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一提起南宋，我们眼前马上会呈现一幅积贫积弱、备受外敌欺辱的景象。的确，自从北宋东京开封失陷后，仓皇逃离金人铁蹄的赵氏统治者于1127年在临安（今杭州）建立南宋开始，直到1279年灭亡于蒙古铁骑之下，整整153年的历史，它留给世人更多的是国弱君昏、政治腐朽，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也只有岳飞的精忠报国、“丹心万古名不灭”的文天祥这些彪炳千秋的英雄豪杰和遗臭万年的奸臣佞邪。

    在我们抚膺叹息之时，大多数人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只拥有残山剩水半壁江山的南宋王朝，在冗兵、冗官、冗费的沉重负担下，在民弱兵乏的状态中，何以能一次次抵挡住金人和蒙古人的金戈铁马，何以能维持其腐朽没落的统治达一个半世纪之久？而与其同样是偏安一隅的西夏和大理，却早已灰飞烟灭在异族的号角中。在其穷侈极欲的统治背后，究竟还掩蔽着多少不为我们所知的事实？南宋历史就是由这些不和谐的音符撞出的一支让人惊叹的交响曲，在看似不和谐中，我们又总能发现其和谐的因子。这就是南宋，一个许久以来一直被我们误解了的王朝，一个虽衰犹荣的王朝。让我们揭开历史的层层面纱，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

    赵氏统治者南渡后，在1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沉醉在苟且偷安的现状中，他们把临安（今杭州）当做自己的家乡，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诗云：“楼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当汴州。形象地向我们描绘一幅在闻名于世的西子湖畔，风景如画，歌舞生平，人文景观繁荣的景象。统治者们一味荀且偷安，始终末能重振国威，对外不能收复失地，对内不能富国安民，却培养了统治阶级的豪华奢靡之风。

    赵氏王朝虽偏南一隅，但金和元始终末放弃这片富庶的土地。在南宋150多年的统治中，与金以至后来的元在北部和西北部边境战争不断，虽然中间因和议暂时休战，但小规模的骚扰持续不断。为此，南宋不得不需要庞大的军队来抵御外族的侵犯，维持自己的腐朽统治。

    南宋建立后，疆士只有北宋的三分之二，所辖区域只有两浙、福建、四川、湖北等地。人口约有五、六千万。在这有限的土地上，却要养活几千万人口，还要要赡养庞大的军队；负担官员和宗室的费用支出；满足自己奢侈的生活；同时，每年还要交付金朝数量可观的岁贡，岁币。这些钱财出自何处，生活一直处于贫弱状态的人民已无力再被盘剥，宋政府只能另辟它径。

    我国与海外诸国的贸易，自秦汉以来就相当发达了，唐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北宋在唐的基础上则更加扩大。海外贸易给北宋财政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宋太宗时，通过市舶司所收的犀象、香药等舶货，一年收入达到30万缗，并逐年增加，到了宋英宗时，此项收入就高达63万缗，是国家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南宋政府意识到了海外贸易的重要性，大力发对外贸易，利用国家“近水楼台”地理位置的优势，同国外积极开展贸易，从而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作为解决统治期间财政问题的方法之一。到了南宋绍兴年间，市舶司的收入就已经达到了约为200万缗，在南宋6000多万缗的总收入中，约占3%左右。通过这些数据，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南宋王朝为什么能在民贫国弱、外有强敌的情况下，依然有效地维持整个国家的运转，这似乎与其发达的海外贸易有着易被忽视的某种密切联系。

    南宋的统治者意识到了发展海外贸易对其维持统治的益处，因此，鼓励外国商人来华贸易，也鼓励国人到海外经商。高宗就曾在一次上谕中说：“市舶收入特别有利于解决国家收入问题，应当依照从前的办法，招引远方外国商人来中国，扩大经商，发展贸易”。南宋赵汝适在《诸蕃志》也说：“在泉州、广州设置市舶司主持对外贸易，目的是想既减轻人民负担又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与那种崇尚洋货、追求奢华的做法完全不同。南宋特别优待远方外国并鼓励中国商人到海外经商。”除此之外，政府还采取一些保护贸易的措施，促进了与各国贸易的往来，调动商人们的积极性。高宗曾说：市舶收入特别多，如果管理得当，一年起码是上百万，难道不比取之于民更好吗？

    南宋政府规定：外国船只因风浪而漂泊在我国的各口岸，若船损坏，船主不在，当地官员要修补船只，若主人来找，要将船只返还”，“外国商人在中国如遇到官吏的勒索，可越级上诉”等。南两宋政府又在通商口岸创办了招待所，如明州有来远译（后改为安亭），杭州有怀远译，外商首领来时要“妓乐”迎送，并准许他们坐轿或骑马，当地官员亲自接见；出海时，要设宴钱行。南宋政府的这些措施，鼓励了商人们的贸易往来，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这种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与明清之际的“海禁”政策有着天壤之别，正是南宋这种积极的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使南宋的对外贸易在北宋的基础上，呈现一幅生机勃勃的景象。

    与以往历代王朝相比，南宋的对外贸易达到了繁荣的项峰。其贸易范围之广，沿海贸易港口之多，进出口商品品种和数量之大，都是其它朝代无法相媲美的。而这种扩大的海外贸易，反过来，对宋代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据周去非《岭外代答》和赵汝适《诸蕃志》的记载，与南宋通商贸易的国家就达50多个，包括三佛齐、占城、真腊、高丽、日本、大食等，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波斯湾，其范围确为汉唐所不及。由于贸易的繁盛，南宋时的广州、杭州、泉州都是响彻大江南北，名噪一时的贸易口岸。广州一直是以“富盛多宝货”著称的阿拉伯人聚居之地，他们聚居的西园附近还种植不少的奇花异草，而今天广州只所以有“花城”的美誉，大概与之也有关联吧。自唐以来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四大口岸之一，南宋时，因泉州周环植入的刺桐树，被中外旅行家和商人写入旅行日记而驰名世界。1974年，泉州湾出土的南宋古海船，制作工艺精良、技术先进，领先同时期世界水平，这说明了我国的对外贸易及造船业在南宋时泉州已相当发达。

    南宋繁荣的对外贸易不仅有利于增加政府收入，其更深远的影响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推动力。南宋从海外进口的物品大约有410种以上，主要有：有关物资生产资料的舶货，如生铁、镔铁，对社会生产自然是有益的；许多生活必须的生活资料，如铜器、折扇、花番布等器物，这些产品大多数与当时的劳动人民无缘，但他们的进口有益于上层商业的发展；药品，如红花、茯苓、苏合油等；此外还有工艺品和奢侈品等货物。南宋政府从海舶贸易中所得货物，不仅充作奢侈品自行享用，还用为本钱拨给各库，并在榷易院出售，赚取更多的收入。杭州就设有专门的榷易院出售各种舶来品。由于大量的外贸货物充斥市场上，市场中商品的数量和品种的增加，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商业出现了繁荣的景象。，由对外贸易发展连锁反映引起商业的繁荣，一般说来，商业的繁荣必然会带来经济的发展，我们似乎逐渐揭开了南宋外有强敌压境、内有“奸帝奸臣二人转”仍保持半壁江山为赵家所有的秘密。

    §§§第二节    钱塘自古繁华，参差十万人家

    南宋经济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城市的兴旺上。说起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风俗长卷——《清明上河图》，大家一定有印象。它向我们展示了首都东京汴梁的富庶繁华。而南宋时杭州的繁荣远超北宋时汴梁城。柳永《望海潮》词云：“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少，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    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笛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好景，归去风池夸。”柳永把天堂杭州的富丽描绘的淋漓尽致。据说公元1161年金海陵王完颜亮发起对南宋的大举进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受了这首词的影响。除其经济繁荣，南宋城市的规模和数量也远远超过前代。据统计，唐代达到10万户以上的城市只有13处，而到北宋中期时已达到46处。北宋时的汴梁和南宋的临安，是继南京、洛阳、长安（今西安）后，世界上第四个和第五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大都市。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南宋临安城内有124万人，每天消费的谷物就高达3万石，这样的城市规模在当时是空前的，杭州成了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城市。而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大都会伦敦人口也不过3．4万左右。难怪马可·波罗到了杭州以后，对它“颇具豪华气派的一事一物，惊讶得瞠目结舌，叹为观止”。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早在南宋王朝就我们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国际大都市。

    南宋商业繁荣的另一特点，就是打破了长久以来城市里封闭的里坊制度，建立了开放式的街巷制，商业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商业区于住宅区混杂，沿街、沿河开设各种店铺，形成熙熙攘攘的商业街。随着商业的发展，南宋出现了纯经济型城市。南宋末年吴自牧记载了当时临安城的繁华景象：“杭州及四方辐辏之地，客贩往业来，旁午于道，曾于虚日，处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香烛、油酱、食米等铺”，而且是“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又开店矣”，上述文字向我们详细地描述了城中酒楼瓦肆、抵店商行、作坊夜市、肉米店铺、诸行交易等等繁荣景象和商业市场内部分工的细密，例我们对南宋的商业繁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今天还保存着宋人不少记录当时首都盛景的著作，出名的有吴自牧的《梦梁录》、周密的《武林（杭州）旧事》，佚名的《西湖老人繁胜录》等，这些著作所记当时临安的盛况，就是在今天读起来也令人叹为观止。

    除南宋首都临安府城以外，其他城镇的商业也很繁华兴盛。如建康城府“舟车辐辏”，是长江下游的商业都会。其商业区主要分布在内秦河两岸，设有牛马市、谷市、蚬市、纱市等十分兴盛的商业市场，并修建了繁华商业区的标志性建筑—镇淮、饮虹二桥。桥上“车马如云”，桥下“千艘鳞鳞”城内的很多街道以“银行、花行、鸡行、鱼市命名”，“鸡行街自昔古就是繁富之地”，银行街“货物所集”。可见建康商业活动的繁荣。建康城府的人口很约数十万，日食米就需要二千石，可见这是一座规模相当大的城市，而建康也只是南宋诸多城市中的一个代表。

    除了城市中的‘市’以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出现了草市。南宋时，草市发展众多，并逐渐固定成集镇，发展成为新的商业区，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交换市场，它是城乡联系的纽带。据统计，宋代的江西、河北、湖南、福建等省份，新出现的城镇达80多个，说明了当时我国城镇发展迅速，而商业的兴盛则是设镇的主要条件，由此要推断当时的宋朝，特别是南宋，其城市经济的繁荣程度非同一般。南宋城市的繁荣将我国城市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而正是在隐藏在衷败政治背后的经济的繁荣，城市的繁华，让我们有机会能够重新审视南宋王朝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正是这种由对外贸易连锁引发的经济上的繁荣，才能抵住外族铁骑的践踏，维持整个南宋的社会的安定。

    因南宋城市商业的繁荣，打破了坊市的界限，出现了很多通宵营业的场所，以适应城市经济和市民阶层增长的需要。同时，很多反映市民文化生活的种种娱乐活动，也从农村分散的小规模演出形式走向城市，变成有固定场所演出，专业性的，规模大小不等的城市文艺团体，为市民进行多种类型的文化演出，从而把我国民间的百戏、曲艺推向一个高峰。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中瓦舍勾栏便兴起了。据载，当时临安城就有勾栏13座，城外瓦子20余座。“分数甚多，十三座勾栏不闲，终日团圆。内有起店数家，大店每日使猪十口”，可见其繁盛。全国各地知名的艺人，纷纷来到临安演出，以谋生路。在南宋的瓦舍中，各种勾栏荟萃，热闹异常，大的要容纳千余人，演出不论风雨寒暑，每天如此。而演出的节目也令人眼花缭乱，有杂剧、杂技、魔术、相扑、花鼓、说唱、皮影、舞蹈……应有尽有。城市中大批瓦舍的出现，丰富了市民的娱乐生活，也促进了城市商业和服务行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饮食行业及娱乐奢侈行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从而使南宋的世俗文化进上少兴盛，并一直持续到整个南宋王朝时期，对元明清世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过的影响。南宋世俗文化的兴起与统治者政策的导向有密切联系。早在北宋初，就鼓励开国元勋“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从而导制了宋人的享乐风气。而官僚地主阶层的豪华奢侈，歌舞升，平，招来了全国各地的艺人，又助长了这种享乐之风。赵氏南迁后，溺于宴安，西湖歌舞，四时习俗，竟相奢侈，不以收复中原为念，只图媚敌苟安。将享乐的氛围和热情推行至全国。从而享乐之风，上行下效，“山民朴，市民玩”。就连蒙古铁蹄压境时，统治者和市民们还沉浸在歌舞升平中。此外，南宋政府一直鼓励海外贸易，其获得的用于市场中的交易品，往往是大众无力购买的奢侈品，而这种商业贸易在某种程度上又促长了攀比、奢侈之风。南宋都市的繁华，也为当时统治阶级的奢靡享乐创造了条件。

    昔日的繁华，早已成为深埋于地下的废墟；从前的风华，也化为过眼云烟。我们却无法否认那一个灿烂时代的不朽与光荣。往事越千年，我们的鼻孔仍然能嗅到那一个半世纪临安传来的荷花香气，还依希听闻闹市街头的熙攘声。揭开南宋神秘的面纱，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南宋，一个繁荣的南宋，一个崛起的南宋，一个虽衰犹胜的赵氏王朝。

    §§§第三节    苏常熟，天下足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南宋从立国之日起，就存在着从北宋“娘肚子”里带来的老毛病——积贫积弱。以积贫而言，南宋赋税剥削苛重，军费支出庞大，财政困难重重，滥发纸币又造成物价飞涨，生民重困；以积弱而言，在前期，对金作战败多胜少，被迫签订了一个个屈辱的和议，金朝灭亡后，又一直受到蒙元军队的侵扰，国土日削月腹，最终逃脱不了被攻灭的命运。二是认为南宋是一个耽于安逸、不思进取的腐败社会，不足为后世效法。可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如此“积贫”的南宋，又怎么承担起官员的俸禄开支，巨额的军费开支？又怎么能拿出“绍兴和议”和“嘉定和议”中规定的数额庞大的岁币？南宋只有半壁江山，而境内六、七千万百姓靠什么生存的呢？临安府一天所消耗的粮食就高达3万石，如此多的粮食又从何而来呢？姑且不说南宋历朝皇帝的挥霍，如大兴土木建造宫观寺庙等等。仅有“残酷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解释，恐怕难以令人信服。通过深入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当年的南宋，在军事上虽然是一个弱国，但在经济上却是个当之无愧的强国、富国。

    说到南宋经济的发展，我们不得不考虑我国经济重心转移的问题。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一直奉行“国以农为本”的治国方略，农业的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占有绝对的主导作用。长久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形成了两大区域，即两个重心，早期是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后期就转移到了长江下游三角洲区域。而其转折的关键时期，就发生在五代到北宋这一阶段。

    经过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分裂动荡，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呈现衷退趋势，而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却日益得到开发。五代十国的战乱纷飞，政权频繁更叠，又进一步破坏了北方的经济，随着金蹄践踏着北方大地，大量的人口也随着宋氏王族南渡，不仅为南方带来了大量的人口，还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一并带入了南方，大力促进了南方生产的发展，完成了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从此，南方取代了北方的经济地位，成为全国新的经济重心。中国经济发展南高北低的格局再也没有逆转过。江南地区不仅完全取代了原先北方经济区所具有的地位，而且使得国家的政治中心对它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

    南宋与金以淮河以北，大散关以东为界，大片土地为金所有，统治疆域虽然缩小，不及北宋的三分之二，但却控制了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加之赵氏王朝一直采取对外屈辱求和政策，虽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其内部却获得了相对安定。南宋虽然偏安，政治也不清明，但农业经济的发展态势依然存在。加上人民的辛勤劳动，南宋的农业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虽然我们一直以来对南宋的屈辱求和政策持否定的态度，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正是南宋国内的统一，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安定的环境，而“守内”的政策又为进一步优化这个环境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还要肯定这一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这一政策，就不会有江南的内部稳定，没有江南的内部稳定，就不会有江南经济的大发展，没有南宋南方经济的发展，也许就没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南方的经济的富庶，它为我们今天南方经济的繁荣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北宋时南方经济就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持续到南宋，而且又进一步深化了。特别是在长江三角洲、宁绍平原，那里的经济发展状况已经到了足以影响全国经济形势的地步。“上有天堂。苏湖熟，天下足。”这一谚语向我们生动地描绘了南宋时南方农业的繁荣，以及南方农业在全国经济中的巨大作用和影响。

    南宋虽然偏安淮河以南，地域缩小，军力疲弱，政治下走向衰落，但江南、两湖、两广等地的经济却有新发展，并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这样的景象，是什么原因导致其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的繁荣，这不得不让我们对南宋的经济进行重新的思索和探讨。

    南宋时，农业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获得了显著进步。一是农器种类繁多，元代初年，王祯在《农书》中所记载的农具已达105种之多，明清时期所使用的农具在南宋时都已出现。主要农具在结构上也有所改进，尤其是唐代发明的曲辕犁，到南宋时更加灵活轻便，适宜于在水田耕作。犁镌、犁壁作了分工，使犁起的熟土在上，生土在下，有利于作物生长。使中国传统时代的犁耕达到了完善的地步，并一直沿用至今。二是农具的改善和应用。我们常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宋代由于矿冶业、金属加工业的发展，“炒钢”、“灌钢”法的成熟等，从而使钢刃熟铁农具的创制及推广。这种钢刃熟铁农具不仅坚韧锋利，而且轻巧耐用，适应性强。可对付蒲苇、芦根等无坚而不摧的犁刀，“其制如短镰，而背则加厚”，创制于北宋，而到了南宋初已普遍用作开荒或耕地农具。南宋因水田增多，水稻种植面积扩大，因此在灌溉工具的改进和普及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当时水车的种类不下6种。而最为普遍的翻车，经过东汉一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借助风力、水力、自动翻转的筒车，这种装置在农村中已广泛使用。“象龙唤不应，竹龙起行雨，联绵十车辐，伊轧百舟橹。转此大法轮，救汝旱岁苦。横江锁巨石，溅瀑叠城鼓。神机日夜忙，甘泽高下普。老农用不知，瞬息了千亩”，记录了筒车自动转水的景象以及对农业的巨大作用。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普及，不仅提高了劳动效率，还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

    南宋农业重视深耕细作，施用追肥和“靠田”技术，以增加土壤肥力，推广复种制和稻麦杂粮套种制，首创了早晚稻的种植，从而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唐代上田亩产不过二石左右；南宋江东、两浙地区的“上田一亩收五六石”，高达六七百斤提高了两倍多。仅太湖流域的粮食就以能供给全国所需。此外，单季耕作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和臻至成熟，这种耕作方式早在秦以来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就已存在了，经由五代、北宋，以一年两熟为基本形态的复种连作制，至南宋才首先在江南等经济发达地区趋于成熟，并在全国的一定范围内得到推广。这一技术它向世人展示了在现代高科技生态农业出现以前传统农业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的风采。南宋江南农业的飞速发展，其原因在于一系列精耕细作技术进步的推动。稻麦复种制的普及和推广，已成为我国长江下游地区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形成了我国历史上复种制度发展中的一个高峰。正是这些技术进步的综合作用，使宋代江南在我国古代社会期间有了前无古人、罕有来者的高水平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有了超越历史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此外，随着大批北方人口的南移，对麦子的需求量激增，加上政府的鼓励，南方农民开始普遍种植麦子。与北宋相比，南宋发生饥馑的次数较少，稻麦两熟制的推广可谓功不可没。

    江南地区特别是两淅、两湖地区的农业状况对全国经济的影响和地位的特殊性，赵氏统治者也有较清醒的认识。因此，为维持其腐朽黑暗的统治，继续保持骄奢淫逸的生活，统治者也较注意农田水利建设。两宋期间，在江南曾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兴修水利工程高潮。王安石主持变法改革期间，推行农田水利法。在全国各地共兴修水利10793处，建成水利田凡36117888亩，内含官田191530亩，其中两浙和江东路合计为2490处和1155108亩，即分别占全国的23%和32%。是宋代规模最大的一次水利工程兴修与水利田开发。对于江南地区水稻种植面积的扩大、稳定和高产，对于排灌农业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北宋中期的农田水利兴修中，江南地区无疑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尤其是两浙。并将这种兴修水利的政策一直持续到南宋。使江南成为水利设施最完善，条件最好的地区，水利田所占垦田比率也是最高的地区。为这一地区排灌农业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使之成为宋代著名的粮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南宋诗人杨万里作的这这首诗：“一岁兴平在一收，今年田父又无愁，接天稻穗黄娇日，照水蓼花红滴秋”，就是统治者兴修水利政绩的最真实的反映。

    中国古代勤劳的人民，早就认识到了水利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特别是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两淅地区，水利资源丰富，水网发达，如何利用如此丰富水利资源获得更多的耕作土地，南宋人民的行动继续为我们解开了难解之题。 他们认识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因此，宋人在江南广袤的土地上，开人工运河，浚河渠塘浦，沿海筑海塘，丘陵修中小型水库蓄水，造闸坝堰堤，围湖围海，大规模开辟水利田，并将其改造成旱涝保收的良田。宋代江南百姓与水旱、海潮、泥沙，风浪等自然灾害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不仅确保了五代就已建成的塘埔圩田系统的完整、巩固，而且新开发了大量的圩田、湖田等水利田。《宋史？食货志》说：“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圩田的数量和规模也有扩大。两浙一带，“所在围田遍满”，“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荡者，今皆田也。”圩田之外，湖田、河田、梯田等也大量垦辟，南宋的农田面积在不断增加。如宣州宣城县，在乾道（1165～1173）初就已有圩田179处，总面积758024亩，均占同期该县垦田总数1400284亩的54%，比北宋期间又有了很大发展。宋代江南的水利事业与水利田开发，不失为鱼米之乡的明智选择，促进了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并在农田水利史上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农作物的推广。南宋第一位的粮食作物是水稻，其种植已遍布南方各地，品种多至经一百几十种。早熟丰产的占城稻因具有耐旱、适应性强、生长期短等特点，在北宋的基础上继续得以推广，大大提高了稻米的产量，上田亩产量最多可达六、七石。江浙地区是成为当时的主要稻米产区，因而有“苏（州）湖（州）熟，天下足”的谚语。

    除了农业生产之外，南宋时还出现了很多种植经济作物的专业户，形成了经济作物的区域经营。如太湖洞庭山的农民专门种植柑橘，泉州出现的蔗农等。这些专业户和经济作物区域的出现和形成，表明了这些作物的产量和栽培技术在相关地区已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同时，南方商业性的农业和多种经营也呈现相当繁荣的景象，桑树、棉花、大豆、龙眼等的种植，使部分农民以商品生产为主，他们与市场的联系比传统的自然经济下的农民更加频繁。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手工业如纺织业、丝织业等也随着农业商业化和多种经营的发展而进步。南方还出现了很多北方没有的经济作物，它们的商品率大大高于粮食作物，茶叶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据统计：宋代，每年投放市场的茶叶总值达100万贯，仅此一项，就使得北方的经济作物及其加工业相形见绌，北宋年间，政府工商税收的增长主要来自盐、茶、银、铜的税收，而这四项手工业产品大部或全部来自南方。

    与以往相比，我国的海外贸易在南宋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一方面，海外贸易中更多的进口生铁、镔铁，促进了我国农业生产工具的发展。另一方面， 频繁的海外贸易又促进了沿海地区经济结构的变化。以福建为例，不海外贸易的刺激下，农业结构得到调整，在扩大水稻种植面积的同时也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甘蔗种植面积因制糖业发展的糖的出口需求增加，棉花种植亦因棉织业发展和棉织品出口而扩大。海外贸易的发展引起了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结构的某些变化，适应海外贸易和城市经济的部门纷纷出现，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比前代有了长足的进步。

    南宋农业在北宋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创造了我国古代辉煌灿烂的农业文明。在农业经济的带动下，其它经济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正是有了这种繁荣农业为保障和基础，南宋统治者才能在积贫积弱的局面下，继续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继续维持其腐朽黑暗的统治。“苏（州）湖（州）熟，天下足”，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被腐朽政治遮住光芒的南宋灿烂的农业文明和繁荣的农业经济。

    §§§第四节    作坊的兴盛与纸币的出现

    纸币对于我们来说是那么熟悉，那么普通，那么容易让人忽视。当我们每天享受着充当交换媒介的纸币带来的便利时，你是否想过，纸币是从何而来？为何出现？何时发明？当我们探寻纸币历史发展的足迹时，另一项世界之最的发现震撼了我们。除了我们一直引以为豪的对人类文明发展影响深远的四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造纸外，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另一重要贡献——纸币，也是最早源自中国。在公元10世纪末出现在我国四川境内的交子，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人类使用货币的历史已有3000年，而出现纸币的历史还不到1000年。

    正因为如此，自从交子产生后，人们对其产生的研究不绝于书。正如我们所知，纸币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而“积贫积弱”的北宋；山河破碎，偏安一隅的南宋，似乎与纸币产生所需的条件背道而驰。那么，在国弱民贫的宋代是什么推动了纸币的产生和应用，在其贫弱的前后是否还掩蔽着被我们忽略的东西。带着种种的疑问，我们要再一次回到外敌强伺，内部歌舞升平的赵氏王朝，还原一个真实的宋代。

    手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在封建时代，它的盛衰与农业、商业及货币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宋代中国的海外贸易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峰，伴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并出现“苏湖熟，天下足”的农业繁荣景象，特别是到了南宋，在有限的疆域，将这种繁荣进一步推向巅峰。那么与它们有着密切联系的宋代手工业，其发展是否也开创了新的局面呢？

    中国古代除了四大发明外，还有一项伟大的发明，那就是瓷器。翻开英语大词典，china即是表示中国，又代表瓷器。勤劳的古代劳动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瓷器文化。到了北宋时代，中国瓷器发展进入繁荣跃进时代，形成了我国瓷器发展史上的高峰期。上个世纪后半叶，考古工作者在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的170个县发现了古代瓷器遗址，其中有宋窑的达130个县，占总数的75%，这一发现充分地显示的宋代瓷业的发达与普及。

    宋代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点的南北八大窑系，北方的定窑、磁州窑、钧窑、耀窑；南方的景德镇窑、越窑、龙泉窑和建窑。他们各具特色，彼此辉映，构成了瓷器工艺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特别是景德镇的青白瓷代表了制瓷业的最高水平，青中有白，白中有青，胎薄而洁白致密，釉色温润而晶莹，素有“假玉”之称。其造型精巧，装饰丰富，采用刻花、印花、堆贴、镂雕等技法。景德镇自汉就有陶器的烧造，历代不替。“惟器不甚精，名亦未大著”，到了宋景德年间，所烧制的陶器“土白壤而植质薄腻，色滋润”。真宗命令进御朝廷，瓷器底书“景德年制”，其器光致茂美如白玉，成为海内争效的对象，景德镇成为瓷器的最高美称。也成为中国的瓷器中心。

    宋氏南渡后，景德镇的瓷器已成为南宋重要的手工业之一。由于战争，北方许多名窑衰落，北方各窑的工匠迁移到南方，使南方的青瓷白瓷工艺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瓷器一直以来就是宋代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特别是到了南宋，由于海外贸易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景德镇的瓷器工业在全国及至世界的地位日益重要。南宋时，为适应繁荣的商品交换需要，景德镇窑区面积也不断地扩大，瓷窑就达300余座。可见当时瓷器手工业的繁荣程度。这种繁荣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贸易的扩大，推动了南宋经济的发展，为纸币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因素。

    中国古代传统的纺织手工业，历史悠久，技术精湛，包括丝织业、麻织业、棉织业、毛织业。两宋时期，由于桑、麻生产的发展，为纺织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农民都把纺织业作为家庭副业来经营，一方面用于交纳赋税，一方面用于生活补助，这样，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纺织业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在纺织业务占有重要地位。两宋时皇室贵族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对于高级丝织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因此为皇室贵族服务的官方纺织机构凌锦院、织锦院、绵院等于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二者共同将宋代的纺织业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出现了纺织业的繁荣景象。在许多地方出现了拥有数张或数十张织机、雇工织作的“机户”。在江南还出现了一些主要从事纺织的城市。宋代的纺织业，仍然是以丝织业为主，当时丝织品数量很多，政府赋税收入的绢帛就是盛强的3倍多，并且也种类很多，岁赋项目中光帛就有11项，丝织品达42类之多。单是蜀锦就有四、五十种，与产于京东路的“京绢“并称“天下第一”。其它的，亳州的轻纱、定州的缂丝、东阳的花罗、抚州的连花纱，越州的寺凌等都是当时著名的丝织品。明代张应文《清秘藏》中说：“唐绢粗而厚，宋绢细而溥，元绢与宋绢相似而稍不匀净。”可见，宋代的纺织技巧以细密轻溥见长，其纺织技术已炉火纯青，即使是后代也无法超越。

    麻纺织业在宋代也得到了普遍的发展，由于农民所产的丝大部分作为赋税被政府搜括去，民妇处在“且看民妇能宵织，身上曾无挂一丝”的状况下，为解决穿衣问题，弥补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不足，在发展丝织业的同时，大力发展麻织业，农民是“去年养蚕十分熟，蚕姑只着麻衣裳”。麻在政府的布帛之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据《食货志》所列数据统计，宋政府每年的布帛收入占总数的17.6%，形成了成都府路、广南西路为中心的庥纺织业，麻纺织业遍布全国各地，是农村中最普遍、产地最广泛的纺织业。

    到了南宋时，丝织业和麻织业继续向前发展。20世纪后期出土的南宋墓中的大量的丝织品，更直接反映出当时丝织品的精美程度。如福建福州出土的南宋黄升墓中，有480件各种衣服、鞋袜、被衾，以及134件成幅丝织品，出土的丝织品大量是印花和彩绘的，图案有各色花卉和鸾凤、飞鹤、蝶、狮等飞禽走兽，以及亭台阁楼和人物，这是出土的众多的南宋墓葬品中，最能代表南宋时期高超的丝织印染术水平的丝织品。南宋时江浙的丝织业发展更加普遍，技术也有新的提高。杭州杭坊所织的“唐绢”是绘画的上等材料，为多数画家所喜爱。麻织业也继续发展，广西所织的柳布、象布是商人贸易西方的畅销品。从我国汉朝建立海外贸易以来，丝织品一直是外国人所梦想得到的物品，成为我国海外贸易中重要的出口商品。宋代纺织业的繁荣，为当时海外贸易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繁荣的贸易又促进了纺织的发展。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南宋的纺织业达到了昌盛。在纺织业的带动下，家庭手工业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除了丝织业和麻织业外，棉织业也进一少发展到两浙路及江西地区。最早掌握织作棉布技术是海南昌市岛上的黎族人，北宋时传入闽广，到了南宋，得到进一步发展。20世纪70年代在浙江兰溪的南宋墓中出土了一条宽1.15米，长2.51米的独幅白色木棉毯，说明了南宋时棉织品已进入人民的日常生活，并已由华南延伸到长江流域，为元代江南地区棉织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中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向来有“兴于唐，盛于宋”的说法。饮茶始盛于唐代，到了宋代，制茶手工业和茶文化也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北宋时的制茶业相当发达。仅四川一地区年产茶就高达3万斤，占全国茶叶产量的一半以上。由茶叶发展带动而来的饮茶业也进一步兴盛。宋人饮茶风日浓，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吴自牧在《梦梁录》中直白地表述了茶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酱、醋、茶”，这说是我们俗语所说的开门七件事，哪怕是贫困人家，一样也少不得。可见，茶叶对普通人的重要性。炽热的饮茶风促进了茶馆的兴起，茶馆与繁荣的城市经济相结合，市、郡、县及城市到处都是茶楼林立，在宋代形成了普及的局面。

    造船业宋代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除了唐形成的造船中心扬州外，宋代又增加了较多的造船点。汴梁有造船务，江南也有造船务，福建泉州，两浙明州，各有造船场。宋代造船技术有了较大的进步，嘉佑中，苏州昆山县，海上有一船，桅折风飘抵岸，为高丽人船，知昆山县事韩正彦召其人，犒以酒食，并使人为其船治桅。“桅旧植船木上不可动，工人为之造转轴，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复捧手而冁”。可证明其技术之进步。1975年8月福建泉州湾后渚港发现一艘古船，船长24.2米，宽9.15米，有13个仓，能隔水，载重可达200吨，其建造技术先进，技术精良，证实为宋代船只，可见，南宋时造船业的发达。而造船业的发展又是南宋了海外贸易的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除了制瓷业和纺织业、制茶业外，南宋时的印刷业、漆器、金银器也都很发达，传世的南宋刻本书籍和出土的金银器、漆器的数量也不少。显示了南宋手工业的兴盛和技术的精湛。

    南宋手工业在农业和海外贸易繁荣的基础下获得了飞速的发展，随着南宋城市经济的发展繁荣，商品生产与交换的日益扩大，城市人口的集中和城市工商业的日益活跃，为了维护手工业的利益和不断进步的商品经济关系，在唐代发展起来的市的基础上，宋代手工业商业行会组织也应运而生了。行会的出现是城市商品经济繁荣和发展的一座界标。

    由于手工业与农业、对外贸易和货币发展存在着密切关系，而纸币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那么南宋农业、手工业和贸易的繁荣必然会促进城市经济的提升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推动货币的发展。宋代正是由于工、商、农的振兴，纸币也就应运而生了。

    纸币最早产生于北宋的川蜀地区的成都，当时被称为“交子”。北宋时，西蜀已成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它的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是仅低于农业最发达的江浙地区。是重要的稻米产区。粮食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农业经济作物的发展。同时，在手工业中，四川是全国重要的纺织业中心，麻衣产量居全国之冠。而蜀锦、凌绢等丝织品的品种、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被称为衣被天下。而造纸和印刷更是久享盛名。经济作物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和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一些商业城市拔地而起，作为纸币“交子”起源的成都，就是这种商业城市的典型代表。当时的成都农业发达，“地膏腴，亩千斤，无闲田以葬”，出产的茶叶居全国之首，是著名的粮食、茶叶集散地。同时，也是著名的纺织品集散地，陶瓷集散地，纸张和书籍集散地。成都在经济上成为农业中心、手工业中心、商业中心，又是金融中心，成为“万井云错，百货川委，高车大马决骤于通途，层楼复阁荡摩乎半空”的“西南大都会”。

    成都地区商品经济的发达和市场的繁荣，很多物资都要运往境外，为商业资本活动最佳途径的长途贩运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种长途贩运通过贱买贵卖，利润丰厚。而从事这种长途贩运的商人他们财力雄厚，经营大宗买卖。他们在市场上购买和贩运商品时，必须使用市场上通用的货币，才能实现支付手段。数量多、重且额小的铜钱和铁钱很不适应大宗贸易巨额支付的需要；而用以往的盐茶兑换的盐引也不能代替货币的支付职能，只有额大、量轻的纸币才能满足大宗交易的需要。这样，宋代四川经济发展的程度已具备纸币产生的条件，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就在宋代四川这块商品经济繁荣的土壤中发芽、生长。

    北宋虽然出现了纸币交子，但只限于四川境内使用，还末形成全国性的货币。到了南宋，商品经济和社会经济在北宋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对于纸币的需要也提上了日程。加之南宋以半壁河山与金元周旋了近一个半世纪，主要依靠恢复与发展南方（主要是指东南地区）的农业经济，而工矿业与铸钱业在南宋时呈现衰退不振的状态，

    而铸线业的衰退，又促使了纸币的发展，由于铜钱的缺乏，加上商业经济的繁荣，货币流通量增加，纸币的使用已成为时代的需要。南宋政府遂以民间出现的纸币“会子“作为东南地区的主要的流通货币，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货币。

    从表面上看，人们发明“交子”是由于铁钱重，不易于贸易，用交子这各纸币代替纸钱能起到“铁钱不便，交子即便”的作用。但是，人们不能随心所欲用毫无价值的纸币来代替铁钱。只有当纸币确实需要并具备了代表铸币的一切条件时，纸币才能起到代替铸币行使货币的职能。在这些条件中，就是因为宋代四川社会经济和商品交换的繁荣，已达到用大额纸币代替小额铸币占据大宗交易领域的水平。所以，正是由于四川经济的发展繁荣达到了需要大额纸币的水平，于是纸币产生了，这也是纸币出现在宋代的最本质的原因。纸币的出现及推广，也从侧面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农业的繁荣，手工业的繁荣，商业的繁荣。正是这些繁荣，支撑着“积贫积弱”的南宋维持其一个半世纪的腐朽统治。正是工农商和贸易的繁荣，扶持南宋在强敌的环伺下，继续统治其日益缩小的疆域，成为蒙古统一道路上最后一个抵抗政权。在其繁荣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一个虽衰犹胜的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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