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随着汉武帝得意的一笔——西征匈奴的胜利，它就成为西汉版图上最富有诗意的名字。且不说丝路悠悠，驼铃漫漫，仅仅是那些迁徙、拓荒者川流不息的身影，就已经使这块沉寂多年的土地有点骚动不安了。
文明的传承，仅仅是粗线条的脉络，那些细枝末节，早已被时间淹没，唯有这地下的墓穴，在黑暗中保持着历史的原貌。恍然大梦，一步踏入，岁月就倒流了几千年。
坟茔，重现历史
据有关资料记载：现今发现的西北地区的魏晋十六国墓葬，绝大多数出土于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吐鲁番地区。其主要特点是，地面上常见平面方形的坟院式茔域，这种形式在今天的河西走廊一带仍然沿用。一个家族的墓地，往往用一条沙土堆起的田耕一样的界线与其他的墓地分开，一个个坟丘依次排开，每年清明节和阴历的七月十五，后人们添土补坟，虔诚祭拜，坟院的格式一直延续和保存着。或在戈壁，或在荒地，或在田野，一眼就能够看见，一看就知道那是一座座坟茔。而从魏晋十六国以来的坟茔，随着战乱和人口的大迁徙，其后代子孙们更是杳无音讯，无籍可查，岁月的风霜把它们明显的标志一一抹平，只有仔细地辨认，才有其蛛丝马迹。一般来说，坟院内的墓葬作斜行排列或横行排列，有覆斗形或馒头形的坟丘为标志。墓葬以砖室墓和土洞墓为主。较大型的墓，墓门上砌有门楼或照墙，有的高达10多米，上砌仿木构的斗拱、门阙，并嵌彩绘或雕刻的小砖。墓室内绘壁画或小砖画。如同嘉峪关魏晋墓及酒泉丁家闸魏晋壁画墓、西沟唐代彩绘模印画砖墓。粗略统计，发现于嘉峪关的有曹魏甘露二年（257）段清墓，武乡亭侯墓；发现于酒泉的有镇军梁君墓（丁家闸、稗将军墓）；发现于敦煌佛爷庙的有西晋咸宁二年（276）墓、前凉升平十三年（369）墓、后凉麟加（嘉）八年（396）墓、北凉玄始十年（421）墓；发现于武威的有魏青龙四年（236）墓、前秦建元十二年（376）墓。这些墓葬的出土，把一个活脱脱的魏晋时代和盘托出，让我们逆时光走进了那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河西走廊已发现的魏晋十六国墓葬，数以万计，仅嘉峪关新城镇和酒泉丁家闸一带，就发现这样的墓葬数千座。整个河西走廊的魏晋十六国墓葬目前已发掘500多座。经过发掘整理，考古工作者发现，这批墓葬分土洞墓和砖室墓两种，以土洞墓居多。都有斜坡墓道，有的墓道还有过洞、天井，有的砖室墓照墙为仿木结构建筑，也有在土洞墓的墓门上镶嵌土坯以构筑门相的。不论是土洞墓还是砖室墓，都由墓道（包括过洞、天井）、甬道、墓室（包括耳室、龛）组成。墓内彩绘壁画是河西魏晋十六国墓的一个特点，且壁画有大幅和小幅之分。大幅壁画是在几块砖面上用细黄土掺和的胶性物抹平作底，后用土红色起稿，再用墨线勾勒定稿，继而用石黄、白、朱、赭石、粉黄、灰浅赭色施彩。小幅壁画基本上是一砖一画，作图程序与大幅壁画相同，只是用色较单纯，一般以墨、赭石和朱为主。河西发现的壁画墓，以嘉峪关新城魏晋壁画和酒泉丁家闸十六国时期壁画为代表。新城发现六座壁画墓，共保存壁画600多幅，内容取材于当时社会生活，以农桑、牲畜、酿造、出行、宴乐、狩猎、庖厨、生活用具、兵屯、营垒、坞壁、穹庐和建筑装饰图案为主要题材，借以炫耀墓主人生前的燕居行乐情景。丁家闸壁画墓的墓主似为西凉的王侯或三公，墓中着重描绘道家神话传说中的天上、人间、地下三境界，东王公、西王母、神兽、圣贤人物。壁画布满前室四壁，顶部绘复瓣莲花藻井，以土红色宽线为栏界，气势雄伟，是一幅不可多得的长画卷。它是我国首次发现的保存完好的十六国时期大型壁画，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记忆，一直在延伸
对于河西走廊的墓葬，我有着深深的敬意。在敦煌那片东西走向的大戈壁上，无数的先人长眠于那里，活着的人和死了的人，共同守望着美丽的家园，那样的情景，无声、无言而又激动。
我一直把敦煌三危山下的广阔戈壁称之为寂寞的戈壁。我从小生活在这块戈壁的北部绿洲，每每春天的风从戈壁吹来，就有沙尘铺天盖地地涌来，这时候的戈壁，就像一个魔鬼；还有的时候，村里的人去世了，就有几个精壮的小伙子走向戈壁，在老人的指点下挖开一个坑，过两天村上的大队人马就披麻戴孝，抬着棺材把人葬在了那里。对于这块戈壁，我从内心里充满了恐惧。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读到了这片戈壁，说这片戈壁是敦煌人的精神家园，汉魏晋以来，凡定居敦煌的人或客死敦煌的商旅、使者，都在这里为自己找到了最后的归宿。在东西长20公里，南北宽5公里的大戈壁上，到处都是坟茔。那些已逝的灵魂，安睡在这里，戈壁的寂寞和岁月的风霜，使高高的坟头，渐渐削平，成为戈壁的一部分。由于它地处村庄之南，我们把这块戈壁叫南戈壁。
时光穿梭，这块寂寞的戈壁，开始重现历史的光泽。193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夏鼐、阎文儒等曾在此发掘墓葬数十座，墓中发现了晋代早期精美墓葬壁画和随葬品。那时候夏鼐、阎文儒就住在我们附近的村庄里，考古学家的考古挖掘活动并没有引起当地人的注意。当他们离开敦煌若干年后，人们才看见了平坦的戈壁上出现了几个大坑，都说大戈壁滩上有银子，那些坑就是挖银子的人留下的。银子是长脚的，会走路，命里有银子的人，就能得到银子；命里没有银子的人，就是挖开了戈壁，银子也会跑掉的。于是，人们就把那挖开的几个大坑叫“银库”。有一个夜晚，我亲眼看见一道白光从戈壁上滑过，老人们说：看，那就是走路的银子。事实上，那是游走于戈壁之上的磷火。1984年—1987年，为配合敦煌机场建设，在这块戈壁上共发掘古代墓葬203座，分属西晋、前凉、隋、唐4个时期，出土器物、壁画千余件。其中祭祀瓶和盆22件，多有明确纪年。133号墓为前凉初的砖室壁画墓，出砖画57块，有藻井图、收获图、床帐图和佛道教的神话传说故事等。从历史上看，西晋是一个社会矛盾异常突出，社会变革空前急剧的年代。由于没有形成稳定的中央集权，军阀割据，烽烟四起；但处于西部边陲的敦煌却未受中央集权更迭的影响，保持了人民的休养生息与经济的相对繁荣。南戈壁上发掘的西晋墓，其丰富的葬品、精彩的砖壁画，正是这一时期敦煌社会经济及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融合的交汇点，灿烂辉煌的敦煌古代文化也促使了敦煌民俗文化的发展。
寂寞的戈壁原来并不寂寞。在它的深处，在那些厚重的沙砾之下，暗藏着岁月的声音，暗藏着历史的光彩。
多彩的地下世界
嘉峪关魏晋墓砖壁画、酒泉丁家闸魏晋壁画墓、西沟唐代彩绘模印画砖墓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就是这一部分，分布面积的广阔，墓葬内容的丰富，墓室结构的独特，壁画技艺的精湛，却都是无可比拟的。酒泉丁家闸魏晋壁画墓位于果园乡丁家闸村二组，西沟唐代彩绘模印画砖墓位于西沟村六组。丁家闸壁画墓有东王公、西王母、天马、白鹿，还有造型独特的羽人，气势磅礴，挥洒自如，这些都是古代西北文化的精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风俗和理想并没有随着生命的消失而泯灭，而是在生活中流转，在黑暗的墓穴也得以存留。在一幅规模宏大的《燕居行乐图》前，古人的情趣让我沉醉，我一下子就融入了那种久违了的高雅氛围之中。你看，吹拉弹唱的乐伎凝神贯注，她的一举一动虽然凝固在了时间的坚壁上，但那栩栩如生的画面和精美生动的乐舞，使人如临其境，仿佛有天籁之音，千年古乐如在耳边。墓主人的这幅《燕居行乐图》，以细腻的笔触，刚柔结合的笔锋和重彩，描绘和刻画人物的姿态，充分地显示出画工们高超的艺术才能，为我国艺术史的研究增添了重要篇章。东壁第三层，一部分被早期的盗墓人破坏，现在可以辨认的，中间两侧各有一个坞壁，坞壁之间右侧是一个耕地耙地场面，左侧也是一个耕地耙地场面，耕地人是鲜卑人，耙地人是羌人，在坞壁的左下侧有牛群和鸡群。东壁第四层，墓门两侧各有一只守门犬，蹲坐在地上，墓门左侧是放牧群，有牛，有驴，中间站着一个披发的牧童。墓门右侧是庖厨，庖厨的中间放一个器皿架，架上放着很多陶罐，架下挂铁钗、铁纤、铁勾、刷子等炊事用具。右侧架子分为几层，每层都放有陶罐、陶釜等。器皿架的前面，右侧有一个灶，灶上放一个陶釜，灶前跪着一个妇女，手拿火棍，正往灶里添薪。妇女身后有一口井，井架上有一根绳子，一端系着一个提水罐。后室只有后壁有壁画，内容都是墓主人的财富和日常用具。壁画共分为三层，第一层绘庆云，也是为了吉利的意思。第二层中间绘两个奁，奁是古代盛装饰品的漆器。右侧绘一把方扇，一个漆盒，一只拂尘，一张弓，一个箭筒，内插三支箭。左侧绘两把方扇，一个漆盒，一个拂尘，下面绘九个圆圈，可能是化妆用的粉团之类。第三层绘三束丝束和几捆绢帛。这些装饰，就是在今天在我们生活中也是隐约可见，文化的传承，其方式和渠道多有改变，虽然爷爷和奶奶不再讲故事，讲故事的是电视和电脑，但中国实在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广袤的乡村民间精神潜流并没有断绝，“礼失而求诸野”，在墓穴中隐藏的壁画，过去的生活场景，多多少少有我们曾经丢失的东西，这些东西现在对我们来说，已是弥足珍贵了。
踩着那一块块莲花方砖走进西沟唐代模印砖墓，脚步不由自主地放慢放轻，谁也不忍心玷污那纯洁的莲花，用手摸一摸，它们的花瓣仍然是那样的新鲜，那样的精美绝伦。十二生肖图、骑士仪仗图、乐伎图、柱础以及卫士，形态各异，惟妙惟肖。这是一座艺术的宫殿，没有一点点死亡的气息，没有一丝丝悲伤的阴影。
距丁家闸五号壁画墓800米，属魏晋时期大型墓葬，距地表20米深，有前后两个墓室，还有一个较大的侧室和3个耳室，墓室纵长22米，墓室总面积有95平方米。墓室外的墓门用10厘米厚的花岗岩打制而成，高1.7米，宽1.4米。最为罕见的是，这处墓葬墓道长近70米，墓道上口宽约8米，底宽4.6米，墓道两壁呈3层台阶状。在下部两层台阶上，两侧各有5个小龛。像这样排列在墓道两侧的小龛，在魏晋墓中还是第一次被发现。
根据这处墓葬的规模，以及周围地区已发掘的魏晋墓情况，甘肃省酒泉市部分文博研究人员认为，在魏晋时期这么大的墓葬至少是“王”一级的墓，而据史书记载，在酒泉曾称“王”的只有西凉王李嵩。西凉王李暠于公元400年在敦煌建西凉国，公元405年迁都酒泉，公元417年春，李嵩病逝于酒泉。因此有关研究人员推断此墓为李嵩墓，至今仍有争论。
魏晋气度
从这些墓葬的遗留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个朝代的气度。在那个纷乱复杂的时代，思想文化的创新与绘画艺术的清秀、空疏，是一种个性解放和精神自由的体现，它挣脱了两汉儒学独尊的文化模式，为佛学的传入和道教的兴盛开拓出了一片新天地，使崇尚自然、不拘名教的玄学得以产生与发展。佛道相伴，胡汉并举。在今天，只要论魏晋，除了清淡和“竹林七贤”，我们就会想到“秀骨清像”这个词。前一阵子，我欣赏了几幅顾恺之的画，像《洛神赋图》《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等等，对这个词就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他的这些人物画应该说是魏晋风度的写照，同时，顾恺之在绘画上所创立的新的风骨气韵与用笔法则，以及对位置构图观念上的改造，成为中国绘画发展中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有幸看到南京出土的“竹林七贤”画像砖，图中几个人都近于袒胸，七人皆赤脚，一个散发，三个梳卯角髻，几个人都穿着无袖端、敞口的衫子，头上的裹巾及生活方式也都体现了“相舆为散发裸身之饮”及“肆意酣畅”不为世俗礼节所拘之情形。这种表面上形骸放浪实质上是对个性解放意识的追求。因此，在魏晋时期轻裘缓带、宽衣穿屐，被人们视为飘逸而成为一种时尚。
在装饰图案发展史上，从商周到魏晋南北朝以动物纹样为中心的装饰题材已近尾声，这种变化反映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人们在审美领域逐渐摆脱宗教意义和神化思想的束缚，而以自然花草为欣赏对象，获得思想上的解放。从画像砖的装饰纹样的特质我们可以洞悉其风格的演化。受当时的社会文化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画像砖，一部分继承了汉代的艺术传统，同时较汉代更富于人间的生活情趣，它打破了过去的神兽云气的传统内容，而出现了反映当时宇宙观的新题材。山石树木的题材已逐渐显出它的重要装饰地位，砖画中的翠竹、青松、银杏、垂柳，成为人物的主要陪衬，说明装饰题材的发展已由以动物纹为中心向以植物花草为中心的内容过渡。
魏晋三百多年，战争连绵不断，朝代更替频繁，民族矛盾尖锐，加之大量的北方民族南移，成千上万的北方民族开始与汉族人民相互交错杂居在一起，民族大融合，带来了文化的冲突、同化与丰富。这首先表现在服饰艺术风格上的变化。从北魏孝文帝进行的服饰改革，可以看到汉民族服饰对北方民族的影响：孝文帝太和十年（486）开始服饰衮冕，十八年革其本族的衣冠制度，十九年引见群臣时赐百官冠服。同时在长期的生活中，北方民族服饰中许多优秀之处也为汉民族所吸纳：服装裁剪得更得体，深衣制在民间也逐渐消失，胡服则成了社会上普遍的装束，如裤褶服为北方民族的常服，因其便利日后也为汉人所用，只不过在此基础上结合汉制服饰略加以改造，如改左衽为右衽，采用其广袖和改为大口裤的形式，类似与上衣下裳制，同时，取锦缎裁三尺为一段，在裤管的膝盖处扎紧，称为“缚裤”制，既可做常装，也可做应急装使用。
这是一个金戈铁马的时代；这是一个自由解放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傲骨的时代；这是一个吸纳包容的时代；这是一个百花争艳的时代；这是一个气度不凡的时代。
从砖壁画墓中看魏晋时期的饮食特点
饮食习惯，是一块地域最显著的文化特征。饮食风格也往往代表了某一地区民风。魏晋时期，在烹饪饮食上，在各民族大融合大会聚的社会背景下，各民族自己独有的饮食习惯、特点同时也在融合、会聚。从西北来的百姓，带来了他们的烤肉、涮肉；从东南江浙来的百姓，带来了他们的叉烧、腊味；从南方闽粤来的百姓，带来了他们的烤鹅、鱼虾；从西南滇蜀来的百姓，带来他们的红油鱼香等饮食珍品，所有这些，都大大丰富了中原的饮食，使中原饮食出现了新局面。如北魏时，西北少数民族拓跋氏入主中原后，又将胡食及西北地区饮食的风味特色传入内地，使内地饮食出现了胡汉交融的特点。河西走廊作为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中转站，饮食文化在这里也是多彩多姿。在嘉峪关新城魏晋墓和酒泉丁家闸魏晋墓发掘的壁画砖中，反映饮食方面的内容比比皆是。
在历史上记载的河西一带的有特色的饮食主要有以下几种：
胡羹在西汉张骞通西域后被汉人所知，因其滋味独特而广泛流传。河西作为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过渡地带，胡羹首先在河西流行，继而传入中原。经过改进后魏晋南北朝时在宫廷中也热衷于吃胡羹。有记载说，胡羹的制法是：羊肋三公斤，加羊肉二公斤，水四升，煮熟，肥肋骨抽掉，切肉成块，加葱头五百克，芫荽五百克，并安石榴汁数合调味。安石榴是安息石榴的简称，是从伊朗传入的。这相当于现在的“手抓羊肉”，只不过用石榴汁调味，显得独特，是不是宫廷中的创造，不得而知。
胡炮肉是地地道道的西域菜，在魏晋时期传入宫廷后又加入了中原饮食的调配，使之更符合中原人的饮食习惯。据记载，胡炮肉的做法是：取一岁肥羊，现杀现切，精肉和脂肪都切成细缕菜丝，下入豆豉中，加盐、葱白、姜、花椒、胡椒调味。将羊肉洗净翻过来，把切好的羊肉装到肚中，以满为度，缝合好，在凹坑中生火，烧红了，移却灰火，把羊肚在火坑中，再盖上灰火，再起火燃烧，约烧煮一顿饭的时间，便熟了，其肚香美异常。这种做羊肉的方法，我在甘南看到过。当一盘鼓胀的羊肚端上桌后，大家一阵惊讶，都不知道此为何菜，如此奇特，服务员把羊肚子用刀划开后，一下子香气扑鼻，羊肉更是美味可口。据当地人介绍，其做法与史书上记载的胡炮肉做法如出一辙。
古代《食经》记载，跳丸炙是魏晋时期西域的一道名菜。具体做法是把羊肉、猪肉各五公斤切成细丝。加入生姜三升、橘皮五叶、藏瓜二升、葱白五升，合捣，使成弹丸大小，另外用二至五公斤羊肉做肉羹汤，下入丸炙煮成肉丸子。这就是我国早期的肉丸子。这道菜也是经过漫长的流传和改进，明显地带有中原饮食文化色彩的饮食之一。
河西在魏晋时期汉文化已是主流文化，胡汉杂居和交流，使饮食品种和习惯趋于多样性。当时河西走廊崇尚佛教，大量寺庙的建设，大量僧人的涌入，大量信教群众的支持，使宗教文化得到广泛的推广。而在宗教场所所流行的特色饮食，也形成了河西饮食文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面筋就是其中之一，据史料记载，梁武帝萧衍大力提倡尊儒崇佛，多次舍身同泰寺，并到处盖庙宇，故有“南朝四百八十寺”之说。他晚年提倡斋僧吃素。据古代笔记中说，从小麦麸皮和面粉中提取面筋，就始于梁武帝。当初称麸，后来叫面筋，是寺院素食的“四大金刚”（豆腐、笋、蕈、麸）之一。看来，面筋这种饮食从中原传入河西是很有年头的，至今，面筋仍然是河西民间小吃中的主打品种。
骆驼是沙漠戈壁地域的“骄儿”，与骆驼有关的饮食很多，驼蹄羹就是其中最古老的饮食之一。我国食骆驼历史很久，驼峰、驼乳皆曾入馔。可以肯定地说，有关骆驼的饮食最早是通过西域传入中原的。食用骆驼肉在西域可能是较为普遍和简单的事情，但在中原就十分金贵了。据记载，三国时曹操的爱子曹植曾不惜千金，制作一味七宝驼蹄羹，甚受魏晋皇室喜爱。宋人苏东坡曾赋诗“腊糟红曲寄驼蹄”，写的即是糟驼蹄。惜乎魏晋以后，七宝驼蹄羹之法失传多年，七宝，估计是七味配料。所幸明代食谱中，有“驼蹄羹”之制法，现录之如下：将鲜驼蹄用沸水烫腿毛、去爪甲、去污垢老皮。治净，用盐腌一宿。再用开水退去咸味，用慢火煮至烂熟。汤汁稠浓成羹，加调味品供食。在今天，河西各地对于以骆驼肉为主的饮食开发可以说如火如荼。比如，丝骆驼掌，又名雪峰驼掌。以戈壁沙漠中骆驼的驼掌为主要原料。驼掌全部是筋，营养价值高，可与熊掌媲美。烹制方法：取驼掌一只泡软洗净，加鸡一只，配佐料，下锅焖煮七至八小时，待筋烂肉离骨时捞出，将筋肉切片分别装在碗内，加入调料，上笼蒸二至三小时，取鸡蛋八个，蛋黄蛋清分离，蛋黄搅匀蒸糕，与午餐肉共同剁成肉末，在椭圆形的盘内铺成弯曲的路状，将蛋清搅匀打成泡糊糊，放置“路”两侧作成雪峰状，上笼略蒸成形取出，然后将蒸好的驼掌取出，肉片放置在“路”的拐弯处，筋片撒在“路面”上，宛如骆驼行走过的蹄印。再用鲜汤、佐料浇在肉筋上，即成丝骆驼掌。肉酥可口，色泽淡黄，晶莹透亮，味道鲜美，色香味形俱佳。又比如驼峰炒五丝，此为河西地区传统佳肴，相传为杨贵妃所钟情的珍馐。以选料考究、刀工精细、肉质油嫩、丰腴肥美而闻名。以驼峰为主料，辅以玉兰片、冬菇、韭黄、火腿和鸡脯肉五丝烹调而成。再比如油爆驼峰，系河西传统珍馐佳肴，迄今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以戈壁沙漠中骆驼的肉峰为主要原料。将肉峰切成肉片或肉丝，在旺火上油爆，调以多种佐料。特点是色泽银红，肉嫩味美。这些菜肴，在今天得到了开发，来到河西都能够吃到。至于烤羊肉串这样美味可口的小吃，今天仍然是西北的特产，它甚至不断地走向全国，被越来越多的食客所认同。在许多城市都有烤羊肉串摊点。但魏晋时期的烤羊肉串和我们目前所食用的烤羊肉串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是烤肉的工具，历史记载的最古老的烤肉的办法是在木棍上穿肉烧烤，从嘉峪关魏晋墓出土的壁画砖中，我们可以看出那时候烤羊肉用的是三股铁叉，比起现在的铁钎子就显得笨拙了。其次，切肉的方式上有所不同，壁画砖中所显示的是肉块，表现了西域人大块吃肉的爽快风格，而现在逐渐精细，是均匀的肉片，调料的味道容易进入肉中，烧烤起来也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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