样波兰的西面边界就可以移到奥得河。丘吉尔答应敦促在伦敦的波兰人接受这种解决办法。罗斯福没有参加这些讨论。然而，由于他对苏联的安全要求表示同情，所以在同斯大林谈话时，他私下对领土转移表示支持。但是，他强调说，他不能公开参与这样的安排，因为这会引起上百万波兰裔美国选民的反感。
在星期二的晚餐会上，丘吉尔把罗斯福描绘成一个“把毕生贡献给弱者和无援者的事业的人”，这个人凭借他的勇气和在1933年的预见性行动，“坚定地引导着他的国家在激烈的民主自由气氛中，顺着国内政治和党派倾轧的惊涛骇浪前进”。在向斯大林祝酒时，丘吉尔说斯大林堪与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并驾齐驱，堪称“斯大林大帝”。
根据记录，在答话时，斯大林元帅说，授予他的荣誉其实是属于苏联人民的；要成为一名英雄或伟大的领导人并不太难，如果你不怕同苏联人这样的人民相处的话。他说，红军的确是在英勇作战，因为苏联人民不许可他们的军队里有别的品格。
德黑兰会议标志着苏联和西方合作的高峰。尤其是丘吉尔69寿辰之夜，会上的气氛更出现了一番新的景象。在英国使馆的大餐桌边，苏联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亲密无间地坐在一起，生日宴会使大家显得无忧无虑。和其他任何生日宴会一样，这里也有一块蛋糕以及蜡烛、礼物、祝酒和赤诚的感情——罗斯福还亲自配制了马丁尼酒，更增添了随便的气氛。所不同的是，客人是三个大国的首脑，而他们的诚意则对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前途有重大影响。
正如三巨头签发的德黑兰宣言所说的：“我们完全承认我们以及所有联合国家负有至上的责任，要创造一种和平，这和平将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好感，而在今后许多世代中排除战争的灾难和恐怖。”
“我们将力求所有大小国家的合作和积极参加，那些国家的人民就和我们本国的人民一样，都是全心全意抱着消除暴政和奴役、迫害和压制的真忱。我们将欢迎他们，听他们抉择，到一个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大家庭里来。
“我们怀着希望和决心来到这里。离开这里时，我们作为事实上的朋友和志同道合的朋友而在这里分手。”
罗斯福从德黑兰返国途中，特地到西西里岛去视察战场并看望部队。他原来还想去意大利，可是两军正在卡西诺前面交战，为安全计，他不能前去。但是，他确实到了被炸成一片焦土的英雄的战斗堡垒马耳他，那里的人们曾经蹲在迷宫般的洞穴里躲过了3000次空袭。他飞到奥兰时，“衣阿华”号已经等候在那里了。就这样，罗斯福再次穿过海峡，从风平浪静的海上回国。这次通过海峡时，由于纳粹分子埋伏在那里等候，比上一次还要危险得多。
圣诞节前夕，罗斯福在海德公园向全世界作了一次广播演说。他告诉美国人民，在德黑兰和开罗会议上，他同英国、苏联和中国领导人就当前军事情况，特别是就尽快从许多不同方向加紧对敌人胜利进攻，进行了充分的会商，并取得完满的成果。他称赞丘吉尔说：“我们所有的人都诚心诚意地为这位伟大的世界公民祈祷。”（当时丘吉尔在非洲又一次患了严重的肺炎。）
罗斯福与斯大林（右）
对于斯大林，罗斯福说：“他是一位把巨大的、刚强无比的决心同忠诚不渝的优良品格结合在一起的人。我相信他真正是代表了俄罗斯的灵魂和心胸。我认为我们同他以及俄国人民相处得非常好。”最后，总统号召全国军民为尽早地消除世界上一切邪恶势力而英勇战斗。他说：“愿上帝保佑我们大家。坚定我们在各地为人类更美好的日子而战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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