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欧苏文章冠天下（上）

    赵宋王朝在疆域和版图方面确实有些狭小，而军事上的羸弱则更使它成为世人诟病的谈资。然而，要说到文化上的繁荣，两宋王朝则完全可以傲视古今，光耀文坛。且不说将词的艺术发展到极致，可与唐诗并称文学两大高峰的宋词；也不谈程朱理学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单论散文这一枝独秀，唐宋八大家，6位出自宋朝。而他们之中的翘楚——欧阳修和苏轼，更是以文章而冠绝天下。当然，北宋的科技成就也很辉煌。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光宋朝就占了一半。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在他4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郑氏发誓绝不改嫁，并且要独立抚养他成人，后来，因为生活所迫，母亲带着欧阳修去了随州投靠他的叔父。因为家境贫寒，年少的欧阳修并没有钱来买纸和笔，他的母亲便用树枝划在沙土上，来教他写字。

    随州城南有个李姓的望族，欧阳修小时候经常到他家去玩，李家的小孩跟欧阳修的交情也很好。10岁那年，欧阳修有一天在李家发现一堆旧书，无意中翻到一本《昌黎先生文集》的残本，只剩下6卷，他就向李家借回去读。由于年纪小，不能完全看懂，但是他已经感到韩愈文章的深厚和雄博，心里因而对他产生了推崇之情。由于家境清贫，自己没有藏书，欧阳修经常向邻里的读书人家，借书来读，有重要的就抄录下来，经常读书至废寝忘食。

    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欧阳修的文学素养和文学功力在幼年时已然得到了培养，加之后天的刻苦努力，终成一代文坛巨匠，而他在诗文写作方面，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宋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被贬滁州任太守。此后，他时常闲游山水，并与附近琅琊寺的智仙和尚结为好友。为便于他游览，智仙和尚带人在山腰盖了座亭子。亭子建成那天，欧阳修前去祝贺，为之取名为“醉翁亭”，并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散文名篇《醉翁亭记》。文章写成后，欧阳修张贴于城门，征求修改意见。开始大家只是赞扬，后来，有位樵夫说开头太罗嗦，便叫欧阳修到琅琊山南门上去看山。欧阳一看，便恍然大悟，于是提笔将开头“环滁四面皆山，东有乌龙山，西有大丰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其西南诸山，林壑尤美”一串文字换上“环滁皆山也”五个字。如此一改，则文字精练，含义倍增。

    欧阳修在翰林院任职时，一次，与同院三个下属出游，见路旁有匹飞驰的马踩死了一只狗。欧阳修提议：“请你们分别来记叙一下此事。”只见一人率先说道：“有黄犬卧于道，马惊，奔逸而来，蹄而死之”，另一人接着说：“有黄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最后第三人说：“有犬卧于通衢，卧犬遭之而毙。” 欧阳修听后笑道：“像你们这样修史，一万卷也写不完。”那三人于是连忙请教：“那你如何说呢？”欧阳修道：“‘逸马杀犬于道’，六字足矣！”三人听后脸红地相互笑了起来，比照自己的冗赘，深为欧阳修行文的简洁所折服。

    据《宋稗类钞》记载：有一次欧阳修替人写了一篇《相州锦堂记》，其中有这样两句：“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交稿后，他又推敲了一下，觉得不妥，便派人骑快马将稿子追回，修改后再送上。来人接过改稿，草草一读，很是奇怪：这不还和原稿一模一样吗？仔细研读后才发现，全文只是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改成了“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快马追回的只是两个“而”字。但他反复吟诵后，才发现个中妙处。原来，改句中增加了两个“而”字，意义虽未改变，但是读起来语气由急促变为舒缓，音节和谐，增加了语言抑扬顿挫的音乐美。

    欧阳修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影响也最大，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 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

    有一个书生很爱写诗，一次偶与欧阳修同行，只是不知道同路的就是欧阳修，走着走着，看到路边有一棵枯树，就按捺不住，振振有词地来了两句：“远看一枯树，两个干树桠。”但欧阳修听了并不嘲笑，而是笑眯眯地告诉他说：“你如果能再加两句，这诗保证漂亮！”某甲听了，也就绞尽脑汁使劲地想。欧阳修见他想得挺苦，知他已渐有所悟，也就加了两句给他听：“春来苔是叶，冬至雪做花。”某甲听罢，果然感慨万千，因为他突然发现，就这么一加，他那棵色彩生命皆无的“死树”就能立刻神采飞扬起来——春天长着青苔，那绿色的青苔就是它的生命；冬天落满雪花，那皑皑的白雪就是它的色彩。

    这就叫点石成金！虽然审美是自由的，但是对生活的本真的描写，原本就胜过华而不实的辞藻，

    欧阳修一生写了 500余篇散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各体兼备。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叙事既有委婉之妙，又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却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泷冈阡表》等，都是历代传诵的佳作。

    但是欧阳修的仕途却并不顺利，曾两次因朝廷宗派之争，受到诬陷，事连帷薄，暧昧难明。欧阳修始终坚持斗争，终于使真相大白于天下，恶人受到惩罚。但他自己也遭到坎坷，屡次下放州郡，不到40岁，须发尽白，皇帝见到，都觉得可怜。

    欧阳修虽也自负，但他并不是天才的作家。他是认真观察，反复思考，融合于心，然后执笔，写成文章，又不厌其烦地推敲修改。他的文章实以力得来，非以才得来。欧阳修的文章，常常是从平易近人处出发，从入情入理的具体事物出发，从极平凡的道理出发。及至写到中间，或写到最后，其文章所含蓄的道理，也是惊人不凡的。而留下的印象，比大声喧唱者，尤为深刻。

    道德与文章的统一，为人与为文的风格统一，才能成为一代文坛的宗师。欧阳修为人忠诚厚重，在朝如此，对朋友如此，观察事物，评论得失，无不如此。自然、朴实，加上艺术上的不断探索，精益求精，使得他的文章，如此见重于当时，推仰于后世。

    §§§第二节    欧苏文章冠天下（下）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和诗人。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

    据有些文字记载，苏东坡10岁时，已经能写出与众不同的诗句。在他那篇《黠鼠赋》里，我们找到了两句。这篇短文字是描写一个狡猾的小老鼠，掉入一个瓦瓮里，假装已死，等把瓮倒在地上，便急速逃去，这样把人骗过了。大约也正在此时，他的老师正读一篇长诗，诗里描写当时朝廷上一群著名的学者。苏东坡这个幼小的学童在老师肩膀后面往前窥探了一下，就开始问到与他们有关的问题。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因为在苏东坡的童年，中国是在宋朝最贤明的君主统治之下，他极力奖励文学艺术。国内太平无事，中国北方与西北的游牧民族如金，辽，西夏，这些部落蛮族本来经常为患中原，这时也与宋朝相安无事。在这样朝廷之下，贤良之臣在位，若干文才杰出的人士都受到征召，侍奉皇帝，点缀升平。正是在这个时候儿，幼童苏东坡首次听到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大名，当下深受到鼓舞。恰好在这位大诗人的童年生活里，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将来崭露头角的预示。

    苏东坡11岁时，进入中等学校，认真准备科举考试。为应付考试，学生必须熟读经史诗文，苏东坡与弟弟苏辙正在这样熟读大量的文学经典之时，他父亲赶考铩羽而归。这时两个青年的儿子，在熟记经史，在优秀的书法上，恐怕已经胜过乃父了。后来，苏东坡的一个学生曾经说，苏洵天赋较高，但是为人子的苏东坡，在学术思想上，却比他父亲更渊博。

    令苏东坡感到万幸的是，他父亲一向坚持文章的醇朴风格，力诫当时流行的华美靡丽的习气，因为后来年轻的学子晋京赶考之时，礼部尚书与礼部主试欧阳修都决心发动一项改革文风运动，便藉着那个机会，把只耽溺于雕琢文句、卖弄词藻的华美靡丽之文的学子，全不予以录取。

    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苏轼20岁，到京师汴梁（开封）去考进士。在京师待考期间，有几个自负的举人看苏轼年轻，瞧不起他，有意戏弄苏轼。6个举人备了6个下酒菜，邀请苏轼喝酒，苏轼欣然前往。入席，一举人建议为助酒兴，喝酒要行酒令，酒令内容是每人说一个历史人物的典故，可以联系到哪样菜，哪样菜就归谁吃，行令要从年纪大的到年纪小的。其余五举人连声附和：“好、好、好！”“姜尚渭水钓鱼”，年龄最大的人傲气十足地端走了鱼；“秦琼长安卖马”，第二位神气地端走了马肉；“苏武北海牧羊”，第三个毫不示弱地端走了羊肉；“张飞蜀都卖肉”，第四位不慌不忙地端走了猪肉；“关羽荆州卖豆腐”，第五个从容不迫地端走了豆腐；“诸葛亮隆中种菜”，第六个胸有成竹地端走了青菜。所有菜都被端走了，6个举人正准备高兴地吃菜喝酒，苏轼开口了：“各位，该我行酒令了！”他说出了6个字，不紧不慢地把6盘菜端到自己面前，然后笑眯眯地说：“诸位兄台，请！” 请想一想：苏轼行了个什么酒令？答案就是：嬴政并吞六国。

    年纪轻轻的苏轼不只聪明过人，而且“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他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众多，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

    苏轼散文，首先在其政治论文中大露峥嵘。在《策略》、《策别》、《策断》等篇章里，作者满怀儒家的政治理想，凭借大量的历史事实加以周密的论证，字里行间颇有贾谊、陆贽的气势和神韵。文脉晓畅，文采飞扬，所受《战国策》的影响，可见一斑。苏轼的历史论文，如《平王论》、《留侯论》等，是其政治论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作者借描画、评述历史人物、事件、典故，阐释政治见解。这些文章尽管在内容上无什么特别可取，但写法上善于随机生发，仍有不少可借鉴之处。

    苏轼还给后人留下很多书札、杂记、杂说、小赋等。这些精致典雅、小巧玲珑之作，大都夹叙夹议，挥笔轻盈自如，抒发了作者坦诚的胸怀，也表达了对人生、对文艺的见解和喜爱之情，成就大大超过他的政治论文。形象地阐明了对文艺问题见解的散文，实际上是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相交融的文论佳篇，论述精辟，才气横溢，如《传神记》和《书吴道子画后》便是最能令人心折称道的例子。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一见解，虽是就绘画而言，但其精神对其它艺术门类也可以相通。阅读此类文章，我们又有幸目睹了苏轼作为一位出色的文论家的风采。

    苏轼的朋友、诗僧参寥在《东坡先生挽词》中写道：

    峨冠正笏立谈丛，凛凛群惊国士风。却戴葛巾从杖履，直将和气接儿童。

    正是从两方面归纳了苏轼的人格精神。他既严正又平和，既坚持了士大夫积极入世、刚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理想，又保持了士大夫追求超越世俗、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境界与心灵境界的人格理想，把两者融为一体，巧妙地解决了进取与退隐、入世与出世、社会与个人那一类在士大夫心灵上历来相互纠结缠绕的矛盾，并在其文学作品中加以充分的表现。苏轼为后来在类似社会条件下生存的文人提供了一种典范，因而获得他们普遍的尊敬。

    如果说，在北宋的文学变革中欧阳修是一个中枢式的人物，那么苏轼则代表着这场文学变革的最高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不仅因为他的创作体现了这场文学变革所追求的文化理想，审美趋向，也不仅因为苏轼比其他作家具有更雄大的才力、高超的技巧，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因为苏轼的创作在很多地方突破了这场文学变革的基本宗旨。

    在北宋这个具体的文化环境中，苏轼是一个富于浪漫气质和自由个性的人物。一方面，他作为士大夫集团的成员，抱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地参预国家的政治活动与文化建设，另一方面，他比当代任何人都更敏感更深刻地体会到强大的社会政治组织与统治思想对个人的压抑，而走向对一切既定价值准则的怀疑、厌倦与舍弃（但不是冲突与反抗），努力从精神上寻找一条彻底解脱出世的途径。他的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洒脱无羁与无可奈何，随缘自适与失意彷徨，深刻地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封建专制愈益强化时代的内心苦闷。

    §§§第三节    《清明上河图》长卷

    河南省开封市是最早出现在画卷上的城市真实写照的地方。据《中国文化史辞典》载：北宋画师张择端所画的历史长卷《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北宋时代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市）城市设施和城市居民生产、生活的真实写照。

    张择端，生卒年不详，北宋画家。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早年游学汴京，后来学习绘画。在宋徽宗时期，供职于翰林图画院。专攻绘画宫室，尤其擅长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人物等。他在风俗画上的最大成就就是《清明上河图》。

    张择端通过市俗生活的细致描绘，生动地揭示了北宋（960—1126年）汴梁（今河南开封市）承平时期的繁荣热闹景象。它以各个阶层的人物的各种活动为中心，深刻地把这一历史时期的城市社会动态和人民生活状况展示出来。在画中有仕、农、商、？医、卜、僧、道、胥吏、妇女、儿童、篙师、缆夫等人物及驴、马，牛、骆驼等牲畜。？有赶集、买卖、闲逛、饮酒、聚谈、推舟、了车、乘轿、骑马等情节。画中大街小巷？店铺林立，酒店、茶馆、点心铺等百肆杂陈，充分反映了汴京工商业经济的繁荣面貌。

    图中河港池沼，船只来往，还有官府宅第，茅棚村舍密集。在艺术处理上，无论对人？物的造型，街巷、车辆、楼屋的描述以及桥梁、货船的布置，笔墨章法都非常巧妙。《清明上河图》是绢本设色，纵宽24.8厘米，横长528厘米，是古代巨幅名画，在当时？及其以后都有很大影响，并博得了各阶层观赏者的喜爱，宋代以后，出现不少摹本。？

    至今，开封民间还流传着张择端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

    开封的相国寺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天保六年，到北宋太宗时期，相国寺发展到鼎盛时期，占地540亩，僧院64座，殿阁雄伟、花木葱茏，因此被誉为“金碧辉映、云霞失容”。而偌大相国寺的雕梁画栋则需要大量的画师为之服务。

    传说当年在北宋东京的相国寺里，住着一些靠给寺院绘画谋生的民间画师，其中有一个青年画师，他说可以把首都东京城的繁华盛景搬到画上来，这个青年就是来自山东诸城的张择端。张择端住在相国寺的香积厨里，潜心作画。一天宋徽宗赵佶在皇家卫队的护卫下，声势浩荡地驾临相国寺降香，徽宗听说相国寺里住着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师，便命宰相蔡京去了解情况。徽宗和蔡京不但喜欢绘画，并且都是绘画的高手。后来徽宗命令蔡京将张择端召进翰林图画院，亲自命题让张择端绘画北宋东京的繁华盛景。

    张择端被召进了宫中翰林图画院，但是他提出请求不能关在皇宫里面作画，他要求在安静的农舍中作画，徽宗同意了他的请求，命蔡京为张择端在北宋东京都城的郊外，找了一处安静的农舍，从此张择端披星戴月潜心作画。谁能想到，这样一幅北宋东京的繁华盛景，竟是在东京都城郊外的偏僻农舍里创作完成的。

    当宰相蔡京将张择端绘画的长卷呈给徽宗看时，徽宗大喜过望。从此，《清明上河图》被徽宗收入皇宫内府。

    像司母戊鼎断耳、虢季子白盘被当作马槽一样，似乎每一件艺术珍品不经磨难便不足珍贵。《清明上河图》问世以来，曾经4次被盗，5次入宫，可以说是历尽磨难。

    它最初由北宋皇家收藏，并且还有宋徽宗用瘦金体所写的“清明上河图”五字签题及他专用收藏的双龙小印。靖康元年（1126），宋徽宗赵佶和儿子宋钦宗赵桓被金人俘虏到北方，藏于北宋内府的《清明上河图》及六千件艺术品也被金兵掠获。《清明上河图》第一次流入民间。宋徽宗赵佶的第十一个儿子宋高宗赵构杭州称帝。张择端为了让高宗赵构不忘国仇家恨，坚决抗金，他闭门谢客，呕心沥血，又绘制出一幅《清明上河图》长卷，献给高宗赵构。高宗与父亲徽宗截然不同，他对画根本不感兴趣，并将画退了回来。张择端展开长卷，心绪难平，一气之下，将自己呕心沥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长卷付之一炬，幸好被家人及时抢出一半。沉痛的打击之下，不久张择端就忧郁而死。张择端两次进献《清明上河图》的故事是否真实无法考证，但是传说中，张择端却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画家。

    元朝建立后，统治者到处搜刮财宝，《清明上河图》再次进入宫廷。元代后期的至正年间，宫内有一个装裱匠趁装裱这件作品的时候，用一个临摹本将真本偷换出宫，几经转手，被博雅好古的杨准以重金买了下来。杨准得到这一珍宝后，兴奋之余，就把《清明上河图》第二次从皇宫流出和自己得到这一名作的经过详详细细地记录在图后的尾纸上。之后，在民间几经流转，至明朝嘉靖年间，奸相严嵩权倾朝野，将《清明上河图》巧取豪夺到手。据严嵩、严世蕃败后被查抄的财产登记帐中所记录，确实有此图。在隆庆皇帝时也就顺理成章地将此图没收到了宫廷，这是《清明上河图》第三次入宫。

    明朝万历年间，此图又被太监冯保得到。但后人考证，为冯保盗出。当时冯保是隆庆皇帝万历年间的秉笔太监，东厂首领，权倾一时，如果这幅画是皇帝所赐，他一定会大书特书，但却只字未提，显然是偷盗的。后来，直到清朝嘉庆四年（1799），查抄大臣毕沅家时，《清明上河图》第四次入宫，被收藏在紫禁城的迎春阁内。此后，《清明上河图》一直在清宫收藏。

    辛亥革命后，溥仪虽然宣布退位，但仍住在宫中，1925年，他离宫之前，将宫中珍玩字画盗往天津，《清明上河图》即在其中。后来伪满洲国成立，他将此画带到长春皇宫。1945年，东北解放前夕，溥仪仓皇出逃，将此画带至通化，不忍丢掉，被我军俘获，收藏于东北博物馆，1955年拨交故宫博物馆。这是《清明上河图》第五次进入紫禁城，不过不是昔日的皇宫，而是人民的博物馆了。

    绢本长卷《清明上河图》，高未盈尺，展宽二丈，却以百里大势展现了北宋的汴京风貌。在宽敞的街面上，腾腾踏踏地行进着拉货的肉马肥骡，负重的瘦驴，以及高视阔步的憨驼。

    时至今日，仿佛仍然可以听到赶车人的吆喝声，呱哒呱哒的疾蹄声和叮叮咚咚的驼铃声。伴着轿杠的响声，便颤悠悠地晃过来两乘轿子，那里面悄隐着粉面青髻的俏妇丽女，她们正从窗隙浏览着不停变换的街景和来来往往的行人。轿后，矮小的马童掀摆着细瘦的胳膊抻缰引马，那马上则端坐着摇扇的大官人。清明时节，他随着轿里的家眷去郊外扫墓祭祖，并让身后的家仆挑了盛满干鲜供品的食盒儿。那些供品，本着“心到神知，上供人吃”的原则，最终是要进到他和家人的肚子里的。街上很喧闹，官人培养不出缅怀先人的哀思，只得偏过脸去观赏街景。因此，他那张蓄了几缕黑须的长白脸儿看上去很闲适很淡定！

    不远处，挤站着一些穿着长衫罗裙的男女看客，他们揽着肩上和膝下的孩童，聚精会神地聆听着一个大胡子壮汉吐述的江湖贯口，只等他阐述完了捧钱场儿捧人场儿的粗浅理论后，看他耍些拳脚功夫。人堆外，一个将长衫下摆掖入腰带的青头二小子，却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货架的食品上，因为他的腹鸣声远比卖艺人的吆喝声有力度！摊主，则前倾着身躯，以警觉而练达的目光审视着这位探手探脚的不速之客。竹编的大遮阳伞下，呆坐着慵懒的卖主儿，他的那盘儿胖脸儿已经松弛到了该打哈欠的程度了。

    街边的铺面与作坊，均大敞着门户，里面的陈设一览无余。店主们，直等到太阳西沉，挣足了钱打上烊后，才让店伙计们用一块块沉重的铺板拼挡铺面儿。货栈外，堆了成捆麻包，买？卖双方正捧着清单验货，旁侧的汉子则在等着放开膀子搬扛大件儿。他这干苦力的，劳作一天也挣不上几吊钱，可他却一门儿心思地劳作着。制作竹桶木盆的作坊里，手艺人擎着烤弯的竹条栓线固形，以使竹条冷却后弯曲如弓。他那硬扎扎的架势，好似援弓走箭，由此便赢得了徒弟敬畏的目光。

    酒肆阁楼上，醉依楼栏的酒客，依然醉眼朦胧地盯着杯杯盘盘之间的酒壶，大概还想再喝各三杯两杯的！酒友们都走了，欢笑声也远去了，他拥有的只是寂寞！

    悬着“香汤”匾额的浴池门外，立着拢发的男子，他洗得清爽了，该去访亲探友了，清明时的天气真是太好了！此前，他在热气腾腾的池汤里泡了很久，浴客们高低贵贱的身份，已在弥散着浊气的所谓香汤中荡然无存。

    挂着“正店”招牌的店铺内，也是长街上一道可知可见的景致，那里面会经常性地传出清脆的算盘珠儿的撞击声，悦耳的断绸扯布声，还有买卖双方高高低低的议价声。

    街上的人，也有三五成群的闲聊者，挺费神气的盘价人，以及孤独的远方游客。缓缓地，？就走来了头戴蒙纱斗笠的卖唱的，他拎着胡琴儿往那人多处走着，想在一展歌喉之后也打闹几个小钱。猛不丁儿地，从街这边儿跑出了一个孩童，他那双明亮的小眼儿已经牢牢地盯住了街那边货车上的美味小吃了。

    清明时节，无数游人宛如潮水一般涌上了长河上的拱桥，自觉不自觉地从桥下波光水影中和逆水行舟中，感悟着不可琢磨的人生，同时也在汲取着巨浪中的船夫们带给他们的精神能量！

    许多人趴在桥栏上，拱着背哈着腰俯瞰河中大船。河中，水急浪猛，船上的船工们正在奋力撑船，船至桥孔时，只得放倒了平时足以使他们骄傲的桅杆，只得握紧竹篙顶住拱壁，惟恐？大船撞将上去。船头几人，都伸直了右臂吼喊着，他们在用低沉有力的号子凝聚着所有船工的勇气和气力！嗨吆嗨吆的喊声，气势冲天的涛声，催出了桥上所有人的激情，他们也跟着？喊了起来，河畔上以及远处房屋屋顶上观望的人们也跟着喊起来了，人们的呼喊声压住了河里的涛声！

    《清明上河图》，将数不胜数的小人物们一股脑儿地请入了绢本长卷中，也将一段在当时不可能用复制工具真实记录的宏伟历史画卷定格于此。时光越久远，画中的人物越鲜活！观赏了长街上的忙忙碌碌的诸多人物后，再将目光投注到市井外的丛林田舍，心境便会更加舒朗！

    当年，工于书画的赵佶皇帝，用自创的瘦金体墨字，还有典雅的工笔花鸟画作，将自己演绎？成了宫廷书画殿堂的统领，一个名付其实的领军人物后，那些歇在宣和画院中的宫廷画师们便惶惶然然了，因为呈奉不上精品画作毕竟是很难堪的！画久了枯枝败柳，画久了残荷朽梅，他们只能于平庸中长久地沉默着！

    于是，有心的张择端先生就敢为天下先，毅然地从宫中步入民间，在深入生活观察生活并表现生活的基础上，以山东人特有的放达与豪情，极为随意极为流畅地挥洒出了风俗长卷《清？明上河图》，以“兼工带写”与“以写润工”的写实技法刻画出了无数具有小人物情调的卑微者。山川，河流，花鸟，从古至今，曾被无数杰出的画家无数次地表现过，然而历朝历代的的芸芸众生们的身姿影象，则大行难归，姿容难觅，那些繁华喧闹的市井风貌也随之烟消？云散了。仅从这一角度看，倘若没有张择端，倘若他没能摄取汴梁浸入笔端，历史的一些截面便只是一部用象形文字堆砌的历史。附着于史实留存于世的画作，也仅是一些反映上层人士小圈子内容的生活写照，诸如帝王狩猎，高官夜宴等叙事长卷。融了高鼻凹目形态特征的重重叠叠的宗教壁画中的佛们，还有古代画家们画的些许人物，毕竟不能周祥地讲述本土的老故事。没有《清明上河图》这种长本大卷的作品，后人回眺历史的视野就会更加模糊！

    有人考证，认为“清明”乃“清明盛世”，“上河”则是“逆水行舟”，也不知张择端先生当年是不是这么想得？或许，他想得并没有这么复杂吧？当年曹雪芹写《红楼梦》时，大概也没想到日后还会出现一批批的红学家吧？

    《清明上河图》，为后人留下了一段有声有色的也极为清晰的历史画面。随着时光的推移，张择端先生的身影也会越来越清晰的！

    §§§第四节    四大发明竟占一半（上）

    造纸术和印刷术、指南针、火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我国之所以成为文明古国的标志之一。而宋代则是中国科学技术取得较大进展的时期，指南针、印刷术与火药等几大发明之投入使用及大规模外传均在此际。

    指南针最早形式称司南，大约在公元3世纪前后，中国人发现了磁石能够吸铁的特性，同时还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并依此特性制造了“司南”。最迟在公元9世纪，指南针已应用于古代中国的陆上测量，还被阴阳家广泛用来看风水。官府在丈量田地和判决土地诉讼时，也经常使用指南针。

    大约在10世纪的北宋时期，中国人已将指南针用于海上导航。这对于海上交通的发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了极大作用。在北宋人朱彧1119年成书的《萍洲可谈》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甲令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一些外国学者在翻译这段文字时，误将其中的“甲令”（南宋政府的命令）一词翻译成了往来海上的阿拉伯船长的名字，因此就一错再错，得出了最早装备指南针的不是中国海船，而是阿拉伯海船的错误结论。实际上，中世纪时阿拉伯人海船船体狭小，根本无法容纳百余人。当时往来南中国海、印度洋和波斯湾之间的商船，能够容纳上百人的只有中国海船，连阿拉伯商人也经常搭乘中国海船。宋代与阿拉伯的海上贸易十分频繁，中国开往阿拉伯的大型船队有指南针导航，阿拉伯人是很容易从中国商船上学到指南针的用法的。

    虽然古代希腊、罗马的学者们很早就已知道了磁石能够吸铁的特性，但长时间不知道磁石的指向性。而当欧洲人最终了解并掌握这一自然现象时，已落后于中国人一千多年了。而以磁石制造罗盘指引航海，落后于中国300余年，用人造磁石导航晚于中国人100余年。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人在早期使用的航海罗盘，是与中国人同样的水罗盘，而且制作方法也与中国水罗盘几乎完全相同。这一系列的趋同现象，只能以技术传播来解释。

    在13世纪前半叶之前，欧洲人还停留在对中国宋代指南针的仿制阶段。此时的欧洲人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建树，没有超过中国宋代的罗盘应用水平。

    13世纪后半期，通过法国实验物理学家皮埃尔的研究，欧洲的指南针开始了本土化的进程。随着中国旱罗盘传入欧洲，法国人又将旱罗盘改进，将其装入有玻璃罩的容器中，成为便携仪器。后来，这种携带方便的指南针被欧洲各国的水手广为应用。

    没有指南针之前，航海只能使用观星的方法推算大概方位。指南针出现后，海员们不仅可以确定方位，有时甚至能推算出两地间的里程。从此，各国的远洋船队依据海图和罗盘所记载、测算出来的航线、航向和里程，安全地行走于茫茫海天之间。

    指南针在航海上应用，使得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航行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成为了可能。这大大加速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

    由于宋朝与辽、金战争不断，影响到了朝鲜与中国的朝贡贸易，加之日本藤原氏幕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中国的指南针和火药传入这两个近邻国家的时间大大落后于欧洲，这与造纸和印刷术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直到公元15世纪前后，罗盘才作为看风水的工具，在朝鲜广泛使用。而指南针传入日本，则是公元17世纪的事情了。

    自从有了纸以后，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读书的人多起来了，对书籍的需要量也大大增加了。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项科学发明，只要社会上迫切需要它，同时又有产生它的物质条件，那么，它就会很诀出现的。雕版印刷术的出现就是这样。在雕版印刷术出现以前，社会上已经广泛应用印章和拓碑。

    印章有阳文和阴文两种，阳文刻的字是凸出来的，阴文刻的字是凹进去的“如果使用阳文印章，印到纸上就是白底黑字，非常醒目。但是印章一般比较小，印出来的字数毕竟有限。”

    刻碑一般用阴文，拓出来的是黑底白字，不够醒目。而且拓碑的过程比较复杂，用来印制书籍也不方便。但是，拓碑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石碑面积比较大，一次可以拓印许多字。

    如果取长补短，把拓碑和印章的各自特点结合起来呢？情况当然就不一样了。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拓碑和印章这两种方法的启发下，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雕版印刷的方法是这样的：把木材锯成一块块木板，把要印的字写在薄纸上，反贴在木板上，再根据每个字的笔划，用刀一笔一笔雕刻成阳文，使每个字的笔划突出在板上。木板雕好以后，就可以印书了。印书的时候，先用一把刷子蘸了墨，在雕好的板上刷一下，接着，用白纸覆在板上，另外拿一把干净的刷子在纸背上轻轻刷一下，把纸拿下来，一页书就印好了。一页一页印好以后，装订成册，一本书也就完成了。这种印刷方法，是在木板上雕好字再印的，所以大家称它为“雕版印刷”。在隋末唐初，由于大规模的农民大起义，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文化事业也跟着繁荣起来，客观上产生了雕版印刷的迫切需要。

    说起印制书籍，雕版印刷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一种书，只雕一回木板，就可以印很多部，比用手写不知要快多少倍了。 可是用这种方法，印一种书就得雕一回木板，费的人工仍旧很多，无法迅速地、大量地印刷书籍，有些书字数很多，常常要雕好多年才能雕好，万一这部书印了一次不再重印，那么，雕得好好的木板就完全没用了。 有什么办法改进呢？

    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11世纪中叶），有个发明家叫毕升，终于发明了一种更进步的印刷方法——活字印刷术，把我国的印刷技术大大提高了一步。

    毕升用胶泥做成一个一个四方长柱体，一面刻上单字，再用火烧硬，这就是一个一个的活字。印书的时候，先预备好一块铁板，铁板上面放上松香和蜡之类的东西，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密密地排满活字，满一铁框为一版，再用火在铁板底下烤，使松香和蜡等熔化。另外用一块平板在排好的活字上面压一压，把字压平，一块活字版就排好了。它同雕版一样，只要在字上涂墨，就可以印刷了。

    为了提高效率，他准备了两块铁板，组织两个人同时工作，一块板印刷，另一块板排字；等第一块板印完，第二块板已经准备好了。两块铁板互相交替着用，印得很快。 毕升把每个单字都刻好几个，常用字刻20多个，碰到没有预备的冷僻生字，就临时雕刻，用火一烧就可以了，非常方便。印过以后，把铁板再放在火上烧热，使松香和蜡等熔化，把活字拆下来，下一次还能继续使用。

    这就是最早发明的活字印刷术。这种胶泥活字，称为泥活字，毕升发明的印刷方法和今天的比起来，虽然很原始，但是活字印刷术的三个主要步骤——制作活字、排版和印刷，都已经具备。所以，毕升在印刷方面的贡献是非常了不起的。北宋时期的著名科学家沈括在他所著的《梦溪笔谈》里，就专门记载了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

    毕升发明活字印刷以后，朝鲜人民又开始用泥活字等方法印书，后来又采用木活字印书。到了13世纪，他们首先发明用铜活字印书。我国使用铜活字印书比朝鲜稍晚。朝鲜人还创造了铅活字、铁活字等。

    16世纪末年，日本侵入朝鲜，把朝鲜的铜活字和木活字抢去不少。于是，日本人也学会了活字印刷术。

    我国的印刷术还传到了越南。15世纪的时候，越南开始用雕版印刷术的方法印书。18世纪初，他们也开始用木活字印书了。

    欧洲印刷术的产生，也受到了我国印刷术的深刻影响。元朝时候，到中国来的欧洲人很多。他们看到元朝政府印的纸币可以代替金银使用，觉得非常新奇。在他们写的游记中，对于中国的纸币记载得很详细。 当时到中国来的欧洲人，很多住在杭州等地。杭州的书坊非常多，刻印工人的技巧也非常熟练。有的欧洲人在那里住过好几年，所以很自然地就把印刷术带回欧洲去了。

    §§§第五节    四大发明竟占一半（下）

    火药的发明纯属偶然。古代炼丹家制药时，逐渐发现硫磺、焰硝和木炭的混合物有燃烧和爆炸能力。唐末天宝年间（904～906），在战争中开始出现火药箭，还出现“发机飞火”的记载，即用抛石机投掷火药包，作燃烧性兵器。宋朝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设广备攻城作，其中有生产火药的部门。《武经总要》一书记载了火药的三种配方，生产火药已达相当规模。尽管生产技术严格保密，仍传入大辽，所以从日本大量进口硫磺的同时，又严禁硫磺和焰硝向辽国出口。宋神宗赵顼时，边防军中已大量配备火药弓箭、火药火炮箭等兵器。辽国道宗时，也已在南京析津府（今北京）“日阅火炮”。到了南宋，水军也配备了霹雳炮、火炮、火箭等兵器，在建康府（今江苏南京）、江陵府（今湖北江陵）等城市都设有火药兵器制造业。早期火药兵器威力有限，不可能取代冷兵器。但自南宋中期以后，火药兵器在兵器中的比重显著增大。

    金朝火药制造技术来源于大辽，金军攻宋之初，已使用火炮。此后，在宋、金、元之间的战争中，火药的使用愈益频繁。金末抗击蒙古军时，曾使用震天雷、飞火枪等火器。宋代也出现了类似近代炮弹的铁火炮，却仍用抛石机投射；又发明了突火枪，以巨竹为筒，发射“子窠”，类似于后世枪炮，却还没有使用金属发射管。这是辽、宋、 金代火药兵器进步的极限，却已决定了后世火药兵器的发展方向。总之，辽、宋、金代可算是人类使用火药的奠基时期。到了元代、明代又发现了铜铁铸造的管状火器——铳和炮。

    南宋时候，火药的使用越来越普遍了，火器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为了防御金兵的侵扰，南宋的军事家们就不断想法改进武器。南宋初，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有一个叫陈规的军事学家，发明了一种管形火器——火枪，这在火器史上是一大进步。这种火枪是用长竹杆做的，竹管里装满火药。打仗的时候，由两个人拿着，点着了火，发射出去，用它烧敌人。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管形火器。把火药装在竹管里做成火枪，在火药的应用上是个了不起的进步。用抛石机发射火药，不容易准确地打中目标；有了管形火器，人们就可以比较准确地发射和适当地操 纵火药的起爆了。火枪发明以后，经过不断的改进，到了南宋末年，又有人发明了突火枪。突火枪是用粗毛竹筒做成的，竹筒里放有火药，还放一种叫“子窠”的东西。用火把火药点着以后，起初发出火焰，接着“子窠”就射出去，并且发出象炮一样的声音。这种“子窠”，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它很可能就是一种最早的子弹，可惜史书上没有说明。火枪的作用只在烧人，突火枪却能发出子窠打人，比火枪又前进了一步。火枪和突火枪，都是用竹管做的原始的管形火器，威力不大，但它们是近代枪炮的始祖。近代的枪炮，就是从它们慢慢发展来的。

    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和造纸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我国之所以成为文明古国的标志之一。在古代，我国的科学技术在许多方面居于世界的前列。5世纪后的千余年里，欧洲处在封建社会之中。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我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在向前发展，而欧洲的科学技术却停滞不前。只是到了十五、六世纪，由于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逐步形成，欧洲的近代自然科学才得以诞生。

    我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陆续传入西方，成为“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为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物质基础：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便利了文化的传播；火药和火器的采用摧毁了封建城堡，帮助了资产阶级去战胜封建贵族；指南针传到欧洲航海家的手里，使他们有可能发现美洲和实现环球航行，为资产阶级奠定了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总之，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这些伟大的发明曾经影响并造福于全世界，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

    而这四大发明的诞生地，后世王朝却未能延续赵宋王朝科技创新的道路，终竟在屈辱中迎来西方坚船列炮。

    §§§第六节    文史宝藏《资治通鉴》

    在我国浩瀚的历史著作中，《资治通鉴》是一颗璀璨的明珠。这部集合了诸多历史文献编纂而成的辉煌巨著，为后世人们了解北宋王朝以前的历史，提供了诸多的依据。至今，它依然是学者身边的案头书。

    它的主编是夏县人司马光，世称涑水先生。 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卒于哲宗元佑元年（1086），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熙宁三年（1070），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政，召司马光入主国事，任命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死后追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从小勤奋好学，爱读史书，7岁时听老师讲《春秋左氏传》就很感兴趣，回家后能头头是道地讲给家里人听，这部历史名著对他影响很大，他能写出《资治通鉴》，是和这部书对他的影响分不开的。司马光从小聪明伶俐，有一次，他和一群小伙伴捉迷藏，一个孩子不小心掉进水缸里，其他孩子都吓跑了，只有司马光急中生智，搬起一块大石头，砸破水缸，水流出来后，那个孩子得救了。司马光的机智勇敢一直被后世传为佳话。

    司马光20岁那年考中了进士，他继续刻苦学习，一有时间就钻研历史。他发现自古以来历史著作虽然繁多，但是缺少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通史，于是他决心自己动手编。最初司马光用了两年时间，写成一部从战国到秦末的史书，共有8卷，名叫《通志》，宋英宗看了以后非常满意，立即下令设置书局，作为编书机构，要司马光继续写下去。宋英宗允许司马光自己挑选编写人员，并准许他借阅官府藏书。司马光成立书局时，邀请了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刘恕、范祖禹等做助手，共同编写这部通史。

    宋神宗做了皇帝以后，也认为《通志》这部书不但可以帮助了解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而且书中记载的历史好像一面镜子，可以常常对照借鉴，因此，他把书名改为《资治通鉴》。“资治”是帮助的意思，“通”是从古到今，“鉴”是指镜子，含有警戒和教训的意思。后来人们又把《资治通鉴》简称为《通鉴》。这部书从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开始编撰，到神宗元丰七年（1084）成书，历时19年。为了编写这部书，司马光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光是初稿就堆了两间屋子。司马光虽然出身官僚地主家庭，历任开封府推官、并州通判、龙图阁直学士、翰林院学士、御史中丞、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等职，政治上十分保守顽固，但在编《资治通鉴》过程中，却极为严谨负责，一丝不苟。每天很早起床工作，直到深夜就寝，他怕自己睡过了头，特地做了一个容易滚动的圆木枕头，只要一翻身枕头就会滚掉，他也就惊醒了，他把这个枕头称为“警枕”。

    《通鉴》的编写，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排列丛目；二、编写长编；三、删改定稿。一二两步，在主编指导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则完全由主编一人完成。全书的发凡起例由主编拿出后，编写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和原则，司马光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格的选材。丛目、长编的取材尽量广泛，提出“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所选史料内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休戚的情况。这样，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300多种。长编长达650O多卷，3000多万字。

    二、精心的考异。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能具备借鉴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对史料进行考异，而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通鉴考异》30卷，与《通鉴》一起奉上。由于考异中“抉择幽隐，校计毫厘”的严谨态度，大大增强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实性，《通鉴》以信史著称，离不开《考异》的辅翼作用。而这种著史方式，为后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证史实见长的乾嘉学派，正是沿着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

    三、编制目录。《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294卷的长篇巨著，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写《通鉴目录》30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通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四、完善史体。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为交待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年体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后世仿作接踵而起，形成了一个从古至今的编年史书系统。这一系统中，《通鉴》以通史成书，“探明变化之由，寻求演变之迹”，与唐宋以来社会上“主通明变”的思潮相吻合，也与“资治通鉴”的目的相一致。

    五、加工贯通。集体写书，由于手笔不同，风格各异，容易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但《通鉴》的语言风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迹，这正是司马光精心改编和加工的结果。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马光，尤长于叙事，款款写来，原委了然，文字优美而质朴，格调古雅浑厚而又简洁晓畅，真可谓别具匠心，自成一体。有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成文学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战争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脍炙人口，引人入胜，超越了所有其他史书的记载，成为历史散文的上乘。

    六、撰写附论。我国史家借论赞以寓褒贬劝戒之意，已成传统。司马光在《通鉴》一书中附论，不仅数量多，而且篇幅长。全书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论，其余全为亲手撰写。所论多为治乱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写史论与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发挥，就时事而议论。字里行间，充满着匡辅的诚意和情感，寓褒贬臧否于其中，体现出因事劝谏的良苦用心，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则，都针对现状提出了革除弊政的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更具匠心的是，这么多的附论，与《通鉴》的内容取舍编排，竟是这样的浑然一体而不可分割，成为贯彻“资治”这一著史目的的点睛之笔。详实、体例精善、叙事生动、议论深刻、文风质朴的史学巨著终于完成了。主编司马光所耗费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在《进通鉴表》中，他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目力不足，继之以夜。”有人见其残稿堆积有两屋之多，皆蝇头小字，字字端谨，无一字潦草。书成之后，66岁的司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了。所以倾毕生精力于此书，还在于寄托其治国的热望，他恳切地希望皇帝通过观览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这样，他也就“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了”。这不正说明了他著史是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吗？

    《资治通鉴》按年代顺序排列史实，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2），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1361年间的历史，全书共294卷，另附目录及考异各30卷，共300多万字，是一部很有参考价值的历史巨著，至今仍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司马光为《资治通鉴》耗尽毕生精力，书成后两年，于1086年逝世，享年67岁。

    此书引起司马光之后许多史学家的醒思，史学家面临改朝换代，君臣异位的尷尬时期时，往往以资治通鉴的撰写精神为原则，强调君臣处理事情与一般人处理事情有所不同与学习思考。这一个特点由书名也可看出，“资治”两字意味着帮助。“通”则意味着博通古今，“鉴”则有引为借镜之意。书名为宋神宗所定，取意“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它已成为为官从政者案头必备的教科书，被奉为金科玉律，无上宝典。古往今来，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毛泽东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他对司马光及《资治通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第七节    科技杰构《梦溪笔谈》

    中国北宋时期，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已经到了顶峰时代，杰出的科学家沈括著的《梦溪笔谈》则记录和总结当时科学技术成，作为一个军事家，却精通科学，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沈括，字存中，生于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市）的一个官僚家庭。他的父亲沈周曾在泉州、开封、江宁做过地方官。母亲许氏，是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妇女。沈括生于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他自幼勤奋好学，在母亲的指导下，14岁就读完了家中的所有藏书。后来他跟随父亲到过福建泉州、江苏润州、四川简州和京城开封等地，有机会接触社会，对当时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情况有所了解，增长了不少见闻，也显示出了过人的才智。

    沈括24岁开始踏上仕途，最初任海州沭阳县主簿，以后历任东海、宁国、宛丘等县县令。他在沐阳任主簿时，虽是权位低微的县吏，生活也异常艰苦，却没有因此而泄气。沈括有自己的抱负，他孜孜不倦，认真苦干，不避寒暑风雨，努力完成任务。在那里，他大兴有益农业生产的水利事业，还经历过县民反抗官府的斗争。斗争爆发后，官府吓得手忙脚乱，急忙调开县令，叫沈括代替他收拾残局。沈括奉命之后，便小心谨慎地执行安抚政策，撤销了一些束缚人的无理禁约，博得县民好感，一场风波，才缓和下去。兴修水利，整治沐水，是他早期从政的一项重要活动。沐水是沐阳境内的主河，常与沂水并称。沈括到这儿做官时，沐水已是年久失修，附近地区，经常遭受水灾威胁。他虽官职卑小，却以具有远见的政治眼光，着手进行局部的改革，整治沐水。据史料记载，全部治沐工程，包括新筑大堤两道，疏导河身及“百渠九堰”。经数万民夫的修筑，沐水的整治顺利完工，并获得了良好的效果，新整农田7000顷，沐阳面貌也焕然一新。沈括初入仕途，锋芒小试，便这般崭露头角，可算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了。继整治沐水之后，沈托又在宁国任职期间，参加了修治圩田的工程。继而又提倡和推广这种良好的水田。显示出他对水利科学理论有深刻造诣。

    33岁时，沈括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扬州司理参军，掌管刑讼审讯。三年后，被推荐到京师昭文馆编校书籍。在这里他开始研究天文历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兼任提举司天监，职掌观测天象，推算历书。接着，沈括又担任了史馆检讨，熙宁六年（1073）做集贤院校理。因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他有机会读到了更多的皇家藏书，充实了自己的学识。1075年曾出使辽国，进行边界谈判，次年任翰林学士，权三司使。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地主阶级革新派的代表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变法运动。沈括积极参与变法运动，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担任过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等许多重要官职。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变法失败。沈括被诬劾贬官，出知宣州。三年后，为抵御西夏，改知延州，兼任延路经略安抚使。因守边有功，元丰五年（1082），升龙图阁直学士。但是不久又遭诬陷，降职做均州团练副使。哲宗二年（1087），沈括花费12年心血编修的《天下州县图》完成，被特许亲自到汴京进呈。次年，定居润州（今江苏省镇江东郊）梦溪园，在此安度晚年。梦溪园里面屹立着一座小山，满山覆盖着花草，灿烂得好像锦绣一般。沈括的居室就在繁花丛中。居室的西端，花竹环绕着的是他日常休憩所在的壳轩。轩下有花堆阁，花堆尽处有茅舍，茅舍后面有苍峡亭，临亭下望，就是那潺潺的梦溪。

    ？？    在梦溪园居住的日子里，沈括将平日的见闻谈论，编写成文字，汇集成一本综合性著作。这就是被后人称做“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的巨著——《梦溪笔谈》。

    沈括在《笔谈》一书中，论述了古代测定天体的浑仪和古代表示天体现象的浑象两种天文仪器的不同，对传统的周天365度的划分，黄道、赤道和月有9道的道理，都有所解释和辩论。这些，都为古代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书中有关宋代治平元年（1064）常州地区陨石的记载，是我国天文学史上突出的一次科学记录。沈括将这次流星下坠的过程，作了完整的科学描述。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到流星飞速从空间进入大气层并与空气剧烈摩擦而燃烧发光的情况。

    ？？？ 沈括的新历法是保存在他晚年著的《补笔谈》里的一篇短论文，是我国天文学史上的宝贵文献。在这篇短文中，首先讨论了置闰和气朔不正的问题，从而肯定了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他反对盲从古人，认为学术在不断发展，不应停留在前人的水平上。其次，他叙述了历法中出现“气朔相争”的现象，并对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科学探讨。他认为四时季节的产生，主要是节气的变化使然，和月的盈亏无关，沈括认为，当时的历法专门以朔定月，节气反而降到不重要地位，这是不合理的。他基于此而提出一种崭新的历法。该历法，是一个纯粹的阳历，比公认的现行的公历——《格里历》，还要合乎理想。现在英国气象局统计农业气候和生产所用的《萧讷伯历》，也就是采取和沈括相同主张的一种历法。沈括当时能够不顾众议，大胆创立、提倡新说，并且相信日后一定可以实行，其坚持真理的精神，是值得后人敬仰的。

    ？？？ 在数学方面，沈括也有巨大的成就。《梦溪笔谈》一书中，载有他创立的“隙积术”和“会圆术”。前者是高阶等差级数求和法。是他对《九章算术·商功》一章里所载“刍童”（长方台）的术积法的改进。他创立的这种新计算法，由于垛堆之间有虚隙，和实质的刍童不同，因此被称为隙积术。后者是沈括对平面几何学研究的贡献。他认为“凡圆田，既能拆之，须使会之复圆”。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圆形可以分割成若干部分，如能求出其中每个部分的弧长，合起来就可得到圆周长。

    ？？？ 沈括对物理学的研究成果也是丰硕的。《笔谈》中所载的物理知识，包括力学、光学、声学、热学、磁学等，在我国物理学史中，闪烁耀眼的光彩。其中，他的磁学研究，已为我们所熟悉。他不仅写下了磁针的记录，而且认识到磁石的两极性。他还是已知的世界上第一个发现地磁场存在磁偏角的人。在光学方面，他对光的直线传播和凹面镜成像给以形象化的解释。关于凸面镜成像大小的论述，对我国古代制镜技工创造的镜背花纹文字能够在太阳照射时反射到墙壁上的“透光镜”，提出了新的解释。沈括还研究了声学上的共振现象，通过拨动一架古琴的琴弦，使另一架古琴上的小纸人跟着跳动的实验，证明一个发声体的振动，能引起频率相同的发声体的“应声”（共振）。

    ？？？ 在地质和地球科学方面，早在少年时代，他就注意观察山下与山上桃树开花的迟早不一的现象，思考其中的缘故。其后在多年研究中提出了一些深刻的见解，在正确阐明山谷变迁的原因方面，迈进了一大步。他还在气象和物候方面进行了精心的观察与研究，留下大量有价值的科学记录。

    ？？？ 此外，《梦溪笔谈》中还有52条有关生物科学和动植物的记录。该书和沈括的其他著述中还阐述了他的医疗理论。他在文学、史学、音乐等方面也有研究和贡献。

    ？？？ 沈括不愧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科学通才。

    ？？？ 《梦溪笔谈》的内容，不仅涉及范围很广，而且所记载的科学技术知识，反映了那时的先进水平，所以被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称做“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 《笔谈》除了记载了沈括从事的科学活动及其成果外，还记录了许多别的科学家技术家研究的成果，例如卫朴的历算学，毕升的活字印刷，孙彦先的虹的成因说，李元规的天气预测等等，都被他严肃认真地、科学地报道出来，成为珍贵的科技史料。其中关于毕升发明活字印刷的记录，已为大家所熟知，还被选作中学语文课文，就是突出的一例，沈括的记录，从造字、排版到印刷，首尾完备。不但使我们知道毕升在印刷技术上的这一大革新，是一种和现代铅字排印原理相同的巨大进步，而且又为后人在这方面的仿效与改进提供了启示。

    ？？？ 书中关于指南针的记载，也经常被人们所提及，沈括用简短的文字，记载了当时几种不同的指南仪，有浮在水面上的磁针，搁在指甲上的磁针，搁在碗边上的磁针，还有用丝线悬挂的磁针。说明11世纪我国人民已懂得使用针形指南器，接近于近代罗盘针的构造。

    ？？？ 又如在农业技术方面，《笔谈》总结了不少农民的种植经验。其中有一首当时的种竹口诀：“栽竹无时，下雨便移，多留宿土，记取南枝。”这个宝贵的生产经验，受到后人的重视，世代传授推行。

    ？？？ 再如，关于冶炼技术，沈括在《笔谈》里面先后记载了金属的“热作”和“冷作”加工的操作过程。我们从中可以知道，当时在炼钢技术方面，已经掌握了“团钢”、“灌钢”的技巧，以及柔铁包生铁锻打器物的技术。在炼铜方面，他记载了劳动人民用铁在胆矾（硫酸铜）中取铜的技术。

    在地理学方面，《笔谈》中记录了“三江”的考释，楚国郢都地理方位，漳水、洛水得名由来等事项，还记载了延（今延安）境内人民用雉尾采沾石油的方法，成为经济地理和采矿方面的一条珍贵史料。

    沈括一生著述多达40余种，而《梦溪笔谈》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倾注了他一生对科学文化孜孜以求的心血。《梦溪笔谈》中记载的奇闻异事甚多，是沈括对大自然的奥秘，始终怀有强烈兴趣的最好反映，尽管许多奇闻异事沈括也不能给以解释，但由于他的记载，已成为后世科学研究的依据资料。

    《梦溪笔谈》所记录的许多科技成就可以列为世界第一：根据化石推断古代气候的变迁，比西欧早400多年；用流水侵蚀学说阐明华北平原和雁荡山的成因，比西方类似学说早700年；十二气历，比与它相似的欧洲肖伯纳农历早800年。沈括计算出围棋棋局总数是3的361次方，并且估计出它的布局方式多达连写几十个万字，更是古代世界绝无仅有。难怪西方科学史家李约瑟称赞《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它的作者沈括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

    为了纪念这位世界闻名的中国古代科学家，1979？年7月1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该台在？1964年发现的一颗小行星（编号2027）命名为“沈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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