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分寸拿捏得好，很普通的一句话，也会平添几许分量，话少又精到，给人感觉深思熟虑。而说话的分寸取决于与你谈话的对象、话题和语境等诸多因素的需要，这就要求字斟句酌，把每句话都说到位。
沟通是一门艺术，这毋庸置疑。有很多人说的话，立足点和出发点本来是不错的，但由于说话没有节制，不分场合不分时机地自顾自地说，不注意说话艺术，最终导致无谓的误解和争端。
●言多易招祸
中国隋朝时，贺若弼任大将军，但他常常为自己的官位比他人低而怨声不断，自认为当个宰相也是应该的。不久，还不如他的杨素做了尚书右仆射，而他仍为将军，未被提拔，他气不打一处来，不满的情绪和怨言便时常流露出来。
后来一些话传到了皇帝耳朵里，贺若弼被逮捕下狱。隋文帝杨坚责备他说：“你这个人有三太猛：嫉妒心太猛；自以为是，自以为别人不是的心太猛；随口胡说目无长官的心太猛。”因为他有功，不久也就放了。他还不吸取教训，又对其他人夸耀他和皇太子之间的关系，说：“皇太子杨勇跟我之间，情谊亲切，连高度的机密，也都对我附耳相告，言无不尽。”
后来杨勇在隋文帝那里失势，杨广取而代之为皇太子，贺若弼的处境可想而知。
隋文帝得知他又在那里大放厥词，就把他召来说：“我用高颖、杨素为宰相，你多次在众人面前放肆地说：‘这两个人只会吃饭，什么也不会干’，这是什么意思？言外之意是我这个皇帝也是废物不成？”贺若弼回答说：“高颖是我的老朋友，杨素是我舅舅的儿子，我了解他们，我也确实说过他们不适合担当宰相的话。”这时因他言语不慎，得罪了不少人，朝中一些公卿大臣们怕受株连，都揭发他过去说的那些对朝廷不满的话，并声称他罪当处死。
隋文帝对贺若弼说：“大臣们对你都十分厌烦，要求严格执行法度，你自己寻思可有活命的道理？”贺若弼辩解说：“我曾凭陛下神威，率八千兵马渡长江活捉了陈叔宝，希望能看在过去功劳的份上，给我留条活命吧！”
隋文帝说：“你将出征陈国时，对高颖说：‘陈叔宝被削平，问题是我们这些功臣会不会飞鸟尽，良弓藏？’高颖对你说：‘我向你保证，皇上绝对不会这样。’是吧？等到消灭了陈叔宝，你就要求当内史，又要求当仆射。这一切功劳过去我已格外重赏了，何必再提呢？”贺若弼说：“我确实蒙受陛下格外的重赏，今天还希望格外的赏我活命。”此时他再也不攻击别人。隋文帝考虑了一些日子，念他劳苦功高，只将他贬职为民。
贺若弼因言多而坏事，所以处世要忍，不讲不该讲的话，以免招致不必要的祸端。
●话不在多而在“精”
所谓话不在多，而在于“精”。成功的沟通不在于说了多少话，而在于是否把话说到点子上。哈佛沟通学家指出，任何事物，不管是多么复杂的现象，多么深奥的思想，只需抓住它的核心，就相当于找到了一把钥匙，只要抓到它，就能提纲挈领，一通百通，在与人交往过程中，将会收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古语说：兵不在多而在精。说话也应以“精”为好。《墨子闲话》中记下这样一个故事：
子禽有一次问他的老师墨子：“多言有好处吗？”
墨子回答说：“青蛙日夜都在叫，弄得口干舌燥，却不为人们所爱听。而晨鸡黎明按时啼，天下不都被叫醒了！多言有什么好处？”
事实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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