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六龙共华夏（上）

    在金庸先生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两宋王朝时，六龙共华夏的壮丽长卷。然而，在今天人们看来，这似乎更是两宋王朝的伤疤。于是，后世才演绎出了杨家将、呼家将、韩家军、岳武穆的悲壮。但不管怎么说，在我们谈及这个王朝时，这种军事上的弱小，是避不开的。

    让我们回到那个年代，回味那个六龙共华夏所特有的意蕴。

    经济发达的宋朝，已经基本成为共识。宋富这已早成历史的定论。在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王朝，都采取“抑商”的政策。而惟独宋朝例外。宋初，太祖赵匡胤就言“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享天年”，以博民富。后宋太宗也号为“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神宗在位时“尤先理财”，令众“政事之先，理财为急”。这样的重视经济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宋朝。这是保证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大宋王朝还是给后人留下了积贫积弱的现象，这和宋初太祖制定的“七大政策“有主要关系，但也和周边的国家不无一点关联。大宋王朝要应付频繁的战争，要输给大量的岁币，这些无疑是在抽取宋王朝的鲜血。你也许会问，自然还是大宋王朝不够强大嘛，要不怎么会任人宰割呢？这个问题我们姑且先放一放，先看看辽金夏吐蕃大理，然后再来讨论之。

    辽国是由契丹人建立的，契丹族源于东胡后裔——鲜卑的柔然部。她以原意为“镔铁“的“契丹”一词，作为民族称号，来象征契丹人顽强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历史文献最早记载：契丹族开始于公元389年，柔然部为鲜卑拓跋氏的北魏所战败。其中北柔然退到外兴安岭一带，成为蒙古人的祖先室韦。而南柔然则避居今内蒙古的西喇木伦河以南、老哈河以北地区。以聚族分部的组织形式，过着游牧和渔猎的氏族社会生活。此时，8个部落的名称，分别为悉万丹、何大何、伏弗郁、羽陵、匹吉、黎、土六于、日连。在战事动荡的岁月中，各部走向联合，形成契丹民族，先后经过了大贺氏和遥辇氏两个部落联盟时代。

    契丹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深远影响的少数民族。“契丹”的本意为“镔铁”，表示坚固。由于契丹的名声远杨，国外有些民族至今仍然还把中国称做“契丹”。今辽宁阜新是契丹族故地，这早已被史学家所认同。自北魏开始，契丹族就开始在阜新活动。辽建国于907年，国号契丹，916年始建年号，938（一说947）年改国号为辽，983年复称契丹，1066年仍称辽。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建大辽开始，在整个辽朝时期，契丹统治者将阜新当成了它的“腹地”。据考证，今阜新境内有9座头下州，属于辽早期的有遂州、顺州、豪州、欢州，属于中期的有徽州、成州、横州，另有一个时代不太明确的闾州。这9个头下州，当时有人口19万多人；如再加上军队人口等，可达20多万人，其中契丹人占10%之多。

    相传，在遥远的年代，契丹有位首领名叫喎呵，头戴野猪头，身披野猪皮，住在穹庐中，无事不出穹庐一步。后来，妻子将丈夫的猪皮藏起来，从此丈夫就隐没于无踪了。不知过了多久，又出了位首领，名叫昼里昏呵，他只养20只羊，一天却要吃掉19只，可是第二天羊就又有20只了。天天如此……

    这古老的传说颇似神话，听来很离奇。可是，民族史家却指出：这离奇的故事，反映的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即契丹先世从营狩猎经济发展到营畜牧经济的历史变革。那变革是重大而深刻的，可契丹人的记忆却是离奇而模糊的。

    辽朝的创立者，姓耶律，字啜里只，又作阿保机、阿保基、阿保谨、阿布机、安巴坚、按巴坚，其汉名“亿”，契丹族，出身于迭剌部的显贵家族。这个家族拥有世选本部夷离堇的特权。高祖耶律耨里思、曾祖耶律萨剌德、祖耶律匀德实、父耶律撒剌的世为遥辇氏部落联盟的夷里堇，执掌军事。9世纪末，耶律阿保机任遥辇氏痕德堇可汗的挞马狨沙里（扈卫官），率领挞马部（扈卫队）战胜了近邻诸小部，并击溃以蒲古只为首、杀害于越（联盟执政者）耶律释鲁的部落豪强。

    901年，耶律阿保机被推为迭剌部夷离堇，主管遥辇氏联盟的军事；又破室韦、乌古、女真等部，俘奚人，掠汉地，因功，在903年任于越。905年，唐朝垂亡，他应晋王李克用之邀，到云州（今山西大同）相会，结为兄弟，约定共讨梁王朱温和卢龙军节度使刘仁恭，但终因无利可图而没有践约。907年，痕德堇可汗死，契丹贵族奉其为可汗，称天皇帝（太祖）。耶律阿保机通汉语，任用韩知古、韩延徽、康默记等有才学的汉人为谋士，并采纳韩延徽的建策，置州县，立城郭，定赋税，模仿汉地的制度来管理在战争中俘掠的大量汉人。

    从此，契丹社会在奴隶制成分仍占重要比重的情况下，封建制成分得以迅速发展。他建立了一支精锐而忠诚的亲军“腹心部”，讨平黑车子室韦、奚等部，尽有其地，确立了森严的仪卫制度。皇权的发展，与守旧的契丹奴隶主贵族矛盾日形尖锐。其弟耶律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端和于越耶律辖底发动叛乱，均被镇压。916年，耶律阿保机大会群臣、属部，称大圣大明天皇帝，庙号辽太祖，建元神册，立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随后，亲征突厥、吐谷浑、党项等部，转掠代北，掳获许多人畜。

    神册二年（917），晋王李存勗所署新州裨将卢文进降辽。三年，阿保机任康默记为版筑使，在潢河以北营建皇都（后称上京，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六年，诏定法律，正班爵，新州防御使王郁率部来降。辽太祖又曾两次亲统大军南下，肆行俘掠，均被李存勗率劲兵击退。大批降人、俘虏的迁入，使辽的实力渐趋雄厚，在长城以北草原上出现了农田、村落、城廓、矿冶、作坊以及寺院、孔庙。阿保机又进一步加强政权建设，在参酌旧俗的基础上，援引汉人文法，强化了皇权统治。根据契丹与汉人经济生活的不同，对部落和州县各因俗施治。由于汉人逐渐增多，朝中专设汉儿司主其事。天显元年（926），辽太祖领兵灭渤海国，七月，在归途中病死，葬祖州。

    辽太宗孝武惠文皇帝（902-947），名耶律德光，字德谨，契丹名尧骨（或译耀屈之），阿保机次子。天赞元年（922）冬任天下兵马大元帅，三年从辽太祖西征，四年冬和天显元年（926）春从征渤海国。辽太祖死，述律皇后摄政。天显二年冬，其长兄耶律倍根据辽太祖的遗愿，率群臣请于述律后，立耶律德光为帝，仍以天显为年号。十一年，太原军阀石敬瑭为后唐主所攻，遣使乞援于契丹，太宗乃亲率辽军长驱入援，败后唐兵，册石敬瑭为后晋皇帝。从此契丹的势力伸入华北平原。

    会同元年（938），始改革官制，整订赋税。会同三年，辽太宗把北部乌古地区肥美而近便的土地拨给南北院中的契丹贵族，令其前往耕种。五年，石敬瑭死，子石重贵立，在给契丹的表文中称臣不称孙，两国关系恶化。七年和八年，辽太宗两次兴师伐后晋，一再受挫。但他仍坚持南进。九年，辽太宗倾师南征，后晋兵溃。次年正月，辽灭后晋，辽太宗入汴京（今河南开封），改国号契丹为辽，改元大同。在连年南征中，辽军强掠中原人民的财富，中原人民纷纷起义反抗。同时，契丹族人民也死伤惨重，厌战心理逐渐滋长。辽太宗在汴京驻留不足三月，就被迫仓促北返。行至栾城病死。

    萧燕燕，名萧绰（953-1009），小字炎炎。萧燕燕的形象，对人们来说其实并不陌生，她就是《杨家将》里面杀伐决断的萧太后。不过历史上的萧太后却不像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是率领虎狼之师与北宋大战燕云十六州的母夜叉，而是一个清正贤良，深明大义，为辽朝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女功臣。

    辽景宗继位时，面对混乱的局面，的确想励精图治，大干一番事业；但自幼身体一直不好，军国大事除了依靠蕃汉大臣之外，更重要的是依靠她的皇后萧绰（萧燕燕）。他曾对大臣说：“在书写皇后的言论时，也应称‘朕’或‘与’，这可作为一条法令。”这説明萧燕燕可代行皇帝职权。

    干亨四年（982）九月，辽景宗驾崩，辽圣宗即位，萧燕燕被尊为皇太后，摄政。当时萧燕燕才30岁，圣宗才12岁。在大臣耶律斜轸和韩德让的辅佐下，太后和圣宗的地位才巩固下来。

    统和元年（983）年六月，辽圣宗率群臣给萧燕燕上尊号为“承天皇太后”。萧燕燕以承天皇太后的身份总摄军国大政，就此便开始了辽代历史上著名的“承天后摄政”时期。

    萧燕燕虚心诚恳，用人不疑，这一直是后世政治家效法的对象。她有男子一般的气魄，执法严明，毫不软弱，甚至“亲御戎车，指麾三军，赏罚信明，将士用命”，把北宋部队杀得尸横遍野 ，生擒名将杨业，几年后又和宋真宗确立“澶渊之盟”，开创了宋，辽和平发展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意义重大。

    萧燕燕年轻时曾许配给汉臣韩德让，还没有来得及结婚，就被皇帝选为妃子。辽景宗死后，萧燕燕看中韩德让的政治与军事才能，于是决定改嫁给韩德让。当时契丹族的风俗是允许的。她私自对韩德让说：“我曾经许嫁于你，愿谐旧好。当国王的柚子，也就是您的儿子。”萧燕燕又秘密派人鸠杀韩德让的妻子李氏。从此之后，韩德让就无所避讳，不间断地出入于萧燕燕的帐幕之中，过着事实上的夫妻生活。辽圣宗对韩德让，也以父事之。韩德让忠心辅佐承天太后与辽圣宗，政绩卓著。

    萧燕燕在摄政期间，励精图治，选用汉人，开科取士，泯除番汉不平等待遇。

    这三位是辽朝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使辽国走上了强盛之路。而这一时期，也是宋王朝最强盛的时期。

    §§§第二节    六龙共华夏（下）

    西夏的历史根源，可以一直追踪到唐初。这个时候，羌族中的党项族开始强大起来。其中，拓跋赤辞投降唐，被赐姓李，迁其族人至庆州（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内），封为平西公，自此在此定居。唐末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平黄巢起义有功，再次被赐姓李。从此，拓跋思恭及其李姓后代成为夏国公，乃当地的藩镇势力。

    另一种说法是，西夏皇族是鲜卑族的后裔。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就自称是北魏鲜卑之后。《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传》上，元昊上宋仁宗表章：“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辽史》卷115《西夏外记》：“西夏本魏拓跋氏后。”据《金史》卷134《西夏传》记载，“夏之立国旧矣，其臣罗世昌谱叙世次，称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旧姓为拓跋氏。”

    宋初，赵匡胤削弱藩镇的兵权，引起李氏的不满。虽然他们一开始服从宋的命令，但两者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1032年，太宗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继夏国公位，开始积极准备脱离宋。他首先弃李姓，自称嵬名氏。第二年以避父讳为名，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开始了西夏自己的年号。在其后几年内，他建宫殿，立文武班，规定官民服侍，定兵制，立军名，创造自己的文字（西夏文）。1038年十月十一日称帝，国号大夏。

    景宗李元昊（1003—1048），西夏历史上一位重要的皇帝。太宗病死后继位，后称帝，在位11年，为子宁宁哥谋杀，一说为野利族人浪烈谋杀，终年46岁。葬于泰陵（今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山平羌堡西北）。李元昊时期正是西夏崛起时期，这时也正处于北宋鼎盛时期。

    金国是中国历史上以女真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先建都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镇），后迁都燕京（今北京），再迁都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其创建者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

    女真族的祖先，很早就生活在长白山和黑龙江流域。五代时，“女真”之名始见于史籍，并受契丹所统治。女真完颜部为首的部落联盟建立后，很快统一了女真各部。此后，女真族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辽天庆四年（1114）九月，女真族领袖完颜阿骨打率部誓师于涞流河畔（今黑龙江与吉林省之间，属于松花江和嫩江流域），向辽朝的契丹统治者宣战。他在取得宁江大捷和出河店之战胜利后，于辽天庆五年（1115）称帝建国，国号大金，年号收国。金朝建国后，在护步答冈会战中大败辽军，随后展开以辽五京为战略目标的灭辽之战。攻取五京的前后步骤是：东京（今辽宁辽阳）、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名城）、西京（今山西大同）、南京（今北京）。五京一下，辽朝随即灭亡。金灭辽后，与北宋遂成敌国。金太宗完颜晟即位后，挟灭辽之威，很快席卷而南，于天会五年（1127）灭亡北宋。以后，金与南宋多次交兵，南攻与北伐，均无力改变南北对峙的局面。

    金在与南宋、西夏并立期间，迫使西夏臣附、南宋屈辱求和，始终维持其霸主地位。但是，随着蒙古的兴起，金的强国地位受到了威胁。金蒙世仇，结怨甚深，蒙古人对金“怨入骨髓”。金西北邻蒙古，西邻西夏，南邻南宋，处于西、西北、南三战之地，战略地位有明显的弱势。对待三国的战略，金的正确选择是结夏联宋，对抗蒙古。因为，团结西夏，可以从西面牵制蒙古南下。

    成吉思汗于建国后，对金“乃定议致讨，然未敢轻动”，其重要原因是担心攻金时西夏可能构成的侧面威胁。联合南宋，可以免除后顾之忧，避免两面作战，全力对付蒙古。然而，金朝统治者却错误地选择了绝夏、攻宋、抗蒙的战略，结果三面树敌，自我孤立，致使形势急转直下。蒙古攻西夏，西夏求援于金，金坐视不救，西夏投附于蒙古，与蒙古联手攻金，金处于西、北两面受敌的窘境。金为减轻压力，从中都迁都汴京，采取弃北图南的战略，进攻南宋，企图“挹彼注此”，失之于蒙而获利于宋。结果，金北方尽失于蒙，南方又受挫于宋，国土日蹙，国力日衰，在蒙宋夹击之下，遂至失国。这里提到了蒙古，蒙古的崛起，也是在宋朝时期。至于吐蕃和大理，在这里姑且不提了。

    两宋帝国在营造经济上的繁华、文化上的繁荣和科技上的鼎盛之际，依旧要面临着少数民族政权的频频入。而每逢此际，忠良的血战，似乎都成为了人们视线聚焦所在。于是，我们看到了杨家将血战边关的悲壮场景。

    §§§第三节    杨家将血战边关

    在山西省代县城里，有一座颇有气概的钟鼓楼。在它的正面和背面，分别悬挂着“威震三关”、“声闻四达”两块巨大的题匾。传说这是人们为纪念杨家将的不朽功勋，而流传到今天的一处珍贵遗迹。如今，杨家将的故事早已是家喻户晓。

    提起杨家将，人们似乎首先想到的便是杨令公杨业，这位中国宋代的著名将领，本名重贵，又名继业。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一说麟州新秦（今陕西神木北）人。据说杨家的枪法非常厉害，但为什么杨业使的却是刀呢？传说，杨业小时候非常的懒惰，后遇高人指点，痛改前非，刻苦努力，终于练就了一身武艺，一把大刀使得神出鬼没。这位名震千里的一代名将，弱冠之年便入事太原的北汉政权，受到北汉皇帝的信任，任侍卫新军都虞候。当时，宋太祖赵匡胤已经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大宋王朝，全国统一大局已定。杨业向北汉皇帝刘继元提出了“奉国归宋”的建议，遭到反对。但他深感刘氏厚遇之恩，并未变心投宋，而是舍命保卫北汉政权。后来，北汉战败，杨业却仍在城南与宋军苦战。宋太宗早就听说杨业是一员勇将，便派北汉亡国皇帝刘继元的亲信前去劝降。见到刘继元派来的劝降使者，杨业悲愤地大哭了一场，投降了宋朝。宋太宗因他“老于边事，洞晓边情”，任命他为左领军卫大将军，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与河东三交口都部署潘美共同担负起了山西防御契丹的重任。实际上，潘美只是挂了个虚衔，重担全部压在代州前线杨业的身上。

    杨业不负宋太宗的重托，在契丹军出入的各个要道口，连续修建了阳武寨、崞寨、西陉塞、茹越寨、胡谷寨、大石寨（均在今代县、繁峙境内）6 个兵寨。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三月，契丹10万军马来攻雁门，杨业率部用堵截和奇袭办法，大败契丹军，杀死他们的节度使、驸马、侍中肖咄李，活捉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海。从此，敌兵一见“杨”字大旗，便吓得心惊胆战，不战自退，称杨业为“杨无敌”。朝廷由此提升他为云州观察使，仍知代州。杨业驻守雁门关8年之久，契丹军始终不敢侵入一步。

    杨业的显赫战功，使得一些心胸狭窄的同僚妒火中烧。一些人给宋太宗写匿名信，诋毁杨业。宋太宗没有轻信，而是把这些谤书封好交给杨业，表示了对他的信任。

    雍熙三年（986）正月，宋太宗为了彻底解决契丹对边境的骚扰，执意全面进攻契丹，下诏分兵三路进行北伐：东路由大将曹彬、崔彦进率主力，从雄州出发北攻幽州；中路由田重进统率，由定州攻飞狐；西路由潘美、杨业统率，出雁门关，攻朔（今山西朔县）、寰（今山西朔县东）、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等4州，最终目标是三路大军会师幽州，与契丹进行决战。三路大军同时前进，东路军刚出击就遇到契丹主力的迎击，大败于歧沟关；中路军闻听东路败北，也就不战而溃；只有潘美、杨业的西路军，出师仅两个月，便战果累累，收复了朔、寰、云、应4州之地，兵锋直抵桑乾河。但是，由于东、中两路守军的溃败，他们却成了孤军深入。契丹在打败东路和中路两路宋军后，调集十万精锐，全力向潘、杨部所占领的寰州压来。朝廷命令潘、杨率军护送朔、寰、云、应4州百姓立即迁回代州。在当时大兵压境的时刻，要完成这一任务非常艰巨。杨业经过周密思考，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先派人密告云、朔等州守将，等我军离代州北上时，令云州民众先出，我军到达应州时，契丹必定会派兵迎战，这时，命令朔州民众再出城，同时派骑兵接迎，另派1000弓箭手守住谷口，这样百姓就可安全内迁。

    对于杨业这个切实可行的方案，监军王先和主帅潘美却坚决反对。他们为了争功，硬要杨业率兵去打寰州。王先说：“你有几万精兵，为什么还这样胆怯？应当直接出雁门关北上！”杨业说：“不行，这样做，只有失败。”王先阴险地说：“你不是号称‘杨无敌’吗，为什么不敢与敌人正面交锋，难道你还有不可告人的打算？”杨业气忿地说：“我这样做不是怕死，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完成好皇上交付的使命。你既然这样责问我，那好吧，我现在就遵命前往。”出发时，杨业流着眼泪对潘美说：“这次出兵，必定失利，我是北汉降将，蒙皇上大恩，我愿以死报国。”他又用手指着陈家谷（今山西朔县南）说：“你们务必在两翼布置强有力的弓箭手，我转战到这里，你们就出兵夹击，不然我们将会全军覆没。”说罢，杨业就率兵出发了。经过两场恶战，因寡不敌众，杨业战败。退到陈家谷时，王先、潘美却率军早已离开了谷口；杨业得不到接应，陷入重围。虽然他奋不顾身，英勇作战，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坠马被俘，最后不屈绝食而死。他的儿子杨七郎，也在这一次战斗中牺牲。

    杨业死后，他的子孙继承其精忠报国的遗志，坚持抗击辽国。其中杨延昭、杨文广最负盛名。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称赞杨业、杨延昭“父子皆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 宋元的民间艺人把杨家将的故事编成戏曲，搬上舞台。到了明代，民间又把他们的故事编成《杨家将演义》、《杨家将传》，用小说评书的形式在社会民间广泛传播。然而根据某些历史考证，佘太君、穆桂英等人物并非真实存在，而是民间杜撰出来的。

    杨业据说有8个儿子，只有第6个儿子延昭传有后代：宗保、宗政、宗勉。杨文广是宗保的儿子。

    杨廷昭，本名延朗，亦称杨六郎，生于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卒于北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原籍麟州（今陕西神木）人，北宋著名的爱国将领。杨延昭自幼就受到其父抵抗契丹、收复失地的思想的影响，还在孩提时代，他就“戏为军阵”，父亲对此十分欣慰，曾高兴地说“此儿类我”，每次打仗总要带上他。杨业舍身保国的高尚气节和身先士卒的勇猛精神，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战火硝烟之中，杨延昭逐渐成长为一员骁勇善战的大将。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杨延昭被补为供奉官，由于供奉官只用来表示品级，无实际职掌，所以他始终随当时担任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的父亲在军中。他曾多次被父亲派往宁武关沿线驻防，每到一处，总是修城筑寨，加强边防。雍熙北伐时，潘美、杨业率西路军进攻应、朔、云、寰四州，杨延昭担任先锋，冲锋陷阵。在朔州城下，他满怀收复失地的激情，带领所部战土与辽军鏖战，不幸流矢贯臂，血染征袍。他却毫不在意，越战越勇，杀伤辽兵无数，为西路军连克寰、朔，应，云四州立下了汗马功劳。

    北伐失败，父亲捐驱疆场。杨延昭悲痛之余，更坚定了抵抗契丹、收复失地的决心。端拱、淳化年间，杨延昭先后出任知景州（今河北东光）、江淮南都巡检使，知定远军。咸平二年（999）七月，宋真宗获悉辽兵将大举南下，便任命马步军都虞候博潜为镇、定、高、阳关行营都部署，调任杨延昭为保州（今河北保定）缘边都巡检使，负责警备保州、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广信军（今河北徐水西30里之遂城村）三地。十月，辽军在萧太后的亲自督战下，进攻遂城。遂城城地狭小无备，辽兵集中兵力猛攻，长围数日。进城危在旦夕，城中军民惊慌失措。当此之际，杨延昭显露出一位优秀将领善于因地制宜的良好素质和卓越才能，他除发动军民登城坚守外，并利用当时天寒的自然条件，命军民汲水浇到城墙外皮。第二天早晨，遂城变为冰城，滑溜溜得无法攀登，辽军无可奈何，只好撤退。杨廷昭乘机追杀，截获了辽军许多武器，因功被提升为莫州刺史。

    咸平三年（1000）冬，杨延昭在羊山（在今河北徐水西50里，今称“杨山”），运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大败辽军。—次，辽军南侵，杨廷昭把精锐部队埋伏在羊山以西，他从北面向契丹挑战，且战且退，将敌诱至西山。猛然间伏兵突起，辽军措手不及，弃兵曳甲，大败而逃。这一仗，杨延昭和他的部下生擒了辽军的重要将领，缴获了许多战马和武器。之后，杨延昭被晋升为莫州团练使。当时，杨延昭和杨嗣因英勇与辽军战斗，齐名于河北边疆，边人称之为“二杨”。

    咸平六年（1003）冬，宋真宗根据静戎军王能的奏请，诏命静戎、顺安、威虏界并置方田，凿河以遏敌骑。景德元年（1004），宋真宗命令将杨延昭的部下增至万人，驻防静戎之东，保卫河渠，阻挡契丹骑兵的入侵。这年闰九月，辽圣宗公之母后亲率数十万大军南下，以统军使萧达兰、奚六部大王萧观音奴为先锋，分兵进攻威虏、顺安军，遭到魏能、石普等大将的坚决反击。又东趋保州，为杨延昭所部打败。转攻定州、瀛州，均未获利。在这样的形势下，辽军绕道乘虚深入，直达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宋廷震骇。十一月，宋真宗在宰相寇准的固请之下，来到澶州北城，宋军欢呼，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与此同时，几十万宋军陆续结集到澶州附近，辽军陷入兵家最为忌讳的孤军深入之势，并且其统军萧达兰在宋真宗到达之前已被宋军射死，士气稍挫。于是，辽提出苛刻条件议和。宋真宗只求能维持苟安局面，同意满足辽方的物质需求，以求辽军撤退。

    值此之际，杨延昭提出“契丹顿澶州，去北境千里，人马俱乏，虽众易败，凡有瓢掠，率在马上。愿饰诸军，扼其要路，众可歼焉，即幽、易数州可袭而取”。杨延昭的见解精辟透彻，切实可行。但一味屈辱求和的宋真宗并没有采纳这—建议，相反，在宋辽双方订立了“澶渊之盟”后，他还特别下诏，辽军撤军时，宋军在沿途不许进行迎击。杨延昭却不顾这一命令，单独率领部下“抵辽境，破古城，俘（左首右或）甚众。”

    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选择“有武干善镇静”的官吏戍守河北边境，任命杨延昭知保州兼缘边都巡检使。以后，又提拔他为莫州防御使、高阳关副都部署。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七日，扬延昭死在高阳关副都部署任所，终年57岁。

    杨延昭不仅智勇善战，而且还具有许多高尚的品德。他关心士兵，所得到的赏赐全部犒劳部下；生活俭朴，与士卒同甘共苦，出入骑从如小校；号令严明，遇敌必身先，行阵克捷，推功于部下。故人乐为之用，在边防20余年，威名震契丹。他去世后，宋真宗甚为悼惜。

    杨延昭有子杨文广，字仲容。杨文广得到范仲淹赏识，置于麾下；曾从狄青南征。杨文广在西边防御西夏，而不忘燕云。辽宋争代州地界，杨文广献上阵图及进取幽燕的方略，但不久就去世了。

    对于杨家将忠心报国、世代相传的优良家风，对于一个家族前赴后继捍卫祖国、既忠又勇的行为，人们传诵他们，缅怀他们，热爱他们，崇敬他们，以各种形式为他们竖起一座座丰碑。雁门关下，有一个以杨家祠堂而闻名的鹿蹄涧村，村里1000多口人，其中一多半都是杨家后代。杨家祠堂始建于元代，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一座杨家祠宇。因杨业死后被追赠为“太尉”，谥号“忠武”，他的后代以此题祠名为“杨忠武祠”，俗称“杨家祠堂”。祠堂大殿前，有一块鹿蹄石，形状奇特，雕刻秀美。传说是杨业十四世孙杨友，镇守代州时，一日外出打猎，射中一只梅花鹿，这只鹿带箭逃走，杨友紧追不放，追到现在的鹿蹄涧村，梅花鹿突然钻入地下。杨友命人挖掘，挖出一方奇异的石头，上面雕刻着梅花鹿带箭图案，并有明显的鹿蹄印。后来，人们将这块奇异的石头搬回祠中存放，鹿蹄涧村由此得名。多少年以来，为缅怀先祖精忠报国的高尚情怀，鹿蹄涧村年年都举行村祭，村祭必定唱戏，唱戏必唱杨家将戏。

    “血战金沙滩”是杨家将传说故事中，打得最悲壮、最惨烈的一仗。在这场恶战中，杨家将的“七郎八虎”中，大郎、二郎、三郎、七郎战死，四郎、八郎被俘，五郎出家，整个一个杨家战死一大半。戏曲《金沙滩》演的就是这段英勇悲壮的事迹。而鹿跨涧村民什么戏都看，唯独不看《金沙滩》这出戏。

    据说，曾经有一年的春天，村里正唱戏，点戏人竟点了《金沙滩》。说也怪，开戏前，天气晴朗，风尘不动。开戏后，当契丹兵向杨家将猛烈进攻时，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黄尘滚滚，搅得天昏地暗，台上台下顿时乱作一团，台上的“契丹兵”也只好鸣金收兵。风沙过后，观众稍稍坐定，台上又紧锣密鼓敲打起来，杨老令公披挂上阵，领兵迎敌。演到二郎、三郎惨死疆场时，突然从西北方向滚过一团乌云，刹那间，风云过后，就是电闪雷鸣，瓢泼大雨铺天盖地从天而降，整个场子里成了风雨世界。风雨过后，人们说：这是祖宗对咱们的报应，老祖宗不想让咱们再提那些伤心的事。咱们闹红火，别让他们不高兴，好吧，从今往后，演杨家喜庆的戏，咱再不演《金沙滩》了。后来换了别的戏，说也奇怪，一连几天全是风和日丽。

    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民间传说，人们也没有必要追究它的真实性。不过，鹿蹄涧村人从来不看《金沙滩》这出戏倒是真的。因为他们不愿回忆祖先悲伤的往事，更不愿让这惨烈的场面再去搅扰祖先的在天之灵。他们期望的是没有侵略，没有战争，只有和平与安宁的世界。

    在奸臣误国、良将战死的定格中，杨家将完成了他们所应扮演的角色。只是，他们被定义为悲剧的主角。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在这个朝代，还有很多的武将良臣，在延续他们的使命。于是，一个贫民宰相狄青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第四节    不能战死疆场，却竟毁于朝堂

    步入中叶的北宋王朝，面对北方、西北边关频频告急的状态，不得不启用一批战功显赫的军人，而在这些人中，依旧扮演悲剧主角的是一位“贫民宰相”，他就是狄青。

    狄青生于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卒于嘉佑二年（1057），字汉臣，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狄青出身贫寒，幼年的狄青因把救生的马槽让给别人，而被洪涛卷走。一位隐居山林的高僧救起了昏迷的狄青，并传授他武林绝技和为将之道。8年后，狄青在师父的劝说下，放弃了出家为僧的念头，准备报效国家。25岁那年，为征赋税事与村中人发生争执，他愤而来到京城，应募在拱圣营入伍。初到东京的狄青，打伤了仗势欺人的皇亲孙义后，主动投案。在负责此案的包拯包大人和号称“侠王”的郑亲王的帮助下，狄青被无罪释放，并成为郑亲王的保镖。一次，狄青奉命刺杀孙义失败，遭杖刑八十并监禁3月。在此期间，狄青通过包大人的悉心教悔，意识到要懂法守法，不要成为头脑简单的人，应当报效国家。出狱后，狄青拒绝了金钱与美色的诱惑，毅然告别郑亲王，远赴边关投军报国。由于他身材魁梧，又有武艺，很快从骑御马直选为骑御散值。不久，因偶触军法，被判死刑，幸而知河南府范雍惊其体貌，极力营救，得以面部刺字而免死。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在西北称帝，建立夏国。宋廷择京师卫士从边，狄青入其选，任延州指挥使，当了一名低级军官。在战争中，他骁勇善战，多次充当先锋，率领士兵夺关斩将，先后攻克金汤城、宥州等地，烧毁西夏粮草数万，“收其帐二千三百，牲口五千七百”，并指挥士兵在战略要地桥子谷修城，筑招安、丰林、新寨、大郎诸堡，“皆扼贼要害”。他每战披头散发，戴铜面具，一马当先，所向披靡，在4年时间里，参加了大小25次战役，身中八箭，但从不畏怯。在一次攻打安远的战斗中，狄青身负重伤，但“闻寇至，即挺起驰赴”，冲锋陷阵，在宋夏战争中，立下了累累战功，声名也随之大振。

    狄青的才略，深得经略判官尹洙的赏识，并以良将之材向经略使韩琦、范仲淹推荐。范仲淹一见，惊为奇才，特地送给狄青一部《春秋左氏传》，勉励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由此，狄青遂折节读书，研究秦汉以来的将帅兵法，弄得十分精通，因而更知名了。狄青以战功，累迁西上閤门副使、秦州刺史、泾原路副都总管、经略招讨副使等。

    庆历元年（1041），元昊派兵攻打渭州，逼近怀远城，行营总管任福领兵迎战，桑怿为前锋，中西夏军埋伏，于好水川西的羊牧隆城附近被打得大败，任福、桑怿皆战死。庆历二年（1042），西夏军再次进军定川，宋军大败，总管葛怀敏战死，西夏军队直抵渭州城下。这时，宋仁宗急调狄青前去应战。狄青到达前线，乘对方不备，短兵相接，一举把西夏军打得大败。这时，由于西夏正逢旱灾，财力不济，又加之连年战争，死伤极多，元昊已无力攻宋，只好息兵。狄青以军功，从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移真定路副都总管。不久，迁侍卫亲军、步军、马军殿前都虞候，历惠州团练使、眉州防御使、保大军节度观察留后，迁步军、马军副都指挥使，遂领彰化军节度使，又知延州，不久召为枢密副使，加检校司空。

    皇祐四年（1052），南方广源州（今广西境内）侬智高起兵反宋，攻陷邕州（今广西南宁）、横州（今广西横县）。由于州府地方毫无防备，侬智高很快占领了横、贵、藤、梧、康、端、龚、封8州，并继续包围广州，东南大骇。这时，朝廷深为忧虑，宰相庞籍推荐狄青。狄青也慨然上表请行。于是，狄青除宣抚荆湖南北路，还提举广南经制盗贼事，岭南诸军皆受狄青节制。当狄青向广南进军之际，广西钤辖陈曙偕同殿直袁用，提步兵8000人，盲目袭击侬智高，结果大败于昆仑关。狄青集将佐于幕前说：“令之不齐，所以致败。”决定将陈曙、袁用等军校32人斩之，以整肃军纪。

    皇祐五年（1053）春正月，狄青率军夜度昆仑关，袭击侬智高。侬智高的据点在昆仑关下的归仁铺。狄青表面上休整军队，暗中则自将前军，孙沔将次军，余靖殿后，以一昼夜到达昆仑关。次日黎明交战，宋军大败侬智高，侬智高由合江口败走大理（今云南大理），广南基本平定。宋军在入城收拾战场时，发现有一具尸体穿着金龙衣，众以为此尸就是侬智高，可以上奏请功。狄青却拒绝这样做，说：“安知其非诈邪？宁失智高，不敢诬朝廷以贪功也。”这种不虚美、不贪功，反映了他的务实精神。后来查明，侬智高果然逃到了大理。两年之后，大理国杀侬智高，由余靖函其首级送至京师。狄青以平定广南之战功，拜为枢密使。

    宋朝有个残酷的制度，为了防止兵士开小差，在兵士的脸上刺上字。号称“黥”。狄青当小兵的时候，也被刺过字。过了十多年，狄青当了大将，但是脸上还留着黑色的字迹。有一次，宋仁宗召见他以后，认为当大将脸上留着黑字，很不体面，就叫狄青回家以后，敷上药，把黑字除掉。狄青说：“陛下不嫌我出身低微，按照战功把我提到这个地位，我很感激。至于这些黑字，我宁愿留着，让兵士们见了，知道该怎样上进！”

    宋仁宗听了，很赞赏狄青的见识，更加器重他。狄青累计战功，最后被授予枢密使。狄青当了枢密使，有人总觉得他的出身和地位太不相称。有一个自称是唐朝名相狄仁杰后代的人，拿了狄仁杰的画像，送给狄青说：“您不也是狄公的后代吗？不如认狄公做祖宗吧！”狄青谦虚地笑了笑，说：“我本来是个出身低微的人，偶然碰到机会得到高位，怎么能跟狄公高攀呢。”

    狄青在枢密使任上4年。至和三年（1056），受谣言中伤，狄青被罢为护国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陈州。嘉祐二年（1057）三月，狄青病死，终年48岁。死后赠中书令，谥武襄。

    狄青做枢密使时，文彦博同平章事，两人的地位是平等的。文彦博虽颇有些学问，但为人远不如韩琦；而加给狄青的压迫，则比韩琦更厉害。文彦博借口民间的流言和兵士们对狄青的爱戴，劝宋仁宗免掉他的枢密使职务，命他出典外藩。这和贬逐差不多，狄青不愿出去。宋仁宗也觉得狄青劳苦功高，不忍这样处置，对文彦博说：“狄青是个忠臣。”文彦博说：“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这一句话说得宋仁宗哑口无言，心里也信不过他了。他还不知就里，仍向文彦博询问命他出外的原故。文彦博直着眼对他说：“无他，朝廷疑尔。”吓得他倒退几步。他无可奈何，只得接受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护国军节度使的名义，出判陈州。

    纵观宋朝历史，狄青还是重文轻武政策下的牺牲品。他之死，据《宋史·狄青传》所记，是因为“疽发髭”。这不过是近因。依我们看来，狄青之死，是多年愤懑忧虑惊恐的结果。他为国血战立功，而一般人却讥笑他，轻视他，侮辱他。以科第自负的文臣，更随时欺负他，压迫他。若不是遇事谨慎，恐怕早已遭祸了。谣言愈来愈多，以致皇帝也怀疑、猜忌他，将他罢免，使他格外惊恐。他抱着颓丧的心情走向陈州，已自知不久于世。假使在陈州的生活稍为安静一点，也许他还可以多活几年。那知宋仁宗和文彦博还是不放过他，每月两次遣使探视他的近况。他一听有使者来，即“惊疑终日”。不久，他便“病作而卒”了。这样去恐吓他，是文彦博的设计，但一定得到了宋仁宗的同意。如果宋仁宗真要保全他，决不会有如此的结局。

    从1053年1056年，狄青在位枢密院的4年间，成为京师崇敬的焦点。他骑马行于街市时，常被市民瞻望而致道路阻塞。他身边的士卒，更以狄青和自己一样面有黥文而能身居崇位引为荣耀，常常欢呼涌动，以表现对狄青的爱戴与钦服。又有人称赞他是唐武后（则天）时宰相狄仁杰的后代……种种本为赞誉、而实则不利于他的传言，使“青益不自安”，也使本对狄青存有“忧戒”的仁宗皇帝，更为“不豫”（不喜欢、不高兴）。

    北宋的大文豪欧阳修一生爱惜人才，举荐贤能不计其数。为人乐道者，如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皆拔于“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之时。他曾两次给皇上上奏章。两奏论青之章，深含欧阳修保全狄青之良苦用心。欧阳修抱定“昧死”的决心，“言人之所难言”地写了两论狄青的奏章。前一份是专论，即《论狄青札子》；后一份《论水灾疏》，只是在主要奏论水灾问题时，对前一份奏论作了概要重述。

    全观两份奏章，共有1282字（其第一章1072字，第二章210字），有以下三点主要内容：

    1，他用了过半的篇幅，综述了狄青“自初掌枢密，进列大臣，当时言者已为不便”的争议，和由于狄青的战功，为“军士所喜”的情况。但他强调指出，出现这些状况，并非狄青本心所为，“然则青之流言，军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势所使之然也”。

    2，面对这些“流言”，特别为“军士所喜”造成的“一人吠形，百人吠声”的不良轰动与影响，以及可能产生的危害，欧指出：“为青计，宜自退避事权，以止浮议”。紧接着，又以谅解的口吻说：“而青本武人，不知进退”（前亦有“青本武人，不知法律”之辩脱之词）。此为欧阳修一贯为人，既为开脱，也评其不足。此之狄青的“不知进退”与彼之包拯的“不知避嫌”，其用心，其言事，何其相似乃尔。

    3、正由于狄青认识不到自己“不得已为人所喜”，也可能“不得已为人所祸”的福祸所依的辩证关系，欧阳修就借“露布”之奏，与其说是向皇帝、不如说是向狄青分析阐明其中的利害，并举出例子来说明问题：即“唐之朱温，本非反者，仓卒之际，为军士所迫”而称帝，可见“小小陷于大恶，未必皆出于本心所为”。“深恐因此陷青以祸而为国家生事。欲乞且罢青枢务，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为国家消未萌之患”。

    欧阳修的话说得太简略，倒不如用官伟勋先生在另一篇文章里对这类问题说得清楚。他说：“有的虽然本无反意，但架不住手下亲信有欲富贵者反复挑动，像韩信的部下蒯通、张敖之、相贯高那样，而一些大人物的身边，又总难免有那么一些渴望自己的主子飞龙上天，以便飞黄腾达的人物。”（见《“弓藏狗烹”探源》，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4期。）看来，在对这个“未萌”问题的认识和阐述上，官先生与欧阳修所见略同，说得比欧阳修更直白，更通透。当属客观情理之言，而绝无诬陷之意。故，为国为君为狄青计，欧阳修的奏议都是应该肯定的。所以，明人茅坤也在他的《论狄青札子》里，称赞欧阳修“言人所难言，见人所不见，只缘宋承五代之后，欧公不得不为过虑，然亦回护狄公，狄公亦所甘心”。

    4、实际上，从秦汉到明清，天下一统之后，功臣遭忌的现象代代有。“一类像萧何、曹参、陈平；另一类像彭越、黥布、韩信。后几位都被刘邦杀了，前几位虽未被杀，但也很危险，萧何几次被疑忌，全因他及时听取门客的主意，‘悉以家财佐军’、‘贱贳贷以自污’，故意干了些在老百姓看来是自毁名节的事，上乃悦――才使得刘邦感到高兴，不再担心萧何‘收买人心’，才消除杀萧之意”（见官伟勋《“弓藏狗烹”探源》）。

    然之于狄青来说，欧阳修便是拯救保全萧何的那位“门客”。所以，他在奏章之中，反复三次“乞”，“且罢青枢务，任与一州”。为了促使狄青早一点离开是非之地，欧阳修又替皇上找了两个“下台阶”的理由：一个是朝廷上调动人员是正常的，即“二府均劳逸而出入，亦是常事。”另一个可以利用这次调动来“考验”狄青，即“若青之忠孝出处如一，事权既去，流议渐消，则其诚节可明，可以永保终始”。

    当京师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时，狄青一家避水徙迁大相国寺。有人看见他穿着意义非凡的黄袄，起居行止于大殿之上；有人说，狄青图谶有帝王之分；又有人说，狄青家的狗头上生角；还有人看到，狄府夜晚奇光冲天，而这种光亮，恰与取唐而建后梁的梁太祖朱温称帝前的景象惊人相似……种种讹言四起，引起朝野哗然，更增加了皇帝疑惧。是此时，宋仁宗体弱久病，旧疾骤发，由于久无生育，未立储贰（太子），朝中局面不免暗藏浮动危机。如刘敞言“天下有大忧者，又有大疑者”，即立储和狄青的问题成为焦点。而一旦仁宗身体康复，立储既定，“大忧者去矣，而大疑者当存”，把狄青视为朝廷最大的威胁。

    有吕景初（御史中丞）奏疏言：“天象谪见，妖人讹言，权臣有虚声，（青）为兵众所附，中外为之。此机会之际，间不可发”，“数谐中书白执政，请出青”。又曰：“青虽忠，如众心何？盖小人无识，则或以致变”。

    有刘敞（直集贤院）先在京城就反映：“狄青起行伍为枢密使，每出入，小民辄聚观，至相与推涌其拳勇，至壅马足不得行。帝不豫，人心动摇，青益不自安。”接下来，刘敞除任杭州时，又“敞辞赴都”，为帝曰：“陛下幸爱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终。”帝颔之，使出谕中书，青应去位。

    再有执政文彦搏、富弼。由于上述社会传言和大臣吕景初、刘敞等不断的强烈反映，“都下喧然”，“帝自正月不豫”（欧劾青奏折时在七月），连二位执政也“闻知时惧”，请求赶快“以熟状出青陈州”。

    朝廷危机，社会舆论，大臣谏议，皇帝疑惧，种种严峻问题摆在面前。值此情急势危之下，进退维谷之际，权衡利弊：狄青“进”无可进之地，“留”必危及身家性命，唯有“退”是一条生路。固可言：促其“退”者，是“保青”；纵其“留”者，是“害青”。洞若观火，极为分明。

    人民的爱戴，从侧面加剧了狄青的死亡，奸佞小人更是推波助澜。但这都是外因，狄青还是跳不出时代的背景，成为封建皇权社会的牺牲品。

    史称，狄青“公之不欺其君、不诬其先、不遗其兄、不骄其士，温恭卑牧，蔼蔼乎春风冬曦”。在北宋那个对外妥协，对内抑武，积贫积弱的朝代里，狄青的军事与政治才能，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但他那卓越的功勋、高尚的品德、悲惨的结局，不仅成为了世人永恒的话题，也赢得了普天下百姓及正直文人的尊崇。

    对于武将来说，战死沙场是最好的选择，而狄青偏偏没能如愿，却是在王朝最高统治者无休止的猜忌与诋毁中郁郁而终，留给世人无限的感慨与痛惜！

    §§§第五节    天子亲征，澶渊会盟（上）

    今天的人们在阅读杨家将的悲壮故事时，不会忘记一个角色，他就是宰相寇准，一个地道的忠臣形象。而他的出现，是北宋前中期的一大亮点；尽管他最终也没能改变北宋王朝军事上积弱的局面。论及这位宰相，要从宋真宗即位说起。

    经历高粱河之战、雍熙北伐之后，北宋统治者采取了“守内需外”的军事策略，使得北宋王朝在对辽的战事上处于被动地位。辽朝不断兴兵来犯，攻占了一些州县，但这个时期，两宋双方互有胜负，辽国在军事上并没有占绝对优势。至道三年（997）三月，宋太宗赵光义因高粱河之战箭伤复发驾崩，皇太子赵恒即位，是为宋真宗。

    宋真宗为延续宋辽边境的相对安宁，对辽国采取和好态度。而辽朝统治者却继续大兵压境。咸平二年（999），辽国派重兵进犯北宋边境。宋真宗在忻州刺史柳开的策动下，决定御驾亲征，当年年底，北宋军队抵达大名（今河北大名）。

    当时辽军也是御驾亲征，萧太后和辽圣宗亲率辽军，占领大量的宋朝州县。当辽军攻打北宋名将杨延昭（即民间口口传颂的杨六郎）所镇守的遂城（今河北徐水）时，遭到了杨延昭的顽强抵抗，迟迟未能攻破城池，被迫放弃进攻。辽军于第二年撤退。虽然这次辽军的撤退与宋真宗无关，但在群臣的奉承下，宋真宗将这次胜利归在自己的名下，并作《喜捷诗》命群臣唱和。

    景德元年（1004），宋代名相李沆故去。宋真宗立即提拔自己的潜邸旧臣─—毕士安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是相当于宰相的官职。而这位旧臣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旧臣得宠而忘形，当宋真宗询问他谁可以与之共居相位时，毕士安举荐了寇准。他称赞寇准：“秉资忠义，善断大事，己所不如。”

    寇准早在太宗朝已经入仕，凭借其才干资历，入阁拜相本无可厚非。但宋真宗担心寇准性格耿直，难与同僚共处，故而并没有启用寇准。当真宗询问毕士安寇准的缺点时，毕士安认为，寇准能够做到忘身殉国，秉道疾邪，现在契丹人不断骚扰南下，正应该任用寇准这样的大臣。宋真宗这才采纳了毕士安的建议，启用寇准为集贤殿大学士，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列毕士安之后。

    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辽国萧太后和辽圣宗耶律隆绪，以收复瓦桥关（今河北雄县旧南关）南10县为名，统帅辽军大举南下攻打北宋。虽然北宋朝廷及时调整了边关将领，并对兵力作出重新部署，但面对辽军迂回穿插、长驱直入的态势，依然震惊万分。在战争开始之初，当宋真宗获悉辽军南下进犯边关的奏报后，表示，既然我军的精锐部队已经部署在河北一线，朕就一定要亲征，和辽军一决雌雄。宋真宗询问文武百官，何时出兵时机最好。此时，群臣对宋真宗是否应该御驾亲征的问题发生分歧。毕士安是一个文弱书生，见不得动刀动枪，出于对皇帝安全的考虑，认为现在军事上已部署妥当，皇帝只要督战就可以了。如果非要亲征，也不要前往战争的最前线，只要到澶州即可。而且御驾与大军不可驻扎时间太长，晚去是为上策。寇准则认为，正因为大军在外，将士们才希望皇帝亲征，前往澶州，这样才能使我军士气旺盛，而且还要早些去。经过御前会议的讨论，宋真宗亲征行动的预案制定好了，只是他并没有实战经验，加上自己英明神武的父亲都两次败给了辽军，内心对亲征有阴影，于是，御驾亲征的计划被搁置起来。

    辽军南下的消息不断传来，边关告急文奏频频告危，袭岚军、攻莫州、打瀛州，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不安。寇准有意扣押奏报，等到事态急迫时再转呈真宗。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来自于江南，他认为，真宗应该南逃到升州（今江苏南京），以保存国运。枢密院的副长官陈尧叟是四川籍人，奏请真宗避难到益州（今四川成都）。宋真宗在听到这些提议后，有些动摇，于是就此事向寇准询问。寇准了解到此中内情，故意装作不知，他当着王钦若、陈尧叟的面说：“谁为皇帝出此策略，其罪应该杀头。”他认为，真宗皇帝应该亲征，文武官员应团结协作，这样人心振奋，辽兵自会退去。而宋军将领应该不断地袭扰辽军，破坏其进攻计划；也可以坚壁清野、坚守城池，等辽军疲劳之时予以痛击。倘若退保江南或是巴蜀，则人心涣散，辽军必然乘势紧逼，皇上百年之后如何面对历代祖先？王钦若和陈尧叟听到这些后，无言与寇准辩驳，心中更加忌恨寇准。

    于是，真宗考虑到北边重镇大名府乃是河朔中枢，想派一名朝廷重臣前往驻守，以屏障汴京。宰相寇准提名参知政事王钦若，当着王钦若的面启奏道：“应该派王大人前往，现在不是臣子推辞的时候，参知政事当会体谅此意。”王钦若没有办法，只得出任大名府知州，来部署人马抵抗辽军。

    景德元年（1004）十月，真宗御驾亲征，由李继隆和石保吉担任驾前排阵使。当大军抵达韦城（今河北滑县）时，一些人再次劝真宗临幸升州（今江苏南京）。真宗犹豫不决。寇准说道：“现在辽军迫近，四方告急。只可以进尺，不可以退寸。若要回辇退步，则万众瓦解，敌人尾随，要去江南也不得。”禁军统帅太尉高琼进言道：“禁军将士大多出自北方，若是他们不愿南下升州，惟恐要出大的乱子。”听到这些，真宗只得继续北上，御驾进抵澶州南城（今河南濮阳）。

    澶州，因古有称为澶渊的湖泊而得名。州治南北横跨黄河为城，南城大而北城小，而且南城较北城安全，但宋军主力布防在北城。多数随行朝臣见到辽军声势浩大，感到后怕，建议真宗驻跸南城来观望形势，千万不可渡河到北岸。寇准力主要求真宗亲赴北城，以鼓励将士气势，彰显大宋国威。高琼用锤击打驾御辇的车夫的背，说道：“官家如不过河，则河北百姓如丧考妣。”一旁的任签署枢密院事冯拯呵斥高琼说话毫无臣子之礼，高琼激愤地反驳说：“汝以文采升为二府，今日敌骑就在眼前，还指责我的无礼，汝何不赋诗一首以退敌骑？”说完命令将士护卫真宗渡过黄河，登上澶州北城城楼，慰见前线将士。当城楼上出现天子的旗罗伞盖时，城下宋军将士士气高涨，大受鼓舞，立即高呼“万岁”，欢呼踊跃之声闻传数十里。

    在巡视完毕后，宋真宗就将抗击辽军的军事事务全权交予寇准来决断，自己则回转南城行宫。寇准在北城镇守，号令明肃，将士们皆愿听从。虽然真宗将一切事务委托于寇准，但心中仍不免担心，如果寇准处理不当，则会使自己陷于险境。于是派侍从前去探视寇准的动静。在闻知寇准与制知诰杨亿一起通宵达旦地饮酒唱乐，戏谑喧闹，真宗高兴地说：“寇准如此，我有何忧愁！”但这是寇准为使真宗安心的举动。寇准在澶州战事中的处乱不惊、力挽狂澜的举措，百年后的陈瓘评价道：“当时若无寇准，天下分南北矣。”就是说做得不好，赵构南渡的局面会早发生一个世纪。

    宋辽两军列阵相持10多天，辽军大将萧挞凛亲自临阵督战，在开战前前往勘察地形，被宋军藏于暗处的床子弩机发箭射中，萧挞凛伤重而死。两军未战，先折大将，使得辽军气势一落千丈。萧太后痛哭道：“萧挞凛将军智勇双全，现在不幸阵亡，将士们如何是好？”其他将领说道：“太后不必伤心，血债血偿，现在我们带兵杀将过去，为萧将军报仇。”萧太后经过一番思考后，深知形势的发展有利于宋军而不利于自己一方，辽军的力量尚未达到直取开封、迫使赵宋统治者投降的地步，想要凭借大军南下的余威，在与宋的谈判上获取尚未得到的东西。因此，她一边传令军队继续向南进攻，摆出鱼死网破的架势；另一边叫来降将王继忠商讨和谈之事。

    §§§第六节    天子亲征，澶渊会盟（下）

    实际上，辽朝在兴兵之际，萧太后就通过王继忠，保持着和宋朝讨论和议的渠道。王继忠乃是宋真宗作藩王时的潜邸旧臣，在对辽的一次战斗中被辽军所俘，因此他便成为辽宋议和的最终人选。王继忠在萧太后的授意下，写了有意议和的信函，送给宋真宗，要求宋朝派使者前来议和。宋真宗在亲征之前，想通过谈判来保持边境安宁，便派曹利用为使臣，前往大名府。当时，判大名府的王钦若看出辽军攻势猛烈，未有和谈意思，便将曹利用留滞在大名府。当接到信件后，真宗就派留滞在大名府的曹利用前往谈判。曹利用进入辽军营帐，面见萧太后。萧太后一看宋军派使者前来，大为高兴，大肆摆宴为曹利用接风。宴会上，萧太后对曹利用说：“我派使臣带上国书随你返回。”可以说第一次和谈毫无结果。

    辽国使臣来到澶州，宋朝文臣隆重接风，还赏赐了金带、鞍马等一大堆东西。真宗在拿到辽国的国书后，就立即召开御前会议和大臣商量，如何应对辽国所提出的条件。大臣们多数认为土地是国家的根本，关南地区岂能归还，希望通过花钱来买下和平。真宗自己也已经不愿再打仗了。于是再次派遣曹利用前往辽军那里，谈判具体的和约内容。临行前，真宗对曹利用说：“割地是万万不可以的，只能给他们钱财，如果辽国的胃口太大，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就是给一百万也行。”当时的北宋经济已是高度发达，其一年的铸钱量最高达500万贯，而明朝276年间的总铸钱量也仅1000万贯，可见宋朝商业之繁荣。宋的年财政收入，折算为银绢为7千万两/匹以上。故当时真宗鉴于辽入侵对北方的破坏，准备承担“岁币”百万之数，以求和平。但当时也有人指出，辽已强弩之末，可战而胜之。但考虑到即使战胜，双方也势必长期交战，没被采纳。真宗心想果然像原先所想，现在既然议和，那一点儿钱又算什么呢。寇准闻听到真宗的话语，心想本可以一举消灭辽军，现在却要议和，真是可悲，还要给一百万钱，这不是苦坏老百姓吗？因此心里十分不痛快。于是寇准急忙把曹利用叫来，警告地说：“虽然官家已经答应可以凭100万为上限，但是你要是敢超过30万，回来的时候我就斩了你。”

    谈判中，曹利用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对萧太后说：“你们如果狮子打开口，漫天要价，别说地盘捞不着，钱财也得不到，我们只好在战场上相见。”萧太后一看，如果强硬，则会竹篮打水一场空，于是接受通过金钱来换取议和的条件。因为曹利用害怕被杀头，所以和辽军在金钱数目上讨价还价。最终使得契丹所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宋每年送契丹银10万两、绢20万匹，大大低于宋的估计，不到宋年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五，可见契丹确已无力再战，此条件宋接受了；二是要宋归还“侵占”的瀛、莫二州（辽称“关南”之地），被宋严辞拒绝。契丹和平心切，也未坚持。要知道，此二州当时已在契丹军占领之下啊！

    曹利用在和议成功后，高高兴兴地回转澶州，进见真宗。当曹利用赶到行宫时，正逢真宗吃饭时间，一听曹利用回来了，真宗一面赶紧吃饭，一面让太监出去问问曹利用，到底给了辽国多少钱。曹利用不管小太监怎样问讯，就是不说，问急了，告诉说：“这是国家机密，必须面见皇上。”真宗在里边等急了，又派小太监来问话，“就算是机密，先说个大概数字”。可是曹利用始终不开口，只是得意地伸出三个手指，往自己的脸蛋上轻轻敲打。意味你要我去谈判，你出价100万，我30万就搞定了，我可是大大的忠臣啊。小太监见得不到回答，就回禀真宗：“他就是伸出三个手指，莫非是300万吗？”真宗闻听，一哆嗦将筷子掉落，脱口说道：“这也太多了。”但他忽然觉得，总算打发了辽国这尊瘟神，只好默默心痛钱财损失太多。在匆忙吃完饭后，真宗召见了曹利用，急忙询问究竟答应了多少。曹利用也真会表演，连忙跪倒叩头，说道：“臣有罪，臣有罪，我答应的财帛太多了。”真宗可真急了，“到底多少”。 曹利用回答道：“30万。”真宗闻听只有30万，高兴得脸都抖动起来，重重赏赐了曹利用。

    宋辽两国最后达成的条约为，宋年送契丹“岁币”，契丹退出已占领的华北数十州之地，并在事实上承认瀛、莫二州为宋朝领土。两国解除战争状态，各守疆界，互不为敌。边界上不得增加新的军事堡垒，双方不得招纳对方的叛将人员。对宋而言，这已是外交胜利。然后双方共同申明，永结同盟，由“大宋皇帝”和“大契丹皇帝”签约。此后，宋辽120年里未开战事。

    辽军这次南侵，其目的只是想对宋进行一次物资掠夺和政治敲诈，因折将受挫，表示同意与宋议和。宋真宗亦希望辽军能尽快北撤，于是遣使向辽求和。十二月，双方达成和议，宋、辽双方互派使者。议定的和约条款规定，宋朝廷每年输送给辽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尊辽方太后为叔母。历史上把这次议和称为“澶渊之盟”。虽然这仍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但此后宋、辽双方在一个时期内，连绵不断的战争获得了暂时平息。而这笔巨额赔款，长期成为北宋人民额外的沉重负担。对宋而言，“澶渊之盟”不过是以贿赂来取和平，甚至可说是丧权辱国。

    不过，“澶渊之盟”的订立，使得双方边境的和平稳定，经济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使契丹人民大量吸收汉族文化，为契丹民族最终消失、主流融入汉族打下了基础。

    “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表示着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也只有在这种地缘政治的影响之下，我们今日仍感觉得到，几百千年历史的阴影仍不时出现于我们的脚跟后面。

    “澶渊之盟”后，由于寇准坚持抗战有功，宋真宗开始待他很优厚，非常敬重他。但原来主张逃跑的王钦若在宋真宗面前说，寇准劝其亲征，是把皇帝当赌注，孤注一掷，简直是国家的一大耻辱。从此宋真宗待寇准便越来越淡薄，不予重用。

    下面来说一说为何在“澶渊之盟”中立下功劳的寇准的命运会如此。

    寇准（961—1023），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生长在一个官宦之家。澶州一战，使寇准的声望提高，景德二年（1005）加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这更引起朝中大臣王钦若等人的忌恨。景德三年三月，王钦若对宋真宗说，寇准硬逼官家亲征，经澶州一战订立了城下盟约，这哪是君主的胜利，是耻辱。真宗当时并没有计较，但事后对寇准的疑忌加重了。不久寇准罢相，出任刑部尚书衔知任陕州。后来，因宋辽关系再次紧张，真宗才召回寇准，以兵部尚书衔权知东京留守。

    天禧元年（1017），寇准改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后又出镇永兴军。当时真宗大力崇拜道教，百姓皆不愿听从，朱能遂诈言天书降，真宗访求朝中大臣。有人上奏说，只有平素不相信这种活动的寇准出面，才能使百姓折服。而寇准不愿意参与，寇准门人也反对。但他的女婿在一些人的授意下致书寇准。寇准陷入圈套，遂上天书。此事颇为时议所非。上天书后，寇准被拜为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同平章事、景灵宫使。天禧三年（1019）进尚书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

    寇准性情刚烈，行事无所顾忌。早在太宗朝时，就对得到晋升的官员，多为贤能之士，但也有平庸之辈，却未按顺序而晋升，感到不满，因而引发一场争端。寇准为自己辩解，并在太宗面前表示不服。惹得太宗将其罢免，出任邓州知州。在真宗朝，寇准在相位时，用人不拘一格。习惯于按例升迁的同僚，对此颇为不满。寇准却将这些不放在心上，说宰相的职责就是进用贤臣，退去不肖；如果墨守成规，那只是一个小吏所能做的事。他厌恶丁谓、钱惟演、林特以及曹利用这些人。

    丁谓是为寇准起用的，官至参知政事，丁谓奉事寇准小心谨慎。在中书堂吃饭时，见到汤汁溅到寇准的胡须，连忙起身擦拭，却被寇准借机奚落一番，由此二人结下深怨。林特在任三司使时，催缴河北岁绢甚急，寇准素来讨厌他，就帮助转运使李士衡与林特对立，因此积累下了深怨。这些人相互结交，成为陷害寇准的政敌。寇准在真宗得风疾时，进言要求选择方正大臣来辅佐太子，对于像丁谓、钱惟演这些奸佞，小人不可委以重任。真宗同意，于是寇准命令杨亿起草诏书，请太子赵祯监国，以杨亿代替丁谓。寇准生性喜欢饮酒，酒后失言，将机密泄露。丁谓、钱惟演等人将周怀政谋杀他们的事情怪罪寇准，因此将寇准贬为道州司马。乾兴元年（1022）二月又贬为雷州司马。天圣二年（1023），寇准在雷州寓所病故，后归葬洛阳。

    宋真宗在弥留之际，还惦念寇准，说他是可以托付国家大事的重臣。这说明，寇准在真宗的心目中是一个忠臣。但寇准性情孤傲，在北宋官场上无异于另类，加之自己在某些问题上处理不当，仕途上的坎坷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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