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的河西走廊，乌孙、月氏、匈奴，在广阔的绿洲和草原生息繁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他们自由快乐，自然的风霜又使他们的琴声和歌舞戛然而止。当他们的马匹越走越远，相互的争斗和倾轧，冲破了固有的部落边界。民族的冲突和融合，使走廊变得越来越小，不断的行走中，他们看见了走廊之外的世界：中原的恬静和富庶，如同天堂般激活了他们凶悍的本性，抢劫与掠夺就像一股风，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农耕与游牧开始了决定性的对决，这种残酷的对决，不是谁消灭谁，而是观念和利益的重新整合。

    在河西走廊，战争像一个怪胎，竟然催生了灿烂的绿洲文明。

    河西之战

    河西之战是汉武帝用兵匈奴的三大战役之一，对于河西来说，这是一场划时代的战争。这次战争之后，“列四郡，据两关”，加之长城的修筑，河西的军事地位进一步巩固，汉文明的曙光使天苍苍、野茫茫的荒野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曾几何时，匈奴开怀畅饮、仰天长笑，在河西这块土地上自豪无比。他们的骏马纵横驰骋，他们的帐篷漂浮在茂盛的牧草和鲜艳的花朵之上。河西肥沃的土地，广阔的牧场，挥洒着匈奴人一往无前的勇气。他们东拼西打，常常进犯和抢掠农耕区，使中原汉王朝的统治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回忆那一段风起云涌的往事，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匈奴的身影，在那奔驰的马背上翻飞。阳光下，弯刀闪闪，冲杀的呼喊声中，血气十足。

    河西之战，是汉王朝积蓄了几十年的力量对匈奴的沉重一击，也是汉武帝一生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汉文帝初年，匈奴逐走月氏人，占据了河西之地。匈奴单于奴单于命浑邪王统治河西的西部，大约是今日之甘肃酒泉地区；命休屠王管辖河西东部，大约是今日之甘肃武威地区。他们据此而西控西域各国，南制西羌诸部，对西汉王朝的西部边境构成严重威胁。

    汉武帝即位之初，曾有一个联合月氏、夹击匈奴的宏大计划。然而这个计划的实施却颇费周折，首先是北部战场压力太大，令汉军无暇他顾，其次是月氏人无意东归故地，使汉军孤掌难鸣。因此，直至汉匈漠南会战之时，河西地区仍在匈奴人的牢固控制中。这个历史事实，在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中，我们就略知一二。

    漠南之战结束后，匈奴单于把主力远撤至大漠以北，大漠以南的广大地区，仅剩下匈奴左贤王和河西的浑邪、休屠二王。左贤王虽仍不断袭扰汉边，但规模不大，且又局限在东北一隅。河西之地的匈奴军自身实力不强，尤其是在右贤王被汉军击破之后，更显得势单力薄；浑邪、休屠二王多年来又一直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控制西域和西羌之上，对汉军并不怎么注意。张骞出使西域回到长安后，虽然带来了月氏人不愿与匈奴人为敌的信息，但他对西域的状况有了广泛而深入的了解，坚定了汉武帝经营西域的决心。对于汉王朝来说，取得西域可“广地万里”，不仅能获取“天马”“奇物”，而且可以利用当地各族之间的矛盾孤立匈奴，以“断匈奴右臂”。因此，汉武帝决定把主战场转移到西北地区，夺取河西之地，以解除汉朝西部边境的威胁，并为进一步经营西域、北击匈奴奠定基础。

    说起河西之战，必须提及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霍去病。霍去病生于公元前140年，是河东郡平阳（今山西临汾）人，父亲是平阳县衙役，曾在平阳公主（汉武帝之姐）家当差，母亲是公主家的侍女。

    霍去病少年时生活在奴婢之中，过着底层的生活。但他随舅父卫青习武，骑射、击刺技艺超群，练就了一身本领。由于姨母卫子夫擅歌舞，受宠于汉武帝，被封为皇后，致使霍去病十八岁即为天子侍中（皇帝身边保卫安全的官），同年便随大将军卫青参加与匈奴右贤王争夺河南之地（今河套地区）的最后一战，号“票姚校尉”（意为行动迅猛的武官）。他率领八百精骑，距大军数百里之遥，乘匈奴不备，选择便于进攻的目标，出奇制胜，斩杀敌兵1028人，首战告捷，建立功勋，被封为冠军侯。

    公元前121年春，霍去病升为“骠骑（意骁勇）将军”，率骑兵万人从陇西出发，进击河西匈奴右贤王（匈奴辖西部地方的最高长官）诸部，由于当时汉廷对河西的地理和敌情了解不多，所以只以万骑出征，显然是带有为日后的大规模出兵进行侦察与试探的性质。为避免被匈奴军和羌人所发现，霍去病带兵出陇西后，大约在今兰州以西渡河，过乌亭逆水（今庄浪河），沿乌鞘岭北坡的草地而行，经过邀淄部落牧地，又渡狐奴河（今石羊大河），尔后转战6日，接连扫荡了隶属于匈奴的5个小部落王国，拒战者诛之，归附者赦之。随后翻越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境的大黄山，又称燕支山），向西北挺进千余里后，与浑邪、休屠二王遭遇。当时，汉军因长途跋涉，人马已疲惫不堪，但见霍去病一声高呼，跃马向前，连连击杀敌军，汉军士气大振，奋勇斩杀卢候、折兰二王及部众近9000人，俘浑邪王之子，缴休屠王“祭天金人”。

    同年夏，霍去病又与公孙敖率领数万骑兵从北地郡（今甘肃永昌西）出发，进攻匈奴右贤王。按照作战计划，在西北方向，霍去病率部自北地出塞，是为北路；公孙敖率部自陇西出塞，是为南路。霍去病所部是侧翼进攻，应从北侧插入敌后，断其退路，而公孙敖所部则负责正面进攻，同时又负有吸引敌方注意力，掩护北路汉军之迂回包抄的任务。然而，公孙敖所部却因迷失方向而未能如约与霍去病部会合。面对此种意外，年少气盛、智勇双全的霍去病当机立断，毅然指挥部队向匈奴军的侧背后发动攻击。匈奴军很快就一败涂地，30200人战死，迫使匈奴退出河西走廊。匈奴为此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河西之战的失利，匈奴单于怒不可遏，欲以战守不力，将浑邪、休屠二王问罪，秋天，二王决定降汉。汉朝把归附的匈奴部众安置在陇西等五郡关塞附近，又沿祁连山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筑边防城寨，在原休屠王、浑邪王驻地分设武威、张掖两郡与酒泉、敦煌总称河西四郡，既进一步孤立了匈奴，又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

    河西之战的胜利，除了归功于汉武帝用兵河西战略决策的英明之外，还得益于天时地利。匈奴历来多在秋高马肥之时用兵作战，而汉军有充足的粮草供应，亦积累了丰富的马匹饲养经验，骑兵的作战完全可以不考虑季节的影响，春夏两季皆可出击。此外，汉军长途远征，属劳师以远，必须速战速决，因而在春季作战稍事休整后，随即发起第二次进攻，这种连续作战的方式突破了匈奴骑兵的作战常规，打乱了匈奴的阵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牢牢地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其次，汉军深入大漠、戈壁和草原，只能背水一战，没有选择的余地，这就大大激发了将士的潜在的强大的战斗力。对付骁勇善战的匈奴骑兵，霍去病一马当先，作战时“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驱除了汉军的胆怯心理，迅速调动起了一支剽悍勇猛，不畏艰险，不怕强敌的威武、果敢之师的无限活力，使战争的天平在一瞬间倾斜，向着有利于汉军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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