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
儒家是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学派。在先秦时它虽与诸子百家地位平等，而且，秦始皇时焚书坑儒使之受到重创，但自汉以后，儒家思想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都是中国的主流价值观。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又称儒学，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儒家哲学注重人的自身修养，要与身边的人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做人有自知之明，尽份内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对待长辈要尊敬讲礼貌；朋友之间真诚守信用，“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统治者要仁政爱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官者要清廉爱民；要有一颗博爱之心，“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对待上司要忠诚，“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对待父母亲属要孝顺，“父母在，不远游”、“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要尊重知识，“朝闻道，夕死可矣”；要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提倡人要到达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境界……
儒家思想中的“礼、义、廉、耻、仁、爱、忠、孝”等价值观，一直是指导绝大部分中国人日常行为的基本意识规则。可以说，中华民族礼貌友善、温良忠厚和认真刻苦的气质，也是在儒家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
《易经》
《易经》是中国古代一部神秘的著作，因为流行在周朝，所以又叫《周易》。《易经》被儒家尊为群经之首，但从其编排体例及文字内容上看，它是占卜用书。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李斯也将《易经》列入医术占卜之书，因而得以幸免。
关于《易经》的作者，《史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故古人多依司马迁之说而认同《易经》乃周文王所著，今人则有不同观点。由于成书很早，文字含义随时代演变，《易经》的内容在春秋战国时便不易读懂，为此古人专门撰写了《易传》以解读《易经》。今天我们所说的“周易”通常是指《易经》和《易传》二者的结合。
有人认为，占卜之书的性质并不能掩盖《易经》作为一部伟大著作的价值。占卜起源于人类解释世界的渴望，哲学的萌芽从原始宗教中生发出来，《易经》为此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中国哲学中阴阳相生相克、对立统一的基础理论，便根植于《易经》。后人从《易经》中发展出了复杂的哲学系统，儒家和道教的学说均明显受到《易经》的影响。今人更是从《易经》中解读出了哲学、政治、历史、军事、民俗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根据《周礼》的记载，占卜有“三易之法”，《易经》只是其中之一，另两部《连山》、《归藏》均已失传。
太极八卦
八卦图是中国古代儒家论述万物变化的重要经典——《周易》中用的八种基本图形，亦称八卦，由“－”和“--”符号组成。名称分别是：乾卦、坤卦、震卦、巽卦、坎卦、离卦、艮卦、兑卦。这八卦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据此可以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周易》认为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是产生万物的根源。
八卦是智慧之学，京戏中孔明出场，身穿阴阳八卦袍，就是为了说明他是高度智慧的代表。太极图就是一个圆，里面画着阴阳鱼；八卦图是一个正八边形，每条边上都有一个特殊的符号。
相传太极八卦图，是古代圣人伏羲氏首创，在“五经”的“周易”中，有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古人认为：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这是太极化生八卦的基本理论。它原属哲学范畴，是朴素的唯物论。但是，后来的一些学者，牵强附会，图谶预测，宣扬万物天定的宿命论观点，使太极八卦掺杂进了唯心主义的内容，涂抹上了迷信的色彩，失去了本来的科学意义。
太极和八卦组合成了太极八卦图，它又为以后的道教所利用。道家认为，太极八卦意为神通广大，镇慑邪恶。
太极八卦图是中国古老的文化科学遗产，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文明的结晶。
独尊儒术
这是在西汉的汉武帝时期执行的一种思想政策。
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法家的政策。汉朝初期，采用了比较宽容的政策，用的是老子的思想，儒家学说没有得到重用，所以儒生们也没有在政治上得到很多权利。
汉武帝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时代需要一整套的上层建筑，也需要有一套广泛的哲学体系，老子的宽容思想就不再合适了。于是汉武帝便招贤良文学之士，亲自策问治理国家的纲领性的东西。
为了统一思想，不扰乱舆论。汉武帝让各地官员推荐懂得儒家思想的人，他亲自主持考试。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的问题时，回答得非常好。从此，汉武帝就开始重视儒生，让他们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中，有的还做了丞相。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提出来的，意思是废除其他很多的思想，只尊重儒家的学说。以后，凡是做官的人都要懂得儒家的学说，而且法官也用儒家的思想来解释法律。
董仲舒认为，凡是不在礼乐射御书数之内，不属于孔子的学说的言论，都杜绝其兴起的根源，不要让他们与儒家争道。这样，邪谈怪论便会灭息，然后天下便有一致的条例准则和明晰的法令，人们便知所从了。
独尊儒术之后，中国古代的封建正统思想就开始确立了。从此以后，在学术和仕进上，儒家被定为一尊，统治中国达两千年之久。独尊儒术在最初起到了统一思想、统一舆论、稳定国家的作用，但后来却成为封建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禁锢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特别是个性思想。
道家
道家，是中国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起源于远古的隐士传统。
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取得了文景之治。自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后，道家成为非主流思想。道家在先秦各学派中，虽然没有儒家和墨家这么多的门徒，地位也不如儒家崇高。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家思想以其独特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道家的理论奠定于老子，老子《道德经》一书上下五千言，字字珠玑。
道家重视人性的自由与解放。一方面是人的知识能力的解放，提出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认识原理；一方面是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提出了“谦”、“弱”、“柔”、“心斋”、“坐忘”、“化蝶”等处世理论来面对世界。
道家的社会哲学不是积极进取的，重点都在保身而不在文明的开创。也正因为道家的社会哲学强调应对的智慧，因而非常适于人们在混乱的世局中修养生息的需求。同时也使得很多人能更轻松地发现进退之道，理解出入之间的智慧。
老子与《道德经》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春秋末期楚国人，世界百位历史名人之一，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掌管过东周王室的史书典籍，比孔子略早，孔子曾问礼于他。他给世人留下了不朽的著作《道德经》，成书于春秋末期，虽屡经后人修改，但基本上反映了老子的思想，开创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之先河。老子学说及其衍生出的道家流派，对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老子的《道德经》包含了丰富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智慧。老子将“小国寡民”视为理想的社会制度，故其治理天下的理念主要源于两个基本观念：“君民都要无为无欲”和“圣人应以百姓心为心”。此外，《老子》关于兵法与处世的言论中，也体现出丰富的思想内涵。这些精辟见解无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现代社会仍有一定价值。
《道德经》还体现了辩证否定式思维模式，包含着以下四个原则：“对立面（肯定与否定）的相互依存”、“肯定要以否定为基础、为根本、为开端，从而才能成就其自己”、“肯定要依赖于否定，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对立面的转化”。老子非常注重辩证否定式的运用，这是他创造性地寻找到的新思维方法，以此突破了以往旧传统的束缚，建立了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哲学思想体系——以“道”为核心的学说。
黄老之学
黄老之学是中国战国时的哲学、政治思想流派。这一流派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故其思想被称为黄老思想。
黄老之学始于战国，盛于西汉，其假托的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实为道家和法家思想结合，并兼采阴阳、儒、墨等诸家观点而成。《史记·乐毅列传赞》称其代表人物有河上丈人、安期生等。黄老之学继承、改造了老子“道”的思想，认为“道”作为客观必然性，“虚同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见其形”。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学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上述主张在汉初产生了一定影响，在其影响下出现了“文景之治”。东汉时黄老之学与谶纬迷信相结合，演变为自然长生之道，对原始道教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墨家与《墨子》
先秦学派之一，创始人墨翟，世称墨子，这也就是墨家之名的由来。
墨家思想是墨子对儒家学说进行批判和改造，树立起的一面旗帜，在战国时成为与儒家相抗衡的引人注目的“显学”。
墨家思想主要反映在《墨子》一书中。尚贤尚同是《墨子》一书的基本政治纲领。墨子认为“尚贤”（任人唯贤）是为政之本，这种平等思想直接冲击宗法世袭制。他又提出“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应“一同天下之义”，即制止天下动乱，必须选举贤能的士、卿、大夫、天子来一同天下，为万民兴利除害，这就是“尚同”。
墨子言功利，但他所说的利，不是利己，而是普天同利。这种建立在理想国上基础上的功利主义，是《墨子》一书的基本道德观念。
墨学是代表小生者的利益，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它反对剥削，崇尚劳动，提出了“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不与劳动”的，就不能“获其实”等理论。
《墨子》一书政治观点和道德观念形成的共同基本核心思想，便是墨子提出的“兼爱”（兼相爱），“兼爱”是墨家学派的主要思想观点。其它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也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墨子的“兼爱”，是对孔子思想体系的基本观念的“仁”的改造。墨子提倡“兼相爱”，就是说无差别地爱社会上一切人。
墨家学说具有现实价值，如墨家的“兼爱”思想，它要求人们平等互爱，互相援助，突出了互利互助的精神；墨家的“尚贤”思想，“贤”主要是指有道德、有学识的人才，这一道德价值取向，对于激励人们加强自我修身、力争成为贤者有积极作用；墨家的“节俭”思想，于今而言，依然具有针对性，更值得提倡。
法家
法家，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一个以法治为核心的思想学派，代表人物主要有申不害、商鞅、韩非子等。韩非子的思想集以大成，构成法家思想的终极核心。
法家学派否定了世袭贵族天然传承的等级制度，认为“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他们在政治实践中，奖励耕战，毁弃诗书，彻底与传统文化决裂，主张以法治国。
法家的这种学说乃一种纯功利主义的思想体系，内容核心主要是针对君主如何加强统治。在战国时代那种殊死竞争的情况下，法家这种思想在斗争中的确相当实用，秦统一六国就是明证。西汉后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法家思想被儒家所吸收，并开始以儒法并用“儒表法里”的理论治理国家，独立的法家学派逐渐被排斥掉。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纵横家
战国时以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主的一派，主要人物是鬼谷子，《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
纵横家出现于战国至秦汉之际，多为善辩之士，可称为中国五千年中最早也最特殊的外交政治家。他们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当时割据分争，王权不能稳固统一，需要在国力富足的基础上利用联合、排斥、威逼、利诱等方法不战而胜，或以较少的损失获得最大的收益。
纵横家的理论主要为纵横。所谓纵，就是联合众多弱势以攻一强势；所谓横，就是凭借一强势来攻击诸多弱势。前者以“连”为主，主要是用外交手段联合团结，阳谋多阴谋少；后者以“破”为主，主要是利用矛盾和利益制造裂痕，阴谋多而阳谋少。这些战略思想，是行辩术成大事的基础。如果不熟知这些思想，游说他人必然不会成功。因此，纵横理论对谋士的要求是：知大局，善揣摩，通辩辞，会机变，全智勇，长谋略，能决断。
具体来说，要游说他人，首先要对现实有最明确的认识，确定连横的对象，然后明确对方的为人而定说辞。游说之时，或抑或扬，或抑扬相合，或先抑后扬，或先扬后抑，只要方法对症，结果往往就会令人满意。其次在游说过程中，他们会先观察对方的反应和对自己的态度，见机行事。对方若赞同，一切可按计划进行；反之则要及时弥补遗误，而后以利诱之，或告之以危害，而后再以揣摩之术深察其内心，看其同异，而后快速正确以权谋之术决断。
纵横家的思想对维护世界格局具有实际的借鉴作用。它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重视而且已从单纯的外交领域走入更广泛的社会各领域。
玄学
玄学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
“玄”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就是总天地万物的一般规律“道”，它体现了万物无穷奥妙的变化作用。玄学就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
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尽管仍可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但在形式上，它已经摆脱了两汉经学章句笺注的繁琐破碎；在内容上，则抛弃了经学思潮的“天人感应”的粗俗的目的论之论证。
魏晋人注重《老子》、《庄子》和《易经》，称之为“三玄”。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魏晋玄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简言之，它是在汉代儒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是汉末魏初的清谈直接演化的产物。
玄学就其哲学范畴来讲，可称其为行而上学，“行而上”简单来说既是抽象出来的意思，玄学也便是对一些抽象内容以生动的方式方法进行解说和发展。
后来玄学的内涵被不断扩充，不断被后世方术家所充实，产生了包括山、医、命、卜、相在内的五种体系。这些玄学体系的思想借鉴于先秦的阴阳学说，而这些思想并不是直接借鉴而来的，主要是由于汉时道教的兴起，在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的时候，除了引《道德经》为经典的同时，也把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一起丰富起来，所以玄学同道教的渊源极为深厚，可以说都是国学思想组成和传承的一部分。
程朱理学
理学是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思潮，又称道学。它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与元、明时代，清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包括各种不同学派；狭义的理学，专指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即程朱理学。
理学是北宋以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理论表现，是中国古代哲学长期发展的结果，特别是批判佛、道哲学的直接产物。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持续时间很长，社会影响很大，讨论的问题也十分广泛。
程颢及其弟程颐共同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有系统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程颢认为事物对立的普遍性，并且承认对立的相互作用是事物变化的原因。程颐认为“性即理也”，他认为“天下更无性外之物”。理和性是一切事物的基础，而性和理又实先于物质而存在，并且是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的。
朱熹继承并发展了北宋理学家的学说，使二程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更完整更系统。对于物质和精神二者的关系，朱熹以为“理在先，气在后”，以为“虽有物而已有物之理”，以为“理是本”，“理终为主”。而这些理的最高境界，则是“太极”。但他又说天下没有无气之理，说气不聚结理亦无所附着。因而朱熹的学说常不免陷入自相矛盾之中。
作为地主阶级新的思想理论体系，理学一度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过好的作用。它在思辨哲学方面的发展，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对于日本、朝鲜的历史发展，理学也曾发生相当大的影响。但是，理学在强化封建礼教、维护宗法等方面，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愈益起着消极乃至反动的作用。
陆王心学
中国宋明时期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南宋时，陆九渊倡言心即理，针对朱熹等人的“理”在人心之外、“即物”才可“穷理”的理论，提出“发明本心”、“求其放心”的“简易”、“直捷”主张。他还同朱熹辩论过“无极”、“太极”等问题，成为与朱熹一派理学相持对立的一家，被称为“心学”。
陆九渊弟子很多，著名的有杨简、袁燮等人。杨简将“心即理”进一步发展成为“万物唯我”的唯我主义。宋代以后，由于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陆学影响不如朱学大。到明代中期，王守仁以陆学传人自任，宣扬心学，并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在认识论上鼓吹“致良知”的方法，认为“良知”就是“天理”；同时提出“知行合一”，反对宋儒知先行后的说法和知而不行的做法。王守仁是陆九渊以后影响最大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
明代后期，王学大盛，出现了众多流派，其中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和李贽等人影响较大。泰州学派内部各人思想不尽相同，但有个共同的趋势，就是强调儒家的“圣”、“贤”是人人可学的，即便是“农工商贾”也可以学。声称“人人天地性，个个圣贤心”。李贽还提出“是非无定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禁锢。
性善论与性恶论
战国时期孟子提出的一种人性论。孟子认为，性善可以通过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普遍的心理活动加以验证。既然这种心理活动是普遍的，因此性善就是有根据的，是出于人的本性、天性的，孟子称之为“良知”、“良能”。
孟子以性善论作为根据，在政治上主张实行仁政（“不忍人之政”）。
性恶论是荀子的人性论。荀子认为，既然人是由天而生的，人情也就出于天情，同于天情。出于天情同于天情的人情就叫做“性”。所以荀子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荀子认为，性虽具有欲望，但性本不怎样恶，不加以节制才乱，才恶。
在性情与仁义的关系上，荀子认为人性只限于食色、喜怒、好恶、利欲等情绪欲望，不论君子小人都一样。所以荀子说：“人之生也固小人。”“人之生也固小人”就是“性恶”。至于仁义，则是由后天所学、所行、所为而获得的。
性恶论在名声上自然没有性善论那么入耳。其实，就如同性善论并不能使人自动行善一样，性恶论的含义也并非准许人随意作恶。性恶之恶就其本义而言，是指人类作为一种生物，所本来具有的生存本能。是生物就要生存，就一定要求生。既然一定要求生，也就没有必要否定它，回避它。荀子的做法只是没有回避它而已。从这一点来看，荀子直指人的本性，较之孟子的多方论辩更具有“因人情”的一面。
阴阳五行说
阴阳说与五行说是互为辅成的，五行必合阴阳，阴阳必兼五行。所以，人们常将两者并称为阴阳五行说。
阴阳说形成于夏朝，认为阴阳两种相反相对的气是天地万物泉源。阴阳相合，万物生长，在天形成风、云、雷、雨等自然气象；在地形成河海、山川等大地形体；在方位则是东、西南、北四方；在气候则为春、夏、秋、冬四季。
天之四象，人的耳、目、口、鼻与之对应；地之四象，人有气、血、骨、肉与之对应；人又有三百六十骨节以应周天之数。所以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有四肢，指节可以观天，掌纹可以察天、地、人合一。
五行学说也是我国古代人民创造的一种哲学思想。它把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作为构成宇宙万物及各种自然现象变化的基础。认为五行相生且相克：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
金、木、水、火、土这五类物质的属性不同，如木有生长发育之性；火有炎热、向上之性；土有和平、存实之性；金有肃杀、收敛之性；水有寒凉、滋润之性。五行说把自然界一切事物的性质分别纳入这五大类的范畴。
五种元素在天上形成金、木、水、火、土五星；在地上就是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在人就是仁、义、礼、智、信五种德性。古代人认为这五类物质在天地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比如如果天上的木星有了变化，地上的树木和人的仁心就会随之发生变异。迷信色彩十分浓厚的占星术就是以这种天、地、人三界相互影响的理论为基础衍生而来的。
“白马非马”论
“白马非马”论是我国古代赵国人公孙龙（约公元前325—前250年）提出的重要命题。公孙龙是名家代表人物之一，其生平事迹不详，有14篇著作留世，但在唐时已散失大半，如今有《公孙龙子》一书传世。
名家的中心论题是所谓“名”（概念）和“实”（存在）的逻辑关系问题，所以称“名家”，也称“辩者”“察士”。
公孙龙非常善辩。据说，他牵着一匹白马过关，关吏说：“要过关，人是可以，但马不行。”公孙龙便说：“白马不是马啊！”接下来的一番论证使得关吏哑口无言，只好连人带马通通放过。
公孙龙是这样来论证的。
首先，他从概念分析的角度来论证。“马”这个概念是指事物的形体；“白”这个概念是指事物的颜色。而“形体”和“颜色”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指称形体的概念与指称颜色的概念当然是两种不同的概念。“白马”既指形体又指颜色，而“马”仅仅指形体。所以得出结论，“白马”不是“马”。
其次，从概念运用的角度来论证。我们要找匹“马”骑骑，那么“黄马”、“黑马”都是我们要找的马；如果我们要找匹“白马”骑，那么“黄马”、“黑马”都不是我们要找的马。如果“白马”是“马”的话，我们无论是要找匹“马”骑骑还是要找匹“白马”骑，那就应该“黄马”、“黑马”都可以，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就充分证明了“白马”不是“马”。
民贵君轻
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继孔子之后儒家的另一位大师。
在孟子看来，君臣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对平等的关系，国君如何对待臣子，臣子也会相应地回应国君，臣子不必为一个不顾惜臣民的君主竭诚效力。他还认为，残暴的国君不配称君，推翻他们是理所当然的。比如，《孟子·离娄下》中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孟子之所以提倡“民贵君轻”的思想，是因为他不愿看到侵略性战争的劳民伤财，况且战争也不能保证长治久安。在君权日益被强化的战国时代，孟子能如此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张，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在当时的时局下，诸侯各王为了笼络人心、寻求国家稳固之策，偶尔还能听取孟子的意见。不过，在弱肉强食的政局、动荡不安的环境下，如果没有强大的武力，是无法立足的。所以，没有哪个君主会完全采纳孟子的主张。事实上，如果真有人采纳，那必定是遭到他国的侵略而无抵抗之力，有时候，“王天下”是要付出代价的，包括国家的人民。
“民贵君轻”的提出，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它反映了一种对人民尊重的思想，对人民或多或少的让步，尽管也许是局部，也许是暂时，但终归是带给了人民一些权利。
庄周梦蝶
有一天，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飘飘然，十分轻松惬意，这时他全然忘记了自己是庄周。当他醒来后，对自己还是庄周感到十分惊奇和疑惑。他在想：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
庄周梦蝶充分表现庄子的齐物思想。所谓齐物，就是超越万物的差别，了解万物齐一的道理。庄子认为人们如果能打破生死、物我的界限，就能到达逍遥境界，无往而不快乐。后世常常用“庄周梦蝶”来描绘人生如梦般的恍然、浑然不觉。那种轻灵飘渺的感觉，常为哲学家和文学家所引用。
河图洛书
河图与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历来被认为是河洛文化的滥觞，中华文明的源头，被誉为“宇宙魔方”。
相传，上古伏羲氏时，洛阳东北孟津县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背上的旋毛呈星形排列），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后为《周易》来源。又相传，大禹时，洛阳境内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龟身甲坼各点直如字画），献给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遂划天下为九州。又依此定九章大法，治理社会，流传下来收入《尚书》中，名《洪范》。《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就是指这两件事。
河图上，排列成数阵的黑点和白点，蕴藏着无穷的奥秘；洛书上，纵、横、斜三条线上的三个数字，其和皆等于15，十分奇妙。对此，中外学者作了长期的探索研究，认为这是中国先民心灵思维的结晶，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第一个里程碑。
《周易》和《洪范》两书，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哲学、政治学、军事学、伦理学、美学、文学诸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中国历史文化渊源的河图洛书，功不可没。
范缜与《神灭论》
范缜（约公元450年—515年），中国南朝齐、梁时期思想家、无神论者。他曾同佛教有神论者进行了两次公开的论战。范缜反对佛教因果报应说，认为人生好比同一棵树上的花朵，有的花瓣被吹到厅堂，也有些花瓣飘落进粪坑中，这完全是自然现象，毫无因果可言。对于形神之辩，他认为，形神相即，不得分离。精神离开形体，不能单独存在。
《神灭论》是范缜的代表作。南北朝时佛教盛行，神不灭论则是佛教神学的理论基石，是三世轮回因果报应说赖以存在的基础。故“神灭”与“神不灭”之争是佛教与反佛教思想争论的焦点。《神灭论》正是对佛教的理论基础——神不灭论的有力批判。范镇断言，人死精神消灭，不可能成佛，人的富贵贫贱并非天生命定，因果报应纯系无稽之谈。
《神灭论》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是形神关系问题，而形神关系问题实质上便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神灭论》的基本命题是“形神相即”、“形质神用”，第一次明确地把精神看作是形体的作用和属性。范缜所关注的形神关系问题，即身心关系问题虽不是儒道两家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但却是与儒道共同撑起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之“鼎”的释家所关注的焦点问题。
王充与《论衡》
王充（约公元27年—79年）是东汉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论衡》是他所撰写的富有批判精神的哲学著作。
王充在《论衡》一书中，提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他认为，世界万物是由元气构成的，元气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他认为，天无意志，日月星辰的运行，是自然规律，并不是天的意志的表现。这一观点否定了董仲舒以来把天说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认为天有意识地创造了自然万物的理论。
王充反对鬼神迷信，认为人死则血脉枯竭，精气灭绝，形体腐朽，变成灰土，不会成为鬼。他断然否定了当时流行的“死人为鬼，有知，能害人”的说法，从根本上揭露和批驳了谶纬迷信说教的荒诞和虚伪。
王充坚持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他认为，要获得知识，首先必须通过感官与外界事物接触，然后再进行抽象思维。只有这样获得的知识才是比较可靠的。他反对人有先验的说法，认为即便是圣人也不是一生下来就什么都知道的。他认为为了探求知识，即便是质问和驳斥孔子，也不“伤于义”、“逆于理”。
王充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勇于批判的精神，为中国古代后来的唯物主义者树立了榜样。其观点打击了唯心主义先验论和传统的尊孔观念，其著述在东汉末期以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于当时生产条件和科学水平的限制，王充的思想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其著述中也有不少错误的解释。比如，他无法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就用宿命论来说明人间富贵贫贱的现象，认为“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等。
《黄帝内经》的哲学思想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我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也是第一部冠以中华民族先祖“黄帝”之名的传世巨著，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
《黄帝内经》涉及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等理论。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运气学”等学说。其医学理论是建立在我国古代哲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反映了我国古代朴素主义辨证思想。
《黄帝内经》成书于大约2000年前的秦汉时期， 其博大精深的科学阐述，不仅涉及医学，而且包罗天文学、地理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军事学、数学、生态学等各项人类所获的科学成就。令人颇感惊讶的是，中华先祖们在《黄帝内经》里的一些深奥精辟的阐述，虽然早在2000年前，却揭示了许多现代科学正试图证实的与将要证实的成就。在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漫漫历史长河中，《黄帝内经》作为祖国传统医学的理论思想基础及精髓，它的医学主导作用及贡献功不可没。
《黄帝内经》注重整体观念，既强调人体本身是一整体，又强调人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运用阴阳五行学说解释生理、病理现象，指导诊断与治疗。《黄帝内经》把阴阳的对立统一看成是宇宙间万事万物产生、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书中指出，人体在正常情况下阴阳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破坏，就会生病。这一理论强调了精神与社会因素对人体及疾病的影响，对疾病的预防和反对鬼神迷信有一定作用。
《黄帝内经》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标志着中国医学发展到理论总结阶段。该书在中国医学有很高地位，后世历代有所成就医家，无不重视此书。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大医家张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等均深受其思想的熏陶和影响，无不刻苦研读之，深得其精要，而终成我国历史上的一代名医。《黄帝内经》的部分内容曾被译成日、英、德、法等文字，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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