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爱多者则法不立，威寡者则下侵上。
【大意】君主过分仁慈的话法制就建立不起来；君主威严不足，就要受到臣下的侵害。
君主的地位和利益在韩非子的思想里是占主导地位的，强调君主的威严是韩非子的一贯主张，韩非子在《内储说·上术》中提到要保持君主的威严是实现统治的重要条件之一。
秦国在春秋战国时代能够独霸一方，与秦国统治者强调建立自己的威严是不无关系的。让我们来看一个故事。
秦国郎中阎遏、公孙衍有一天外出办事，看见一些百姓在庙前杀牛。他们感到十分奇怪。心想：现在不是祭祀的时节，百姓们为什么要杀牛呢？于是，两人上前询问原因。百姓回答说：“我们杀牛祭祀老天爷，是为了还愿。”
两个郎中想进一步了解具体情况，又问：“还愿？还什么愿啊？”
“事情是这样的，”百姓解释说，“前些日子，听说襄王病了，我们就买了这头牛，来庙里祈祷，并向老天爷许愿：等襄王病好了，就杀这头牛祭天。现在大王的病已经好了，我们就来还愿了。”
两位郎中听了后恍然大悟。他们想，襄王要是知道这件事，说不定有多高兴呢。于是，他们兴冲冲地回到王宫，向襄王道贺说：“大王的功德已经超过尧、舜了。”
秦襄王听了，吃惊地问：“这话怎么讲？”
两位郎中回答说：“尧、舜虽是圣人，他们的百姓还不至于为他们祈祷。现在大王病了，百姓自动买牛为您祈祷；您的病好了，百姓就杀牛还愿。所以我们说，您的功德已经超过尧、舜了啊。”
秦襄王听后，非但没有露出很高兴的样子，反而很生气地说道：“怎么可以这样呢？你们快去查一查，看是哪里所为，寡人要处罚那里的官吏们各出两副铠甲。”
阎遏、公孙衍听后，惊讶地问：“大王为什么反而要惩罚他们呢？”
“你们为什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呢？”襄王解释说，“老百姓之所以为我所用，不是因为我爱他们，而是因为我有权势，他们才为我所用。现在，老百姓没有接到命令，就擅自为我祈祷，这是他们热爱我的表现。他们热爱我，我也必须爱他们，我一爱他们，就不能严格执法了。不能严格执法，就没有了威严，做不到令行禁止，将来就有以下侵上的危险，这是亡国之道。所以，我不如责罚那里的官吏，使百姓不敢再爱戴我，我也不必示爱他们。这样以后就可以严格执法，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了。”
阎遏、公孙衍听后连连点头，他们这才理解襄王的良苦用心。
看完这个故事，我们不得不为襄王的奇异想法所迷惑，秦国是法家思想执行得最彻底的国家，也是自战国时代最强大的国家。正是靠着这严酷的法令，秦国才得以击败六国而一统天下。这是法家思想对历史的贡献之处，但物极必反，如此严酷的统治最终也导致了秦国的灭亡，这正所谓是成也法家思想，败也法家思想了。
明君要能辨忠奸
【原文】古者先王尽力于亲民，加事于明法。彼法明，则忠臣劝；罪必罚，则邪臣止。
【大意】古代的君主致力于亲近民众，从事于彰明法律。法律彰明，忠臣就能得到鼓励；有罪必罚，奸臣就会停止作恶。
忠奸从来都是存在的，作为君主来说应该擦亮眼睛，辨出属下的不良居心，中国历史上的韩昭信便是这方面的高手。
有一次，他用餐的时候发现菜里面藏有一块生肝。他没有把大厨师找来问罪，而是把厨师的副手找来，很突兀地厉声喝问道：“你为什么把这块生肝放在寡人的菜里？”
厨师的副手以为韩昭侯已经知道了一切，吓得浑身发抖，叩头谢罪说：“小人该死，小人想陷害大厨师，想叫您撤他的职，好让我来接替他。”
还有一次，韩昭侯洗澡的时候发现澡盆里被人放上了一些石子。韩昭侯不动声色，私下问左右的人：“现在这位负责我洗澡的人如果免职了，有没有接任的人？”
左右的人说：“已经确定过一个接班人。”
韩昭侯说：“好！你去把这个人叫来！”
那人来了之后，韩昭侯便大声呵斥道：“你好大的胆子啊！为什么要在我的澡盆里放石子？”
那人面如土色，如实招供说：“我该死，我是等不及了，想让您把现任管洗澡的人免职，让我抢班上岗，早点得到这份工作才干出这等缺德事啊！”
这种“察奸”的方法和现代侦破案件的手段是有些相似，即寻找造成这种结果后的受益者。有了这种思维习惯，才不会轻易受蒙骗。
在中国历史上几个有名的明君中，若说有亲近老百姓的，以今日的标准来衡量，恐怕是没有的。这是因为时代环境变迁的关系，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衡量它。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光明”的几个朝代里，唐太宗李世民应算一位。当唐太宗在位时，他底下的忠臣何其多，最有名的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其余的也多是良臣人才，所以他在位的二十几年中，才能开创出“贞观之治”的盛世来。至于之后的唐玄宗在执政初期也是人才济济，身边都是尽忠职守的官员，所以才有“开元盛世”的美称。但到了后期他开始荒淫堕落，小人趁机当道，国势便一蹶不振了。
可见君主能够辨别出忠奸对一个国家的命运直接有着直接的关系，可惜这种君主在中国的历史中实在是太少了。这也许就是中国历史“五百年而王者兴”的循环的原因吧！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原文】法不阿贵，绳不挠曲。
【大意】国家制定的法令不能偏袒权贵，工匠画线的墨绳不能迁就弯曲。
中国自古就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是颇为艰难，因为王子的老子是皇帝，而皇帝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谁得罪了皇帝，恐怕也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因此，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能作为一种平等的理想在民间流传了。中国历史上能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人并不多，“黑包公”包拯算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不阿权贵美名的“强项令”，董宣也是其中著名的一个。
汉朝的董宣在北海（今山东昌乐）地方做官的时候，当地发生了一件豪强地主随便杀人的案子。
有个叫公孙丹的人，在北海新建了一所富丽堂皇的住宅。房子完工以后，占卜的人说房子盖得虽然好，可是触犯了凶神，住进去一定会死人。公孙丹听了很害怕，他决定牺牲别人的生命来免除自己的灾难。他的儿子站在门门等着，看到门口过路的人，随便抓几个来杀了，埋在住宅里，用这个办法来祭祀凶神，避免住进去以后死人的灾难降到自己的头上。
公孙丹父子随便杀人，当然是犯法的，依法当斩。可是公孙丹是地方上有名的豪强地主，平日里谁都不敢管他。
董宣却不怕这些，他认为自己既然是这里的地方官，就应当秉公办事，依法治理。他把情况了解清楚以后，立即派人把公孙丹父子抓来，判处死刑，并且立即就地执行。这样一来，北海一带的那些豪强地主大为震动，从此都不敢再为非作恶，随便杀人了。
董宣办理得最出色、因而使他获得“强项令”称誉的，是惩办湖阳公主管家的案件。
湖阳公主是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有一次，湖阳公主家里的管家杀了人。当时正是董宣在洛阳担任县令，杀人犯害怕董宣治他的罪，就躲在湖阳公主家里不露面，靠着公主的庇护，逍遥法外。
董宣知道了这件事，很是气愤，便决心要把杀人犯抓来，依法治罪。
这一天，湖阳公主因事外出，带了一大群家奴同行。那个杀人的管家以为风头已经躲过去了，也混在家奴里面一起外出。董宣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带了县衙门的人马，守候在湖阳公主必须经过的夏门亭一带。当公主的车马前呼后拥地来到夏门亭时，董宣突然往路当中一站，挡住了去路。他用刀往地上一指，大声地对公主说：“禀告公主，您的管家横行不法，杀了人，应当判处死罪，请您把杀人犯交出来！”
湖阳公主见董宣拦住她的车马，要她交出管家，觉得自己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很不高兴。她把脸一沉，斥责董宣说：“董宣！你身为县令，不要随便乱说。我的管家怎么会杀人？你有什么真凭实据吗？”
董宣说：“我当然有凭有据，您的管家杀人的时候，有许多人亲眼看见的。您要不相信，我可以找人来作证！”
公主一看情况不妙，赶快改变口气说：“董宣，你要知道，我的管家是我最信得过的人，就算他真的杀了人，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董宣看到湖阳公主居然藐视法律，想要庇护杀人凶手，就板起面孔大声对公主说：“公主！您家法不严，管家才胡作非为。他既然犯了法，就应当治罪，您不应该替他求情。难道公主家里的管家就可以不遵守皇上的法律吗？”
湖阳公主被董宣一责问，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那个杀人的管家一看情况不妙，赶快往人背后躲，可是董宣早已经认出他来了，命令手下人抓住他，拉到路当中，当场就把他斩了。
湖阳公主看到一个小小的县令居然敢冒犯她，当着众人的面杀她的管家，心里非常气恼。就跑到皇宫里去，找到光武帝，诉说自己的委屈，要求光武帝给她做主。光武帝听说董宣对姐姐这样无礼，也很生气，立刻下令把董宣抓来，要用乱棍把他打死。
董宣被押到朝堂，见光武帝要打死他，不慌不忙地说：“皇上要打死我，我当然不敢违抗。不过，请您允许我在临死之前讲句话！”
光武帝问：“你想说什么？”
董宣说：“陛下英明，所以才复兴了汉朝。如今公主的管家杀了人，公主置皇上的法律于不顾，想要庇护杀人凶手。我无非是公正地执行了法律，却要断送性命。陛下自己制定的法律却自己破坏了，这样怎么能把国家治理好呢？我看您不必打，我自己在这里撞死好了。”
说完，就用头去撞宫殿的柱子，头皮撞破了，流了满脸的血。光武帝赶快叫太监把董宣拉住。他仔细一考虑，觉得董宣的话说得很有道理，但是为了照顾姐姐的面子，就想叫董宣给姐姐赔个罪，把事情了结。他对董宣说：“你按照法律办事，的确是有道理的，但是你冒犯了公主，使公主受到惊吓，实属不该。你现在去给公主磕个头，赔个不是，我就饶了你。”
董宣听说叫他给公主磕头赔罪，很不服气，说什么也不肯答应。光武帝叫人把董宣拉到湖阳公主面前，按着他的脑袋叫他跪下磕头。董宣一屁股坐在地上，用两手撑着地，挺着腰杆，犟着脖子，死也不肯低头。
湖阳公主看到董宣态度强硬，觉得自己实在有些下不了台，她对光武帝说：“早先陛下在乡下的时候，专门庇护那些亡命之徒，做官的都不敢到咱们家里来搜查。如今陛下贵为天子，难道连一个小小的县令也处治不了吗？”
光武帝苦笑着说：“天子和老百姓不同。董宣是个‘强项令’，是为了维护皇家的法律才这样做的，我不能处治他。你再找一个能干的人做管家吧！”说完，他下令把董宣放了。并赐予了他“强项令”的称号。
董宣能够得到“强项令”的称号而没有被砍头还算他幸运，因为他碰到了比较开明的光武帝，如果碰到的是一个昏君，那么他的头恐怕早就落地了。看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理想，只能寄托于真正的现代法制社会了。
信赏必罚，言出必践
【原文】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而故，使民知之。
【大意】施行奖赏最好是丰厚而且一定能够兑现，使人们有所贪图；进行刑罚最好是严厉而且坚定，使人们有所畏惧；法令最好是一贯而且不可更改，使人们都能明白。
韩非子在这段话中阐述了奖惩与法令的重要性，提出奖赏要兑现，法令要严格执行，这样才能使老百姓信任，国家才能更好地得到治理。
战国时候，魏国的魏武侯在位时，吴起曾担任西河这个地方的太守。西河西边就是秦国，秦国有个岗亭靠近魏边境。驻守岗亭的秦国士兵经常来西河骚扰，或抢走农民的耕牛，或凌辱这一带的妇女，或偷割成熟的庄稼，西河百姓深受其害。因此，吴起一来，就决心拔掉这个钉子。可是，吴起手下兵力不足，临时征兵又很难征到。怎么办呢？他想了一个主意。
一天，吴起叫人把一根车辕子搬到北门外面，并把它斜靠在北门的一侧，旁边贴张告示：如果有人能将这根车辕子搬到南门外面，太守将赏给他良田二十亩，上等住宅一套，落款处是吴起的名字，并赫然盖着“西河太守”的大印。
消息很快传开了，许多人围着车辕子议论纷纷。有的说，车辕子那么轻，搬到南门也不远，赏赐怎么会这么厚呢？有的说，太守怕是在跟老百姓开玩笑吧？议论归议论，就是没有人动手去搬。
一直到傍晚时分，北门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看了看告示，又看了看车辕子，将信将疑地问那负责监守的士兵：“这是真的吗？”
那士兵回答：“你没看见有太守的大印吗？”
小伙子心里还有些狐疑，但他决定试一试。于是，他扛起车辕子，迈开大步，穿过繁华的闹市区，一直送到南门外面，小伙子身后跟着一大群看热闹的人，他们一方面嘲笑小伙子白日做梦，想得到天上飞来的横财，另一方面也想看看结果究竟如何。
负责监守的士兵看见车辕子送到了指定地点，就领着小伙子进了太守府。不一会儿，小伙子出来了，他满心欢喜，手里拿着太守赏给的田契和房契。看热闹的人这下便傻眼了。
第二天，吴起又叫人把一石豆子放在东门之外，出告示说：“如果有人把这石豆子送到西门外面，本太守将像昨天一样给予奖赏。”落款处依然是吴起的大名和西河太守的大印。
这一次，人们都争着去搬豆子了。搬运的人同样得到了赏赐。自此以后，西河百姓都知道了新来的太守言出必践，很守信用。
吴起看看时机已经成熟，就出了第三张告示：“本太守明天将领兵攻打秦国的岗亭，为西河百姓除害。现在大量征收壮丁，希望大家积极参军。攻打岗亭时，首先攻上去的，将封为国家的大夫，赏给上等的住宅和田地。”落款处当然还是吴起的大名和西河太守的大印。
百姓见了告示，都争着报名参军，不一会儿就征收了足够的兵了。第二天，吴起率领人马向秦国岗亭发起猛攻，将士们个个奋勇争先，一个早晨就把秦国的岗亭夺下来了。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严刑之下必无懦夫。其中还包含一个条件，那就是信赏必罚，言出必践。取得人民的信任，乃是执政者取得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
执法不应避开权贵
【原文】罚不避亲贵，则威行于邻敌。
【大意】如果执行法令不回避皇亲国戚、达官贵人，那么不用打仗就能够威震敌国。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法令严明都能使国家得到很好的治理，尤其是在不胜即败的战场上，法令严明的军队一定会让敌军胆寒。
齐景公的时候，晋国和燕果同时攻打齐国。晋国进攻齐国的阿邑和甄邑，同时燕国侵略齐国黄河南岸的地方。
齐国的军队连吃败仗，齐景公为此十分担忧。这个时候，齐国宰相晏婴就把穰苴推荐给了齐景公。
晏婴说：“穰苴虽然出身低贱，但是他这个人能文能武，很有才能，他是不会让您失望的。”
齐景公就把穰苴叫来，和他谈论军事，非常满意。于是任命他为司马，让他领兵抵抗燕国和晋国的军队。
穰苴对齐景公说：“蒙大王您提拔，让我做了大将，统帅全国军队，我十分感激。不过，希望您派一个您最信任而地位又尊贵的大臣来做监军。”
齐景公答应了他，派自己最宠信的大夫庄贾前去担任监军。
司马穰苴和庄贾见了面，商量了一下出师的事。分手的时候他和庄贾约定：“明天正午在营门集合。”
第二天，司马穰苴早早就赶到军营里，树立了观测时间的木表和刻漏，等候着庄贾。庄贾是齐景公的宠臣，地位显赫，平时骄横惯了，根本不把司马穰苴放在眼里。亲戚朋友们给他饯行，他便毫不在乎地留下来畅饮，完全忘了司马穰苴和他的约定。司马禳苴在军营中一直等到中午也不见庄贾到来，就自己检阅军队，宣布组织纪律和各种注意事项。等到这一切都做完了，庄贾才迟迟来到，这时天已经很晚了。
司马穰苴问庄贾：“您怎么现在才到？”
庄贾说：“亲戚朋友们给我送行，我不好推辞，多喝了几杯酒，所以来晚了。”
司马穰苴说：“作为一个将领，当他接到命令的那一天，就应该忘掉自己的家庭；当他在战场上和敌人对阵的时候，就应该忘掉自己的身体。如今敌人侵略，已深入我国，国内骚动不安，士兵们在边界上风餐露宿，艰苦守卫；大王日夜忧愁，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老百姓的性命都悬在你我的手里，怎么还能去喝饯行酒呢？”
庄贾见司马穰苴这么严肃地训斥自己，很不高兴，正想发作，只听司马穰苴道：“军法官在哪里？”军法官赶快跑了过来。
司马穰苴就问道：“按照军法，约定时间却迟到的，该当何罪？”
军法官回答说：“应该斩首。”
庄贾一听，知道大事不好，就赶快派人去找齐景公求救。送信的人去了还没有来得及回来，司马穰苴已经把庄贾斩首示众了。
全军的士兵们见司马穰苴连庄贾这样深得国君宠信的大臣都敢杀，都十分震惊害怕。
隔了好一会儿，齐景公派的使者拿了符节，骑着马一直飞驰到军队里，来向司马穰苴传达赦免庄贾的命令。
司马穰苴说：“将领在军队里，对于君主的命令，可以有所不接受。”又问军法官：“军队里是不许骑快马奔跑的，如今使者快马奔跑，该当何罪？”
军法官说：“该斩首。”
使者一听也十分害怕。
司马穰苴说：“国君的使者不能够处以死刑。”于是赦免了使者。但是为了严明军法，就杀了使者的仆人，砍断了车子左边的车杆，宰了左边驾车的马。随后，司马穰苴把这件事通报全军，让使者回去向齐景公报告，自己带领军队出征迎敌。
在部队行军的时候，所有扎营、掘井、安灶、伙食的事情，司马穰苴都要亲自检查，对于生病的士兵，他都要亲自慰问，并且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和士兵们共同分享。全军将士看到司马穰苴执法如山，不畏权贵，又这样爱护士卒，和大家同甘共苦，都深深地受到感动。军队到前线的时候，连生病的都要求参加，士兵们士气高昂，争先恐后地要投入战斗。
晋国军队听到这个消息后，不等交战，就赶忙退了回去；燕国军队听见这个消息，就从黄河南岸撤到了北岸。齐国军队顺利收复了被晋国和燕国占领的土地，然后收兵而回。齐景公和文武百官亲自到郊外迎接，慰问全体将士，并且加封司马穰苴做了大司马。
司马穰苴“罚不避亲贵”，敢于处死国君的宠臣，对国君的使者也不客气，这样使得全军上下人人震恐，因此部队纪律严明，斗志高昂，不用打仗就使晋国和燕国的军队主动退后，收复了失地。
严格执法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执法要一视同仁，如果军队统帅在掌握军法的时候标准不一，回避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就不能让他继续统帅军队。因为他的做法会让士兵失去信任，导致军心涣散，一旦遇上强敌，部队就会吃败仗，给国家带来危险。相反，军队统帅在执行军法时一视同仁，不回避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才会得到将士们的拥戴，士气才会旺盛，军队才有顽强的战斗力，这样和敌国打仗便那能轻易取胜，甚至不用打仗就能够吓退敌人。
刑过失民，以德服人
【原文】故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则民不畏。
【大意】奖赏过度的话，就会失去民众，刑罚过度的话，人民就不会害怕。
曾经用铁腕杀害大批李唐旧臣的武则天，一生毁誉参半，但她对待上官婉儿的态度，确实体现了这位女皇的不同寻常的心胸。
武则天是唐朝并州文水县人。其父是李唐王朝的开国功臣，其母也受过良好教育。武则天从小就受到了文武两方面的培养，14岁时做了太宗李世民的“才人”。高宗李治即位后，武则天地位不断上升，终于做了皇后，并成了李唐王朝实际掌权人。高宗病逝，武则天又迅速登上皇帝宝座，成为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女皇帝。
上官婉儿，是唐五言诗“上官体”的鼻祖上官仪的孙女。上官仪是唐初重臣，曾一度官任宰相。高宗李治懦弱，后期又不满武则天独断专行，便秘令上官仪代他起草废后诏书。后被武则天发觉，便以“大逆之罪”使上官仪惨死狱中，同时抄家灭籍。上官婉儿及其生母充为官婢，被发配东京洛阳宫廷为奴。婉儿14岁那年，太子李贤与大臣裴炎、骆宾王等策划倒武政变，婉儿为了报仇也积极参与。但事情败露，太子被废，裴炎被斩，骆宾王死里逃生。上官婉儿明知自己也将被处死，但结果却完全相反：竟被武则天破例收为机要秘书。
原因何在？主要是上官婉儿有才，而武则天又尤为爱才。上官婉儿曾作了一首《彩书怨》的诗，被武则天无意中发现。武则天不相信这么好的诗竟会出自一位女孩之手，便以室内剪彩花为题，让她即兴作出一首五律来，同时要用《彩书怨》同样的韵。
婉儿略加凝思，就很快写出：“密叶因裁吐，新花逐剪舒。攀条虽不谬，摘蕊记知虚。春至由来发，秋还未肯疏。借问桃将李，相乱欲何如？”
武则天看后，连声称好，并夸她是一位才女。但对“借问桃将李，相乱欲何如”装作不解，问婉儿是什么意思。
婉儿答道：“是说假的花，想以假乱真。”
“你是不是在有意含沙射影？”武则天突然问道。
婉儿十分镇静地回答：“陛下，我听说诗是没有一定的解释的，要看解释的人的心境如何。陛下如果说我在含沙射影，奴婢也不敢狡辩。”
“答得好！”武则天不但没生气，还微笑着说，“我喜欢你这个倔强的性格。”接着她又问婉儿：“我杀了你祖父，也杀了你父亲，你对我应有不共戴天之仇吧？”
婉儿依旧平静地说：“如果陛下以为是，奴婢也不敢说不是。”
武则天又夸她答得好，还表示正期待着这样的回答。接着，武则天赞扬了她祖父上官仪的文才，指出了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的罪恶，期望婉儿能够理解她、效忠她！
然而，婉儿不但没有效忠武则天，却出于为家人报仇的目的，参与了政变，而今成了罪人。这对高宗来说，应是充满同情和设法庇护的，但他惧怕武则天，只能借口有病，而让武则天决定。有人提出按律应处以绞刑，若念其年幼，也可施以流刑，即发配岭南充军。而武则天则认为：据其罪行，应判绞刑，但念她才十几岁，若再受些教育，是可以变好的。所以，不宜处死。而发配岭南，山高路远，又环境恶劣，对一个少女来说，也等于要了她的命，所以，也太重些。尤其是她很有天资，若用心培养，一定会成为非常出色的人才。鉴于此，武则天决定对婉儿处以黥刑，即在她的额上刺一朵梅花，把朱砂渗进去。并把婉儿留在自己身边，用自己的力量来感化她。还表示：如果连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都不能感化，又怎么能够“以道德化天下”呢？
结果，武则天确实把婉儿感化了。该杀而不杀，反而留在自己身边，这已使婉儿感激涕零。此后，武则天又一直对婉儿悉心指导，从多方面去感化她、培养她、重用她。婉儿从武则天的言行举止中，了解了她的治国天才、博大胸怀和用人艺术，对她彻底消除了积怨和误解，代之以敬服、尊重和爱戴，并以其聪明才智，替她分忧解难，为她尽心尽力，成了她最得力的心腹人物。
君主以铁腕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原文】以罚受诛，人不怨上。
【大意】因为确实犯了罪而受到惩罚，是会诚服而没有怨言的。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直是君权至高无上的，对君权的挑战便意味着要么取而代之，要么是自己殒命，除此之外，似乎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因此，臣子如果犯罪，尤其是涉及君王的自身权威和统治时，君王是从来不会下软手的。
清朝的雍正皇帝时期，大臣年羹尧的治罪便证明了这一点。
雍正初年，年羹尧成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被视作社稷重臣。年羹尧虽远在边陲，雍正却让他参与朝政。在政务活动中，雍正常常征求采纳年羹尧的意见，甚至连律例馆修订律列，雍正阅后都要发给年羹尧看，要他提出修改意见。
在用人和吏治方面，雍正给予年羹尧极大的权力。在川陕，“文官自督抚以至州县，武官自提镇以至千把”，其升迁降革均由年羹尧一人决定。对其他地方官员的使用，雍正也常听取年羹尧的建议。京口将军何天培的操守为人，朝中内外论说不一，雍正让年羹尧就其所知“据实奏来，朕以定去留”。年羹尧密参署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雍正遂将赵革职。江西南赣总兵缺出，朝廷拟用宋可进，年羹尧奏称他不能胜任，请以黄起宪补授，雍正便依从了年羹尧的谏言。
在生活上，年羹尧的手腕、臂膀有疾及妻子得病，雍正都再三垂询，赐送药品。对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在京情况，年贵妃以及她所生的皇子福惠的身体状况，雍正也时常以手谕告知。赏赐美食珍宝玩物更是常事，一次赐给年羹尧荔枝，为保存鲜美，雍正令驿站6天内从京师送到西安，这可与唐朝向杨贵妃进献荔枝相比了。雍正对年羹尧宠信有加，希望“彼此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
年羹尧的失宠和继而被整肃是以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第二次进京陛见为导火线的。在这次赴京途中，他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在京期间，年羹尧“传达旨意，书写上谕”，俨然成为总理事务大臣。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无人臣礼”。结束陛见回任后，年羹尧接到雍正的朱谕：“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这件朱谕一反过去嘉奖赞赏的词语，向年羹尧敲响了警钟，此后他的处境便急转直下。
探究年羹尧失宠获罪的原因，大致有这样几点：第一，擅作威作福。他位尊权重而不能自谨，过多地干预朝中政务，攘夺同僚权力，滥用朝廷名器。他对待内外官员狂傲无礼，给各省督抚发送咨文直呼其名，不仅蒙古王公，就是皇帝的女婿阿宝入见，也要行跪拜礼。第二，结成朋党。他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基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第三，贪赃受贿。他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巨。客观地讲，由于雍正宠信过分，赞誉过高，征询过多，致使年羹尧权力膨胀。而年羹尧骄横傲慢，忘乎所以，不守臣节，则渐渐引起了雍正的警觉和不满，终于下决心惩治这个天下“第一负恩人”。
雍正对年羹尧的惩处是分步进行的。第一步是在雍正二年（1724年）十一月年羹尧陛见离京前后。第二步是给有关官员打招呼，雍正或叫他们警惕、疏远和摆脱年羹尧，或叫他们揭发年羹尧的劣迹，为处罚年羹尧做准备。第三步将年羹尧调离西安老巢。雍正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任所作乱。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解除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最后一步是勒令年羹尧自裁。
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更加看清形势，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残忍罪4条，忌刻罪4条。
雍正说，这92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念年羹尧战功显赫，格外开恩，赐他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叱咤一世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
雍正惩处年羹尧，一是为了避免他尾大不掉，功高震主，维护自己的统治；二是警戒臣下，不要走年羹尧的老路。这一举措自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深得人心，算是高招。
国君不可玩物丧志
【原文】不务听治而好五音不已，则穷身之事也。
【大意】为政者不专心政治，沉溺于声色犬马、美酒甘饴不能自拔，则难免误国，以致惹来国破身死之祸。
一般来说，寻常百姓爱乐如痴本无可厚非，但为政者若是如此，则极易导致“玩物丧志”，因而自古便有“亡国之音”之说。因此，统治者不应该把个人的爱好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一次，卫灵公要到晋国去。一行人走到濮水岸边，天色渐晚，于是决定设帐宿营。夜半时分，忽然听到“叮叮咚咚”的琴瑟之声，清雅哀婉，悦耳动听。卫灵公于是披衣而起，问左右的侍从觉得怎么样，谁知他们都说听不到。卫灵公感到非常奇怪，便下令召师涓进见。
师涓是当时著名的乐师，因卫灵公酷爱音乐，便得以经常随侍左右，颇受宠爱。
师涓来时，乐曲还没有演奏完毕。卫灵公对他说：“寡人听到有人演奏一支新曲子，可是身边的这些侍卫都说没听到，你能听见这乐声吗？颇有鬼神难测的幽远之意。你若能听见，就替我把曲谱记下来吧。”
师涓于是静心聆听，边听边记。过了很长时间，音乐声才渐渐消失。
第二天，师涓向卫灵公报告说：“臣已记得它的大概了，但是有些地方还不是很熟练。臣请在此再留一夜，我就能把这支曲子练熟。”卫灵公于是又在这儿驻扎了一夜，等师涓演奏熟练，才启程赶往晋国。
他们到了晋国，晋平公在自己新建的施夷之台设宴招待他们。酒至半酣，卫灵公就站起来说：“我的乐官师涓新近作了首新曲，愿意献给大王。”
晋平公高兴地说：“好。”
于是卫灵公就把师涓叫到了台上。晋平公也把本国著名的乐官师旷叫到台上，让师涓就坐在师旷身边演奏。师涓于是调好琴弦，端坐台前，把前一天刚刚演练熟悉的曲子弹奏出来。谁知尚未奏完，琴就被身边的师旷给按住了。师旷大声说：“这是亡国之音，不能再弹了。”
众人都一脸惊愕。晋平公问师旷：“你是怎么知道的？”
师旷说：“这是殷朝末年著名乐官师延为纣王所作的一首靡靡之乐，纣王因此而沉迷其中，最后终于亡了国。商纣王被武王打败后，师延向东逃跑，逃到濮水时，走投无路，便投河自尽。所以，师涓演奏的这支曲子，也一定是在濮水边听到的。而您喜欢听这支曲子，也一定会像纣王一样，招致国破身死之祸。因此说，这支曲子不能再弹下去了。”
晋平公说：“寡人不喜欢别的，只喜欢美妙的音乐，师涓你就为寡人弹完吧。”
于是师涓就重新调整琴弦，从头弹起。
这支曲子极尽忧伤凄恻之美，哀艳委婉，如泣如诉，晋平公听得大为感动，就问师旷：“这是一支什么曲子？”
师旷说：“这就是所谓的《清商》啊。”
晋平公问：“《清商》是天下最悲伤的乐曲吗？”
师旷回答说：“《清商》虽悲，但不如《清徵》。”
“我可以听听《清徵》吗？”晋平公急切地问道。
“不行。”师旷非常严肃地说：“过去听演奏《清徵》的，都是有德的明君。如今，您的德行浅薄，不能听这首曲子。”
晋平公听后非常生气，就命令师旷说：“寡人就是喜欢音乐，你不要再推辞了，快弹给我们听听。”
师旷没办法，只得调好琴弦弹奏起来。刚一弹奏，就有八对玄鹤从南方飞来，慢慢落在台下宫门的顶上。它们随着乐曲的弹奏，又飞落台前，左右分开整齐地排列着，并张开翅膀和着节拍轻舞，引颈高鸣，声音直冲霄汉。晋平公非常高兴，台上众人无不啧啧称奇，兴奋不已。
晋平公起身为师旷端了一杯美酒，感慨地说：“恐怕再也没有什么音乐能比《清徵》更好听的了。”
师旷说：“这还比不上《清角》。”
晋平公于是更加好奇了：“难道还有比这更好听的？快弹给寡人听听。”
师旷说：“不行。当年黄帝在泰山之上大合鬼神，前有蚩尤开路，风伯清尘，雨神洒道，虎狼护卫，后有鬼神殿后，上有凤凰覆翼其顶，才谱写出此曲。以后的皇帝都德行浅薄，镇服不了鬼神，这支曲子也就没人再敢弹起。现在我要是弹了，鬼神齐集，您恐怕就福少祸多了。”
晋平公正在兴头上，哪里听得进去，忙说：“寡人老了，管不了那么多，快弹给我听！”
师旷无奈地叹了口气，调琴再弹。弹着弹着，便见黑云自西方升起，继而狂风骤发，大雨随至，吹倒了桌椅，撕烈了帷布，吹飞了屋顶的瓦片。人们四处逃散，晋平公也不由心中大惧，蜷伏于廊室之间，悚悚发抖。过了好半天，天空才渐渐平静了下来。
从此以后，晋国大旱三年，赤地千里，颗粒不收。
晋平公受此惊吓，过了没多久就一命呜呼了。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们当然无从考证，但“亡国之音”的教训还是让我们警醒，无论古代还是现代，玩物丧志已是悬挂在所有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值得当代的人去思索。
君王沉迷于女色是国之大害
【原文】耽于女乐，不顾国政，则亡国之祸也。
【大意】置国家大事于不顾，沉溺于女子歌舞，贪图个人安逸，这是国家的祸害。
韩非子曰：“耽于女乐，不顾国政，则亡国之祸也。”意思是置国家大事于不顾，沉溺于女子歌舞，贪图个人安逸，这是国家的祸害。贪图女色大概是中国古代君王的通病，宠爱美女而亡国的不在少数，中国历史上以“烽火戏诸侯”而闻名的周幽王，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了。
周幽王的昏庸在中国的封建君主中也是能够排得上号的。除了酒肉，就是女人，至于政事，他是不管不问的。他派遣大臣，广搜天下美女供他淫乐，在物质生活上，他虽未搞商纣王的“酒池肉林”，却也穷奢极欲。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听不进正直的劝谏之言，对于谄谀奉承，他反而甘之若饴。于是，朝野之上怨言四起，西周已亡在眉睫了。
幽王即位的第二年，王都镐京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据《诗经·十月之交》记载，这次地震的情况是“百川沸腾，山冢坍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地震之后，紧接着是大旱，“三川皆竭”。这一系列天灾，使本来就困苦不堪的人民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地震、天旱本是自然现象，但在古代社会里，人们一致认为这是上天对人间的警告和惩罚。人们应该好好地检查自己的过失，加以改正，以获得上天的原谅和庇护，否则，必致亡国。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几乎每一次大的天灾或异相出现，如地震、台风、旱涝、日食、彗星等，都会引起当朝统治者的恐慌，因这些现象出现而招致朝廷内阁大臣引咎辞职的事，真是数不胜数。这次镐京地震，周幽王的大夫赵叔带正好借此上书劝谏幽王，赵叔带说：“地震、山崩、地陷、旱灾是上天对人的惩罚，大王应当找正直而有才能的人来矫正国家的失误，以求上天的原谅。在这多灾多难的时候，怎么能派人到处去找美女呢？”周幽王恼羞成怒，把赵叔带革去官职，轰出门去。有一个姓褒的大臣十分正直，他气愤地对周幽王说：“大王不怕天灾，不问国事，反倒亲小人，远贤臣，如此下去，这国家肯定是保不住啦。”周幽王昏庸至极，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关进了监狱。从此，再也无人敢劝周幽王了。
这位姓褒的大臣被关在狱中三年，幽王似乎已把他忘了，看样子一辈子也别想出来了。他的家人十分着急，就想办法救他出来。他们知道幽王喜欢美人，就千方百计地设法弄到了一个美女，献给了幽王。这一招果然十分灵验，当时就把他从牢狱里放了出来。其实，这个美女原是贫苦人家出身的孩子，虽然天生丽质，但并不会唱歌跳舞。这位大臣的家人找到了她以后，就出高价买下，并把她当作褒家的人，改名褒姒，教以歌舞及侍候君王的方法，然后把她献给了幽王。幽王一见褒姒，如获至宝，褒姒的天生丽质及其淳朴健康的体魄使周幽王迷恋欲狂。但唯一使周幽王遗憾的是：褒姒从来不笑。如果这个历史传说是真实的话，那么肯定是因为贫苦出身的褒姒心怀凄苦，不愿以身侍奉这位无道的昏君，虽然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也终日郁郁寡欢。
周幽王虽得褒姒朝随夕伴，但越是夜夜侍寝、日日随游，周幽王就越觉得褒姒是个冷美人，就越想让她笑一笑。周幽王想尽千方百计，褒姒始终难得一笑，最后，幽王终于黔驴技穷，不得不张榜悬赏：谁能让褒姒笑一笑，就赏千两黄金。这就是“千金买笑”这一成语的由来。
当然有许多人妄想发财，前来献计献策，可是这些办法并不能让褒姒笑，只能使褒姒生气。倒是有一个极会奉迎的奸佞小人虢石父会出主意，他让周幽王点燃烽火台，等诸侯们的兵马来到，看到并无敌兵，就会垂头丧气地乱哄乱窜，褒姒看到那种情景，肯定会笑的。
昏聩的周幽王竟然同意了虢石父的话，但这烽火台是万万不可轻易点的。烽火台本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报警设施，因为当时的周王朝不仅在经济上并且在军事上也要靠周围各个小诸侯国的拱卫，一旦敌人入侵，就点燃烽火报警。当时西周的都城镐京在今西安市的长安县内，西、北两边都靠近戎狄等少数民族，很容易遭到袭击，所以，西周在骊山下设了烽火台。烽就是烟，火就是火光，一旦点燃，白天则浓烟冲天，晚上则火光映野，几十里外即可看见，下一个烽火台也立刻点燃，这样就能迅速传警，诸侯也就即刻带兵相救。
骊山下有二十多座烽火台，周幽王带褒姒来骊山这天，周幽王的叔叔郑伯友知道了这件事，怕出乱子，就赶来阻止。但周幽王根本听不进去，反说自己是放放烟火，解解闷，没什么了不起。就这样，周幽王终于点燃了烽火。邻近的各小诸侯急忙带兵赶到都城镐京，听说大王在骊山，又急忙赶到骊山，可一看不像打仗的样子，根本没有任何敌情。周幽王站在高台上对他们喊：“你们辛苦了，没有敌人，你们回去吧！”诸侯们被如此戏弄一番，十分气愤，他们的兵马也像无头苍蝇一样在骊山下嗡嗡乱转，各诸侯国不同的旗帜和军服交错混杂，显得十分滑稽。褒姒看到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场面，据说真的冷笑了一声说：“亏你想得出这种主意！”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褒姒给周幽王生了个儿子，取名伯服。周幽王因为极为宠爱褒姒，就把她立为王后，把伯服立为太子，把原来的王后和太子宜臼废掉了。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立后废后或是废立太子历来是大事，周幽王同时废立王后太子的事在朝野之上更是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况且被废王后的娘家还不是一般人呢！原来，被废的王后是申侯的女儿，被废的太子宜臼就跑到了他的外祖父家申国（今河南省安阳市北）去哭诉，当申侯知道自己的女儿被废，宜臼将被杀害，自己也要被幽王治罪时，既感到害怕，又感到愤怒。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也为了泄愤，申侯竟暗中串通邻国郐国和犬戎一同攻打镐京。犬戎一直想劫掠镐京，苦于没有机会，这次既是申国相约，又估计不会有其他诸侯国的军队前去救援，就欣然前往。
当兵临城下的时候，周幽王赶紧让虢石父点燃了烽火台，烽火燃烧了几天几夜，各诸侯国始终没派一兵一卒，他们以为这是在给褒姒逗乐，不愿意劳师动众地白跑一趟。镐京的兵马并不多，大将郑伯友率兵出去抵挡了一下，势单力簿，被敌人围住射死了。周幽王、虢石父，还有太子伯服一同逃到骊山，也被犬戎拿住杀害了，那个关在深宫中一直未曾真正笑过一次的褒姒，也被犬戎捉去了。
一曲荒唐的历史闹剧最终导致了周朝的灭亡，后世也记住了“烽火戏诸侯”的典故。但遗憾的是，中国后来的历史还在不停地上演类似的闹剧和悲剧。
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原文】群臣百姓之所善，则君善之；非群臣百姓之所善，则君不善之。
【大意】群臣百姓所喜欢的，统治者就应喜欢，就去做；若不是群臣百姓所喜欢的，那统治者就不去喜欢，就不要做。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别的野史杂传且不说，单单就官方所谓正史的“二十四史”来说，就足够一个读书人读一辈子，举出其中的任何一方面，其治人精深独到之处都会令别的民族瞠目结舌。不过，其中最精髓的部分还是那些关于人心所向的结论：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西周建立之后，经武王、尤其是周公的努力，为其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可是到了西周的第六代君王懿王之时，王室已经显露出了衰象。到了第九代君主厉王，形势就一发不可收拾，其原因直接与周厉王有关。
周厉王“好利”，把个人的利益置于阶级和国家的利益之上，由此而任用“好专利而不知大难”的荣夷公，引起了朝野强烈的不满。所谓“专利”，就是利用国家的权力控制生产资料、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而从中获利。当时的大夫芮良夫，已经看出了这种丑恶的行为将会给国家带来严重的危害，进谏厉王说：“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其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
话已说到了“周必败”的地步，可对已经利令智昏的厉王，完全没有作用。他进而“以荣夷公为卿士，用事。”对这种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做法，不容国人没有责难，“国人谤王”，是所必然。
面对这种朝野上下沸沸扬扬的局面，周厉王采取了错误的对策——禁止一切批评的言论。他从卫国找来了一个巫人，“使监谤者”。非议者如被发现，即“杀之”。这样一来，“国人莫敢言”，但仍“道路以目”。周厉王只看到表面现象，沾沾自喜地对召公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却很清醒，他看出在这表面平静的背后隐伏着严重危机。他告诉厉王说，这只是高压的结果，但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道理很浅显，接受起来竟如此困难。结果仍是“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这种状态好歹维持了三年，一场壅之于口而发之于心的大风暴终于发生了，国人“相与畔（叛），袭厉王”，把他抓住，流放到彘地（今山西霍县东北）。最后他就死在那里。这次事件，史称“国人暴动”。此后，西周王朝虽有“宣王中兴”，但王室因受到沉重打击，衰败的颓势已不可挽救了。
能对时局作出敏捷的反应，不可谓不“勤”。但他只是把国家的权力作为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奴役民众，大失民心，最终的下场当然就可悲了。
君主要能纳忠言
【原文】过而不听于忠臣，而独行其意，则灭高名为人笑之始也。
【大意】有过错却不听忠臣劝谏，而又一意孤行，就会一步步走向危险之境，最终导致身败名裂，为人耻笑。
在韩非子看来，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君主存在，能够听得进意见的君主，才能改正自己的缺点，使自己的国家走向富强，那些不听劝谏，一意孤行者，大多会身败名裂，为人耻笑。
历史上有名的暴君隋炀帝就是一个著名的反面教材。
隋炀帝因暴政而亡，是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但进一步考究，也与他的刚骄傲自大、拒谏杀谏有着直接的关系。
隋炀帝自认为才能比任何人都高，从不听人劝谏，我行我素，至死不回头。他曾经对虞世南说：“我生性不喜人劝谏。如果是达官，还想进谏以求官，我更不能饶他。如是卑贱士人，我还可以饶他，但决不让他出人头地。你记住吧！”甚至还说：“有谏我者，当时不杀，后必杀之。”
隋炀帝即位不久，就依仗他父亲节俭勤政创下的基业，大兴土木，赏赐无度，追求享乐，四处游玩。一些忠直大臣都担心这样下去将不利于隋朝的长治久安，纷纷劝谏或议论，希图他改正过来，但却遭到隋炀帝的诛杀。
最突出的事例是发生于大业三年的高颖、宇文弼、贺若弼被杀害，苏威也因此被免官。杀害的罪名是“诽谤朝政”，主要有以下几条：
（1）炀帝下诏收集北齐、北周故乐人及天下散乐，太常卿高颖劝谏说：“此乐久废，现在要征集，恐怕那些没有见识的人会放弃原来的正宗而追逐这些末流，相互教习而传播开来。”炀帝听了很不高兴。高频又对太常丞李懿说：“北周天元皇帝因好声色而亡，殷鉴不远，怎么可以再这样呢？”
（2）炀帝为了向突厥启民可汗炫耀富有，令宇文恺制造大帐，可容纳数千人，在帐内设宴款待启民可汗及其部落人众，又赏赐启民帛二十万段，其属下依次有赏。如此的铺张浪费，高颖等人看不过去。高颖对太府卿何稠说：“启民可汗这个人熟悉中原的虚实，山川的险易情况，恐怕要成为以后的祸患。”又对观王杨雄说：“近来朝廷极无纲纪规矩。”礼部尚书宇文弼私下对高颖说：“周天元皇帝的奢侈，用现在的情况与之相比较，不是更加厉害了吗？”光禄大夫贺若弼也私下议论宴请启民可汗过于奢侈了。
（3）炀帝下诏征发丁男百余万修筑长城，尚书左仆射苏威直言劝谏，炀帝不听。宇文弼认为：“修长城的徭役，根本不是急务。”
高颖、贺若弼、宇文弼等人劝谏或议论的事情，切中时弊，隋炀帝非但不反省自己，反而将他们全部杀死。高颖是隋朝的开国元勋，是平陈战役的主要策划人，是辅佐隋文帝造就“开皇之治”的主要谋臣，为朝野所敬服。贺若弼是杰出的军事家，平陈战役的主将之一。宇文弼有文武全才，历任高官，皆有能名。炀帝平就嫉妒他们的才能，这次便抓住他们私议朝政的小事，扣上诽谤朝政的罪名，全部处死，充分暴露了其凶残专横的本性。
（4）还有一件事也可以说明炀帝拒谏杀谏到何种程度。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隋炀帝的暴政已激起天怨人怒，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在四处燃烧，可是竟无人敢向炀帝讲真话。宰相苏威不愿意说假话，在炀帝问起“盗贼”情况时，就将身体隐藏在廊柱后面，好让炀帝看不到，不要问自己。一次，炀帝特地把他叫到跟前来问，他只好回答：“我不主管这些，不清楚有多少，只担心贼众离我们越来越近。”炀帝问他是什么意思。苏威说：“他日贼占据长白山，现在已近在汜水。”炀帝听了很不高兴。后来，炀帝又问他征伐高丽方面的事情，苏威想让炀帝知道实情，但又不敢明说，只好回答：“这次战役，希望不要发兵，只要赦免群盗，自可得到精兵数十万，可派他们去东征。他们喜于免罪，必会争立功劳，高丽就可以消灭了。”炀帝听了十分不高兴，找茬儿将苏威削职为民。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炀帝还打算从洛阳到江都去游玩。右侯卫大将军赵才劝谏说：“如今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希望陛下回京城，安定黎民百姓。”炀帝勃然大怒，令将赵才逮捕下狱，十天后才释放出来。大臣们都不想去，但炀帝去的决心越来越大，没有一个人人敢站出来谏阻。
隋炀帝不仅拒谏杀谏，而且不愿听臣下反映社会上的实际情况。大臣虞世基知道他“恶闻”农民起义的消息，只要看到有这方面的报告，便“仰损表状，不以实闻”。东都的越王杨侗被瓦岗军攻得招架不住，派元善达到江都向炀帝告急求援，反而被认为是诳骗圣上。有个宫女向炀帝报告：“外闻人人欲反。”这本是实情，炀帝竟令将她杀死。宿卫的禁军士兵有时也偶尔谈起这方面的情况，萧皇后明知是真情，也不得不说：“天下事一朝至此，势已然，无可救也。何用言之，徒令帝忧烦耳。”从此就再无人提及这方面的事情了。隋炀帝利用他的淫威，终于迫使包括皇后在内的所有人都说假话，都在欺骗他自己，的确是无可救药了。
不久，宇文化及等人发动政变，将隋炀帝勒死在江都宫中，隋朝也就随之灭亡了。炀帝不听劝谏可以说是到了偏执的程度，他的性格缺陷最终导致了隋朝的灭亡和李唐王朝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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