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
《尚书正义》注：“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左传·定公十年》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中国自古就被称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重视衣冠，重视礼仪充分体现了我国五千年的华夏文明。
汉服又称为汉装、华服。汉服是指从夏商周时期到明朝，以华夏民族文化为基础，通过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独特华夏民族文化风貌性格，区别于其它民族的传统服饰体系。
汉服具备独特的形式，其基本特征是交领、右衽、系带、宽袖，又以盘领、直领等为其有益补充。汉服的基本款式大约有九类，在基本款式下又因其领口、袖型、束腰、裁剪方式等的不同变化演绎出几百种款式。他与西服大不相同，与那些即使受到汉服影响而产生的韩服、和服等服饰也不同，足以体现华夏民族的特色。
汉服的主要特点是交领、右衽（右衽是汉服始终保留的特点，因此右衽成为汉族的象征符号。与之相反，我国古代某些少数民族的服装，前襟向左掩，异于中原一带的右衽），不用扣子，而用绳带系结，给人洒脱飘逸的印象。这些特点都明显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服饰。汉服有礼服和常服之分。从形制上看，汉服主要有“上衣下裳”制（裳在古代指下裙）、“深衣”制（把上衣下裳缝连起来）、“襦裙”制（襦，即短衣）等类型。其中，上衣下裳的冕服为帝王百官最隆重正式的礼服；袍服（深衣）为百官及士人常服，襦裙则为妇女喜爱的穿着。普通劳动人民一般上身着短衣，下穿长裤。
汉服很讲究配饰。头饰是汉族服饰的重要部分之一。古代汉族男女成年之后都把头发绾成发髻盘在头上，以笄固定。男子常常戴冠、巾、帽等，形制多样。女子发髻可梳成各种式样，并在发髻上佩带珠花、步摇等各种饰物，鬓发两侧饰博鬓，也有戴帷帽、盖头的。古汉服的鞋也是很讲究的，在传统绘画和戏曲中体现出来的履与其它民族的有很大不同，有的有很厚的鞋底， 鞋头往往有翘起的的装饰。佩剑也是古汉服的一部分，士人着正式服装往往有佩剑。
下面简介一下汉服的发展历史。
据说大约在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中国就产生了原始的农业和纺织业，开始用织成的麻布来做衣服，后来人们学会了养蚕和纺织，衣冠服饰日臻完备。黄帝时代冠冕出现，服饰制度逐渐形成。《史记》认为，华夏衣裳为黄帝所制，《史记·五帝本纪》中说：“黄帝之前，未有衣裳屋宇。及黄帝造屋宇，制衣服，营殡葬，万民故免存亡之难。”
夏商以后，冠服制度初步建立，西周时，逐渐完备。冠服制度是封建社会权力等级的象征，强调衣冠制度必须遵循古法，特别是作为大礼服的祭服和朝服，不能背弃先王遗制，故称法服。它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和封闭性。
西汉时期，服饰一直实行“深衣制”。深衣的特点为上衣和下裳相连，衣襟右掩，下摆不开衩，将衣襟接长，向后拥掩，垂及踝部。因其前后深长，故称深衣。
北魏孝文帝大力推行汉化政策，禁止穿鲜卑服装，一律改着汉服。
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布新律令，即著名的“武德令”，其中包括服装的律令，计有天子之服十四、皇后之服三、皇太子之服六、太子妃之服三、群臣之服二十二、命妇之服六。以上各类服装的配套方式和服用者对象及服用场合，《唐书·车服志》都有详细说明。
唐代冠服制度在武德令推行之后，也在不断修改完善。它上承周汉传统，从服装配套、服装质料、纹饰色彩等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系列，对后世冠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高宗李治初时，流外官和庶人可以穿一般的黄（如色光偏冷的柠檬黄等），至唐高宗中期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恐黄色与赭黄相混，官民一律禁止穿黄。从此黄色成为帝皇的象征。
1644年明朝灭亡后，清朝统治者为了削弱汉人的民族认同感，大力推行满族发型和满族服装，禁止人民穿戴汉族服饰，这使得汉服逐渐消亡。今天的旗袍、长衫、马褂都是以满族为主体的民族服饰的改良和发展而来。
辛亥革命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之后，人们的思想趋于西化，改穿西式服装，没有恢复汉服。
补服
在中国古代的服饰制度中，最能反映封建等级制度的，要数文武百官的官服了。各级的官员按照文武品级的不同，装饰在官服上的图案纹样也各不相同。透过这些形形色色的花纹图案，人们看到了古代官吏等级制度的缩影。
补服又称“补袍”或“补褂”，是一种缀有“补子”的中国古代官服。其形制比袍短，类似褂而长，袖端平，对襟，前后各缀有用金线、彩丝绣成的“补子”。补服是从明清时期开始出现的。明清时期的官员所用的补子都是以方补的形式出现的，制作方法有织锦、刺绣和缂丝三种。圆形补子为皇子、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皇亲贵族服用。
补子是官员的品级徽识。明代补服的补子是一块约40—50厘米见方的绸料，以素色为多，底子大多为红色，上面用金线盘成各种图案，再缝缀到官服上，胸背各一，表示品级。文官的补子绣有双禽，相伴而飞，而武官补子则绣单兽，或立或蹲。明代的文官官服的补子文武各分九等。
清代官服也缀有补子。补子的鸟兽纹样和等级与明代大同小异，只是与明代的补子相比，尺寸较小且纹饰简单。清代的补子前后成对，文官绣飞禽，武官绣猛兽。补子以青、黑、深红等深色为底，五彩织绣，色彩非常艳丽。清代对补子的规定是：一品，文鹤、武麒麟；二品，文锦鸡、武狮；三品，文孔雀、武豹；四品，文雁、武虎；五品，文白鹇、武熊；六品，文鹭鸶、武彪；七品，文鸂鶒、武彪；八品，文鹌鹑、武犀牛；九品，文练雀、武海马。此外，都御史、按察使等，均绣獬豸。
明清时期的补子是随着官职而存在的，因而受到朝廷的限制，不能大量制作。因此它有着极高的工艺价值和历史价值。
藏袍
藏袍是中国藏族的传统服式，有农、牧区之别，一般说来，农区藏袍讲究美观漂亮，牧区藏袍讲求实用温暖。
农区藏袍，一般以氆氇或毛哗叽等作料，在领子、袖口、襟和下摆镶上绸子、彩布等。其特点是：长袖、宽腰、肥大、超长。穿衣时，要把袍子先顶在头上，在腰间系一条或红、或蓝、或绿、或雪青色的腰带，垂下的部分稍低于膝盖。露出头后，腰部自然形成一个“大囊袋”，可以装入随身物品。夏天或劳动时，只穿左袖，将右袖从后面拉起搭在肩上，有的干脆脱下两只袖子束于腰间。女式夏袍不带袖子，内着绸子长袖衬衣，十分漂亮。农区藏袍典雅华贵，可直接用作舞台服装，不须任何雕饰。
牧区藏袍以皮袍为主，一般以不加面的板羊皮制成，男式在襟、袖口和底边镶上黑色平绒、灯芯绒或毛呢；女式在板皮边镶一圈五彩帮典料，再饰上红、蓝、绿等颜色花纹三至十条。牧区藏袍的特点和农区藏袍大同小异，所不同的是袍子更长，腰间的“囊袋”更大，随身可装木碗，“唐古”等物品，妇女们往往把小孩装在”囊袋”里面。牧区牧民睡眠时，将皮袍腰带解下系于底襟，再将袍领提至头顶，作为被袋使用。
裙子
裙子是一种围在腰部以下的服装，多为女子着装。
裙装是下装的两种基本形式（另一种是裤装）。它是人类最早的服装。因其通风散热性能好，穿者方便，行动自如，样式变化多端诸多优点而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其中以妇女和儿童穿着较多。我国维吾尔族妇女一年四季都穿裙。
按照裙子的长度可分为：长裙（裙摆在小腿中以下），中裙（裙摆在膝盖至小腿中部），短裙（裙摆在膝盖以上至大腿中部），迷你裙（裙摆在大腿中部以上）。
在远古时代，人们用兽皮树叶围在腰间，这便是最早的裙子，同时也是人类最早的服装。东汉末年刘熙撰写的《释名·释衣服》上说：“裙，群也，即把许多小片树叶和兽皮连接起来。”
传说，最早是黄帝制定了“上衣下裳”的制度。裳便是裙子的一种样式，到后来，“裳”才统指下装。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普遍着深衣，上衣与下裳相连。
从汉代开始，裙子便在妇女中流传开来，裙子的样式逐渐接近现在的样式。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完整的裙子实物，它是用4幅素绢拼制而成的，上窄下宽，呈梯形，裙腰也用素绢为之，裙腰的两端分别延长一截，以便系结。整条裙子不用任何纹饰，称“无缘裙”。
魏晋以后，裙子的式样不断增多，除了普通的长裙之外，还有绛色纱复裙、丹碧纱纹双裙、紫碧纱纹双裙、丹纱杯文罗裙等名目。两晋十六国时期，流行起“间色裙”。裙子是六朝时富贵子弟的常见装束，有“裙屐少年”之称。
隋唐时期，裙子更加风行，有的裙子增加了裙幅，使裙子更加蓬然丰满。裙子被各个阶层的女士所钟爱，“裙钗”也就成了妇女的代称。隋代的裙子样式基本承袭南北朝时的风格，曳地的长裙在隋代特别受欢迎，间色裙在这个时期依然为人们所采用。唐代的裙子长度，与前代相比有明显的增加。唐代的女装主要由裙、衫、帔三件组成。裙长曳地，肩上再披着长围巾一样的帔帛。
宋代的裙子色彩以素雅为主，裙身仍然很宽。宋代士庶妇女出行，喜欢骑驴，《清明上河图》中就绘有乘驴出行的妇女。为了乘骑的方便，妇女多穿一种前后开衩的“旋裙”。旋裙最初多用于女妓，后来逐渐流传开来，并成为士庶妇女的一种服装。至于宫廷嫔妃，则穿一种前后相掩的长裙，走起路来裙裾扫地，名谓“赶上裙”。
明代恢复了汉族习俗，裙子形制仍然保存着唐宋时的特色。明代流行褶裥长裙，并规定民间妇女只能用紫色、桃红、绿色等浅淡颜色。但花式繁多，品种各异，有的裙子和现代人穿着的裙子已无多大区别。
清代，由于清朝贵族的压迫，汉族“上衣下裳”的制度被破坏，裙子退出男装领域，但广大汉族妇女仍沿袭明朝的服装。清朝后期穿裙子的减少。
近代，西式裙传入我国，成为人们日常穿着的重要服装，取代了以前传统的裙子。
长袍
长袍是清代民间较普遍穿用的一种服饰。
长袍有单袍、夹袍和棉袍之分，单袍俗称“大褂”。民间流行的长袍与正宗皇室的长袍有很大区别，长袍的式样是右大襟式，左右两开禊，而皇室的长袍则是四开禊。
长袍在其流行的过程中有较大的演变。清朝初期的长袍又肥又大，长及脚面，并且没有领子。穿时，须另加领衣，俗称“一裹圆”。此种服饰为清代官吏经常使用，无禊，后来成为一般平民所穿用的袍服。
清朝晚期的长袍又短又瘦，并且加上了立领。长袍大襟所遮住的部分称为“掩襟”，有长掩襟也有半掩襟。最初，长袍上都不带口袋。
民国以后，在长袍的掩襟上普遍安有一个口袋，便于盛放手绢等小物品（没有口袋时，手绢等小物品一般是放在左袖口内，走路的时候左手不垂放下来或是用手牵着袖口）。
旧时，无论是商人、官僚、文人，还是平民百姓，只要稍有些“脸面”的人，长袍是必备的服饰之一，它既充当了礼服，又是日常生活中所不可或缺的服饰之一。在商人中间，凡是属于“大同事”级别的人（相当于高级售货员或售货员中的领导者）在站门市时都穿毛料（在清朝末期，毛料被称为“巴岦哔叽”，大多从南洋流传进来）和绸缎的长袍，颜色以蓝、灰为主。在一些重要的节日及重要的场合，更讲究穿用长袍。
20世纪50年代中期，长袍逐步匿迹。
马褂
马褂是一种穿在袍服外面的对襟短褂，衣长至脐，袖仅遮肘，主要是为了便于骑马，故称为“马褂”。
清初，只限于八旗士兵穿用。直到康熙雍正年间，才开始在社会上流行，并发展成单、夹、纱、皮、棉等服装，成为男式便衣，士庶都可穿着。之后更逐渐演变为一种礼仪性的服装，不论身份，都以马褂套在长袍之外，显得文雅大方。
马褂的样式有琵琶襟、大襟、对襟三种。琵琶襟马褂，因其右襟短缺，又叫缺襟马褂，穿上它可以行动自如，常用作出行装。大襟马褂，则将衣襟开在右边，四周用异色镶边，一般作常服使用。对襟马褂，其服色在各个时期有多种变化：初为天青色，至乾隆中期，又尚玫瑰紫，后又推崇深绛色（人称“福色”），到了嘉庆年间，则流行泥金及浅灰色。大袖对襟马褂可代替外褂而作为礼服穿着，颜色多用天青色，大小官员在谒客时常穿此服，因其身长袖窄，也称作“长袖马褂”。
马褂中有一种颜色不能随便使用，那就是黄色。黄马褂，是皇帝特赐的服装。穿着这种马褂的人，主要有三类：一是随皇帝“巡幸”的侍卫，称为“职任褂子”；二是行围校射时，中靶或获猎多者，称为“行围褂子”；三是在治事或战事中建有功勋者，称为“武功褂子”，这些人还要被载入史册。只有这种御赐的马褂才可以随时穿着。
由于时代不同，马褂的用料、颜色、缀饰也有差别。乾隆时曾流行毛朝外的皮马褂，均用珍贵裘皮，非一般人所能置。辛亥革命后，政府曾把黑马褂、蓝长袍定为礼服，长袍马褂一度流行全国。20世纪40年代后逐渐减少。
旗袍
旗袍是我国一种富有民族风情的妇女服装，由满族妇女的长袍演变而来。由于满族称为“旗人”，故将其称为“旗袍”。
中国年轻女性的身材较之西方年轻女性，一般更显纤细、秀丽的曲线美，而线条简洁流畅、风格单纯又雍容华贵的旗袍，其最大优点正在于它能恰如其分地呈现出这种中国女性胴体的曲线美。它在符合中国年轻女性的审美需求同时，也因制作上省工省料，着装又很方便的优点，从而显出蓬勃的生命力。经过不断改良后的旗袍，几乎成为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旗袍这种能显示中国女性曲线美和风格美，融满汉文化于一体，又注意吸收外来养料的服装，又进一步升温。那开衩甚高，最高可至大腿根部的新式旗袍，随着女性步履的轻移、袍衩的时开时合，大腿的隐而不露，更显出一种既含蓄又开放的飘逸悠然的动态美。在我国百花争艳的服苑中，旗袍这朵绚丽的香花，必将更吐馨香。
中山装
以孙中山命名的中国男用套装。1919年，孙中山请上海亨利服装店将一套陆军制服改成便装。这套便装在保留军服某些式样的基础上，吸取了中式服装和西装的优点，显得精练、简便、大方，这种便装式样很快流传，经过不断修改，发展成中山装，并成为中国男子普遍穿用的服装。
中山装的最初款式：上衣为立领、前门襟、9粒明扣，4个压爿口袋，背面有后过肩、暗褶式背缝和半腰带。1922年中山装改为立翻领、7 粒扣，下口袋为老虎袋。后又改成现在的款式：上衣为立翻领，有风纪扣；衣身三开片，前门襟，5粒明扣；4个贴袋，各有袋盖及1 粒明扣，上为平贴袋，下为老虎袋，左右对称；左上袋盖靠右线迹处留有约3厘米的插笔口。高档中山装，在袖口部位有3粒饰扣。与中山装配套的裤，一般采用同料同色的西式裤。
肚兜
肚兜也叫“肚腰”，是关中和陕北传统的贴身服饰。它由明清时期的一种内衣抹胸演变而成，不分男女均可穿着。成年人肚兜贴身不外露，小孩在热天露在外面显得天真烂漫。
肚兜的形状像背心的前襟，一般为菱形，只有前片，后背袒露，上有带，穿时套在颈间，腰部另有两条带子束在背后，下面呈倒三角形，遮过肚脐，达到小腹。肚兜的材质以棉、丝绸居多。系束用的带子并不局限于绳，富贵之家多用金链，中等之家多用银链、铜链，小家碧玉则用红色丝绢。
肚兜的实用价值是避免肚子着凉。人的肚子，特别是肚脐四周很容易受风着凉感寒肚疼拉肚子的，是人体致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对肚子，尤其是对肚脐的保护特别重视。
一般在婴儿尚未出生前，家人就早准备了又细又柔软的布料，为婴儿做好几件小肚兜。这也是原始而又朴素的防风寒的最好办法。我国潮汕人习惯从小孩到中年、直至老年人都系着肚兜。
成年人的肚兜是用布料做成夹层带有口袋的半月形的肚兜。肚兜的袋子可以装上东西，如手帕之类的日用品。大多成年人用来装上银元、铜镭等钱物，当作贴身钱袋，走起路来发了微微的“叮吟”声；小孩却用来装上心爱的小玩物，挤得肚子鼓鼓囊囊的。
小孩肚兜的外面用料多为红布，成人多为黑布，里子多用白布。向外的面料上绣有五颜六色的各种图案，如小孩肚兜上绣有虎头像、“五毒”图案，大人以此寄托孩子健康成长。新婚夫妇肚兜上绣有鸳鸯戏水，象征夫妻恩爱。临潼地区肚兜图案多用蛤蟆，成为女娲氏后代子孙的护身符，同时是生殖崇拜的象征。在西府大荔、合阳地区，肚兜呈葫芦状。葫芦、南瓜曾是农耕先民的主食之一，加之多籽，象征多子多福。
秋冬时节所用的肚兜，通常为双层，内纳棉絮，以利于腹部的保暖；老年人所用的肚兜，有时还贮有姜桂、康香等药物的粉末，以防腹疾。
“石榴裙”
“拜倒在石榴裙下”是一句比喻男子对风流女性崇拜倾倒的俗语。这句俗语的产生与唐明皇和杨贵妃有关。
据说杨贵妃很喜欢石榴，为此，唐明皇在华清宫附近种了不少石榴供她观赏。唐明皇爱看杨贵妃酒后的醉态，常把贵妃灌醉以观赏她那妩媚之态。而石榴是可以醒酒的，故在观赏之后，唐明皇常剥石榴喂到杨贵妃口中。朝中大臣对此很是看不过去，对杨贵妃怨言日生，杨贵妃为此很不高兴。
一天，唐明皇邀群臣宴会，请杨贵妃弹曲助兴。杨贵妃在曲子奏到最精彩动听之时，故意把一根弦弄断，使曲子不能弹奏下去。唐明皇忙问是什么原因，杨贵妃乘机说，因为听曲的臣子对她不恭敬，司曲之神为她鸣不平，故把弦弄断了。唐明皇很相信她的话，于是降下旨意：以后无论将相大臣，凡见贵妃均须行跪拜礼，否则格杀不赦。从此，大臣们见到杨贵妃都诚惶诚恐地拜倒在地。
因为杨贵妃平日总喜欢穿绣有石榴的裙子，所以那些大臣私下都用“拜倒在石榴裙下”的话来开玩笑。
八大菜系
中国菜肴素有四大风味和八大菜系之说。四大风味是：鲁、川、粤、淮扬。八大菜系一般是指：鲁菜、川菜、湘菜、苏菜、浙菜、徽菜、粤菜和闽菜。
1．鲁菜
鲁菜即山东风味菜，调味极重、纯正醇浓，少有复杂的合成滋味，一菜一味，尽力体现原料的本味。其另一特征是面食品种极多，小麦、玉米、甘薯、黄豆、高粱、小米均可制成风味各异的面食，成为筵席名点。山东著名风味菜点有：炸山蝎、德州脱骨扒鸡、原壳扒鲍鱼、九转大肠、糖醋黄河鲤鱼等。
2．川菜
川菜即四川地方菜，主要特点在于味型多样，变化精妙。辣椒、胡椒、花椒等是主要调味品，不同的配比，化出了麻辣、酸辣等各种味型，无不厚实醇浓，具有“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特殊风味。其中最负盛名的菜肴有：干烧岩鲤、鱼香肉丝、怪味鸡、宫保鸡丁、粉蒸牛肉、麻婆豆腐、夫妻肺片、灯影牛肉、龙抄手等。
3．湘菜
湘菜即湖南菜，其制作精细，用料广泛，品种繁多，其特色是油多、色浓，讲究实惠。在品味上注重香酥、酸辣、软嫩。湘西菜擅长香酸辣，具有浓郁的山乡风味。湘菜历史悠久，早在汉朝就已经形成菜系，烹调技艺已有相当高的水平。著名菜点有：东安子鸡、腊味合蒸、冰糖湘莲、发丝牛百页、火宫殿臭豆腐、换心蛋等。
4．苏菜
苏菜即江苏地方风味菜，主要包括南京菜、苏锡菜和徐州菜等地方菜系。南京菜烹调擅长炖、焖、叉、烤，特别讲究七滋七味（即酸、甜、苦、辣、咸、香、臭；鲜、烂、酥、嫩、脆、浓、肥），善制鸭馔。苏锡菜注重保持原汁原味，花色精细，时令时鲜，甜咸适中，酥烂可口。徐州菜口味鲜咸适度，五味兼崇，注意“食疗、食补”作用。
5．浙菜
浙江菜具有色彩鲜明，味美滑嫩，脆软清爽，菜式小巧玲珑、清俊秀丽的特点。它以炖、炸、焖、蒸见长，重原汁原味。浙江点心中的团子、糕、羹、面点品种多，口味佳。名菜名点有龙井虾仁、西湖醋鱼、炸响铃、咸菜大汤黄鱼、冰糖甲鱼、蜜汁灌藕、嘉兴粽子、宁波汤团、湖州千张包子等。
6．徽菜
徽菜风味包括皖南、沿江、沿淮之地的菜点特色。皖南菜讲究火功，善烹野味，量大油重，朴素实惠，保持原汁原味；不少菜肴都是取用木炭小火炖、煨而成，汤清味醇，原锅上席，香气四溢。沿江菜以烹制河鲜、家畜见长，讲究刀工，注意色、形，善用糖调味，尤以烟熏菜肴别具一格。沿淮菜讲究咸中带辣，汤汁色浓口重，亦惯用香菜配色和调味。著名风味菜有：无为熏鸭、毛峰熏鲥鱼、石耳炖鸡、云雾肉、绿豆煎饼、蝴蝶面等。
7．闽菜
闽菜历来以选料精细，刀工严谨，讲究火候、调汤、佐料，和以味取胜而著称。其烹饪技艺，有四个鲜明的特征，一是采用细致入微的片、切、剞等刀法，使不同质地的原料，达到入味透彻的效果。故闽菜的刀工有“剞花如荔，切丝如发，片薄如纸”的美誉。
8．粤菜
粤菜选料广泛、新奇且尚新鲜，菜肴口味尚清淡，味别丰富，讲究清而不淡，嫩而不生，油而不腻，有“五滋”（香、松、软、肥、浓）、“六味”（酸、甜、苦、辣、咸、鲜）之别。时令性强，夏秋讲清淡，冬春讲浓郁，有不少菜点具有独特风味。著名的菜点有：鸡烩蛇、龙虎斗、烤乳猪、东江盐焗鸡、白灼基围虾、烧鹅、蚝油牛肉、沙河粉等。
孔府宴
孔府是孔子诞生和其后人居住的地方，是典型的中国大家族居住地和中国古文化发祥地。孔府既举办过各种民间家宴，又宴迎过皇帝、钦差大臣，各种宴席无所不包，集中国宴席之大成。孔子认为“礼”是社会的最高规范，宴饮是“礼”的基本表现形式之一。孔府宴礼节周全，程式严谨，是古代宴席的典范。
孔府宴集全国各地之精华，汇鲁菜之大成，其特点是色、香、味、形、名、料等俱佳。孔府宴分三六九等，宴席讲究排场和华贵。
第一等是招待皇帝和钦差大臣的“满汉宴”，是满、汉国宴的规格。一席宴，光餐具就有404件。大部分是象形餐具，有些餐具的名就是菜名，而且每件餐具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为盖，中层放菜，下层放热水。满汉宴要上菜196道，全是名菜佳肴，如满族的“全羊带烧烤”，汉族的驼蹄、熊掌、猴头、燕窝、鱼翅等。另外，还有全盒、火锅、汤壶等。
第二等是平时寿日、节日、婚丧、祭日和接待贵宾用的“鱼翅四大件”和“海参三大件”宴席。菜肴随宴席种类而定，什么席，首个大件就上什么；大件之后还要跟两个配伍的行件。
鱼翅四大件：开始先上八个盘（干果、鲜果各四），而后上第一个大件鱼翅，接着跟两个炒菜行件；第二个大件上鸭子大件，跟两个海味行件；第三个大件上鲑鱼大件，跟两个淡菜行件；第四个大件上甘甜大件，如苹果罐子，后跟两个行菜，如：冰糖银耳、糖炸鱼排。过一会儿，上两盘点心，一甜一咸。接着再上饭菜四个（四个瓷鼓子），如果上一品锅，可代替四个瓷鼓子。因为锅内有四样白松鸡、南煎丸子加油菜、栗子烧白菜、烧什锦鹅脖。在后四个素菜，紧跟四碟小菜，最后上面食。
海参三大件，也是先上八盘干鲜果，然后上海参大件，第二、三个大件是神仙鸭子、花篮鲑鱼（俗称季花鱼）或诗礼银杏。每个大件也要跟两个行菜，如粹活虾、炸熘鱼、三鲜汤等，饭菜仍是四个，如元宝肉、黄焖鸡等。如果是燕席四大件，就要有带烧烤的菜了。如烤鸭、烤猪、绣球鱼翅、珍珠海参、玉带虾仁等。在饭菜方面，秋天是菊花火锅，两火锅一荤一素，冬天是杂烩火锅、什锦火锅和一品锅。
孔府宴，是吸取了全国各地的烹调技艺而逐渐形成的，孔府的内眷多来自各地的官宦的大家闺秀，她们常从娘家带着厨师到孔府来。数百年来孔府宴不断翻新，流传至今。
近年挖掘又创新上市的孔府菜有一品海参、把儿鱼翅、霸王别姬、雪里闷炭、熊猫闹银杏、桂花金枣、虎卧尼山、玉笔虾仁、八仙过海闹罗汉、八宝花篮、福寿燕菜、孔门干肉、珍珠海参、鸡蓉干贝、鸳鸯鸭子、乌云托月、猴头扒鸡、雪中藏炭等。
山珍海味
山珍海味，是产自山野和海洋的名贵珍稀食品，是食物中的精品的部分。 人们历来把“山珍海味”视为美食，并把“山珍海味”分为八珍。
八珍，是中国饮食业对八种珍贵的烹饪原料及其制成的食品的称谓，历代有不同的内容。最早出现在周代，有“珍用八物”的说法。元代以后，山珍海味的内容逐渐以八珍的形式固定下来。明清以后，海味逐渐列入佳肴，出现了海八珍和山八珍。现代，人们又将山珍海味的海味原料分为上、中、下八珍。
“上八珍”：猩唇、驼峰、猴头（菇）、熊掌、燕窝、凫脯（野鸭）、鹿筋、黄唇胶（亦是干鱼鳔的一种）。“上八珍”又有说是：猩唇、燕窝、驼峰、熊掌、豹胎、鹿筋、蛤士蟆（雪蛤）、猴头（菇）。
“中八珍”：鱼翅、明骨（鲨鱼或鲟鱼脆骨）、龙鱼肠（北京称“鱼筋”）、大乌参、广肚（鳘鱼肚等）、鲍鱼，干贝（瑶柱）、鱼唇。“中八珍”又有说是：鱼翅、银耳（雪耳）、果子狸、花胶鱼肚、鲥鱼、蛤士蟆（雪蛤）、鱼唇、裙边（水鱼裙或山瑞裙）。
“下八珍”：海参、龙须菜（发菜）、大口蘑（蘑菇）、竹笙、赤鳞鱼、干贝（瑶柱）、蛎黄（鲜蚝）、乌鱼蛋。“下八珍”又有说是：川竹笋、竹笙、银耳（雪耳）、猴头（菇）、裙边（水鱼裙或山瑞裙）、鱼唇、乌鱼蛋（墨鱼卵）、果子狸。
除此之外，如鱼皮、鲍鱼、飞龙鱼等也属于名贵的山珍海味。
在过去很漫长的一个时期内，吃肉、天天吃肉是统治者和有钱人的专利，也是穷人们的梦想和企盼。所以过去山珍海味所指的食物多为野生动物，尤其是上八珍，几乎都是以野生动物的一些含脂肪量高的东西作为烹饪原料。这些烹饪原料比较稀少，要取食就必须大量宰杀动物，从保护生态平衡角度来言已经不适应人们去享用了。
中八珍以海味为主，其营养成分甚高，资源比较丰富，很适合当代人的美食口味。不过果子狸身上带有一种病菌基因，已被国家纳入禁用食物。鱼翅含汞过高，也不宜食用。
下八珍以山野菌植物和优质深海水产品为烹饪原料，一直深受广大普通人的青睐。
中国人常以吃山珍海味来标榜自己的身份，其实，“山珍海味”无论其氨基酸含量构成比例，还是维生素、无机盐或微量元素等，都没有什么特别高的营养价值。例如燕窝，它是金丝燕由体内半鲜花物混合唾液胶结而成，其蛋白质含量不如同等质量的蟹肉；其脂肪含量也不如同等质量的肉类、大豆等。
此外，在加工干制过程中，山珍海味一般多经晾晒、焙干、脱水或腌制等工序，其间营养成分又不断遭到破坏。因此，盲目追求“山珍海味”是得不偿失的。
馒头
馒头是一种把面粉加水、糖等调匀，发酵后通过蒸笼蒸熟而成的食品，成品外形为半球形或长条。
明人郎瑛《七修类稿》记：“馒头本名蛮头，蛮地以人头祭神，诸葛之征孟获，命以面包肉为人头以祭，谓之‘蛮头’，今讹而为馒头也。”
自诸葛亮以馒头代替人头祭泸水之后，馒头刚开始就成为宴会祭享的陈设之用。晋束晰《饼赋》：“三春之初，阴阳交至，于时宴享，则馒头宜设。”春初是阴阳交泰之际，祭以馒头，为祷祝一年之风调雨顺。当初馒头都是带肉馅的，而且个儿很大。
晋以后，有一段时间，古人把馒头也称作“饼”。凡以面揉水作剂子，中间有馅的，都叫“饼”。《名义考》：“以面蒸而食者曰‘蒸饼’，又曰‘笼饼’，即今馒头。”《集韵》：“馒头，饼也。”
唐以后，馒头的形态变小。宋时馒头成为食用的点心。馒头成为食用点心后，就不再是人头形态。因为其中有馅，于是就又称作“包子”。猪羊牛肉、鸡鸭鱼鹅、各种蔬菜都可作包子馅。同时仍然叫“馒头”。
唐宋后，有了无馅馒头。《燕翼诒谋灵》：“今俗屑面发酵，或有馅，或无馅，蒸食之者，都谓之馒头。”元无名氏《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记有当时馒头的发酵方法。不管有馅无馅，馒头一直担负祭供之用。
至清代，馒头的称谓出现分野：北方谓无馅者为馒头，有馅者为包子，而南方则称有馅者为馒头，无馅者为“大包子”。清代扬州的小馒头很有名。
馒头的称谓，至今仍很混乱。如北方称无馅的为“馍”、“卷子”，也有称作“包子”的。南方称有焰的为“面兜子”、“汤包”等。
小笼包
小笼包又称灌汤包子，顾名思义，其讲究的就是那一口包着的汤汁。小笼包的制作要点是皮薄、馅鲜、汤浓。
灌汤包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的北宋时期。北宋时期，在都城东京汴梁，出现了在历史上享有“东京第一美食”之称的灌汤包子，当时它叫“玉楼梅花包子”或“灌浆馒头”，包子中的汤汁滋味奇绝，令食客食而不忘，频频回味。
到了清代，扬州地方的灌汤包子非常出名。清嘉庆年间，甘泉（扬州）人林兰痴的《邗上三百吟》中有一首描述“灌汤肉包”的诗将灌汤包子的制作过程说得很清楚：“春秋冬日，肉汤易凝。以凝者灌于罗磨细面之中，以为包子，蒸熟则汤融而不泄。扬州茶肆，多以此擅长。”接着，林兰痴还赋诗一首：“到口难吞味易尝，团团一个最包藏。外强不必中干鄙，执热须防手探烫。”诗虽一般，倒也把汤包内藏热汤、“到口难吞”、容易烫手的特点写出来了。
历史发展到今天，汤包的制作技术当然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品种也有增加。自从有了电冰箱，汤包可以一年四季制作，再也不必依靠“春秋冬日”的低气温来使“肉汤”凝固制成馅心了。
从地域上区分，小笼包可分为南北两大派别。在北方，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天津的“狗不理”，其馅料、造型都独成一派，据说还得到过“老佛爷”慈禧太后的称赞。除此之外，比较有特色的应属开封的灌汤小笼包。它秉承了有“东京第一美食”之称灌汤包子的许多优点，其用料考究、制作精细，“静观似菊花，夹起像灯笼，吃起满口香”。开封灌汤小笼包在原来单一口味的基础上，创制出了多种口味，形成了其最具特色的什锦包子宴。在南方，小笼包各地也略有不同。广东的“水晶包”，晶莹如玉；上海的“白玉兰”，形状较大，肉嫩汤浓；镇江的小笼包，面皮薄的能看得见里面的馅料；扬州的小笼包，皮薄如纸，品种丰富。
吃灌汤包的过程是很有意思的，需要一点“技术”才行。开封人吃灌汤包的口诀是：“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喝汤，细细嚼，满口香”。就是说，包子端上来，热气腾腾，软软地塌在小笼里，你要用筷子轻轻的夹住包子中间的部分往上提，包子即由扁变圆，即所谓的“端上来像菊花，提起来像灯笼”。然后轻轻的在包子的边缘咬开一个小口，嘴唇在舌头的帮助下将其中的鲜美汤汁一饮而尽，尔后再品尝包子的美味。
窝窝头
窝头一词，在旧中国一直是“贫穷”的代名词。过年讲究吃饺子，但贫穷人家吃不起，只有吃窝头过年。过去有一副对联写道：“人过新年，二上八下；我辞旧岁，九外一中”。上联指包饺子，两个大拇指在上边，其它八个指头在下托着；下联则是捏窝头的动作，一个指头在窝头眼内。
做窝头的粮食，叫杂和面。因为不光是玉米面（即棒子面），还有小米面和黄豆面，故称“杂和”。杂和面先要用开水烫熟，然后分成分量适中的剂子。捏制窝头时一个大拇指在里，九个指头朝外，捏一圈，将面剂捏成中间空、头尖底大的塔形，上笼蒸熟。所以窝头又被人们戏称为“黄金塔”或“九外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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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所说的小窝头是清代的一种宫廷御膳小吃。它的出现源于一个历史故事。据说庚子事变，西太后落荒而逃，走到昌平，饿极了吃了一块乡民的窝头，之后念念不忘。回到北京点着要吃窝头。御厨们绞尽脑汁，用玉米粉加黄豆粉、白糖，制成形状极小，一口能吃一个的小窝头。加白糖和碱面是为了蒸出的窝头松软甜味。慈禧果然爱吃，于是小窝头就成了宫廷御膳，后来传入民间。如今北海仿膳卖的即是这种小窝头。
现在的窝头已经不是当初人们解饿用的玉米面疙瘩，它已成为一种点心，松软香甜，甚至根本吃不出是用玉米面做的。
筷子
筷子，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据说，世界上共有三种吃东西的方式，直接用手拿的占40%，用筷子的占30%，用刀叉的也占30%。
筷子看起来只是非常简单的两根小细棒，但它有挑、拨、夹、拌、扒等功能，且使用方便，价廉物美。筷子也是当今世界上一种独特的餐具。凡是使用过筷子者，不论华人或是老外，无不钦佩筷子的发明者。
远古时代，人们吃食物是用手抓，但在有了火，有了烹饪后，吃烫热的食物时，就用木棍来佐助，天长日久，人们便练就了用木棍取食物的本领，这就是人们使用筷子的由来。
《礼记·典礼上》有“饭黍以筋”、“羹之菜者用挟”之说；《史记》中有“纣为象箸，而箕子唏”的记载，这是筷子最早的文字记载。由此可见，筷子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的商纣之前，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在先秦文献中把筷子称为“箸”，隋朝时期，筷子又被称为“筋”。
明代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述，因“箸”与“住”同音，古人十分忌讳，“舟行讳住”，“住”即为停止之意，乃不祥之语，便反其意而称之为“快”，其称呼是希望行船时一路顺风，反映出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
“快”又大多以竹制成，大约在宋代以后，人们又在“快”字上又加了个“竹”字头，这就成了现在的“筷”字了。
筷子的种类很多，春秋时期有牙筷、玉筷，秦汉时期有古朴庄重的铜筷、铁筷，盛唐时有富丽堂皇的漆筷、金筷、银筷、象牙筷等。发展至今，筷子的种类更是层出不穷，筷子的色彩、图案、造型也是五彩纷呈。
中国人使用筷子用餐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日常生活中使用筷子也是非常讲究的。一般来说，正确的使用方法是用右手执筷，大拇指和食指捏住筷子的上端，另外三个手指自然弯曲扶住筷子，并且筷子的两端一定要对齐。使用筷子时忌食指伸出；忌把筷子的一端含在嘴里嘬；忌用筷子敲击盘碗；忌用筷子在菜盘里扒拉、翻找；忌用一只筷子去插盘子里的菜品，也不能为了方便省事把一副筷子插在饭中递给对方等等。
筷子，作为中国饮食文化的内容之一，早在唐以前就传到了亚洲各国，特别是日本和东南亚。现在，全世界有15亿以上的人使用筷子，中国人发明的筷子，已成了当今世界风格独具的重要餐具。
火锅
火锅，古称“古董羹”，因投料入沸水时发出的“咕咚”声而得名。它是中国独创的美食，历史悠久。
浙江等地曾出土5000多年前的与陶釜配套使用的小陶灶，可以很方便地移动，可以算是火锅初级形式。北京延庆县龙庆峡山戎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春秋时期青铜火锅，有加热过的痕迹。
奴隶社会后期，出现了一种小铜鼎，高不超过20厘米，口径15厘米左右。有的鼎与炉合二为一，即在鼎中铸有一个隔层，将鼎腹分为上下两部分，下层有一个开口，可以送入炭火，四周镂空作通风的烟孔。有的鼎腹较浅，鼎中间夹一炭盘，人们称这种类型的鼎为“温鼎”，它小巧便利，可以说是一种较好的火锅了。
汉代出现一种称为“染炉”、“染杯”的小铜器，构造分为三部分：主体为炭炉；上面有盛食物的杯，容积一般为250至300毫升；下面有承接炭火的盘。可以推断这就是古代单人使用的小火锅。
《魏书》记载，三国时代，曹丕代汉称帝时，已有铜制的火锅出现，但当时并不流行。三国时代的“五熟釜”，就是分有几格的锅，可以同时煮各种不同的食物，和现今的“鸳鸯锅”，可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到了南北朝时期，人们使用火锅煮食就逐渐多起来了。
唐宋时，火锅开始盛行，官府和名流家中设宴，多备火锅。到北宋时代，火锅的食法在民间已常见，汴京开封的酒馆，冬天已有火锅应市。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食谱中，便有其同友人吃火锅的介绍。
元代，火锅流传到蒙古一带，用来煮牛羊肉。到了清代，各种涮肉火锅已成为宫廷冬令佳肴。清宫御膳食谱上有“野味火锅”，用料是山雉等野味。乾隆皇帝吃火锅成癖，他曾多次游江南，每到一地，都备有火锅。相传，他于嘉庆元年正月在宫中大摆“千叟宴”，全席共上火锅1550多个，应邀品尝者达5000余人，成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火锅盛宴。
火锅最初流行于我国寒冷的北方地区，人们用来涮猪、牛、羊、鸡、鱼等各种肉食，后来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日益发达，烹调技术进一步的发展，各式的火锅也相继闪亮登场。著名的如广东的海鲜火锅；苏杭一带的菊花火锅；云南的滇味火锅；湘西的狗肉火锅；重庆的毛肚火锅；北京的羊肉涮锅等。
火锅不仅是美食，而且蕴含着不少饮食文化的内涵，为人们品尝时倍添雅趣。如东北人招待贵客时，火锅里的菜摆法颇有规矩：前飞后走，左鱼右虾，四周轻撒菜花。即飞禽类肉放在火锅对炉口的前方，走兽类肉放于火锅后边，左边是鱼类，右边是虾类，各种菜丝稍许放一些。若对待不速之客，则把两个特大肉丸子放在火锅前边，后边是走兽类肉，示意你离去。台湾客家人多在大年初七这天吃火锅，火锅用料有七样菜是少不了的，即芹菜、蒜、葱、芫荽、韭菜、鱼、肉，这分别寓意：勤快、会算、聪明、人缘好、长久幸福、有余、富足。
茶道
茶道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也被认为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它是茶艺与精神的结合，并通过茶艺表现精神。茶道兴于中国唐代，盛于宋、明代，衰于清代。
早在我国唐代就有了“茶道”这个词，《封氏闻见记》中说：“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
中国茶道的主要内容讲究五境之美，即茶叶、茶水、火候、茶具、环境。茶道要遵循一定的法则。唐代为克服九难，即造、别、器、火、水、炙、末、煮、饮。宋代为三点与三不点品茶，“三点”为新茶、甘泉、洁器为一，天气好为一，风流儒雅、气味相投的佳客为一。
在中国茶道的发展历程中，佛教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唐朝寺院僧众念经坐禅，皆以茶为饮，清心养神。唐代《封氏闻见录》载：“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伽，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唐诗人杜牧的诗句：“今日鬓丝禅塌畔，茶烟轻扬落花风。”生动描写了老僧煮茶时闲静雅致的情景。
饮茶在大小寺庙的风行，僧人加强对茶叶采制的研究，于是出现历代名山大川寺庙出名茶的现象。如碧螺春，产自江苏洞庭山的碧螺峰，原名“水月茶”，最先由洞庭山水月院山僧制得。武夷岩茶，为武夷寺禅僧制作的最佳。君山银针产于君山白鹤寺。
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的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古书记载唐宋的古寺都设有“茶堂”、“茶寮”，僧人们都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切磋经论，招待施主宾客，啜饮香茗。寺院崇尚饮茶、种茶的同时，将佛家清规、饮茶读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融为一体，“茶佛不分家”、“茶禅一体”由此产生。
茶道与禅有相通之道，均在主体感受，非深味而不可。饮茶需心平气静，讲究井然有序地啜饮，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清净、安逸。
宋人对茶饮在修身养性中的作用已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宋徽宗赵佶是一个茶饮的爱好者，他认为茶的芬芳品味，能使人闲和宁静、趣味无穷：“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知矣……”
南宋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日本僧人荣西首次将茶种从中国带回日本，从此日本开始遍种茶叶。
中国茶道并没有仅仅满足于以茶修身养性的发明和仪式的规范，而是更加大胆地去探索茶饮对人类健康的真谛，创造性地将茶与中药等多种天然原料有机地结合，使茶饮在医疗保健中的作用得以大大地增强，并使之获得了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就是中国茶道最具实际价值的方面，也是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重视和喜爱的魅力所在。
中国茶道的发展历程中，涌现了许多茶叶著作。自唐代陆羽的《茶经》到清末程雨亭的《整饬皖茶文牍》，专著共计100多种 。《茶经》是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陆羽被尊为茶圣。
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茶不但对经济起了很好的作用，成了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而且逐渐形成了灿烂夺目的茶文化，成为社会精神文明的一颗明珠。
碧螺春
碧螺春是我国名茶的珍品，以形美、色艳、香浓、味醇“四绝”闻名于中外。碧螺春始于何时，名称由来，说法颇多。清代王彦奎《柳南随笔》记载：清圣祖康熙皇帝，于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春，第三次南巡车驾幸太湖。巡抚宋荦从当地制茶高手朱正元处购得精制的“吓煞人香”进贡，帝以其名不雅驯，题之曰“碧螺春”。这即是碧螺春雅名由来的故事之一。后人评曰，此乃康熙帝取其色泽碧绿，卷曲似螺，春时采制，又得自洞庭碧螺峰等特点，钦赐其美名。从此碧螺春遂闻名于世，成为清宫的贡茶了。
碧螺春产于江苏省苏州市太湖洞庭山。洞庭分东、西两山，洞庭东山是宛如一个巨舟伸进太湖的半岛，洞庭西山是一个屹立在湖中的岛屿。两山气候温和，太湖水气升腾，雾气悠悠，空气湿润，土壤呈微酸性或酸性。加之质地疏松，极宜于茶树生长。
碧螺春采制技艺高超，采摘有三大特点：一是摘得早，二是采得嫩，三是拣得净。每年春分前后开采，谷雨前后结束，以春分至清明采制的茶品质最为名贵。这种茶一芽一叶初展，叶形卷如雀舌，称为“雀舌”。历史上曾有500克干茶采9万颗左右芽头的纪录，可见茶叶之幼嫩，采摘功夫之深非同一般。
碧螺春的品质优异，其品质特点是：条索纤细、卷曲成螺，满身披毫，银白隐翠，香气浓郁，滋味鲜醇甘厚，汤色碧绿清澈，叶底嫩绿明亮。有“一嫩（芽叶）三鲜”（色、香、味）之称。当地茶农对碧螺春描述为：“铜丝条，螺旋形，浑身毛，花香果味，鲜爽生津。”据清末震钧（公元1857年—1918年）所著《茶说》中道：“茶以碧萝（螺）春为上，不易得，则苏之天池，次则龙井……”。可见，碧螺春在历史上就荣以为冠。
品尝高级碧螺春颇有情趣。品饮时，采用洁净透明的玻璃杯，先冲开水后放茶。或用70—80℃的开水冲泡。当碧螺春投入杯中，茶即沉底，瞬时间“白云翻滚，雪花飞舞”，清香袭人。茶在杯中，观其形，可欣赏到犹如雪浪喷珠，春染杯底，绿满晶宫的三种奇观。饮其味，头酌色淡、幽香、鲜雅；二酌翠绿、芬芳、味醇；三酌碧清、香郁、回甘，真是其贵如珍，宛如高级工艺品，不可多得。
窑洞
窑洞是沿土壁掘出的与地面平行的洞穴，是一种特殊的“建筑”，流行在中国西北部黄土高原地区。
穴居之习，古已有之。《诗经·大雅·绵》中记载：“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亶父，周文王的祖父。陶，借为掏；复，借为覆。从旁掏的洞叫覆，即窑洞或山洞；向下掏的洞叫穴。周人不修房室（“未有家室”）的穴居习俗，与现在仍然存在的窑洞是一脉相承的。
窑洞与天然洞穴颇为相似，可能是古人最早创造的建筑形式，现存实例可见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在人们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低下的情况下，用简单的生产工具就可以挖掘窑洞，供人们生息，所以穴居之风沿习至今。
黄土高原地区深达一二百米、极难渗水、直立性很强的黄土，为窑洞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前提。同时，中国西北部地区气候干燥少雨、冬季寒冷、木材较少等自然状况，也为冬暖夏凉、十分经济、不需木材的窑洞，创造了发展和延续的契机。
在黄土高原一带农村，自古以来就有住窑洞的生活习惯。尤以村民们居住的窑洞天井四合院最有特色。当居民选择好要居住的地点后，先在地面上挖一个百余平方米的大坑，然后在四面打出几孔窑洞，旁边挖一条通往地面的地道，院内中间挖一口渗水井，坑沿四周砌一圈矮墙， 便成为一处防雨挡风、东暖夏凉的地下天井四合院。整个村庄坑连着坑、户连着户。站在坑上村边，只闻鸡犬相吠，却不见村庄的踪影，颇为奇特。
窑洞防火，防噪音，冬暖夏凉，既节省土地，又经济省工，确是因地制宜的完美建筑形式。同时，由于窑洞具有冬暖夏凉的特点，温差较小，居之能延年益寿。
吊脚楼
吊脚楼也叫“吊楼”，是壮族、布依族、侗族、水族、土家族等民族的传统民居，多依山就势而建。
吊脚楼多为外廊式二三层小楼房，楼下安置石碓，堆放柴草杂物，饲养牲畜。楼上通风、干燥、防潮，是居室。楼上前半部光线充足，是一家休息或手工劳动之所；后半部为室，其中设有“火塘”，这是“祖宗”之位，也是取暖炊饭和待客的场所。
第三层楼上设卧房。一般一家一栋，也有的村寨，如广西三江县的苗江、八江、林溪一带，多聚族而居，将同一族的房子连在一起，廊檐相接，可以互通，喜庆佳节，聚集于此，设宴接待宾客。平坝侗族，如天柱、新晃、榕江县的连江一带，大都是两层楼房，楼下住人，楼上存放粮食杂物。堂屋中设有“神龛”，两侧为卧室、厨房，猪牛圈都在屋侧房后。
从前的吊脚楼一般以茅草或杉树皮盖顶，也有用石板当盖顶的，现在，鄂西的吊脚楼多用泥瓦铺盖。建造吊脚楼是当地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第一步是“伐青山”，主要是准备木料，一般选椿树或紫树，“椿”、“紫”与“春”、“子”谐音，意为春常在，子孙旺；第二步是“架大码”，即加工大梁及柱料，在梁上要画上八卦、太极图、荷花莲籽等图案；第三道工序叫“排扇”，即把加工好的梁柱接上榫头，排成木扇；第四步是“立屋坚柱”，主人选黄道吉日祭梁，请众乡邻帮忙将一排排木扇竖起。之后还要钉椽角、盖瓦、装板壁。富裕人家还要在屋顶上装饰向天飞檐，在廊洞下雕龙画凤，装饰阳台木栏。吊脚楼，有的高达五六层，结构谨严，不用一颗钉子，全系卯榫嵌合，显示了高超的建筑工艺。
人们还在屋前屋后栽花种草，各种果树，但是，前不栽桑，后不种桃，因与“丧”“逃”谐音，不吉利。
吊脚楼有很多好处，高悬地面既通风干燥，又能防毒蛇、野兽，楼板下还可放杂物。吊楼还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优雅的“丝檐”和宽绰的“走栏”使吊脚楼自成一格。吊脚楼较成功地摆脱了原始性，具有较高的文化层次。
四合院
四合院是中国北方的传统民居，总的特点是以院落（或天井）为核心，依外实内虚的原则和中轴对称格局规整地布置各种用房。其中以北京四合院水平最高，也最为典型。
北京的四合院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连，其中也包括着中国传统理念。由于在《易经》中贯穿着一种阴阳五行的学说，它对四合院建筑的营造方式产生了直接影响。《周礼·考工记》认为：“天为乾、为圆，地为坤、为方”。“圆象征天上万象变化不定，方象征地上万物有定形”。北京的四合院建筑，正是以民居形式来体现地面的“四方”观念。对于四合院中房屋、天井、门口等布局，古人有着许多说词和规范。
四合院是由正房（一般是北房）、东西厢房和南房组成的一个独立的院落，正房旁有时还有东西耳房，有抄手游廊将四面的房子联接，可避风雨。
一般的四合院都有二进院落，大型的有三四进院落和花院，二进院落一般是在东西厢房之间建一道隔墙。外宅一般是工作人员居住的，内外宅之间一般建豪华的垂花门，垂花门内有影壁，只在有重大活动时才打开。旧时说的大户人家的小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既指此门，家中的男仆一般也不得进此门。街门比较简单，街门一般建在院子的左边。大型四合院最后一排正房为后罩房。
门楼及门道是各家的门户和门脸，它代表着主人的身份，地位与穷富，门楼的建筑形式备受人们的关注。北京的胡同一般是东西走向的，以走人为主，胡同北边的四合院门一般开在院子的东南角，南边的四合院门一般开在院子的西北角。
在四合院建筑中，木材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了使屋架牢固，匠师们采用了特殊方式将其各部位紧密联在一起。斗、拱、昂、枋就是最常见的物件之一，这些部件在木结构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北京四合院建筑木结构的制作和使用，不但具有实用性、科学性，更具有一种很高的艺术性。观赏那些青砖磨缝、雕梁画栋、飞檐斗山的四合院建筑制造工艺，处处都有一种诱人的魅力。
老北京人讲究较多，如院门前不能种槐树，因以前槐树上会掉下来一种虫子，俗名“吊死鬼”；因桑树与“丧”同音，四合院边也不种桑树。北京人大都爱在院子中种夹竹桃。
轿子
骄子是一种靠人或畜扛、载而行，供人乘坐的交通工具。就其结构而言，轿子是安装在两根杠上可移动的床、坐椅、坐兜或睡椅，有篷或无篷。
轿子最早是由车演化而来。汉时的所谓轿实际上是能行山路的车。《明史·舆服志》上说：“轿者，肩行之车。”所以旧时的轿又称“肩舆”、“平肩舆”。“轿子”之名，据说最早始于宋。
中国的轿子曾流行于广大地区，自古以来历代相袭。因时代、地区、形制不同，名称也有所不同，如肩舆、檐子、兜子、眠轿、暖轿等；在种类上，有官轿、民轿、喜轿、魂轿等不同；在使用上，有走平道与山路的区别；在用材上，有木、竹、藤等之分；在方式上，有人抬的和牲口抬的，如骆驼驮的“驼轿”、“象轿”。
清末民初流行过一种“骡驮轿”，实际上是“骡抬轿”的讹音，轿子由二匹骡子前后抬着。轿杆固定在骡背鞍子上。轿夫跟着边走边吆喝。轿内坐人，大轿可坐3—4人。骡驮轿多用于山区或乡间崎岖小路。
现代人所熟悉的轿子多系明、清以来沿袭使用的暖轿，又称帷轿。木制长方形框架，于中部固定在两根具有韧性的细圆木轿杆上。轿底用木板封闭，上放可坐单人或双人的靠背坐箱。轿顶及左、右、后3侧以帷帐封好，前设可掀动的轿帘，两侧轿帷多留小窗，另备窗帘。
在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下，轿子和其它事物一样，在使用上也是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违规则要受罚。历代统治阶级都曾制定过轿子的形制等级，体现在轿子的大小、帷帐用料质地的好坏和轿夫的人数等方面。二人抬的称“二人小轿”，四人抬的称“四人小轿”；八人以上抬的则称之为大轿，如“八抬大轿”等等。民间所用的轿子分素帷小轿和花轿两种。前者系一般妇女出门所用之物，后者则专用于婚嫁迎娶。
民轿盛行于清末和民初。解放后轿行自行歇业。
黄包车
黄包车是一种用人力拖拉的双轮客运工具，为引人注目，招徕生意，车身涂黄漆，故名黄包车。
黄包车大约创制于1870年。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法国人米拉看到黄包车便利，拟从日本购进，并向法租界公董局呈报一份计划，要求“在两租界设立手拉小车客运服务机构”，并申请十年专利经营。后经法租界公董局与公共租界工部局协商，同意由两局发放人力车执照，并批准路程价格。次年1月，黄包车从日本输入上海。因从日本输入，故当时沪人又称之为东洋车。
民国初年，黄包车已风靡京、津、沪、汉等大都市。
黄包车初时为双人同坐，男女可同坐，1879年，因认为男、女同坐有伤风化，车夫拉双人车也颇困难，因而禁止双人同坐。1890年车价约为1英里内5分，2英里内1角。
黄包车以其适应性强，雇用方便，车资低廉而久盛不衰。旧上海的黄包车绝大部分是车行出租给车夫的，肮脏破旧者居多；也有有产者私人配置，雇佣车夫拉的，俗称“包车”；还有一种车夫自购的车，多为半新旧的车，车身油漆一新，可包月，亦可临时雇坐，俗称“野鸡包车”。凡在租界上通行的黄包车须向工部局捐照会。随着三轮车的兴起，至20世纪40年代后期黄包车逐渐被淘汰。
独轮车
独轮车以只有一个车轮为标志，俗称“手推车”。 在近现代交通运输工具普及之前，是一种轻便的运物、载人工具，特别在北方，几乎与毛驴起同样的作用。
过去的独轮车，车轮为木制，有大有小。小者车盘平；大者高于车盘，将车盘分成左右两边，可载物，也可坐人，但两边须保持平衡。在两车把之间，挂“车绊”，驾车时搭在肩上，两手持把，以助其力，独轮车一般为一人往前推，但也有大型的独轮车用以载物，前后各有双把，前拉后推，称作“二把手”。
据说独轮车的发明者是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三国志》中也有“木牛流马，皆出其意”的文字。据考，木牛流马也就是独轮车。独轮车使用便利，远途运输，无夜起铡草喂料之苦，不用牛马而能行走，一个人就可以推运。所以民间称其为不吃草的牛（木牛），能流转的马（流马）。
宋代高承撰《事物纪原》也将造独轮车之功归于诸葛亮。然而，根据汉画像砖和一些文字记载，独轮车的发明时间可上推到西汉晚年，或称为“鹿车”、“辘轳车”。后汉晚期应劭著的《风俗通义》中说：“……乘牛马者，斩饮饲达曙。今乘此（鹿车）虽为劳极，然人传舍偃卧无忧……无牛马而能行者，独一人所致耳。”
三国以后，独轮车被广泛使用。宋应星在《天工开物·舟车》中描绘并记述了南北方独轮车的驾法：“北方独轮车，人推其后，驴曳其前；南方独轮车，仅视一人之力而推之。”
在北方汉族，独轮车与排子大车相比身形较小，俗称“小车”，在西南汉族，用独轮车行驶时“叽咯叽咯”响个不停，俗称“鸡公车”。江南汉族因它前头尖，后头两个推把如同羊角，俗称“羊角车”。古时候，女子结婚后回娘家时，用的就是独轮车。回娘家时，丈夫推着车子，妻子坐在上面，就这样两人双双回到娘家。
独轮车在狭窄的路上运行，其运输量比人力负荷、畜力驮载大过数倍。独轮车可以在乡村田野间劳作，又方便在崎岖小路和山峦丘陵中行走。在当时是一种既经济而用得最广的交通工具，这在交通运输史上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发明。
中国的独轮车，除由人推畜拉之外，更有在车架上，安装风帆以利用风力推车前进的发明。这种车称为“加帆车”，大约创制于5世纪。
独轮车在明末清初传到欧洲后，引起了巨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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