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叶过世的明治三十六年，春天里死了五代目菊五郎，秋天里又死了九代目团十郎[157]。这两位在梨园并称“团菊”，恰如红叶与露伴在文坛并称“红露”一般。这两位都是舞台人士，我有幸见识过这两位巨擘的容貌和声音。不过，文坛人士中，有许多人，因为略微的年代差异，见了还不如不见。砚友社鼎盛时期的作家中，我只在大正时代于有乐座自由剧场不知第几次试演的时候，经由小山内薰的介绍，认识了岩谷小波先生[158]，在走廊里聊了几句。先生在初次见面的寒暄之后说：“我原以为你的个子肯定很高。”站在一起比了比，先生远比我高得多。
我身为《少年世界》的忠实读者，和小波先生一样都很喜欢江见水荫[159]，但终究还是错过了和他见面的机会。我听说，小波先生去世前曾说：“江见，我先走一步了。”所以当时水荫应该还在世，至今在想那时应该去见一见。小栗风叶[160]也只见过一次，是中央公论社还在本乡西片町的麻田家二楼的时候，经由泷田樗阴的引荐，略微谈了二三十分钟。除去露伴、藤村[161]、镜花、秋声等一直活到昭和时代的诸位作家，我只见过一两次的人，此外还有鸥外、鲁庵、敏、天外、泡鸣、青果、武郎[162]等。漱石在一高教英语的时候，我也正就读英法科，每次在走廊或校园里遇到的时候，记得自己都会鞠躬，不过漱石不教我这个年级，所以很遗憾地未能躬身受教。我读帝国大学的时候，电车只通到本乡三丁目的一角，兼康那个地方，所以漱石总是在那里坐人力车。他身穿十分气派的对丈大岛[163]和服，在青木堂前停车下来买烟卷等物的身影，至今还历历在目。那还是漱石进入《朝日新闻》之前的事，我总觉得对于大学教师而言很是奢侈。
我记得那是京桥的大根河岸一带，有一座镜花偏爱的鸟居。镜花、里见[164]、芥川，还有我，四个人曾在那里吃鸡肉火锅。我食量大，吃东西很快，在一群人围着火锅的时候，总喜欢在没有完全煮熟的时候就捞出来吃掉，而生性谨慎又很讲卫生的镜花和我相反，不等完全煮熟绝不动筷子。所以镜花和我围着火锅的时候，我吃得干干净净，镜花根本捞不到吃的机会。这种苦头吃得多了，镜花便预先戒备，在火锅里划出一块：“你看好了，这是我要吃的。”但是我聊得兴起，一不小心还是过了界，又把东西全吃了。“啊，你又来。”等镜花发现，已经迟了。那时候他一脸难以形容的表情。我虽然也很过意不去，不过那表情很是可笑，令人忍俊不禁，所以有时候也会故意使坏吃他的。在那鸡肉火锅店也是这样的情况，镜花盘腿抱坐，芥川瞪着他说：“哪有盘腿抱坐的江户男儿。”大家都知道镜花虽然是金泽人士，平素都说自己是江户男儿。关于镜花是大作家这一点，芥川和我当然都没有异议，但他与所谓江户男儿的感觉相去甚远这一点，我们两个同样没有异议。
遇上性情不和的，那真没有办法。在生于东京的作家中，我想不少人都讨厌岛崎藤村。我所知道的，荷风[165]、芥川、辰野隆等都是如此。漱石的写法虽然并不露骨，但从批评《春》的字里行间，也能看出他似乎相当讨厌藤村。骂藤村最为直白的是芥川，他很少写那么痛骂的文字，所以必然是极其讨厌无疑。说起来我虽然没有像芥川那样正面打击，但也记得有好几回拐弯抹角地写了些讥讽的文字。作家相互之间嗅觉异常灵敏，所以我想藤村也嗅出我讨厌他，多少有些介意。而对于藤村有些介意的事情，我也十分清楚。不过藤村也有狂热的粉丝，在我的老友之中，诸如大贯晶川等人，便视藤村如神。他和我同样都是上的东京一中，不过出生于多摩川对岸的沟口一带，所以不能说是东京人。我猜正宗白鸟大约知道我讨厌藤村，不知道是不是故意说给我听的，数年前在热海的翠光园相会的时候，说他回头重读，最打动他的当数藤村的作品。
被誉为名主编的泷田樗阴，到他于大正十四年病逝的两三年前，我和他交往了大约十年，可以说相当亲密，不过一起去青楼饮酒作乐的经历屈指可数。有一回某次聚会之后，近松秋江、长田干彦[166]、我以及樗阴，在神乐坂碰头，一起去玩，但因为每个人的兜里都没什么钱，所以第二天一早老板娘拿着联名的书信去矢来町的新潮社讨钱。樗阴也写了一张。为什么找新潮社讨钱，具体情况想不起来了，总之确定有樗阴在。那时候干彦和我刚有些名气，秋江说：“有这两位的名字就没问题，借一点吧。”结果用人马上就把钱拿来了。除了那次之外，我不记得还有哪次和樗阴在青楼过夜。来约稿的时候，樗阴必定会坐人力车飞奔而来，让车夫等着，把我叫到玄关，站着把事情谈完，随即立刻便走了，很少进到客厅。我记得自己有时候也会去位于西片町的他家拜访，但他绝没有让我进去过。只在玄关的木板间拿出坐垫让我坐，自己坐在榻榻米上，像是拦着我的路一样膝行向前，听我讲话。有时候就这样能说上一个多小时。我主动去找他都是要求预付稿酬的时候，有一次，大概是顺便过去借钱，他拿了相当大的鱼子纹双盖金怀表给我，说：“总找麻田（当时的社长）也很难开口，你先用这个顶一阵吧。”我像是小把戏被揭穿了一样不甚开心，不过因为急用，无可奈何只能收下。那时候在一高附近有一家我从学生时代就常去的典当行，我拿去那里，用这怀表（忘记带不带表链了）借了六十块。回去的时候，我又拜访了西片町的长田秀雄[167]，多少有些愤愤不平地说：“刚才在樗阴那边……”秀雄当即借钱给我，说：“樗阴也是够奇怪的。我借给你，你把那东西还他。”
现在都是用自家车了，但是樗阴从来都是用人力车，而且似乎并非一开始就有专用的人力车，都是在附近的车行雇的，后来才有了专用的车夫与车。那赭色面庞、体格肥硕的大汉，迎风飒爽地奔跑在本乡大道上的风貌，在人群中格外显眼，所以隔着老远就能认出来。他那人力车上的身影，给我留的印象最深。当时穿和服的人比今天多，樗阴也总是穿和服。我不记得见过樗阴穿洋服的模样。他的脸庞轮廓与如今的山城少掾、当时的丰竹古韧太夫很像，看到山城，必然会想起当年的樗阴。不过山城是纯粹的浅草男儿，樗阴是秋田“出产”，总有些地方显得粗糙，不像山城那样有着圆满柔和的相貌，说起话来也总带着东北地方的口音。印象特别深的是他总把“什么”说成“啥”。[168]“昨天吃了什么”，说成“昨天吃了啥”。我经常模仿樗阴这种“啥”的说法，惹众人发笑。山城放在今天绝不输于当代的美男子，樗阴也是秋田系的好男儿。我听说好像是在下谷一带有他喜欢的人，不过如前所述，我没有同去过，所以没有见过那人。这类消息，故人中的田中贡太郎[169]，在世者中的松梢风[170]几位应该所知甚详。他似乎很喜欢上山草人的妻子上山浦路的妹妹，就是后来成为女演员，但不幸夭折的上山珊瑚。或许关系非同一般。《中外》的社长内藤民治出资赞助草人夫妇赴美的时候，眼看即将开船，内藤的钱还没到，草人为此大闹的经过，我在《上山草人》中写过，此处从略，不过那时候浦路一哭，樗阴一下子就拿出五百块钱，也许正是因为中意于珊瑚。说起来，草人对珊瑚也有意思，所以让他们夫妇去美国，似乎也有让珊瑚获得自由的打算。
当年的杂志编辑要有超人的见识和独特的个性，在这里举两三个樗阴的例子作为证据。据我所知，樗阴最讨厌的是铃木三重吉[171]。我时常听到樗阴说三重吉的坏话，三重吉也说过不少他的坏话，但我忘记这两个人不和的原因了。在三重吉之后与樗阴发生激烈冲突的是小山内薰，那一次是因为小山内的作品不合樗阴的意，他写了详细的理由，连同原稿一起退回。那时的事情，小山内自己以《追忆泷田君》为题写过。“到头来终究没有恢复关系。”听说泷田亡故，我立刻便想到了这一句。再略作引用：
倒也不能算是大打出手。如今回想起来，我也有相当的过错。
那是小说《高师直》分两次刊登于《中央公论》的时候。第二期的原稿——本来那应该和第一期一起交出来的，结果晚了——晚了很久，即使到了截稿日，每天也只能零零碎碎写个五张七张。泷田终于大发雷霆。眼看再有一点就能全部交稿的时候，他写了一封充满恶评的书信，说我的作品没指望了，连同交出去的稿子一起退了回来。我因为第一次遭到这样的对待，顿时也勃然大怒。不管拖稿晚交如何不对，也没必要如此辱骂我的作品。我给《中央公论》供稿，不是为了让你泷田樗阴看我的作品，听取你的批评。如果对我拖稿生气，那只怪罪我的拖稿不就好了。没必要对我的作品大放厥词。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相当愤怒。
就是这样。不过按照我在樗阴处直接听到的说法，不是因为小山内“拖稿不交而生气”，而是内容太过拙劣、草草糊弄、不堪卒读，所以才退回去。小山内发自内心热爱的工作是演戏，小说多少是为了谋生而写的东西，《高师直》确实也不是很好的作品。芥川在这场骂战中也站在樗阴一边，说“小山内写的东西里全然缺乏intensity（紧密性）”，我对此也很赞成。大约也是在那时候，我说：“在intensity的浓度这一点上，志贺直哉是第一等。”芥川说“确实如此”，大表赞同。却说几句闲话，不管怎么说是拙劣之作，也不管小山内如何如何，一方面刊登了他人的作品，而且还是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则以写得太差为由退回，也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尽管如此，考虑到小山内的《高师直》的时代，如今时代文学的兴盛委实叫人吃惊。现在，《高师直》程度的作品已经不再受欢迎了。
却说，在樗阴的晚年，我似乎也让他相当讨厌。说起来我不记得被退过稿，不过在大正十二年正月号上最后刊登了一部中篇之后，到他十四年病故为止，到底也没有来约过稿。不仅如此，他寄来过两三封长信，其中写道“近来对你写的东西都没感觉”，说得相当露骨。那段时间好像是里见在《时事新报》上连载《多情佛心》，我在《朝日新闻》连载《肉块》的时候，樗阴说：“和里见君的文章比较起来，你的作品相当差劲，要好好努力。”也许多少带有激励我的意思，不过听起来也像是包含着“读起来真是急死人，算了不需要你了”之类的恶意。像这样不仅不来约稿，进而还主动积极邀骂的编辑，除了樗阴，再没见过。不过我当时正是委顿期，也不喜欢自己写的东西，因而对樗阴的书信也并没有生气。所以，我记得回信中说：“确实近来写不出巧妙的文章，我想你说的也有道理。”
说到邀骂，大正五年，生田长江[172]在《新小说》杂志上以《自然主义前派的跳梁》为题，朝白桦派——更准确地说，主要是以武者小路实笃[173]为目标，猛烈地射出攻击之箭。此番攻击颇具威势，因而顿时引发文坛的轰动。“此处有人曰武者小路实笃。我对此人所写的文章只读了少许，然而我确信此事绝不能成为非难我的理由，在此前提下展开我的议论。”长江以这样的论调写道：
所谓白桦派的糟糕之处如何如何。若要挑选最为简短的言辞做代表，恰如写了《没见过世面的人》这部小说抑或剧本的武者小路，既非讽刺也非反语，当然更不是什么谩骂，思来想去只有“愚善”几个字。
再次声明，前述《没见过世面的人》的小说或剧本，我还没有读过。并且我不认为没读是什么错事。进而即便没有读过那部小说抑或剧本，武者小路及其所代表的所谓白桦派的文艺及其思潮，我认为足以用“愚善”断言。
诸如此类，彻头彻尾都是这样的笔调，写了大约二十页的长度，总之都是上述引用的文字论调。换言之，连篇累牍都是以惹对方发怒为目的的谩骂。有一次我对长江说：“不用那种满是破绽的胡乱写法，稍微认真点写，不是更好吗？”长江回答说：“非也，想要挑起议论的时候，还是故意留下破绽的方式为好。否则敌人不会接茬。”我不禁感叹原来如此，要做评论家，必须有这样的心得啊。
年轻的武者小路当然也不会忍气吞声，做了辛辣的回应，说长江“揶揄我的都是晚了五六年的内容，是掉进了我故意留下的陷阱”，又说长江是“没脑子”，“我会默默看着您今后能不能展现出一点有脑子的地方。谁对谁错，‘时间’会做出评价”。我从一开始就喜欢武者小路，不赞成长江之说，认为评论家写这些东西都是贪图一时之快而自轻自贱，用不了两三年便能自然分出谁说的才有道理，那正是“时间”做出的评价，所以想到日后，又怎么能随手写出这样的东西呢？结果证明我想的果然不错。
但是，如今回想起来，长江那么喜欢挑衅，他的疾病也许是重要的原因。换言之——这是我的臆测——患有麻风病的他，是不是基于不肯输给这样的疾病、勇敢挑战世界的想法，刻意挑选白桦派作为适当的挑战对手？虽然过于穿凿附会，不过我总有这样的感觉。若真是如此，被选为目标的武者小路君才是飞来横祸。长江的疾病，世上一般人不太知道，我们这些朋友都很了解。那疾病的细菌传染力虽然极弱，但因为很容易通过鼻涕传染，所以最好不要去长江去的理发店——若是使用剃过长江鼻毛的剃刀来剃鼻毛会很危险，我们还为此调查过长江经常去的理发店。长江也有故意和我们耳鬓厮磨，看看我们对他的疾病有多恐惧，试探畏惧的程度，给自己取乐的倾向。也许在他看来，这也是“不肯输给疾病”的心理使然，但他之所以被我们讨厌，我想这样的行为也是重要的原因。我这样的人，也努力避免诸如和他一起吃饭这样的窘境，但也有过两三次，受《中外》社长内藤民治的邀请，无可奈何与他同去赤坂和新桥的青楼。那时候长江的脸庞相貌还看不出来有病的模样，不过两边的眉头上边长了油亮的疙瘩，还有两三根僵硬的手指，无法活动。艺妓问起“您这是怎么了”的时候，就说“我有风湿病”什么的敷衍过去，并用那喝过酒的杯子给众人敬酒。我那时候正在戒酒期间，得以幸免，但艺妓自然不用说，勇敢的内藤总是会接过来再还回去。还有一回，我和草人与他三个人同坐汽车去某处，他说“你那个手表给我看看”，我没办法只好摘下手表递给他。于是长江把手表接过来，翻来覆去摆弄了半晌，又在自己手腕上试着戴过，再还给我。这些举动只能认为完全是出于惹人不快的目的，所以我非常生气，把还回来的手表故意装作很恶心地用手指尖挑起来。然后下了车，把它用酒精擦过之后才戴上。这类事情倒也罢了，他在有乐座的走廊里把吸过的香烟递给佐藤春夫夫妇，让两个人不知如何处理，我在一旁看见了这一幕。佐藤是他的师弟，也曾在他家里寄宿，但即便是有这样的关系，也太过荒唐了。不过世上还有比内藤氏更勇敢的人，武林无想庵醉得厉害，用力抱住长江，一边叫唤“你有瘌痢啊”，一边要去亲他的脸颊。芥川引用芭蕉的门人、与长江患有同一疾病的森川许六的例子说：“当年许六耻于自己的容貌之丑陋，常常隔着屏风与人说话，不过一旦客人要求务必现身，便会从屏风后面出来，毫无畏惧之色，与人相对从容议论俳句。这番逸事也想说给长江听听。长江如果这么做，显然天下的同情必会翕然，他却选了最糟糕的做法。”
如此说来，长江有个可爱的女儿，我们私下里担心，常常讨论，趁着疾病还没传染的时候想办法让女孩和他分开居住是不是更好，这样对于女孩也好，对于长江也好，结局说不定更幸福，能不能找个人下定决心去规劝长江，等等。与长江最为亲善的中村古峡[174]终于提起过这件事。于是长江声泪俱下，说：“我很清楚世间都知道我的病。但是与那样的世间战斗，是我唯一的生存动力。女儿的事情我也不是没有考虑，但是现在如果把她带走，我在这世上便再也没有任何乐趣了。”古峡很同情，也没有话可以回答，只得放弃。长江过世是在昭和十一年，距今二十三年了[175]，那时候他的女儿怎么样，直到最近也常常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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