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始祖姜子牙
姜子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颇享盛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尚武功，重智谋，轻鬼神，军事思想博大精深，用兵打仗无往不胜。他协助周文王、周武王修德理政、兴国安邦，带领军队纵横驰骋于战场，策划出许多兵家谋略和新奇妙计，为周朝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由于这个原因，后人言及兵家权谋都首推姜子牙，认为他是兵家的始祖。
当时，商纣王的统治腐败，刑罚残酷，连年用兵，整个社会动荡不安；而周正如日当中，蒸蒸日上。于是姜子牙建议周武王修德以倾商政，积极开展伐纣灭商的大业。
武王要伐纣王，但占卜结果却不吉利，而且兵未出行，又遇到暴风雨。众大臣都很恐惧，只有姜子牙坚持出兵。武王最终听从了姜子牙的意见，在牧野与商军展开大战。在这场战争中，姜子牙的战略战术的指挥都很得法。
在战略指导上姜子牙善于把握战机，他选择商军主力远征东夷，纣王在国都朝歌孤立无援众叛亲离的有利时机领兵出战。战略时机的正确选择是周军最后取胜的重要前提。
在战术运用方面，姜子牙攻心为上，因为打前阵的是奴隶，他就亲自率领百名精锐冲击商军阵脚。姜子牙初战告捷之后，武王便率主力跟进围歼。商军中的奴隶兵纷纷倒戈，周军很快大获全胜，商朝被灭。
牧野之战时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
姜子牙给后人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关于姜太公的著述，《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曾有著录曰：“《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太公之学多佚，仅有《太公兵法》，又称《太公六韬》、《六韬》传世。
《六韬》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相传为周初太公望（即吕尚、姜子牙）所著，普遍认为是后人依托，作者已不可考。现在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
《六韬》以太公答周文王、周武王之问的形式写作，其书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个部分，各为一卷，近二万字。
《六韬》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战争观、军队建设、战略战术等有关军事的许多方面，其中又以战略和战术的论述最为精彩，它的权谋家思想也很突出。《六韬》的军事思想比较复杂，差不多先秦各家的军事思想在书中都有反映。书中最突出的是阴谋权术思想。
在战略战术上，《六韬》有其独到之处。它提出了关于全胜的战略，“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全胜战略的核心是突出机动灵活，不为敌人所牵制。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就可以战无不胜。
关于战机的选择方面，《守土》曰：“日中必慧，操刀必割，执斧必伐。日中不慧，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兵道》曰：“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阴其谋，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锐，土寂若无生，敌不知我备，欲其西，袭其东。”
关于敌情判断的方法，《六韬》认为要保守机密，制造种种假象迷惑对方，对天道、人事、阴阳、内外皆予以考察，最后做出正确的决策。
对于军队的建设，《六韬》认为首先应注意将领的选拔与培养。它还提出了选择考察将领的各种方法和建立参谋部的问题。将帅要量才录用各种人才，取其各自所长。如王翼的七十二人分工。将帅要具有五材，为将者要礼将、力将、止欲将等。
此外，《六韬》还系统地论述了将领的自主权问题。详尽阐述了武器装备及利用地形攻守等思想。“兵贵神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成为历代兵家的取胜法宝。
《六韬》形成了一整套完整详尽的兵学理论体系，它作为先秦兵学的集大成者，堪称古代的政治军事百科全书，对后代的军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是兵家权谋的始祖。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张良，诸葛亮都将《六韬》视为至宝。
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六韬》在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
《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也是中国古籍在世界影响最大、最为广泛的著作之一。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它所阐述的谋略思想和哲学思想，被广泛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领域中。
《孙子兵法》作者孙武，字长卿，大约活动于公元前6世纪末至公元前5世纪初。孙武是中国古代军事学家，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奠基人，春秋末期吴国将军，后人称之为“兵圣”。
《孙子兵法》大约成书于2500年前的春秋末年，堪称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军事理论著作。该书自问世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被人们尊奉为“兵经”、“百世谈兵之祖”。历代兵学家、军事家无不从中汲取养料，用于指导战争实践和发展军事理论。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第一个为《孙子兵法》作了系统的注解，为后人研究运用《孙子兵法》打开了方便之门。
《孙子兵法》共有6000多字，分为13篇，每篇都有一个主题思想。比如：《计》篇论述的是能否进行战争的问题。它深刻地指出了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因素是政治、天时、地利、将帅、法制，而首要的是政治因素。《作战》篇阐述了如何进行战争。《谋攻》篇讲述如何进攻敌国。孙武主张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去取得最大的成功，即力求不战而胜，不靠硬攻而夺取敌城，不需久战而灭敌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特别强调以谋略 取胜，他指出：用兵的上策首先是以政治谋略取胜，其次是以外交手段取胜，再次是使用武力取胜，下策才是攻城。而要做到“谋攻”，不仅需要知道自己的实力，还要做到知道对方的情况。在《用间》篇里，孙武指出，要先知敌情，就要善于使用各种间谍，获得广泛的情报。
《孙子兵法》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哲学思想。其中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已成为中国老百姓的口头禅。
《孙子兵法》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书中探讨了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如敌我、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胜败、利患等。《孙子兵法》正是在研究这种种矛盾及其转化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其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这当中体现的辩证思想，在中国辩证思 维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孙子兵法》谈兵论战，集“韬略”、“诡道”之大成，被历代军事家广为援用，书中不少计名、典故，在中国也是妇孺皆知。《孙子兵法》缜密的军事、哲学思想体系，深远的哲理、变化无穷的战略战术，常读常新的探讨韵味，在世界军事思想领域也拥有广泛的影响，享有极高的声誉。
《孙子兵法》不仅是中国的谋略保库，在世界上也久负盛名。8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29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孙膑兵法》
《孙膑兵法》是中国古代的著名兵书，也是《孙子兵法》后“孙子学派”的又一力作。《孙膑兵法》古称《齐孙子》，系与《孙子兵法》区别之故，作者为孙膑。传说孙膑是孙武的后代，在战国时期生于齐国，曾和庞涓师从鬼谷子学习兵法。后来，庞涓辅佐魏惠王，做了将军，暗中派人请孙膑到了魏国，但见了孙膑又嫉妒他的才能在自己之上，后来陷害孙膑，给他用了膑刑，即去掉膝盖骨的残忍肉刑，所以后来人叫他孙膑。
在友人的帮助下，孙膑最后逃离魏国，到了齐国，被齐威王重用，做了齐国将军田忌的军师。公元前353年，孙膑采用围魏救赵之计，几乎全歼庞涓所领魏军。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桂陵之战”。
后来，魏国在国力恢复之后，又将矛头指向了韩国。韩国难以抵挡，遂向齐国求救。齐威王采纳孙膑“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的建议，在魏韩两国几经激战、韩危魏疲之际，再次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出兵救韩。
孙膑依然采用围魏救赵的计策，率兵长驱魏境，兵锋直逼大梁。魏国鉴于桂陵之战的教训，遂撤韩国之围，调10万大军，以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副，准备与齐军进行一场战略性决战。孙膑为调动敌人，创造战机，果断引兵东撤。一路上，他令军队逐步减灶，造成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以诱敌深入。庞涓果然上当，便丢下步兵，率轻骑精锐，兼程穷追。至马陵时，遭到齐军主力伏击，庞涓智穷力竭，愤愧自杀。齐军遂全歼魏军，俘太子申，取得了马陵之战的重大胜利。
马陵之战后，田忌遭宰相邹忌的陷害，被迫流亡楚国。孙膑辞官归隐，潜心军事理论研究，终于写成了流传千古的军事名著——《孙膑兵法》。在战国的兵家中，孙膑是以“贵势”即讲求机变而著称的，他和吴起都是当时著名的军事家。
最早明确记载孙膑有兵法的是《史记》，《汉书。艺文志》把它与《吴孙子兵法》并列，著录《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据考证，《孙膑兵法》的散失大概在唐代以前。因为《魏武帝注孙子》提到了“孙膑曰：兵恐不投之于死地也”；唐朝赵蕤《长短经》卷九也提到过“孙膑曰：兵恐不可救”；杜佑所著《通典》卷一四九有“孙膑曰：用骑有十利”一段，但从《隋书·经籍志》以后就不见记载了。
《三十六计》
《三十六计》是根据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谋略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总结而成的兵书，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遗产之一。
“三十六计”一语，先于著书之年，语源可考自南朝宋将檀道济（？—公元436年），据《南齐书·王敬则传》：“檀公三十六策，走为上计，汝父子唯应走耳。”意为败局已定，无可挽回，唯有退却，方是上策。此语后人相继沿用，宋代惠洪《冷斋夜话》：“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及明末清初，引用此语的人更多。于是有心人采集群书，编撰成《三十六计》。但此书为何时何人所撰已难确考。
原书按计名排列，共分六套，即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每套各包含六计，总共三十六计。其计名，有的来源于历史典故，如“围魏救赵”、“假道伐虢”等；有的来源于古代军事术语，如“以逸待劳”、“声东击西”等；有的来源于古代诗人的诗句，如“李代桃僵”、“擒贼擒王”等；有的借用成语，如“金蝉脱壳”、“指桑骂槐”等；还有出自其它方面的。
每计名称后的解说，均依据《易经》中的阴阳变化之理及古代兵家刚柔、奇正、攻防、彼己、虚实、主客等对立关系相互转化的思想推演而成，含有朴素的军事辩证法的因素。解说后的按语，多引证宋代以前的战例和孙武、吴起、尉缭子等兵家的精辟语句。全书还有总说和跋。
《三十六计》素有兵法、谋略奇书之称，被古今中外许多军事家广泛研习和应用，在千变万化的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为后世留下一个个精彩绝伦的成功战例。此外，它虽是一部军事著作，但其蕴涵的深刻哲理在现代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也是历代政治家、军事家和商业巨子都潜心研究的著作之一。
三十六计名称
第一套 胜战计
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声东击西；
第二套 敌战计
无中生有，暗渡陈仓，隔岸观火，笑里藏刀，李代桃僵，顺手牵羊；
第三套 攻战计
打草惊蛇，借尸还魂，调虎离山，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擒贼擒王；
第四套 混战计
釜底抽薪，混水摸鱼，金蝉脱壳，关门捉贼，远交近攻，假途代虢；
第五套 并战计
偷梁换柱，指桑骂槐，假痴不癫，上屋抽梯，树上开花，反客为主；
第六套 败战计
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走为上。
《武经总要》
《武经总要》是北宋封建王朝用国家力量编辑的一部大型综合性兵书，也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兵书。它对于军事组织、军事制度。用兵选将、步骑训练、行军宿营、古今阵法、战略战术、武器装备的制造和使用、军事地理、历代用兵实例、阴阳星占等各个方面都有所论述。其中营阵和武器装备两部分，还附有大量的插图。所以，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武经总要》的编纂反映了宋朝至仁宗时军事思想的变化。宋初为防止武臣夺权，以“安内”为首，实行以文制武、“将从中御”的治军原则，致使宋军屡遭失败。在朝廷敕命编纂的这部兵书中，总结了包括宋代在内的历代战争经验，重新肯定了“兵贵知变”这一兵家的优秀传统思想；重视将帅的作用和选拔，指出“君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重视军队的训练，认为“盖士有未战而震慑者，马有未驰而疲汗者，非人怯马弱，不习之过也”；重视赏罚，“申赏罚以一其心”，具体规定了“赏格”、“罚条”，等等。
《武经总要》记载了丰富的古代科学资料，尤其是首次比较全面具体的记载了古代各种武器装备的制造技术。所记载的北宋时期武备上使用的各种长短兵器、远射兵器和防御武器及插图，生动地勾画出了自南北朝、隋、唐、五代传袭而的武器形象的轮廓。它所涉及的科学内容，包括化学、力学、声学、磁学、热学等，有些方面代表了我国宋代的科学技术水平，有些记载则是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发现。如我国古代四大发明，本书就详细记载了其中的两种。一种是指南鱼。另一种是火药配方。火药虽然在唐代已经发明，但最早明确记载火药配方的是《武经总要》。
《武经总要》在科学技术史，尤其是军事技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国军事学术史和兵器技术史的研究﹐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武备志》
《武备志》是中国明代大型军事类书。编者茅元仪先后汇集兵书二千余种，历时十五年，终于完成了这一著作。《武备志》是中国古代字数最多的一部综合性兵书。全书二百四十卷，约二百万字，附图七百三十幅，被当代人称为是“军事学的百科全书”。此书是茅元仪有感于明朝国运衰落，政治腐败而后金政权日益强大，屡犯边境的形势有感而作的，良苦用心十分明显。
《武备志》由兵诀评、战略考、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五大部分组成。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兵书，《武备志》体系宏大，条理清晰，体例统一。它将二千余种各朝的军事著作分门别类，每类之前有序言，考镜源流，概括内容，说明编纂的指导思想和资料依据。每一大类之下又分为若干小类，小类之下根据需要设置细目。
《武备志》材料丰富而又取舍精当。全书采录的图书达二千余种，几乎网罗了明之前的全部主要兵书。在选取材料上，紧紧围绕武备问题来进行，“于武备稍远者，听之舆图方史可矣。”同时，本书选录的资料比较新颖。全书对明代军事记载最详，不仅选录了先于编者茅元仪的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治军、练兵、作战等方面的言行，也选录了同一时代人的军事资料，如王鸣鹤的“号令说”等。
《武备志》编排合理，有一定的逻辑秩序。全书五大部分从理论到实践，井然有序，又不可分割。每部分的子目顺序也是按照它们的内在联系排列的。由此及彼，使整部《武备志》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有着不能随便安排的构架。
《武备志》的价值首先在于它辑录了古代许多其他书中很少记载的珍贵资料。如一些杂家阵法阵图，这是在专门研究阵法阵图的著作如《续武经总要》中都没有记载的，但在《武备志》中却有详细的记载。尤其是它收录了“郑和航海图”，“航海天文图”以及明代一些少见的舰船兵器及火器等，更显可贵。
另外，它图文并茂，生动形象，使我们可以在数百年后看到古代兵器、车船等的形制以及山川河流的概貌。
茅元仪在《武备志》中表现了要加强武备，富国强兵等思想。在国家防御上，他主张边、海、江防要并重，不能有所编颇，使敌人有机可乘。他还认识到物极必反的道理，用这一道理论证盛世潜伏危机的道理，劝说朝廷振兴武备，提高警惕。他对历代的兵制，兵器等有自己精辟的见解，指出了各种武器的渊源。
总而言之，《武备志》是一部以资料价值为主，理论价值为辅的大型资料性著作，它既保存了古代大量的军事资料，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材料，同时又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线索，称为之中国古代的兵书宝库实不为过。
然而，由于茅元仪长期与清政权处于敌对阵营，书中又有许多对女真族和后金的不敬之语。毋庸讳言，《武备志》虽有不足，但该书在军事史上的价值仍为后世所推重。
兵符
兵符是古代帝王授予臣属兵权和调拨军队用的信物。一般用铜、玉或木石制成，形状若伏虎，因而又名虎符。符背上铸有铭文，分为左右两半，左半发给地方官吏或统兵的将帅，右半留存在中央。调拨军队时，须由使臣持符验合，方能生效。
兵符之所以造成虎形，与我国古代对虎形象的崇拜有很大关联。虎符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盛行于战国、秦、汉。与虎符性质相近的还有节、牌等。
现存最早的虎形符节是战国时期的“辟大夫虎节”和“韩将庶虎节”，其形制、作用与虎符皆同，可视为虎符前身。使用虎符有严格的规定，专符专用，一地一符，绝不可能用一个兵符同时调动两个地方的军队。
虎符要与诏书同时使用。节的使用没有地域限制。羽檄曾一度独立作为发兵信物，表示情况紧迫，请求援助的信物。西汉中央对地方控制力强，调兵权掌握在皇帝手中，东汉地方统兵权与调兵权逐渐合一，虎符发兵之制很大程度上被破坏，节不断流行起来。
虎符在古代战争中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发生了很多与其相关的故事。《史记》中记载，战国时期的公元前257年，秦国发兵围困赵国国都邯郸，赵平原君因夫人为魏信陵君之姊，乃求援于魏王及信陵君，魏王使老将晋鄙率10万军队救援赵国，但后来又畏惧秦国的强大，又命令驻军观望。魏国公子信陵君无忌为了驰援邯郸，遂与魏王夫人如姬密谋，使如姬在魏王卧室内窃得虎符，并以此虎符夺取了晋鄙的军队，大破秦兵，救了赵国。
在历史上，虎符的形状、数量、刻铭以及尊卑也有很多较大的变化。从汉朝开始至隋朝，虎符均为铜质，骑缝刻铭以右为尊。隋朝时改为麟符。唐朝因为讳虎，改用鱼符或兔符，后来又改用龟符。南宋时恢复使用虎符。元朝则用虎头牌，后世演变为铜牌。
军旗的由来
军旗是象征军队或建制部队的旗帜，是该军队或国家的一种标志。最初的军旗实际上是部落居民图腾崇拜在军事应用上的反映。中国是世界上公认的出现军旗最早的国家之一，从原始社会后期起即以旗帜作为聚集族人的标志。
中国古代的军旗常有图腾崇拜色彩。进军打仗时打的一种旗，上面画鸟隼图形。《释名·释兵》里说：“熊虎为旗，军将所建，象其如猛虎”。指的就是一种以虎为图案的军旗。将帅出阵，背后有旗叫纛，乃是最古老的军旗名称。有的朝代还将军旗称作“戎旃”、“戎锋”。唐元结诗中有“忽然遭世变，数岁亲戎旃”；韩愈诗中有“戎旆暂停辞社树，门里先下敬乡人”等句。
古代军旗旗色、旗幅大小、旗杆长短和装饰的不同，表明率兵者的地位，同时反映其文化心理。各朝代的军旗均在旗幅上标有朝代简称的字样。如绣有“唐”宇，便是唐朝军队。另外，统帅和将领常在旗幅上绣自己的姓，以与别的军队区别。像关羽之军打“关”字旗，岳家军打“岳”字旗。也有以称号为旗的，如闯王李自成的起义军打“闯”字旗。
随着社会发展和指挥军队的需要，旗帜样式不断改进，种类不断增多。明朝军事家戚继光率领的“戚家军”，设有主将用的三军司命旗，识别将领身份的认旗等。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八旗就是根据旗帜图案而命名的，即画龙和不画龙的黄、红、白、蓝四色共八种旗帜。清太宗皇太极时代，八旗军的旗帜不再画龙，而是用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和镶黄、镶白、镶红、镶蓝等颜色的不同相区别。
此外，旗帜可以表示方位，如青旗表示东方，白旗表示西方，赤旗表示南方，黑旗表示北方，黄旗表示中央。旗帜还有指挥队形阵势的作用，在战斗操练时，举青旗布直阵，举白旗布方阵，举赤旗布锐阵，举黑旗布曲阵，举黄旗布环阵。旗帜还可用于指挥和开道等。
三军
在中华文化中，“三军”的说法并非现代人头脑中普遍意义上的陆、海、空三军。“三军”的说法最早起源于春秋时期。
春秋时，大国通常都设三军，但各国称谓有所区别，如楚国称中军、左军、右军；晋国、齐国、鲁国和吴国都称上、中、下三军。其中中军最尊，上军次之，下军又次之。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三军合三万七千五百人。三军各设将、佐等军衔，中军将可统帅三军。
随着时代演进，上、下、中军渐渐被前军、中军、后军所代替。三军也渐渐成为军队的通称。如《论语·子罕》中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唐、宋代以后，三军的编制已成为军队的固定建制。这时三军的主要标志是担任不同作战任务的各种部队。前军是先锋部队；中军是主将统率的部队，也是主力；后军主要担任掩护和警戒任务。
在中国古代的军队中，最大的编制单位就是军。军的编制，历代沿袭，但人数多少不一样。汉代实行5人一伍，2伍为火，5火为队，2 队为官，2官为曲，2曲为部，2部为校，2校为裨，2 裨为军的编制。
古时三军也曾指步、车、骑三种兵种。如《六韬·战车》中说：“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奇道，三军同名而异用。”
如今，前军、中军、后军的编制已完全消亡，而被现代的陆、海、空三军所替代。
大将军
大将军是将军的最高封号，也是古代领兵的最高统帅。战国时始置，汉代沿置，职掌统兵征战。事实上多由贵戚担任，掌握政权，职位甚高。具体名号有建威大将军、骠骑大将军、中军大将军、镇东大将军、抚军大将军等等，除骠骑大将军之位稍低于三公之外，其余均在三公之上。三国时夏侯敦、姜维等人皆为大将军。
汉武帝时以大司马为大将军所兼官号，霍光、王凤等均以大司马、大将军预闻政事，为中朝官领袖。亦有在大将军之上冠以称号者，如骠骑大将军之类。
三国至南北朝时，大臣秉政，多加以“大将军”之号。
北周时行府兵制，编24军，每军设开府一人以统领，两开府则由一大将军统领。24军共有12位大将军，两大将军由一位柱国统领。
隋代左右武卫、左右武侯等各置大将军，为统率禁军之高级将领。
唐代之府兵12卫，每卫有上大将军1人，大将军1人，将军2人。禁军之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等亦设大将军，往往以宦官任之。
宋代之16卫大将军已属空衔，无统兵实权。
明清两代于战争时由皇帝特派大将军统兵，或于大将军上再加称号，如清代，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皆统兵作战，战后即废。
娘子军的由来
隋朝末年，李渊起兵造反。李渊的三女儿李氏回到山西鄠县故乡，变卖家产，招募了一支私人性质的小型部队，又与当地农民武装的几支零散起义军联合，兵力扩充到7万。
公元617年，李氏率这支队伍与李世民在渭北会师，宣布了隋王朝的末日。李渊称帝后，李氏被封为平阳公主。这以后，李氏统领的军队号称“娘子军”，但这支娘子军只是以娘子为将，士兵则多为男性。
女子基本成员有严密组织的娘子军，是从太平天国的女军开始的。太平天国的女军是在男女平等的政治纲领指导下成立的，以前、后、左、中、右和数字一至八编排番号，共40军，每军两千余人，总计十万之众。
十八般兵器
“十八般兵器”之称是从“十八般武艺”一词演化而来。“十八般武艺”始见于南宋华岳编的兵书《翠微北征录》，华岳曾中过武状元。此书编成于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他在书中自称“臣闻”，可见“十八般武艺”的说法实际上还要早。可惜宋代的兵书多毁于兵燹，今传者寥寥无几，“十八般武艺”的原始出处和内涵今天已无从查考。
事实上，十八般兵器，泛指多种武艺，其内容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
十八般兵器常见的说法为：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镗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
其实，我国古代的兵器远远不止“十八般”。十八般兵器也并不是一个准确科学的军事用语，其中有些并不用于实战，也未曾装备军队。古人以9为数字以极，所以历来都喜欢9或9的倍数表示数目众多，18为9的2倍，听来吉利且上口。因此，“十八般兵器”的说法一直延续到现在，并成为我国古兵器文化灿烂的一页。
冷兵器
冷兵器是一种只用人力和机械力操持的作战器具，构造一般都是很简单，适宜于近战杀伤和白刃格斗。冷兵器出现于太古时代，从上古到五代这一历史时期，火药还没有应用于军事，属于冷兵器时代。
冷兵器种类繁多，按其用途可分为进攻性兵器、防护装具和攻守兵器械三类。而在进攻性武器中，又分为格斗兵器、护身兵器和远射兵器。
冷兵器最初是用木、骨、石，后来用铜、铁等材料制造，其种类和质量，也随着生产水平提及战争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从公元十世纪初火器发明以后，冷兵器仍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与火器并用。直至清末，新式军队的出现，冷兵器才退出了战争舞台。
战车
中国古代用于战斗的马拉车辆，又叫“兵车”、“武车”、“戎车”。
战车一般为木制，马拉，用来载人或载兵器粮草。一般为独辀（辕）、两轮、方形车舆（车箱），驾四匹马或两匹马。车上有甲士三人，尊者居左，右边为骖乘，中间一人为驱车手，左右两人负责搏杀。战车的种类很多，有轻车、冲车和戊车等。
我国用车作战始于夏代，最早在夏王启指挥的甘之战中使用，以后在战争中使用的规模越来越大，春秋战国时期较为常见。战斗时，战车用来冲击敌军，行军时用来运载粮草，驻军时用作安营扎寨。
战车的单位为“乘”，一乘包括一辆车、四匹马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战士。所以，“乘”渐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准。到春秋时出现了“千乘之国”、“万乘之国”。到了汉代，随着骑兵的兴起，战车逐渐退出了战争舞台。
长城
长城是我国冷兵器时代直到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期规模最大、最坚固完美的筑城体系，是世界著名的军事工程。它由绵亘的城墙、关隘、敌台、烽火台以及城堡等组成，以关隘为重点，与绵亘的城墙相连接，构成了点线结合，以点护线的防御筑城体系。
长城东起河北山海关，西到甘肃嘉裕关，直线距离为2700千米。长城蜿蜒曲折，有的地段有二道、三道，甚至四道弯，加上关口、要塞的弯曲路线，实际长度至少要翻一番。如果再加上早期修筑的部分，其总长度约达10000千米，比地球周长的百分之二十还要多。现在幸存的20000个城楼、10000个独立的烽火台的石头及砖块，可以修建一座1米厚，5米高，环绕地球10圈的城墙。
我们现在看到的长城，由修建于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长城组成。据历史记载，从战国以来，先后有20多个诸侯国和封建王朝修筑过长城。最早是楚国，随后是齐、燕、魏、赵等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抵御匈奴，派大将蒙恬把各国长城连起来。自此，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始呈万里之势，遂称万里长城。
汉朝（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时期，长城达到了最大的长度，并且向西转了个弯，以保护位于甘肃的河西走廊。这是丝绸之路通向中亚的关口。后期长城的修建，主要为了抵御中国北部的其他民族，统治者希望借此保护自己，抵抗新一轮的入侵者。
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城，大部分是明朝（公元1368年—1644年）所建。其底部宽6米，高6—8．7米，蜿蜒于崇山峻岭之间。城墙内的走道上铺有四层砖，侧面高高的城垛面向外部，胸墙则位于内部。城垛和胸墙之间，可够五匹马并排行走。在关口和山谷，另外建有城墙，以加强防护的力度。
城墙之上，每隔70米就建有一座烽火台，通过旁边的石阶，可以到达烽火台。长城上还有一般的坡道，专供马匹在长城上行走。长城上的10000个烽火台，可使人们沿着长城快速传递消息：白天通过浓烟作为信号来传达，夜晚则用火焰。在7世纪，此类信号一般要求在24小时之内传达1064千米，进攻规模的大小则由信号的大小来显示。
它具备了望、传递信息、召集部队，反攻作战的作用，以至于发展到后来成为攻防兼备的军事实体。在军事方面，它变被动为主动，亦可转守为攻，攻守自如。登上烽火台可居高临下，以逸待劳，不但可以保护自己，还可以杀伤敌人。这些都使得长城不再是静止的单一物体，而是人、墙、物的军事结合体。
假途灭虢
春秋初期，诸侯并立，位处中原地带的晋国，在这场弱肉强食的大混战中不断兼并征服小国，势力迅速崛起。晋献公在位时，为了夺取崤函要地，又把其南面的两个小国——虢国和虞国预定为吞并的目标。
可是，晋国要顺利实现这一目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虢、虞两国虽然地狭人稀，国力弱小，但却是同姓毗邻，结有同盟。晋国同其中任何一国开启战端，都意味着要同时和两国之师相抗衡。如何拆散虢、虞两国的同盟关系，使自己避免陷于两线作战，这乃是晋国在吞并两国军事行动中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公元前655年的一天，晋献公问大夫荀息：“现在能讨伐虢国吗？”荀息说：“不能。因为虞虢两国的关系很好，再说虢国戒备森严。我看这样，先给喜欢玩乐的虢公送些美女去，让他尽情享乐，消磨他的意志。”
虢公得了晋国的很多美女，果然只顾玩乐，不理政事了。这时荀息对晋献公说：“现在可以攻打虢国了，不过，我们最好不要让虞国去援救它，我们可以给虞公送一份厚礼，向他借条路去讨伐虢国。这样一来，虢国就会恨虞国，虞国也就不会帮助虢国了。”晋献公就派荀息出使虞国。
到了虞国，荀息晋见了虞公，献上珍宝，并向虞公正式提出借道攻虢的要求。虞公贪利，当即便收下了良马、美玉。虞国本来就不敢轻易得罪晋国，现在拿人手短，更是乖乖的就应允晋国军队通过虞国土地去征伐虢国，甚至还表示愿意出兵协助晋国作战。宫之奇认为此事大为不妥，在一旁加以谏阻，但虞公根本听不进去，只是一意孤行，硬朝荀息设下的圈套里钻。
公元前658年夏，晋大夫里克、荀息统率晋国军队通过虞国的土地去攻打虢国，虞公践约派出军队同晋军会师，然后协同晋军展开军事行动。荀息说：“我听说虞公正和犬戎打仗，您假装上去助战，虢国一定放您进城。您的兵车都装上晋兵，只要他们一开城门，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他们的下阳关。”
就这样，晋军在虞军的积极配合下，进展顺利，很快就攻占了虢国的下阳（今山西平陆境），一举控制了虢、虞之间的战略要地，并通过此事进一步摸清了虢、虞两国的虚实，为下一步行动创造了条件。
三年之后，晋献公故伎重演，又一次向虞国提出了借道伐虢的要求。这时虞国大夫宫之奇更透彻地看清了“假道”背后所包藏的险恶用心。宫之奇走到虞公面前劝阻道：“大王！不行呀！虢国跟敝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俗话说：‘唇亡齿寒。’如果没了嘴唇，牙齿就会挨冻。虢国灭亡了，咱们虞国就一定保不住。”
可是虞公利欲熏心，根本不采纳宫之奇的建议，他嘴唇贴着玉璧吹了一口气，瞪了宫之奇一眼，说：“人家晋国送来这么多好的宝贝，咱们连条道也舍不得借给他们，这说得过去吗？再说，上次人家借道不是还给了我们很多财宝吗？交结一个强国，总比交结弱国合算。”宫之奇见虞公听不进自己的忠言，料定虞国必然要被晋国灭亡，为了避祸，他便率领族人逃离了虞国。
这次晋献公亲自统军借道虞国攻打虢国，声势远比前一次大，可见其志在必得。晋军进展迅速，很快兵临虢都上阳（今河南陕县境）城下，加以团团围困。虢国弱小无援，数个月后即为晋军所灭，虢公仓皇逃奔京师（今洛阳）。晋军随即凯旋回师，行经虞地驻扎时，乘其不备发动突然袭击，生俘虞公，轻而易举地灭亡了虞国，最终达到了吞并两国的目的。虞公糊里糊涂地做了俘虏，那些珍贵的财宝，自然又回到了晋国。
晋军的胜利，在于它能够做到“必胜之兵必隐”这一点，以借道的假象巧妙掩盖自己各个攻灭虢、虞的真实企图。“兵不厌诈”，晋国君臣深谙此中奥秘，故能确保自己以强击弱、以大攻小战略意图的实现。在行施“借道”这一计谋过程中，晋国君臣还能针对虞公贪利爱财的弱点，诱之以利，迷惑其心智，使敌人无所作为，始终由自己牵着鼻子走。
虞国的失败，首先是国力、军力远不如人，故成为晋国垂涎的对象。其次是其最高统治者虞公不仅昏聩庸劣，贪图眼前小利，破坏了与虢国的战略同盟关系，而且文过饰非，拒纳谏言，终于引狼入室，自取灭亡。第三，与上两点相联系的是，虞国对晋国灭虢后的战略新动向竟然毫无察觉，没有一点警惕性，也不作任何戒备，以至晋军发动突然袭击之时，无力抵抗，只能束手就擒。
假途灭虢之战的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却揭示了军事斗争中强兼弱、大吞小等重要规律，体现了相当丰富深刻的军事斗争艺术，给后世留下了重要的启示和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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