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疾病、战争以及内心的痛苦改变了这一计划。因此，在小说最终的结构中，《盖尔芒特那边》自然就不像1913年的计划中那样重要。另外，这一卷也一直没有得到读者应有的重视。读者欣赏《在斯万家这边》和《在花季少女倩影下》的诗意，《所多玛和蛾摩拉》中对道德的研究，《女囚》和《阿尔贝蒂娜失踪》的心理分析，《重现的时光》的哲理。那么，《盖尔芒特那边》又有什么值得称道？在贡布雷和香榭丽舍大街是室外的清新空气，巴尔贝克是海风吹拂，到了盖尔芒特那边，则是沙龙的封闭环境。叙述仿佛陷入轻浮和肤浅的谈话之中，使人认为普鲁斯特“故作风雅”，是“社交界的业余作者”【1245】。
《盖尔芒特那边》是《追忆似水年华》中篇幅最长的一卷，却往往被认为“编写”得最差劲。这也许是因为作者在当时不得不将该卷分为上下两册，分别于1920年和1921年出版。1920年11月4日，保罗·苏代在《时代报》上撰文，认为《盖尔芒特那边（一）》是“过渡的一卷”，五十年之后，莫里斯·巴尔代什仍把该卷称为“大杂烩”【1246】。
必须承认，这一卷确实会使读者迷失方向，要走出这迷宫也并非易如反掌。不过，在一个个沙龙中迷失方向，不失为一种优雅的乐趣。但是，《盖尔芒特那边》描绘的不是社交界，而是对社交界的发现，它描绘的不是故作风雅，而是故作风雅的诗意。说它是“过渡的一卷”，是因为它描写主人公从青少年时代转入成年时代，他对事物的敏感转变为智慧。因此，这“过渡”二字就具有极其广泛的含义，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主人公在现实中不断学习，并用现在了解的真实情况跟过去的幻觉进行对照。
《盖尔芒特那边》如何脱胎换骨
“盖尔芒特”这个名称，是地名也是姓氏，最早出现在1909年的练习簿上，而且是在“加尔芒特”（Garmantes）和“盖尔芒特”（Guermantes）之间犹豫之后作出的选择。在此之前，在1896年至1900年写的《让·桑特伊》中用“雷韦荣”，在1908的练习簿上则用“维尔邦那边”。当时，普鲁斯特在练习簿上撰写《驳圣伯夫》，其中有“盖尔芒特这个姓”、“喜歌剧院”、“驻守的城市”和“德·维尔帕里齐夫人的五点钟聚会”，可说是《盖尔芒特那边（一）》四个主要段落的初稿，后又添加“外婆患病”的段落。1909年底至1911年初，普鲁斯特在练习簿上撰写《盖尔芒特那边》的初稿，后请人誊清成打字稿，于1912年至1913年作了大量修改。这时，地名和人名确定了下来，这在1914年格拉塞出版社的长条校样上可以看出，普鲁斯特在校样上也亲笔作了大量修改和补充。例如，“蒙福尔”（Montfort）这个姓被“诺普瓦”（Norpois）所取代，“弗勒吕斯”（Fleurus）和此前的“盖尔西”（Guercy）变成“夏吕斯”（Charlus），“博尼什”（Borniche）变成“朱皮安”（Jupien），“雅克或夏尔·德·蒙塔吉”（Jacques ou Charles de Montargis）则改称“圣卢”（Saint-Loup）。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名字在初稿中为“罗斯蒙德”（Rosemonde），这时定为“奥丽娅娜”（Oriane），而公爵的名字则由“阿斯托尔夫”（Astolphe）变为“巴赞”（Basin）。不过，圣卢驻防的城市名称，要到1919年伽里玛出版社的校样上才改成“东锡埃尔”。但从总体上说，这一卷的人名和地名是在1913—1914年间确定的。
因此，《盖尔芒特那边（一）》从1909年至1919年经历了初稿、手稿、打字稿（根据手稿打字誊清）、格拉塞出版社校样和伽里玛出版社校样这几个阶段，是多次修改和补充的结果，作者在1919年的校样上再次修改和补充后才写下“同意付印”四个字。1920年3月底，加斯东·伽里玛请雅克·里维埃尔给普鲁斯特施压，让他同意把《盖尔芒特那边》分上下两册出版。因商业原因，这一卷的上册在主人公的外婆在香榭丽舍大街发病后结束。《盖尔芒特那边（一）》于1920年10月25日出版发行。普鲁斯特希望能在同年12月出版《盖尔芒特那边（二）、所多玛和蛾摩拉（一）》，但由于更换印刷厂，普鲁斯特在校样上的修改和补充又多得出奇，因此下册拖到1921年5月2日才得以出版。
《盖尔芒特那边》原本应作为三卷本小说的第二卷于1914年在格拉塞出版社出版。这一卷出版推迟有众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普鲁斯特想更换出版社。1911年12月，《新法兰西评论》出版社即伽里玛出版社的审稿委员会拒绝出版普鲁斯特寄去的长达1500页的书稿，委员会成员有雅克·科波、安德烈·纪德、亨利·盖翁和让·施伦贝格。但是，普鲁斯特在格拉塞出版社自费出版《在斯万家这边》之后，《新法兰西评论》很快就感到后悔，感到后悔的还有法斯凯尔出版社，该出版社因未能就小说的卷数跟作者达成一致意见而拒绝出版该书。从1912年11月起，普鲁斯特跟加斯东·伽里玛书信来往频繁。1914年初，纪德在给普鲁斯特的信中说，“《新法兰西评论》愿意承担[《追忆似水年华》其他两卷]出版的全部费用”，普鲁斯特则以真挚的热情作出答复：“我常常感到，有些巨大的乐趣都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我们首先要失去我们理应得到的一种次要的乐趣，但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这种乐趣的欲望，我们就决不会得到另一种最美好的乐趣。如果没有拒绝，如果没有《新法兰西评论》的一再拒絕，我就不会收到您的来信【1247】。”普鲁斯特在其后的信中说：“最近，法斯凯尔（我最初想在他那里出版）托人对我说（这确实是间接传话，我无法肯定他确实像传话人说的那样态度明确）想要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对他的要求我一刻也没有考虑，因为我不想离开格拉塞。对于《新法兰西评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是我朝思暮想的荣誉，您知道，请您代我感谢您那些朋友给予我这一荣誉。但是，我想说同意的愿望，决不应该使我亏负格拉塞【1248】。”
因此，在1914年，为出版《盖尔芒特那边》，格拉塞有了两个竞争对手。普鲁斯特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定把自己的意愿告诉格拉塞。1914年4月4日星期六，他写信给格拉塞，请对方同意他转投《新法兰斯评论》，并确切说明这一卷稿子的状况：“我感到这一卷很难在10月以前出版。目前，我有开头部分的校样，其他部分仍是手稿，没有全部打字誊清，您也还没有读过【1249】。”普鲁斯特所说的第二卷开头部分，是指第一卷《在斯万家这边》的最后150页校样，因第一卷篇幅大大超过预定的525页而被删除，后经过补充被用作《在花季少女倩影下》的开头部分。普鲁斯特还在这封信中抱怨说：“把书分为三卷，使我只能把第一卷过早结束，因此就给第二卷留下缺陷。我觉得这样就失去了平衡。我不想夸大我写的东西如何重要，但由于读者对第一卷持宽容态度，并希望第二卷早日问世，我给他们的东西就不应该选得过于随心所欲。”
不过，普鲁斯特想跟格拉塞毁约的真正原因，除了很想在《新法兰西评论》出版社出版之外，还因为他对格拉塞出于商业上的原因而把《在斯万家这边》的结尾部分删去怀恨在心。格拉塞直至1916年8月29日才作出让步：“我十分感动的是，您出于友情把这些伤心事都告诉了我，因此我不希望因我的行为而增加您的烦恼和痛苦。不管我要付出多少代价，我都会拒绝出版《追忆似水年华》第二卷【1250】。”这时的《盖尔芒特那边》，已经跟1914年的稿子有很大区别。当时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出版计划全都中止，格拉塞被迫关闭出版社。但从1914年5月初起，普鲁斯特就对雅克·里维埃尔说，“[他]希望发表[他]作品片断的唯一出版物（报纸和杂志）是《新法兰西评论》【1251】”。他甚至愿意在《新法兰西评论》上全文连载《盖尔芒特那边》。不过，他们之间的通信也显示出出版社和作家的分歧，这种分歧曾在普鲁斯特和格拉塞之间存在，那就是对一卷的篇幅长短的分歧。1914年的书信清楚地表明，普鲁斯特不愿作任何删节，只希望替换。他删节就意味着重写，对他来说修改就是补充。由于雅克·里维埃尔极其耐心，《新法兰西评论》才于1914年6月至7月（后来在1921年1月1日）的刊物上发表了《追忆似水年华》当时第二卷书稿的片断，并刊登了这一卷的提纲：《盖尔芒特那边》：在斯万夫人家——地方的名称：地方——首次对夏吕斯男爵和罗贝尔·德·圣卢作的肖像画——人的名字：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德·维尔帕里齐夫人的沙龙。普鲁斯特给《新法兰西评论》发表的稿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切成小块”的结果。他毫不隐瞒地对雅克·里维埃尔承认这一卷从整体上说缺乏连贯性：“我寄给您的稿子，是取自各处的段落【1252】。”1914年5月，普鲁斯特决定把外婆之死作为《盖尔芒特那边》的结尾，他在给雅克·里维埃尔的信中说得一清二楚：“7月份这一期，我要给您的是关于德·盖尔芒特夫人以及我外婆之死这两段，把它们作为这些片断的结尾十分合适，另外，这一卷也以它们为结尾【1253】。”而格拉塞出版社的校样，却在德·维尔帕里齐夫人家的下午聚会后结束，最后叙述者跟夏吕斯一起离开她家。这就说明，1914年8月3日德国对法国宣战后，这一卷校样的排版工作随之结束。普鲁斯特在1914年6月和7月的《新法兰西评论》上发表的《盖尔芒特那边》片断，是他原计划中的第二和第三部分，即“地方的名称：地方”和“首次对夏吕斯男爵和罗贝尔·德·圣卢作的肖像画”。他不想发表第一部分即“在斯万夫人家”的片断，是因为这部分实际上属于第一卷《在斯万家这边》。而1914年6月发表的片断经过修改和扩充，收入《追忆似水年华》真正的第二卷即《在花季少女倩影下》，并于1918年在伽里玛出版社出版，而《盖尔芒特那边》则成为第三卷的卷名，并于1920年在伽里玛出版社出版上册。这时，它已不是一位无名作者的第一部小说的续集，而是刚获得龚古尔奖的小说家令人期待的小说的第三卷。
伽里玛出版社原来似乎准备把这卷印成一册。1918年出版的《在花季少女倩影下》，印有书名的副扉页背面写有：《新法兰西评论》出版社。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作品。《追忆似水年华》。共五卷。
《在斯万家这边》一
《在花季少女倩影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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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尔芒特那边》三
人名：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圣卢在东锡埃尔——德·维尔帕里齐夫人的沙龙——我外婆之死——阿尔贝蒂娜再次现身——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府的晚宴——盖尔芒特家族的精神——德·夏吕斯先生仍使我感到困惑——公爵夫人的红鞋。《所多玛和蛾摩拉》四——《所多玛和蛾摩拉》五。
这第三卷最终分两册出版。上册以主人公的外婆在香榭丽舍大街发病为结尾，下册则以“我们再次穿过加布里埃尔大街”开始，第一部分是外婆之死。这样的划分可说是随心所欲，只是因为印出的书篇幅过长，这种情况在《新法兰西评论》刊登《盖尔芒特那边》的片断时已经发生。在该刊1914年7月那期上，小说的片断以外婆疾病的变化为结尾，直至叙述者发现“她已认不出[他]”。读者要等到1921年1月1日的那期刊物，才能读到这一段的下文，即外婆病情严重和死亡，其中增添了一些场景，表明医学的无能和在死亡面前的无能为力。但这一段，普鲁斯特在1914年希望置于格拉塞出版社版本的《盖尔芒特那边》的末尾，在1920年则希望它成为《盖尔芒特那边（一）》的结尾。这一段之所以没有在1914年置于《盖尔芒特那边》的校样之中，原因十分简单，那就是阿戈斯蒂内利在那年5月30日驾机坠落海里淹死，普鲁斯特因此没有心思去看校样。同年6月19日，他给纪德的信中说：“自从我可怜的朋友去世之后，格拉塞每天寄给我一包校样，但我连拆开一包校样的勇气也没有。这些用绳捆扎的校样，一包包叠放在那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勇气重新开始工作，也不知道是否会有这种勇气【1254】。”
事实上，关于外婆在香榭丽舍大街发病、回到家里以及她病情变化的段落，1914年已在印刷厂出样。普鲁斯特在1916年8月14日给格拉塞的信中提到此事：“确实，当时我想在《新法兰西评论》上发表小说片断，就请您多排出些校样。由于校样不在眼前，我无法对此发誓，但我觉得一直排到第18页。至于您对我说的修改，我在尚未从一个秘密中重新振作起来之前，无法对您说出修改的原因（我说的是最后那些校样的修改）【1255】。”普鲁斯特所说的秘密，当然是指阿尔弗雷德·阿戈斯蒂内利的逃跑和失踪，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则是阿尔贝蒂娜，这一人物将在《盖尔芒特那边（二）》中以及《在花季少女倩影下》中于1914年6月之后撰写的那些部分里起到重要作用，但在原先以外婆去世为结尾的《盖尔芒特那边（一）》中却踪迹全无。阿尔贝蒂娜这个人物要到很晚才加到小说之中，而外婆这一人物在1908年构思时就已存在。阿尔贝蒂娜的出现使普鲁斯特必须重新构建小说的总体结构。在13号练习簿第55张纸上（经莫里斯·巴尔代什确定，写于1914年秋），普鲁斯特安排如下段落：
第二年在巴尔贝克——少女们。我通过画家跟她们认识。我迷上了玛莉娅阿尔贝蒂娜【1256】。我是否能在巴黎见到您？很难。安德蕾的亲热。传环游戏。失望。床上的场景。最终失望。欲望转向安德蕾。（也许）利用她的亲热。为了对阿尔贝蒂娜有诱惑力。放弃安德蕾。巴黎：德·盖尔芒特夫人。我外婆之死（被划掉）。拜访德·维尔帕里齐夫人。先生不知道谁来了？阿尔贝蒂娜小姐。我外婆之死。德·西拉里亚夫人——阿尔贝蒂娜来访，等等。
莫里斯·巴尔代什在谈到《盖尔芒特那边》时写道：“我们的印象是普鲁斯特的思想飘忽不定，应该说这几乎是一种缺乏条理的表现：小说中变幻莫测的事件无一合乎情理【1257】。”实际上，小说中插入阿尔贝蒂娜系列之后，这原先的第二卷支离破碎，是十分正常的事，而普鲁斯特则在考虑把死亡的题材插在何处最为合适。最后，《盖尔芒特那边（一）》以外婆发病为结尾，而《盖尔芒特那边（二）》则以宣布斯万即将去世为结尾。于是，这种对称结构最终取代了普鲁斯特自1908年起为《盖尔芒特那边》设想的外婆之死的结尾。《盖尔芒特那边（二）》以外婆之死开头，引起了某些人的批评，但这些人并未看出《盖尔芒特那边（一）》主要是叙述主人公幻想的破灭，也没有看出外婆之死在其中的作用。这是《追忆似水年华》中跟巴尔扎克的风格最为接近的一册，而巴尔扎克恰恰是书中人物盖尔芒特公爵最喜欢的作家。莫里斯·巴尔代什自以为可以肯定地说，“外婆之死是一幅美妙的图画，可以放在任何地方。”恰恰相反，外婆之死被置于《盖尔芒特那边》上下两册之间，表示叙述者对名称的魔力已幻想破灭（上册），并开始了“离心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主人公发现社交界跟他和他的志向背道而驰【1258】。”（下册）
另外，在小说的撰写过程中，人名都多次改变，唯有主人公的外婆不变。她名叫巴蒂尔德，社会上称她为阿梅代夫人，叙述者则一直称她为“我的外婆”。在这个世上，叙述者逐渐发现，名称跟个人和城市都不相符，并得出结论，在《盖尔芒特那边（一）》中用下面的话来表达：“如果我们接近名称所指的真实的人，仙女就会消失，因为这名称开始将此人映照出来，这个人就失去仙女的任何特点。”（第5页）正因为如此，名称始终不变的外婆，就必然在这世上消失。
《盖尔芒特那边（二）》的发表
《盖尔芒特那边（二）》原定于1921年2月发表，即《盖尔芒特那边（一）》出版四个月之后，但被普鲁斯特推迟到5月1日，原因除了修改越来越多，并于1920年在这卷末尾增添了《所多玛和蛾摩拉（一）》之外，还有出版社调换印刷厂，作者的健康状况不佳，以及他对出版社的工作十分不满，认为印出的校样错误过多，又过于缓慢。普鲁斯特和雅克·里维埃尔在1920年11月至1921年5月这段时间里交换的信件，谈的都是《盖尔芒特那边（二）》校样的修改和印刷，以及提前在《新法兰西评论》上刊登这一册片段的事。最后，“外婆之死”发表在1921年1月1日那一期上，题为“弥留之际”，“阿尔贝蒂娜初次来访”则以“一次亲吻”为题刊登在1921年2月1日那一期上。另外，普鲁斯特还在1921年2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发表这一册的片断，刊登在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文章《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后面，题为“浓雾弥漫的夜晚”，讲述主人公在德·斯泰马里亚夫人失约后跟圣卢到一家餐馆共进晚餐。
显然，普鲁斯特是想尽快把这一卷的工作结束，他在1921年1月给加斯东·伽里玛的信中说：“这一卷的结尾将宣布其后的部分，这一卷之后，我们将最终摆脱社交活动、节奏缓慢等问题（它们的用处事后自会明白），接下来就是《所多玛（二）》、《所多玛（三）》、《所多玛（四）》和《重现的时光》这长长的四卷，各卷间的间隔时间相当长（如果上帝赋予我生命），这四卷将会使您对也许可称为我的才能的东西有一种看法，有了这种看法，您把我作为您的一个作者召来，就不会感到后悔【1259】。”
5月1日，雅克·里维埃尔给他写信：“明天，《盖尔芒特-所多玛》将出现在所有书店。您看，我们没有骗您【1260】。”
《盖尔芒特那边（一）》：主人公生活中的一年
《盖尔芒特那边（一）》叙述的时间几乎是整整一年，即主人公度过的四个季节。叙事按时间先后顺序推进：主人公家里迁居盖尔芒特公馆的一个侧翼大致是在夏末，外婆去香榭丽舍大街散步则在第二年夏初。正如书中所说：“从未有如此晴朗、暖和的天气，正是外出散步的大好时机。”（第322页）巴黎歌剧院的夜场戏是在秋季的一天。接着是主人公“每天上午”、“每天”上街散步，以遇到在歌剧院对他微笑的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他去东锡埃尔是在秋末，因为他提到即将来到的节日即圣诞节。在东锡埃尔待了半个月左右，然后因外婆而回到巴黎。他上午又开始在街上散步，以见到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直至大斋期。德·维尔帕里齐夫人的接待日是在复活节前几天。过了几个星期之后，外婆在去香榭丽舍大街散步时发病。在德·维尔帕里齐夫人家，德·诺普瓦先生谈到当时正在审判左拉（第248页），说明故事发生在1898年。
现在发表的《盖尔芒特那边（一）》，跟普鲁斯特于1914年2月7日给雅克·里维埃尔写信时说的精神依然相符：“如果我不相信智力，如果我只想进行回忆，并用这些回忆来复述过去的时日，我现在病得这样，就不会花费力气去写作。但对一种思想的演变，我不想进行抽象的分析，而是想重新创造，想使它栩栩如生。因此我不得不描绘种种错误，但觉得没有必要说我把它们看成错误，而如果读者以为我把它们看成真理，那就算我倒霉。第二卷将会增加这种误解。我希望误解会在最后一卷中消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第三卷也在增加这种误解，因为普鲁斯特把主人公置于一系列状况之中，让他审视他对自己和其他人的看法，而他有时还真假难辨。主人公发现，说出、听到或写出的话都有问题，包含着许多意思，跟他想象中名称的内涵大相径庭。
《盖尔芒特那边》的题材，并非像米歇尔·雷蒙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十分聪明的青年的故事，这青年属于富裕的资产阶级，想要经常出入贵族上流社会，并在书的结尾如愿以偿【1261】”，而是一位还不知道名称和个人无法重叠在一起的叙述者逐渐意识到，只有他将成为的作家的艺术才能使这两者融为一体。象征的两个部分即名称和个人的统一，使我们能进入被写作变为现实的本质的世界，并超越表象的种种矛盾，办法是通过艺术来重温波德莱尔“在尘世体验这种统一”的梦想。实际上，《追忆似水年华》始终是通过叙述者这个人在寻求作家的名称。
众所周知，普鲁斯特一直坚决捍卫他作品的结构“持续不变却又隐而不见的严谨”。他在书信中使用众多隐喻，反复强调每一部分“只是因为其他部分才有意义【1262】”，甚至说他的“书是一部教理著作和一幢建筑物【1263】”。因此，要谈《盖尔芒特那边（一）》的结构，必须跟小说的其他部分联系起来。
《盖尔芒特那边》最初由下列部分组成：对名称的遐想，巴黎歌剧院的夜场戏，去东锡埃尔旅行，以及应邀去德·维尔帕里齐夫人家做客。这些部分跟小说的其他部分构成了一个回响、对称和映照的体系，并成为小说其他部分的补充。例如，叙述者最终在德·维尔帕里齐夫人家遇到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时感到失望，跟他在巴尔贝克对这个城市感到失望的原因相同，那就是跟这个女人和这座城市突然接触时的印象，跟他长期以来用女人和城市的名称进行遐想所产生的形象截然不同。
帕尔马公主在巴黎歌剧院订包厢请客看夜场戏时，叙述者已不再像第一次观看贝尔玛演出《淮德拉》时那样，期待她把现实和想象融为一体，但他仍然把圣日耳曼区的那些名称跟他在剧场里远远看到的那些人融合在一起，并把他们想象成“水中仙女”和“蓄须的特里同”。这时，他把名称和个人可以融合的幻想，从女演员贝尔玛转到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身上，他于是在吉尔贝特之后和阿尔贝蒂娜之前，把公爵夫人看作他窥视和寻求的对象。
去东锡埃尔旅行，则是主人公对公爵夫人的包围战略的组成部分，与此对应的则是战争艺术的教益，这方面将由圣卢加以发挥。确实，主人公所进行的包围演习，可跟超群绝伦的大战役统帅媲美，目的是利用跟圣卢的友谊来接近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然而，这次旅行在小说结构上之所以重要，不光是因为它揭示了使用这种手段的心理状态，而且主要是因为由此引出的两件事：一是在陌生的房间里半睡半醒，回想起贡布雷和巴尔贝克，并宣告将去威尼斯，二是打电话给外婆，使人想起《在花季少女倩影下》外婆拍照的事，为《所多玛和蛾摩拉》中“心灵的间歇”打下基础。
德·维尔帕里齐夫人家的下午聚会，是叙述者进入的第一个沙龙，但不是书中描绘的第一个沙龙。这个沙龙似乎介于斯万以前出入的维尔迪兰夫妇的沙龙和在《盖尔芒特那边（二）》中向叙述者开放的盖尔芒特府的沙龙之间。德·维尔帕里齐夫人家的下午聚会，在某种程度上是主人公真正进入社交界的开始，而《重现的时光》中盖尔芒特王妃的下午聚会，则表示他社交生活的结束。在《盖尔芒特那边》中，叙述者沉湎于社交生活之中，这是他实现艺术家的志向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到后来，在一个个沙龙里“穿越沙漠”之后，却理解了“一个真理，即任何社会活动都是一种诱饵，会使具有艺术家志向的人在精神上死亡；你越是献身于外部世界，就越是远离优美，而没有优美，就没有艺术家【1264】”。
阿尔贝·弗耶拉认为，后来添加的部分使小说的结构臃肿，“这些增添会显得平庸【1265】”。恰恰相反，这些添加的段落增强了《盖尔芒特那边》和小说其他部分的联系。例如，对弗朗索瓦丝和朱皮安的关系作了补充，并非是可有可无的离题话，其目的是使叙述者得出普遍的规律：“在社会关系中是否都是如此？如果在爱情上也是如此，那么，有一天我会因此而绝望到何种程度？”（第61页）回答将在《女囚》中作出。又如对圣卢如何看待拉结所作的一些补充，目的在于对爱情的幻觉进行阐述和概括，过去斯万在爱恋奥黛特时曾吃过这种幻觉的苦头，后来叙述者跟阿尔贝蒂娜恋爱时也将受害于这种幻觉。而对德·维尔帕里齐夫人的沙龙所作的种种修改，如对话的重新分配，阿莉克丝、斯万夫人等在初稿中并未出现的人物进来，往往都是为了指出叙述者看到他遇到的个人的名字和品行之间存在着矛盾。
因此，《盖尔芒特那边（一）》为普鲁斯特撰写小说的方式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片断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巧妙的对应网络，而不是通过机灵的过渡，对这些核心片断所增添的部分，能够丰富文本的复杂情节，使其具有生活丰富多彩的表象。例如外婆患病，其实在《在斯万家这边》中就已提到，当时她为外孙准备生日礼物，就到茹子爵市去选了乔治·桑的四本田园小说：“那天天气炎热，她回来时身体极不舒服，医生对我母亲说，不能再让她如此劳累”（第40页）。在《盖尔芒特那边（一）》的开头部分，叙述者的“新居是盖尔芒特府邸附属建筑中一套房间，我们搬到这里，是因为我外婆身体欠佳，需要呼吸新鲜空气，但搬家的这个原因，我们都不对她直说”（第4页）。而到《盖尔芒特那边（一）》的末尾，外婆在香榭丽舍大街发病，真相也就毕露：“她知道我已立即猜出，不必再对我隐瞒：她的病刚才有点发作。”（第326页）在伽里玛出版社的校样上，普鲁斯特删去了括号和破折号，并用解释性的冒号取而代之。这时，叙述者直接面对外婆将要去世的现实。她已不再能对他隐瞒她无法逃避死亡的真相，不再能使他保持幻想。这时，叙述者第一次透过表象看出对他隐瞒的事情，他天真无瑕的年月也随之结束。
到了这个阶段，叙述者就准备面对社交界谈话所掩盖的重大习俗，这种谈话在《盖尔芒特那边（二）》中有十分详细的描写。但《盖尔芒特那边（一）》展现的是五个学习阶段，将要发现叙述者后来所说的“真正的生活”即文学。在这个系列中，他开始认清名称、戏剧艺术、友谊和爱情、沙龙的世界以及死亡的真实面貌。他如跟德·盖尔芒特夫人这位贵妇在一起，只会产生“一部纯属艳遇的小说，枯燥无味，毫无真实感”（第61—62页）。从这个意义上说，《盖尔芒特那边（一）》只是一个开端，但也是跟《在斯万家这边》对称的一面，并居于“斯万、盖尔芒特和重现的时光”这幅三折画的中央。
然而，《盖尔芒特那边（一）》跟《追忆似水年华》的整体写作方法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不同是因为它极其生气勃勃，用普鲁斯特的话来说，难以从中看出美文。1920年11月，他在给加斯东·伽里玛的信中说：“我初看时感到，跟《盖尔芒特那边》相比，《斯万》和《少女》中更容易看出这种美文，因为《盖尔芒特那边》写得——请原谅我使用的词语——更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有人在说并且已经想要‘背诵’，这一卷的‘美文’却没有前两卷那样多。如果《盖尔芒特那边》写得更好，并配得上这样的卷首题词，我就给它献上波德莱尔的诗句：
但那里有生命涌现，并在不断晃荡【1266】。”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风格的解释，可在《女囚》中找到，当时阿尔贝蒂娜问主人公，他几天前所说的“塞维尼夫人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面”是什么意思。他于是给她上了一堂文学课：“塞维尼夫人有时跟埃尔斯蒂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描绘事物不是按逻辑顺序，即先说原因，而是首先对我们说出印象，说出使我们产生强烈印象的幻觉。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样来描绘他那些人物的。他们的行为使我们感到虚假，就像埃尔斯蒂尔的绘画产生的印象，画上的大海如同悬在空中。”在《重现的时光》中，他对埃尔斯蒂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进行比较，以解释他自己的小说的美学：“即使战争符合科学规律，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也还得像埃尔斯蒂尔描绘大海那样来描绘战争，并且从幻觉和信以为真的事实出发，逐渐加以纠正，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叙述一个人的生活那样。”
主人公家乔迁新居
如果把《盖尔芒特那边》看作《在斯万家这边》和动身去巴尔贝克之前的《在花季少女倩影下》这两卷升调的一种降调对位，我们就可以看出，某些地方在重新提起时变得平庸无奇，失去了它们以前在主人公想象中具有的光环，因为他以前离它们十分遥远。普鲁斯特在他的书信中解释说，他描写这种幻想破灭的过程，是因为他的写作借助于一种联想的对比：“在把巴尔贝克这个地方的名称的诗意跟巴尔贝克这个地方的平庸进行对照之后，根据自然的逻辑，我也应该对盖尔芒特这个姓氏照此办理【1267】。”正因为如此，在这一卷开头，盖尔芒特城堡“想象中的景象”被一座普通的公馆取而代之，盖尔芒特家“住在这座公馆，并不是因为具有古老的权利，而是因为在不久前签订了租约”（第22页）。主人公的家从巴黎一个街区搬到另一个街区，结果是跟姓盖尔芒特的那些人成了邻居，但实际上，他希望像斯万那样成为他们的朋友。因此，主人公采取循序渐进的策略，目的是受到盖尔芒特夫妇的邀请而成为他们的常客。然而，空间上的接近，却立刻使他对盖尔芒特家的生活环境感到失望，但这种失望立刻因主人公新的想象而消失，他用“圣日耳曼区的神秘魅力”（第25页）来替代盖尔芒特城堡消失的魔力。不过，普鲁斯特十分幽默，竟把盖尔芒特家的一块破旧门毯定为圣日耳曼区的界线（第26页）。
《盖尔芒特那边（一）》从弗朗索瓦丝的厨房开始，她在厨房里窥视盖尔芒特公馆的院子里发生的事，就像过去莱奥妮姑婆在窗口观看贡布雷的生活。这一册的结尾则是香榭丽舍大街的一个公共厕所，即“侯爵夫人”的小屋，使人想起第一卷中“散发鸢尾花香的小房间”（第158页），两者都是个人独处的地方，区别是在一处感到痛苦，在另一处则有快感，“还有一条像蜗牛爬过后留下的那种自然痕迹”。除此之外，还有巴黎歌剧院和街道，这两个地方在书中有一个共同之处，都能使主人公在远处看到那些他因姓氏而想结识的人，尤其是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这时他并不知道她矫揉造作，而是被她那在远处看到的外表所迷惑。确实，书中的一切都取决于距离，而作家则在其中寻找他跟所描写的对象保持的理想距离，即不要太远，也不要太近。
东锡埃尔之旅
主人公在秋末感到，他追求女邻居的结果是“在原地踏步”，就决定“前往一个地方，去这个地方能使我跟德·盖尔芒特夫人接近”（第62页）。他前往东锡埃尔，“这是一座小城，住着贵族和军人”，“那里是一片旷野，使人以为离巴尔贝克很远，其实并非如此”（第63页）。东锡埃尔之行是主人公离开巴黎的第二次旅行，不少亲身体验跟第一次去巴尔贝克旅行时相仿，如他乘火车旅行的思想变化，独自睡在陌生房间里的害怕，需要有亲友陪伴等等。亲身体验的地点也相同，都是在旅馆的房间和餐馆。主人公迷失方向，失去了自己的身份，独处时是在睡眠之中，在公共场所则在酒醉之时。他在前往巴尔贝克的火车上喝白兰地（第223页），在里弗贝尔的餐馆里喝波尔图甜葡萄酒（第389页），跟圣卢一起在东锡埃尔的餐馆里喝葡萄酒，跟圣卢和拉结一起在巴黎一家餐馆的包房里喝香槟酒（第169页），都处于一种“欣快”状态，跟睡眠引起的“精神错乱”状态相似。但是，睡眠是回忆时重现过去的一种方法，使我们“见到我们孩提时玩耍过的花园”（第84页），酒醉则是忘记自己时迷失方向的一种方法，甚至照着镜子也认不出是自己的形象（第170页）。因此，外婆作为主人公身份的守护者，就迫使他工作即进行写作，要求他保持自己的身份即跟他“深刻的自我”进行接触，看到他喝酒、旅游、出入社交界之类的消遣就感到担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外婆跟代表消遣的德·盖尔芒特夫人恰恰相反，总是使他想起尚未实现的志向，即把人类的一个目标（爱情）替换成另一个更高尚的目标（艺术），而主人公恰恰具有艺术才能。
因此，主人公去东锡埃尔是为了跟德·盖尔芒特夫人接近（即远离他的志向），他回到巴黎后，就看到外婆已变成外人（第138页）。此前，他在东锡埃尔曾跟外婆通过电话。通电话的这个段落对整个作品都很重要，因为它说明跟他人交际困难，以及分离的苦恼。当时，旅馆和邮局弄错，把主人公当作是“姓氏跟[他]相差无几”的另一个年轻人（第135页）。东锡埃尔是产生幻觉的地方，行为和话语都包含着相互矛盾的含义。圣卢对战争策略的解释，也包含着爱情和美学策略的一系列理论。主人公的友好表示，则包含着纯粹的私利追求。通电话打断了这一连串诡计，使他回到外婆即将去世的现实，即跟东锡埃尔的虚假生活截然不同的现实：“我感到她已是亲爱的幽灵，我刚才让她迷失在那些幽灵中间，我独自在电话机前，仍然徒劳地反复叫着‘外婆，外婆’，如同俄尔甫斯独自一人时，仍在反复叫唤亡妻的名字。”（第133—134页）显然，真正的欧律狄克是外婆而不是德·盖尔芒特夫人，是外婆促使主人公去进行写作，而他要到写出这本书后，才能把外婆这个幽灵从那些幽灵中拉出来，她也将永远活在这本书中。
返回巴黎
主人公被外婆在电话里的声音叫回巴黎，他又跟去东锡埃尔以前那样，开始上午散步，以期博得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注视。这时季节已发生变化，但气温仍跟他走之前相同，“熙熙攘攘的街道常被雨水淋湿”（第142页）。他去东锡埃尔之前，是“每天”或“每天上午”在街上窥视德·盖尔芒特夫人，而现在书中出现的则是天气变化的词语，如“冬天即将结束”（第140页），“天气转暖”（第141页），“天气再次转冷”（第145页），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衣着也迅速发生变化，“她现在穿的连衣裙面料更加轻薄，或者至少是颜色更浅”（第141页）。在叙述的这个阶段，时间的流逝加快，从冬末转为“大斋期的一天上午”（第142页），在书中只是翻了两页，而主人公则从青年变为成年人。他的生活习惯开始被周围的人所接受，特别是被他父亲接受，他父亲认为他已有自己选择作家职业的权利：“别人会认为这是一种美好的职业，可我不是很喜欢你去做此事，但你很快就长大成人，我们不能总是待在你的身边，因此我们不应该阻止你从事你喜欢的职业。”（第146页）父亲突然妥协，把主人公置于他的责任和一张没有文字的白纸面前。在被普鲁斯特删除的一段中，主人公听到父亲的话后号啕大哭，扑到父亲的怀里，希望自己仍是父亲的“小男孩”。但时光无法倒流，他必将进入成年人的世界，其起点则是德·维尔帕里齐夫人的沙龙。父亲的推荐打开了这个沙龙的大门，使主人公通过诺普瓦侯爵得到夫人的邀请。在此之前的六个月，可归纳为：巴黎——东锡埃尔——巴黎，而在去德·维尔帕里齐夫人家那天，则是：巴黎——市郊村庄——巴黎。
市郊村庄
从“我一早就离开屋子”（第151页）到“我走到楼上，看到外婆病情加重”（第311页），只过了一天的时间，在这一天，主人公的幻想接连破灭，但也因此而发现一个“心理学规律”，可作为他未来作品的基础：“人的想象力以及作为爱情痛苦的根源的幻觉十分重要。”（第158页）这一发现使主人公十分激动，因为圣卢认为是无价之宝的情妇，其实却是“拉结主托”，是花二十法郎就能搞到的妓女。普鲁斯特把主人公认出拉结的场面定在复活节前几天，不仅是要把拉结和抹大拉的马利亚联系在一起，主要是为了强调主人公内心深处的自我的“复活”，作为他作品基础的“教义”全部揭示出来之后，他将写出自己的书。在鲜花盛开的梨树之前，主人公有了感悟，这种感悟，他在第一卷中花色浅红和白色的山楂树前曾依稀有过（第140—141页），在第二卷中则在见到于迪梅斯尼尔的三棵树时出现过（第291—293页）。这种愉悦的感觉，跟他小时候乘坐佩尔斯皮埃大夫的马车看到马丹维尔的两座钟楼因小路蜿蜒曲折而改变位置时的感觉相同（第179—181页）。他感到愉悦，是因为发现了一个真理，使他能完成自己的作品。如果说主人公在前六个月止步不前，总是把自己的“工作”推到以后，那么，他现在将要在一天内阔步前进，撰写他的作品，而作品的首要主题，则是像柏拉图那样寻求隐藏在表象后面或表象之中的本质。返回的火车把他带到“巴黎市内的一个陌生的巴黎”（第161页），那里将向他揭示圣卢对拉结的热烈爱情的内幕，以及拉结当演员的那个剧场的布景的内幕。
在餐馆与圣卢和拉结共进午餐
回到巴黎后，主人公跟圣卢和拉结一起在一家餐馆吃午饭。圣卢对拉结的爱情，置于斯万对奥黛特的爱情和主人公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之间，谈的也是嫉妒的原因，即使人变为“神经病患者”的嫉妒。对餐馆里说的话和做的动作，都可以有两种或三种乃至错误的理解，都反映出恋人在心理上的混乱，也就是因爱情而感到痛苦。
主人公在一旁观察圣卢对拉结的爱情的悲剧，并卷入一场游戏之中，但他在跟他们一起喝香槟酒时，只是隐约看出游戏规则，他希望“这百无聊赖的几个小时，因此具有美学价值，也就过得值得，没有被白白浪费”（第169页）。
剧院排练
午饭后在剧院排练，主人公来到后台。他看到拉结及其朋友对一个初次登台的女演员起哄，不由想起贡布雷时的一个场景：“我的姑婆为了逗弄我外婆，就给我外公喝白兰地，想到恶意戏弄。”（第172页）他看出“世界只是一座更大的剧场”（第173页），就把剧场看成世界，并悟出“圣卢对拉结产生错觉的部分原因”（第173页），这样，他就比上午在梨树前的感悟进了一步。然而，他虽然透过表象看清圣卢和拉结的关系，却还无法看出圣卢这个“完美的演员”行为反常的原因，而只能如实报道圣卢打记者耳光和教训热情的散步者的奇特行为。同样，他也不知道圣卢为什么要对他提出分开前往德·维尔帕里齐夫人家。这要等到《阿尔贝蒂娜失踪》，才能揭开圣卢的“秘密”。
德·维尔帕里齐夫人的下午聚会
这一段的目的是展示主人公和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初次交谈，并用人物自己的谈话使他们失去神秘感，因为跟他们姓氏相符的并非是他们的外貌和行为，而是他们的言语。在这些人物中，法芬海姆-蒙斯特堡-魏尼根亲王是个特例，他说话“口音跟阿尔萨斯的门房一模一样”（第275页），而在主人公看来，“亲王的姓氏，前几个音节说出来明快有力，宛如音乐中的起拍，如用断断续续的语气强调说出，则保存着日耳曼民族矫揉造作的冲动和朴实，以及粗疏的‘高雅’，如同把淡绿色枝叶置于深蓝色珐琅的Heim上，而“海姆”则展现出莱茵河沿岸一扇神秘的彩画玻璃窗，窗前是德国十八世纪精心雕镂的平淡无奇的镀金饰物”（第267页）。这段话是普鲁斯特在打字稿上添加，说明姓氏的音节产生的诗意印象，也为了突出主人公在见到亲王后的失望，这种失望后来延伸到盖尔芒特这个姓氏。离开德·维尔帕里齐夫人家之后，主人公从德·夏吕斯先生那里得知，维尔帕里齐这个姓氏，是一个平民富翁借用巴黎附近一个小地方的名称。普鲁斯特于1914年在格拉塞出版社的校样上加上下面这句话：“德·维尔帕里齐夫人只是蒂里翁夫人，她因此在我思想中的地位最终一落千丈，而我看到她沙龙的客人鱼龙混杂，她的地位就开始在我心目中下降。”（第308页）
因此，这一段的目的并非只是“展示盖尔芒特那边一个爱好文学和艺术的贵族沙龙的图象”，也并非“主要是陈列肖像而不是总体图象【1268】”。德·维尔帕里齐夫人的沙龙是主人公进入社交界的第一个沙龙，标志着他对盖尔芒特这个姓氏关系密切和疏远的人们所抱的幻想开始破灭。在这一段开头，主人公谈到德·维尔帕里齐夫人“在社交界地位低下的原因”（第183页），而她地位低下的证明，是主人公首先遇到的人没有名字（历史学家和档案保管员），或者只是他的老同学布洛克，“他现在是青年剧作家”（第188页），以及姓氏中不带贵族介词“德”的勒格朗丹，德·盖尔芒特先生说这是“莱普格勒维埃的格朗丹”，而德·维尔帕里齐夫人则把他戏称为“一无所有的格朗丹”（第237页）。主人公看到布洛克和仆人通报勒格朗丹来访时，有两位客人进来：一位是阿莉克丝，是普鲁斯特添加在1914年格拉塞出版社的校样上的，她是“三位谪居的女神”之一，“想要用她们组织演出的众多短剧，使自己产生拥有沙龙的幻觉”（第196页）；另一位是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在44号练习簿上已经存在。主人公第一次听到她沙哑的声音，“刚听到时几乎以为是下人在说话”（第207页），并听到她在嘲笑勒格朗丹的姐姐德·康布勒梅夫人，因为后者使用“笔杆子”这个词（第205页）。这个被称为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人所说的话立刻使他感到失望。这时他看出，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会把盖尔芒特家族的人从他们的姓氏中取出。
只要客厅里进来一个人，主人公就更加失望，但与此同时，他也有所收获，看清了一般规律，可作为圣卢对拉结的爱情规律的补充，并看出姓氏所赋予的社会地位。阿让古尔伯爵以及盖尔芒特男爵和沙泰勒罗公爵进来之后，把大礼帽放在自己脚边，历史学家不知道这是当时流行的习俗，就叫他们别把帽子放在地上。这时男爵问主人公：“那位先生如何称呼？”主人公则低声回答说：“皮埃尔先生。”（第215页）当时，主人公的处境特别尴尬，因为他不属于客厅里所在的两类人，即社交界人士和知识分子，他这个人可说是没有名称。
普鲁斯特尝试了种种组合，终于在这个场景里把客人全都聚集在正在作画的德·维尔帕里齐夫人周围。这个场景以布洛克不慎把插树枝的花瓶碰翻结束，而布洛克干的蠢事则因横蛮无礼而变得严重：“这没有关系，我身上没有弄湿。”（第219页）后面的一段文字都用来表示布洛克所受的教育不良，直至诺普瓦侯爵进来。侯爵问主人公：“您是否在写些什么？”这话似乎把主人公置于知识分子一边。但他接着说的话立刻消除了别人可能产生的误解：“您以前给我看的一个短篇，有点修饰过分，搞得过于繁琐。我曾坦率地对您提出自己的意见：您当时做的事，不配写在纸上。”（第226页）于是，主人公被归为毫无才能的年轻艺术家，而拉结也属于这类艺术家，德·维尔帕里齐夫人不要她来家里演出，奥丽娅娜·德·盖尔芒特则对她的演出严厉批评。然而，德·诺普瓦先生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您是否准备写些什么给我们看？”），不仅只是出于礼貌。这说明主人公在德·维尔帕里齐夫人的沙龙里，是在为另一件事做准备，说明客人的进进出出以及人物的相遇和谈话，从表面上看并未加以组织，其实有一种特殊的含义和作用，说明对盖尔芒特这个姓氏的幻想在逐渐破灭。在维尔帕里齐的沙龙里，盖尔芒特的神话第一次被现实破除，而幻想也抵挡不住社交界聚会俗不可耐的不断冲击。盖尔芒特公爵的到来使主人公看出，公爵虽说显得教养良好，其实却思想狭隘、自命不凡，这可以从他矫揉造作的话语中清楚地看出。另一方面，盖尔芒特夫妇的真实关系突然揭示出来，因为公爵“在家里一直对她态度粗暴”（第241页），不能容忍妻子在他谈论圣卢热情支持德雷福斯时打断他的话，就对她“怒目而视，使众人感到局促不安”（第242页）。主人公从公爵说的话里不仅悟出想象的规律，而且悟出言语的规律（第242页）。
德·诺普瓦先生跟直言不讳的盖尔芒特公爵不同，是含糊其词的大师，他对布洛克说了许多话，使对方时而认为他是德雷福斯派，时而又觉得他是反德雷福斯派。在德·维尔帕里齐夫人的沙龙里，任何话都像守护门户的两面神伊阿诺斯，一句话可以使人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印象。因此，德·盖尔芒特夫人一面自称十分欣赏贝戈特，一面又愚蠢地批评梅特林克的剧作《七位公主》，主人公因此得出结论：“多么愚蠢！”（第235页）
德雷福斯案件这一题材，在东锡埃尔时已经讨论过，这时主要引出两种不同的评论，并使普鲁斯特能把斯万夫人带到维尔帕里齐的沙龙，因为斯万夫人“得以加入几个刚刚成立的反犹主义妇女联盟”（第263页）。主人公跟认为德·诺普瓦先生“令人讨厌”的圣卢不同，觉得诺普瓦“讨人喜欢”，这时斯万夫人转述了诺普瓦的话，使他如梦初醒：“最近，夏吕斯在盖尔芒特王妃府吃晚饭；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谈起您的。德·诺普瓦先生可能对他们说[……]说您拍马屁有点歇斯底里。”（第282—283页）主人公在大吃一惊之余，又悟出了另一条能帮助他完成作品的普遍规律：“我们的形象因由我们自己画出和别人画出而产生的这种差别，我也在其他人身上发现，这些人心满意足地生活在他们给自己拍摄的一组照片中间，而在他们周围则存在着鬼脸般令人讨厌的相片，这些相片他们自己一般无法看到，但要是有人偶然把相片拿出来给他们看，并说：‘这就是你们’，他们准会目瞪口呆。”（第284页）
因此，在维尔帕里齐的沙龙里，主人公得知应该把词语看作开门的钥匙。例如，法芬海姆亲王想当选为法兰西伦理学和政治学学院通讯院士，最终“找到了开锁的钥匙”，那就是请德·诺普瓦先生把他引见给德·维尔帕里齐夫人。而在此之前，主人公请德·诺普瓦先生支持他父亲竞选法兰西伦理学和政治学学院院士，却遭到失败。这是因为主人公还没有掌握“亲王[……]曾在外交生涯中使用的归纳法，即透过重叠的符号来解读的方法”（第271页），而法芬海姆亲王正是使用了这种方法才找到“开门的芝麻”。主人公这时还处于准备阶段，并犯了最后一个错误，在夏吕斯男爵面前说盖尔芒特公爵是“傻瓜”（第290页），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两个人虽说姓氏不同，却是亲兄弟。
主人公在德·维尔帕里齐夫人的接待日之前无法正确解读圣卢的言语和行为，同样，他对夏吕斯男爵在走出夫人家后跟他说的一番话毫不理解，对德·维尔帕里齐夫人得知他跟男爵一起离开时显得担忧也不理解。他跟夏吕斯男爵一起散步，直至男爵“找到一辆合适的出租马车为止”（第297页）。这段时间里的谈话犹如聋子对话，主人公对男爵提出的种种建议都不理解。男爵自以为掌握着“打开盖尔芒特公馆大门的‘芝麻’”（第306页），但在谈到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时却说，“跟她交往，目前只会对您产生不利影响，就像出入社交界那样”（第306页）。最后，男爵突然乘上喝得半醉的年轻车夫的出租马车走了，使主人公感到惊讶：他的行为跟言语一样无法理解。
在德·维尔帕里齐夫人的下午聚会上，主人公意外发现，“如果我们接近名称所指的真实的人，仙女就会消失”（第5页），因为真实的人总是跟其名称不符，最终给人的印象模糊不清。他天真无瑕的年代结束时，“不知道truqueur（面首）这个切口的意思”，并看出有些玩笑是“伤风败俗的证明，而不是天真无邪的证明”（第308—309页）。这时，他还经验不足，不能用“所多玛”这个词来解释圣卢和夏吕斯的言行。与此对应的是第一卷中主人公少年时在蒙茹万看到樊特伊小姐及其女友施虐淫的场面（第160—163页），但还不知道应该用“蛾摩拉”这个词来表示。由此可见，“盖尔芒特那边”和“斯万家这边”只是“所多玛这边”和“蛾摩拉那边”的别称，因此，把《所多玛和蛾摩拉》的三十几页文字附在《盖尔芒特那边（二）》后面，并非纯属偶然，而是必然的结果。
香榭丽舍大街上的小屋
回家之后，主人公听到“刚才布洛克跟德·诺普瓦先生谈话的翻版”（第310页），那是他家的膳食总管和盖尔芒特府的膳食总管关于德雷福斯案件的争论。普鲁斯特把这一段加在伽里玛出版社的校样上，作为德·维尔帕里齐夫人的下午聚会和外婆患病之间的过渡。科塔尔大夫来出诊，使用牛奶饮料疗法，但并无疗效，病情反而加重。后请贝戈特的朋友杜·布尔邦大夫来看病，这位大夫也诊断错误，说外婆因神经系统功能紊乱而患“精神性蛋白尿”（第317页）。普鲁斯特在47号练习簿的打字稿和伽里玛出版社的校样上作了补充，以说明科学家会轻易犯下重大错误，对观察到的征兆作出错误结论，即使事关病人的生死。另外，杜·布尔邦大夫建议外婆到香榭丽舍大街去，到她外孙喜欢的月桂树丛旁去，并用神话来作比喻，说“月桂树会对您健康有益。这树有净化作用。阿波罗杀死巨蛇皮松之后，手拿一根月桂树枝进入特尔斐。他想以此来预防毒蛇的致命病毒”（第317页）。主人公像兼管诗歌的阿波罗战胜死亡的象征巨蛇皮松那样，将用自己在文学上的成功来超越外婆的死亡。从这个角度来看，只有外婆去世之后，他才能写出作品并成为作家。
主人公因医生的话而消除了“几星期来压抑在心里的忧愁”（第321页），决定带外婆去香榭丽舍大街散步，然后跟朋友一起乘火车去维尔-达弗雷参加晚宴。但那天外婆行为奇特，先是在家里“独自一人没完没了地梳妆打扮”（第322页），后来在香榭丽舍大街的“小屋”里待了“整整半个小时”（第325页），而且事后没有解释和道歉。管公共厕所的“侯爵夫人”有一段插曲，说她有个顾客每天下午三点钟准时来，只有一天没来，是因为他妻子死了。外婆虽然想蒙骗主人公，并开玩笑般地说“‘侯爵夫人’和护林员的谈话跟盖尔芒特和维尔迪兰小核心的腔调再像也没有了”（第325页），但主人公第一次没有上当受骗。最后一句话说明，外婆已把主人公当大人看待。
《盖尔芒特那边（二）》：1898年下半年
《盖尔芒特那边（二）》故事的地点都在巴黎，其中公共场所有跟外婆一起从香榭丽舍大街回家，跟阿尔贝蒂娜在布洛涅林园和圣克卢散步，私宅除主人公的套间之外还有三套。从第一章外婆的房间转到第二章主人公的房间，然后转到维尔帕里齐、盖尔芒特和夏吕斯男爵的客厅。这一册的结尾是在盖尔芒特公馆的院子里，而主人公则是在楼梯上有所发现。
《盖尔芒特那边（一）》的时间从1897年夏末到1898年夏季的一天，《盖尔芒特那边（二）》的开头则是这一天的延续。主人公和外婆从香榭丽舍大街乘出租马车回家前请E教授诊治。回家后母亲和弗朗索瓦丝对外婆百般照顾，但知道她的病已没法治了。
外婆病情恶化持续了几天，确切天数无法确定，期间有科塔尔大夫和X专家出诊以及贝戈特来访，有对病人的众多疗法，后用水蛭吸血来治脑充血。“几天之后”（第349页）则是外婆弥留期开始，这时盖尔芒特公爵来访，迪约拉富瓦教授来诊断，家里的亲戚前来看望，直至外婆去世。
因此，第一章的事发生在1898年夏天。第二章开始的时间，如根据普鲁斯特曾在手稿下写下后又删除的文字（“我外婆去世之后第二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应为1899年。但由于主人公认为他母亲“不会禁止我[……]但心里却并不赞成”到德·维尔帕里齐夫人家去看一出短剧（第361页），说明服丧期是在不久以前，又说东锡埃尔之旅是在“大约一年前”（第360页），因此时间应该是在1898年秋天。从外婆去世到秋天的这半个星期（从一个星期日到下一个星期四）之间，小说中有几个月的空缺。
秋天的这个星期日十分繁忙。先是主人公躺在床上回忆其他有雾的早晨。前一天他收到圣卢的来信，信中建议他跟已离婚的德·斯泰马里亚夫人约会。他立刻给德·斯泰马里亚夫人写信，约她在星期五以前见面，哪一天由她来定。这个星期日的下午，他没有收到夫人的回信，却看到阿尔贝蒂娜来访。这次阿尔贝蒂娜让他抱吻，他们“演的戏跟在巴尔贝克演的戏完全相反（可用物体转位来表示），这时是我躺着而她站着”（第380页）。由于阿尔贝蒂娜来访，主人公去德·维尔帕里齐夫人家看短剧时迟到，但等待他的却是惊喜：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请他下星期五去她家吃晚饭。
星期二，主人公安排第二天跟德·斯泰马里亚夫人在布洛涅林园的岛上共进晚餐的事，就把阿尔贝蒂娜一起带去，“她给晚饭点菜会比我在行得多”（第402）。为感谢阿尔贝蒂娜陪他去，他跟她一直走到圣克卢才回家。
星期三的事变化多端。先是德·斯泰马里亚夫人请车夫送来名片，说是因临时有事无法赴约，接着圣卢突然来访，请他去巴黎一家餐馆吃晚饭，并给他传递夏吕斯男爵的口信：“明天在奥丽娅娜家有个盛大晚宴。我没有被邀请。但我舅舅帕拉梅德希望你别去。你不能失约？不管怎样，你得在晚宴之后到我舅舅帕拉梅德家里去。我觉得他很想见到你。对，你可以在将近十一点时到那儿。”（第427页）
跟圣卢共进晚餐后的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四而不是星期五，主人公去盖尔芒特家吃晚饭，然后去看望夏吕斯男爵。回到家里，他看到弗朗索瓦丝的跟班给表哥写的信，信中以“葬礼那天很好”（第599页）为借口来炫耀他在诗歌方面的知识。
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家的晚宴后“过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第600页），主人公收到另一意外邀请：“盖尔芒特王妃，原为巴伐利亚女公爵，于某月某日在家恭候。”（第600—601页）他怕有人恶作剧，就想到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家里去核实，但她跟丈夫去了戛纳。“盖尔芒特王妃府举办晚会那天”（第605页），主人公得知盖尔芒特夫妇已在前一天回来，但一大早又出去了，就在楼梯上观察，等待他们回来，却看到“一种道德景观，十分重要，因此，此事还是等片刻之后再来叙说为好”（第607页）。《盖尔芒特那边（二）》的结尾是主人公拜访盖尔芒特夫妇，正巧斯万也来访，他看到公爵夫人临走前去换红鞋，那是在1899年春天。
第四卷《所多玛和蛾摩拉》的开头则回顾主人公刚才看到的“道德景观”。盖尔芒特府的晚宴上谈到玛丽·波拿巴的婚姻（第510页）和奥地利皇后即茜茜公主去世（第533页），后者于1898年9月10日被剌杀，说明晚宴举办的时间为1898年秋天。但是，弗朗索瓦丝谈到的日俄战争（第344页）爆发于1904年，而圣卢提到的阿加迪尔事件（第421页）则发生在1911年。这说明普鲁斯特使用的是“宽松的时间”，这一卷中描绘的不仅是一个世纪的结束，而且是一种精神世界的结束。
外婆去世
在手稿中，《盖尔芒特那边（一）》和《盖尔芒特那边（二）》是一个整体。这个结构整体在手稿中显而易见，但在这一卷分两册出版后却不大明显。首先是下册分成的两章十分奇特：第一章只有30多页，第二章却有250多页。长短的差别如此之大，会被认为是写作上的缺陷，因为有人可能并不知道，这第一章其实是《盖尔芒特那边（一）》推迟的结尾。但是，把外婆患病和去世人为地分开，也制造了一种连载小说中常用的悬念，普鲁斯特当然也未能免俗。
第一章是整个小说中命运的首次召唤，也是第一次死亡。《盖尔芒特那边（二）》以外婆去世开始，以宣布斯万即将去世结束。这是贡布雷、斯万家这边在一时间被时间吞噬，以让位于盖尔芒特那边，让位于所多玛以及被爱情和嫉妒束缚的灵魂的痛苦。
从《盖尔芒特那边（二）》起，宣告死亡的段落都带有激情，如斯万、贝戈特、圣卢之死，特别是阿尔贝蒂娜之死。但他们的死只是消失而已：一个人生活在我们身边，然后离去，我们不再见到此人。这些死亡大多是暴卒，因此无法预见，主人公也没有亲眼目睹。只有外婆的死亡是他亲身经历，描述得如同临床医生那样确切，只有她的死亡才慢慢留在主人公的思想之中，只有她的死亡才是弥留。这一段提前在《新法兰西评论》上发表时，标题就用“弥留之际”，表明这主题十分重要，而描写得如此详细，在整部小说中也是独一无二。
文学史上描写弥留的场面众多，是作家进行文体练习的场所，他们都发挥自己的才能，以超越自己的前辈。普鲁斯特的父亲和弟弟都是医生，他叙述弥留时，只是描写病人的种种症状，而且像临床医生那样客观，但这种描写能激动人心。另外，他在描写主人公的外婆死亡时，主要借鉴他自己母亲的死亡。两人有许多相同之处，都是尿毒症发作，死时都变得年轻（第359页）。看到这死亡的景象之后，必然要默哀。而作者的默哀，则表现为白纸一张，以及新的一章开始。
六个月，是法国通常的服丧期。外婆去世六个月后，是主人公一个新的起点，普鲁斯特根据自己的习惯，把地点设在一个房间，时间是秋天的一天早晨，主人公则在醒来的一个时刻，而在回顾死亡之后，醒来的时刻无疑是一次重生（“我刚获得重生”，第360页）。
这是《盖尔芒特那边（二）》真正的开端，是一个十字路口，来自贡布雷、香榭丽舍大街和巴尔贝克的道路通到这里，并将通向公爵夫人公馆的门口。这下册是这部作品新的起点，在小说最初的结构即两个“边”的对立中引入了另一结构，一方面跟主人公在阿尔贝蒂娜回来之前的生活相连，另一方面又跟他因爱情生活、嫉妒以及这姑娘不辞而别所产生的种种想法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一册处于作品的中央：阿尔贝蒂娜的来访在第二章开头打断了主人公的遐想，她已不再是他在巴尔贝克时想望的女友，但还不是在《女囚》中使他痛苦的女人。
因此，从一个房间出发所进行的探索，最初显得徒劳无益，如友谊、爱情的苦恼以及他曾朝思暮想的社交界生活。贡布雷这两个“边”的无限延伸，看起来毫无结果，他的想象却不时投影其上。《盖尔芒特那边（二）》正是用内心生活和外界生活的并存来达到统一。虽说灵感的源泉在沙龙的压抑气氛中枯竭，但智力却仍然发现独特的真理和富有诗意的新动机。
普鲁斯特让主人公的外婆去世之后，也让他的父母暂时离开巴黎，他们对主人公的监督或安慰的作用在以后越来越小，因此，读者有时难免会想，他们是否已在小说中消失。其实，他们对儿子的教育已经完成，他们只能偶然跟他作伴，陪他去巴尔贝克或威尼斯。普鲁斯特将在《所多玛和蛾摩拉》中指出主人公的母亲和外婆十分相像：两人衣着上像，都喜欢引述塞维尼夫人的话，那时他母亲取代了他外婆。主人公又成了“孤儿”：他失去的不光是外婆，而是母爱。但这种孤独也带来新的好处：他从此有了行动的自由，他首次接待的客人是阿尔贝蒂娜也就毫不奇怪。姑娘的吻将代替母亲的吻，而母亲在巴黎的存在只能是不合时宜、碍手碍脚，甚至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阿尔贝蒂娜在《盖尔芒特那边》中再次出现，而且一直延伸到《阿尔贝蒂娜失踪》，使普鲁斯特必须对原稿进行大量修改，同时也给小说在时间上的处理带来问题。在主人公一心想进入盖尔芒特的沙龙时，如何使这姑娘重新进入他的生活？小说的结构由德·维尔帕里齐夫人的下午聚会、盖尔芒特府的晚宴和盖尔芒特王妃府的晚会这三个社交界聚会构成，如何使阿尔贝蒂娜的出现融入这结构之中？
普鲁斯特借用了《让·桑特伊》中的一个场景：一个名叫瓦朗蒂娜的姑娘，住在主人公的套间里，主人公到她房间去看她时，她不让他抱吻。此前两人在房间里戏耍，姑娘按摩主人公的手腕，他因此产生希望，但不是想占有瓦朗蒂娜的肉体，而是想占有她在此刻向他展示的各种“自我”【1269】。而在《追忆似水年华》中，这场景一分为二：在《花季少女倩影下》中，阿尔贝蒂娜不准主人公对她抱吻，而在《盖尔芒特那边（二）》中，在阿尔贝蒂娜首次来看望主人公时，他们的戏耍唤起了欲望。
1913年出版的《在斯万家这边》中刊登了后面两卷的目录，阿尔贝蒂娜跟其他姑娘一起出现在第三卷《重现的时光》中，但名叫玛莉娅。1913—1914年，在13号练习簿的一个备忘录上，普鲁斯特写下了修改提纲，这时阿尔贝蒂娜已取代玛莉娅，但他还犹豫不决，不知该把外婆去世的段落置于何处。结构问题似乎已经解决：在三大社交界场景后面，都有阿尔贝蒂娜来访。但这样的安排显得不大真实，因此，1916年在誊清《盖尔芒特那边（二）》的手稿之前，普鲁斯特作出别的安排。其中一种是：阿尔贝蒂娜在巴尔贝克度过夏天，但主人公因病留在巴黎。这样，姑娘的来访可安排在其后的整个冬季。不过，德·维尔帕里齐夫人的下午聚会跟盖尔芒特夫妇的晚宴相隔时间过长，跟社交界邀请的实际情况不符。阿尔贝蒂娜的第二次来访，即她陪主人公去布洛涅林园岛上的那次，被安排在那个季节的末尾。他一心想着当天要跟德·斯泰马里亚夫人共度良宵，对阿尔贝蒂娜并未十分在意。但夫人未来赴约，他对德·盖尔芒特夫人的爱情则被他母亲消除：“她如同催眠师，把你从你想象自己所在的遥远的地方叫回来，你于是就重新睁开眼睛，或者像医生那样，使你回想起义务和现实，治好你想象出来的疾病，我母亲突然使我从过于漫长的梦中醒来。”（第386页）剩下的就只有他将对这姑娘产生的爱情。
于是，叙述者回想起秋季的一天，即阿尔贝蒂娜走进他房间那天，并进行小结，这种小结在小说叙事的每个转折点都会出现，既是前面一段的概括和结论，又引出新的情节或某种戏剧性变化，说明重要的并非是事件本身，而是从中得出的教益，说明叙述从属于哲理的展现。这样，普鲁斯特就向读者展示他将在作品的后面部分加以发挥的两个主题：时间和爱情，即跟阿尔贝蒂娜这个人物相关的主题：“她如同魔术师，给了我一面能照出时间的镜子。”（第365页）但在这时，叙述者尚未竭尽全力去看“镜子后面”的东西。
与圣卢共度“友谊的夜晚”
主人公戴孝半年以及阿尔贝蒂娜首次来访之后，普鲁斯特就继续叙述他因此中断的社交经历。他从独处的生活过渡到沙龙的世界，是依靠圣卢的介绍，中间还有他跟圣卢共度的“友谊的夜晚”。从手稿看，这一段写于1910年和1911年。
这一段的主导主题是雾，其魔力般的诗意使人想起在东锡埃尔度过的时日，以及对盖尔芒特夫妇居住的仙境般世界的遐想。于是，对气象的描写使读者进入圣日耳曼区的神秘气氛之中，并暂时忘记阿尔贝蒂娜的脸庞，因为她的脸过于现实，对想象的吸引力十分短暂。
德·斯泰马里亚夫人未来赴约，主人公就在家里的餐厅里把脑袋伸进卷起来的地毯里哭泣。这时圣卢来了，他的痛苦随之消除。这里的友谊充当了爱情的代用品。
圣卢在红丝绒面料软垫长椅的椅背上奔跑，是为了把一件小羊驼毛大衣拿给主人公穿。这件事被周围的人看作高雅和友谊的明证。普鲁斯特通常对友谊十分怀疑，认为“友谊微不足道”（第410页），这时似乎同意大家的看法，而这种场景已在《让·桑特伊》中出现，贝特朗·德·雷韦荣跨过几张桌子，以来到让的身边。
1921年4月，普鲁斯特在给罗贝尔·德·蒙泰斯鸠的信中写道：“圣卢没有任何钥匙，但在书中尚未发表的一段中[……]我想起在一家咖啡馆里曾有人走在软垫长椅的椅背上，此人是我可怜的朋友贝特朗·德·费纳隆，他已于1914年阵亡【1270】。”
这个行为并不显得十分勇敢，普鲁斯特如此重视，无疑是因为他跟贝特朗·德·费纳隆情谊深重。但他并未受骗上当：主人公之所以感动，主要不是因为这是友谊的证明，而是因为这友谊来自年轻的贵族，大衣则是富瓦亲王所有。主人公起初受到餐馆老板和侍者的冷遇，后来他们得知他是年轻贵族的朋友，才对他卑躬屈膝。他被接纳进这个他过去幻想进入的世界，还受到热情接待。因此，这种友谊完美无缺：“在他眼里，如同在我眼里那样，这是友谊的夜晚。然而，我在此刻感受到的友谊（正因为如此，我仍然有几分后悔），就像我担心的那样，并非是他想使我感到的那种友谊。我看到他跑步前进，以优美的姿势跑到目的地，仍然充满愉悦的感觉，我感到产生这种愉悦，是因为圣卢在墙边的软垫长椅椅背上做出的每个动作的意义和原因，也许可以在他个人的性格中找到，但尤其可以在他因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而从家族的遗传中得到的性格中找到。”（第428—429页）在此，普鲁斯特揭示了这件事的真正含义。叙述者感兴趣的是找到他朋友的贵族特点，是发现“这种乐趣完全不[……]是友谊的一种乐趣，而是一种精神上的无私乐趣，是一种艺术的乐趣”（第430页）。
盖尔芒特府的晚宴
这些乐趣一直伴随着主人公走进他最终被接纳的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沙龙。公爵拥有埃尔斯蒂尔的多幅绘画作品，主人公观赏这些绘画，产生对艺术的重要看法，在某些方面跟《重现的时光》中提出的看法相同。一批绘画其实是一批连续的“自我”，这些绘画作品出自画家生活中的不同年代，同时展现在主人公眼前。它们出自同一画家的手笔，表明风格的演变，因此表示时间的流逝，而时间则由一系列时刻构成。其中一个时刻属于现实主义，另一时刻接近印象派，还有一个时刻是埃尔斯蒂尔最初使用的象征手法，是几幅神话题材的水彩画。然而，“墙上挂着他那些画的地方，相互间十分协调，如同放幻灯映射出的光亮图像”（第435页）。叙述者后来记住了这种感悟，这不仅对艺术家的作品有用，而且尤其对生活有教益作用。幻灯的这种美学能对各种形象进行解释并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其中有被想象成仙女的德·盖尔芒特夫人，有不可捉摸的阿尔贝蒂娜，还有后来在《重现的时光》中“头部化妆舞会”上一个个无法辨认的面孔。
在《追忆似水年华》的所有社交界聚会中，盖尔芒特府的晚宴也许写得并不生动，但却十分重要。虽然公爵说出的著名姓氏繁多，虽然描写了大量精神面貌，这一段仍然充满了讽刺、人物的滑稽描绘以及众多错误和蠢话，这些都是普鲁斯特小说中社交界场景的主要特点。叙述者并未详细描写客人、晚宴、菜肴，也没有大量转述对话，而是对“盖尔芒特家族的守护神”感到兴趣。这新的沙龙如珠宝盒般展现在我们眼前，只有公爵和公爵夫人才引人注目，而客人们只是陪衬而已。因此，晚宴本身被置于次要地位，以突出对盖尔芒特家族的看法，而为了更好地展示这一家族的特点，就将其跟库弗瓦西埃家族进行比较。
盖尔芒特家族的守护神确实存在，其最佳表现是奥丽娅娜的风趣。普鲁斯特在1921年6月17日给保罗·苏代的信中说：“我不厌其烦地写出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许多接话，并使一贯如此的盖尔芒特家族的精神显得协调一致，是因为我感到失望：我看到圣西蒙总是对我们谈‘莫特马尔的精神’，谈德·蒙泰斯庞先生、德·蒂昂热先生、丰特弗罗女修院院长‘特有的说法’，却连一个词这样起码的标志也找不到，无法弄清什么才是莫特马尔家族成员特有的言语。我无法弄清过去的莫特马尔家族的精神，才冒险杜撰盖尔芒特家族的精神【1271】。”
对盖尔芒特家族的详细描写，可与人类学著作媲美。盖尔芒特家族成员比其他贵族“更加高贵，也更加杰出”（第457页）。他们的外部特点一一列举，他们的“优点，并非只有皮肤、头发和清澈的目光，而且还有一种方式，即站立、走路、施礼、握手前观看和握手的方式”（第458页）。他们的另一特点跟库弗瓦西埃家族成员相同，那就是跟别人保持距离的办法，但有时也显得和善而又自然。普鲁斯特又像生物学家那样，把盖尔芒特家族成员分成两个亚种：“有些人特别聪明，有些人道德特别高尚。”（第460页）最后，他研究公爵夫人这个特例，是因为她更加典型，也更能揭示家族的守护神，是因为她是盖尔芒特家族的双重成员：因她的出身和她的婚姻。她以风趣著称，并把风趣置于智力之上。
德·盖尔芒特夫人喜欢跟她这个时代和她这个圈子的习俗、嗜好和看法反其道而行之。她的故作风雅表现为不合常理的反常。书中举出好几个例子，说明公爵夫人妙语连珠，经常使听众感到意外，“公主听到她的话竟会呼吸困难”（第522页）。大家都想去参加希腊新大臣举办的化装舞会，德·盖尔芒特夫人却觉得“待在家里炉火边也十分快乐”（第497页）。大家看戏都是在最后一幕时才来到剧院的包厢，觉得这样潇洒，而她却在启幕时就已坐在正厅前座的椅子上，认为“值得看的戏，从头看起就更加清楚”（第499页）。社交界人士都觉得应该贬低瓦格纳和支持德雷福斯的左拉，德·盖尔芒特夫人却觉得瓦格纳有天才（第512页），认为左拉不是现实主义作家，而是诗人（第522页）。公爵夫人虽说别具一格，却跟她出身的家族的成员相同，因此，《盖尔芒特那边（二）》仿佛是在重复普鲁斯特对德·维尔帕里齐夫人的青年时代及其因过于聪明和风趣而在社交界地位下降的评论。在《重现的时光》中，德·盖尔芒特夫人将步曾对她教导的婶婶的后尘：“德·维尔帕里齐夫人因祖先遗传的对精神食粮的需要而社会地位下降，她也无疑因迎合这种需要而成为另一个德·维尔帕里齐夫人。”
盖尔芒特府的晚宴，要跟维尔帕里齐的下午聚会以及《所多玛和蛾摩拉》中盖尔芒特王妃府的晚宴联系起来，才能显示其全部含义。每个社交场景都在纠正主人公对在场的人和物的错误看法，使他在“重现的时光”的漫长道路上前进，并远离虚荣的社交价值，以接近真实的美学价值。主人公进入德·维尔帕里齐夫人的沙龙后感到失望，是因为“德·维尔帕里齐夫人只是蒂里翁夫人，她因此在我思想中的地位最终一落千丈，而我看到她沙龙的客人鱼龙混杂，她的地位就开始在我心目中下降”，而他在离开盖尔芒特的沙龙之前，则对自己提出了重要的问题：“这些夫人都精心打扮，并且不让资产阶级女士进入她们十分封闭的沙龙，是否真是因为这样的晚餐？是因为这次晚餐那样的晚餐？如果我不在也是这样？我一时间对此感到怀疑，但这种怀疑过于荒谬。我光靠常理就将其排除。另外，这怀疑我即使接受，自从贡布雷以来地位已如此低下的盖尔芒特这个姓氏，还会剩下些什么呢？”（第574页）
普鲁斯特设法在《盖尔芒特那边（二）》中表明，主人公越是在社交界取得成功，就越是对社交界感到失望。正如让-弗朗索瓦·勒维尔所说，“普鲁斯特小说中的故作风雅是一种圈套，人的奢望、欲望和激情都在空虚中急着钻进圈套，说明它们做得过分，而故作风雅也从未有坚实的基础【1272】。”
《盖尔芒特那边》原可以在盖尔芒特府的晚宴后结束。《盖尔芒特那边（一）》开始时的美好想象都已被经验否定，叙述者也对此作出结论，把他迁居新居后的幻想跟他看到的实际情况进行对照。盖尔芒特公馆的门毡曾被他看作圣日耳曼区的界线，其实只是“姓氏的神奇世界[……]的终点”（第572页）。他这个年轻资产者在场，使秘密仪式无法举行，而他曾认为公爵夫人的沙龙是举行这种仪式的圣殿（第574页），那些客人则被他想象成圣徒小教堂里的使徒（第536页）。他虽然有种种失望，但他只是从外部来描写盖尔芒特夫妇：他这时还只是观察者，他还须成为他们的常客。
《盖尔芒特那边》跟许多小说一样，是在叙述一种寻求，但跟其他小说不同的是，寻求的客体得到后却显得微不足道，不值得去寻求。这曾是斯万所犯的错误，他发现自己浪费了多年的时光，“却去爱一个我并不喜欢的女人，这女人不合我的口味”（第一卷第381页）。于是，必须形成并寻求新的梦想，因为无法得到的不是欲望的客体，而是欲望的始终存在。主人公准备追逐其他梦想，但也会出现其他噩梦，因此，盖尔芒特府的晚宴标志着主人公黄金时代的结束。这下册的结尾部分旨在宣告从《所多玛和蛾摩拉》起将刮起的风暴即夏吕斯男爵的同性恋，而公爵夫人的红鞋这一段则显示世界的残忍，以及猜疑重重的爱情、嫉妒和死亡。
上述分析，主要参考1987年弗拉马里翁版第三卷的引言，由伊莉娅娜·德宗-琼斯（Elyane Dezon-Jones）撰写。她曾以笔名艾斯黛尔·蒙布伦（Estelle Monbrun）发表小说《莱奥妮姑妈家的谋杀》（Meurtre chez tante Léonie）（中译本名为《拈花魅影》，朱晓累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11月）。据米伊先生说，由于小说中借用普鲁斯特小说的人物，读者看了不禁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另外还参考1988年七星丛书版该卷的出版说明，由蒂埃里·拉热（Thierry Laget）和布里昂·罗歇（Brian Rogers）撰写。看了这三位法国学者的分析，觉得大大加深了我对这一卷的理解，分析中提出的种种线索，有些我在翻译时并未重视、未加注意，有些未能跟前面两卷联系起来，更无法看出跟后面几卷的关系。看了他们的分析，感觉如同书中的主人公，逐渐透过种种表象看到了事物的本质。
从这卷开始，上述两个版本在校勘上的区别开始明显，有好几个大段并不相同，有的段落是所在的位置不同，其中最长的有三十几行（指原文），虽然在书中已一一注出，在此仍需作一介绍。这两个版本都以《新法兰西评论》出版社1920年和1921年出版的初版本为基础。1987年弗拉马里翁版在标点符号和版式（如分段等）上完全按照这初版本，虽说跟普鲁斯特的手稿、打字稿以及他修改过的校样有不同之处。因此，弗拉马里翁版跟皮埃尔·克拉拉克和安德烈·费雷校勘的1954年七星丛书版有不少区别，这两个版本有区别也因为弗拉马里翁版的校勘者能查阅1954年七星丛书版的校勘者未能看到的普鲁斯特的手稿、打字稿和校样。但1988年七星丛书版的校勘者认为，这个初版本中的错误以及不合条理或不合逻辑之处仍然很多，并认为大部分问题可根据初版本以前的手稿、打字稿和校样来解决。由此可见，弗拉马里翁版完全按照普鲁斯特列次修改意见来校勘，1988年七星丛书版则并非完全如此，有时也采用1954年七星丛书版的做法，为了改正不合条理或不合逻辑之处，也使用普鲁斯特删除的文字。在版式方面，弗拉马里翁版更强调文本的连贯性即普鲁斯特的风格，因此并非每个对话都另起一行，这也是跟1954年和1988年七星丛书版比较突出的一个区别，在前两卷中就可以明显看出。
当然，从篇幅上看，七星丛书版更加详细，除了正文以外，还有初稿（Esquisses）、出版说明（Notice）以及注释和修改稿（Notes et variants）。据该版本说明，初稿是指《驳圣伯夫》以及《追忆似水年华》发表前撰写的其他手稿，涉及《盖尔芒特那边》的有32篇，共289页，而这一卷的正文为578页。出版说明则是为理解初稿、修改稿和发表稿（texte définitif）提供必要的资料，主要谈作品的生成和对作品的评论。修改稿是指对誊清手稿的打字稿和各个校样所作的修改。这一卷的“注释和修改稿”共有318页，其中大量篇幅用于引述各种修改稿。弗拉马里翁版的正文为662页，正文前的引言（Introduction）共96页，正文后的注释（Notes）共54页，其中也引述修改稿，特别是注出1954年七星丛书版在正文中采用而这一版本并未采用的文字。由此可见，七星丛书版中，初稿和修改稿占据很大的篇幅，而这部分的主要对象应该是研究者而不是普通读者。弗拉马里翁版则是通常所说的袖珍本（livre de poche），但对作品的生成和评论也作了十分详细的介绍，注释则是简明扼要。另外，1987年弗拉马里翁版主要针对1954年七星丛书版旧版本中的问题，因为七星丛书版新版本要到1988年才出版。
不过，校勘方面孰优孰劣，恐怕不能一概而论。好在我们的译本从第一卷起就把两者的区别清楚地列出，我想读者会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自己的判断。
本卷翻译中的理解问题，仍由让·米伊先生来解答。例如书中谈到家具时，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说：“… je vous assure que chez ces gens-là on en arrive à aimer tous ces N，toutes ces abeilles.”老译本译成：“……我向您保证，在那些人家里，您会爱上这些不知其名的人，爱上这些蜜蜂。”（第511页）这里的N容易理解，指Napoléon（拿破仑），即第一帝国时代式样的家具，但“蜜蜂”却令人费解。米伊先生回答说，蜜蜂是拿破仑三世和第二帝国的标志。于是我就照直译出，但加上注。（第545页）
另外，书中有些句子难以理解，看了法文版的注释才了解其出处和意义，因此在译文中必须加注，否则读者就无法理解。例如，l'ambassadrice était obligé d'avouer que son exemple était tiré d'animaux plus petits.这句话在翻译时就觉得有点怪。老译本译成：大使夫人只好承认，她说的这个人属于地位更低的动物。（第527页）看了法文版注释才知道，这句话出自《拉封丹寓言诗》卷二第11则寓言“狮子和老鼠”和第12则寓言“鸽子和蚂蚁”之间的一句话。这两则寓言都说明一个道理：“我们要尽可能地为大家服务，/也往往需要比自己弱的人帮助。”又如，弗朗索瓦丝的年轻跟班约瑟夫·佩里戈在给朋友写信时炫耀他对法国诗歌的了解，信中有九首诗的引语（第598—600页），别说一般读者，我国法国文学专家恐怕也未必能一一看出，因此就得一一加注。
主人公去看望在东锡埃尔驻守的圣卢，自然会谈论军事问题和历史上的重大战役，如乌尔姆战役、坎尼战役、奥斯特利茨战役、滑铁卢战役等，以及参加这些战役的统帅，但书中对胜者为何取胜、败者为何失败只能点到为止，这就为感兴趣的读者留下悬念，在法文本中都用注释加以说明，我们中译本也照此办理。这一段的另一重要话题则是当时轰动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书中说得十分详细，我们在注释中则补充一些细节。在书中还提到一个人物，由于去世过早，跟该案关系不大，因此论述德雷福斯案件的有些著作（如迈克尔·伯恩斯《法国与德雷福斯案件》，郑约宜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并未提及，但跟该案中重要人物于贝尔·约瑟夫·亨利中校却有密切关系。此人是马里-弗朗索瓦·约瑟夫将军，即米里贝尔男爵，曾任法军总参谋长。亨利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两次被俘但均脱逃，1872年晋升中尉，但被认为“除靠资历外不会有任何前途”。1875年他被德·米里贝尔将军看中，任命为将军的副官，从此才仕途得意。在德雷福斯案件中，他自然听命于总参谋部，结果身败名裂，自杀身亡。如果没有被德·米里贝尔将军这位“伯乐”相中，他也许能平平安安度过一生。由此，是否也可悟出些人生哲理？
小说中给外婆治脑充血，医生使用了sangsue（第348页），旧译本中译成“蚂蝗”（第328页），但《新法汉词典》中在“蚂蟥”前另有“水蛭”这一释义，于是就查阅《简明生物学词典》，一查应为“水蛭”，确切地说是“欧洲医蛭”。其中“蚂蟥”条目是这样写的：“①蛭纲动物的通称。②指金线蛭。[……]在我国分布很普遍，水田、河湖中极常见，虽能刺伤皮肤，但不吸血。”（第949页）这里的关键是“通称”二字，就是说，我们平时说的“蚂蟥”，并非是生物学上的术语和学名，就像“乌鳢”通称为“黑鱼”那样，其实是包括水蛭在内的蛭纲动物，而作为生物学术语的“蚂蟥”，则是不吸血的金线蛭。既然这“蚂蟥”二字可表示吸血的水蛭和不吸血的金线蛭，为避免误解，应把sangsue [sang（血）+sue（r）（吸）]译成“水蛭”。
拜读法国学者对作品的分析，有时也能发现翻译中的问题。书中谈到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看戏的习惯与众不同，其他人要到最后一幕才来，并坐在包厢里，而她却在演出开幕前就到了，而且坐在au fauteuil。旧译本译成“坐在一张椅子上”，我起初译成“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心想应该是在包厢里吧。但七星丛书版的分析中点明是à l'orchestre（第三卷第1682页），核对《新法汉词典》，才知道这里的au fauteuil应为au fauteuil d'orchestre（在正厅前座）。这样，她的别出心裁就显得更加突出。但仔细一想，她坐在正厅前座也更加合理，因为这时包厢里还空无一人。
这一卷中作者提到《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princesse de Deyabar（应为Deryabar），该人物出现在 Histoire de Codadad和Histoire de la princesse de Deryabar这两个故事中，为找到中译名，就查阅纳训的全译本，但未能查到这两个故事。后来看到该译本的序言中写有“第五卷七篇短小故事约七千余字，描写粗鄙，不堪入目，最后删去”，才知这“全译本”并非名副其实。要正确译出这人名，还得看看这两个故事。这时，拉罗谢尔的一位法国朋友为感谢我寄去的中国首日封，要赠书给我，问我要什么书，我就提出希望能给我《一千零一夜》三卷法译本。收到书后，看到这两篇都在第三卷里，故事虽说是英雄救美人的俗套，但并不“粗鄙”，也没有“不堪入目”之感。而译者删去了这篇故事，译本就成了节译本，实在可惜。看了两篇故事后得知，Deryabar是城邦名，因此princesse de Deyabar译成德雅巴尔国公主（第497页）。
不过，最大的收获还是看了法译本的前言之后，明白了普鲁斯特为何要把自己的小说比作《一千零一夜》。这个译本的译者是安托万·加朗（Antoine Galland），根据十四世纪手抄的三个本子译出，于1704—1717年陆续出版，共十二卷。他的译本出版后大受欢迎，并先后被译成英语、德语、意大利语、荷兰语和俄语出版。据译者的日记记载，法国金石学学院院士、修道院院长比尼翁（Bignon）从凡尔赛回来时，点着蜡烛在四轮华丽马车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即将出版的第九卷手稿。由此可见，在十八世纪初，《一千零一夜》并非像现在这样只是儿童读物，而是深受法国上流社会喜爱的畅销书。
在这一卷翻译过程中，也得到国内同行的帮助。书中的比喻谈到博马舍的喜剧《塞维利亚理发师》中的一个情节：… comme celui [le silence]qui succède à la musique de Lindor tire Bartholo de son sommeil，老译本译成：……正如兰多尔演奏结束后出现的静穆把霸尔多洛从睡梦中唤醒（第415页），并分别对“兰多尔”和“霸尔多洛”这两个人物加注，说兰多尔“手拿吉它到一位美人的窗口演奏”。但据法国七星丛书版的注释，却是西班牙贵族阿尔马比巴伯爵来到塞维利亚，化装成名叫林多尔（按西班牙文音译）的音乐教师，来给巴尔托洛大夫监护的孤女罗茜娜教唱歌，因此就需要核实剧中的情况。不久后北京朋友李玉民先生来电，说他已译出该剧，就请他核实，结果如下：阿尔马比巴伯爵先化名兰多尔来到巴尔托洛大夫家中，以接近大夫监护的孤女罗茜娜，被巴尔托洛识破，后化名为阿隆索的音乐学院学生，代替老师来巴尔托洛家给罗茜娜教唱歌。书中涉及巴尔扎克作品之处，仍请北京大学教授王文融女士查阅。一是小说中的一句话：… Napoléon tenir une place bien moindre que Rastignac et la tenir seulement parce qu’il a parlé aux demoiselles de Cinq-Cygne.老译本译成：……拿破仑的地位远没有拉斯蒂涅克重要，[……]他之所以占有一席之地，仅仅是因为他对五只天鹅修道院的贵族小姐讲过话（第530页）。从法文本的注释得知，这里说的是巴尔扎克的小说《一桩神秘案件》中的人物德·五天鹅小姐。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译本，拿破仑对这位小姐说：“这儿有三十万人，他们也是清白无辜的！可是明天，这三十万人就要死去，为他们的祖国而死……”但法文网上的内容提要却说“三万人就要死去”，从逻辑上说也更加合理，因为即使打败仗，三十万人也不可能全都死光。于是得查阅法文本，法文本一时借不到，复旦同事袁莉女士给我寄来网上下载的电子书，一查果然是“三万人”，就在注释中引用人文版译文时作了说明（第566页）。二是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玩弄文字游戏，把爱戏弄人的夏吕斯男爵称为Taquin le Superbe，老译本中译成“杰出的塔干”（第456页）。据七星丛书版注释，这出自巴尔扎克的作品《卡特琳·德·美第奇》，中译本译者正好是王文融教授，Taquin le Superbe是拉丁文Tarquinius Superbus（高傲者塔奎尼乌斯）的法文名，古文应译为“高傲的塔尔奎尼亚人”（第484—485页）。对上面各位朋友的热情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翻译中除解决上述问题外，还补译了老译本的漏译之处，据统计在三十三页中有漏译，其中三页有两处漏译，有的原文中漏译多达八行（指老译本第169页第2行后面漏译，即新译本第175页最后三行和第176页第一行）。当然啰，有的“漏译”是因为新旧法文版不同，如在老译本第219页倒数第6行后面，弗拉马里翁版和1988年七星丛书版分别加了33行和31行。
第三卷译稿于今年4月上旬交稿，两星期后收到摩纳哥朋友安德烈·Z.拉巴雷尔先生的邮件，他说在4月28日晚上的八点新闻看到让-皮埃尔·昂格雷米先生在前一天去世的消息。这消息使我感到十分意外。去年11月初，北京朋友吴岳添先生（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发来邮件，问我能否参加今年7月中旬在武汉举行的加缪讨论会，并告诉我他将作为铁凝带队的中国作协代表团成员参加月底在巴黎举行的“新视觉看中法文学—首届中法文学论坛”，同时寄来会议日程表以及法方代表名单，问其中是否有我的熟人。名单中让-皮埃尔·昂格雷米先生列在首位，他要在25日的开幕式上致词，我当然认识，另一位华裔作家山飒也知道，2003年我曾在《文汇读书周报》撰文介绍她的小说《女皇》，题为《法国两出版社争夺“武则天”》。另外，去年年底我跟往年一样，收到他寄来的由法兰西语文学院印制的贺卡。真想不到他这样快就离我们而去。过了一天，米伊先生也发来邮件，说昂格雷米先生的葬礼将于下星期二（5月4日）在先贤祠附近的圣司提反教堂（Église Saint-Étienne du Mont）举行。
让-皮埃尔·昂格雷米（Jean-Pierre Angremy，1937—2010）笔名皮埃尔-让·雷米（Pierre-Jean Remy），中文名杨鹤鸣，是法国外交家、作家，曾在法国驻香港领馆（1961—1964）和驻北京使馆（1964—1966）工作，曾任法国驻教科文代表（1990—1994）、罗马法兰西学院院长（1994—1997）、法国国立图书馆馆长（1997—2002），以及中法友好年法方主席、法国普鲁斯特之友协会会长等职。共发表作品65部，其中《颐和园之劫》（Le Sac du Palais d'été）获1971年勒诺多奖，《永恒之城》（Une ville immortelle）获1986年法兰西语文学院小说大奖，《海伦的回归》（Le Retour d'Hélène）获1998年马克斯·雅各布奖。1988年当选为法兰西语文学院院士，是当时最年轻的院士之一，曾主持程抱一等三位院士的入院仪式。曾获法国三级荣誉勋位、法国二级功德勋章、法国三级文艺勋章等。
2002年下半年，译林出版社跟我签订合同，决定请我重译《追忆似水年华》。昂格雷米先生获悉后十分支持，并于2003年国庆期间打电话给我加以鼓励。他得知我需要用位于伊利埃-贡布雷的普鲁斯特博物馆的室内照片作为译本的插图，就请秘书长米蕾伊·纳蒂雷尔女士亲自拍了二十来张照片寄给我，后又同意使用博物馆出售的明信片上的图片。第一卷的译本于2005年出版后，他于2006年8月邀请我参加于该年11月19日举行的法国中央大区博物馆协会组织的“中央大区欢乐博物馆日”，并在普鲁斯特之友协会组织的题为“书籍的制作”的活动中的发言。我当时并不知道，那天上午的另一位发言者即叙利亚作家、翻译家和教授贾马尔·舍哈耶德先生（Jamal Chehayed），已把小说七卷全部译成阿拉伯文出版，而我仅仅译了一卷。会前米伊先生对我描述昂格雷米先生的外貌和衣着特点：身穿大衣，围着围巾，而且永远是蓝色围巾，见面一看果然丝毫不差。他当时正在跟人说话，看到我后，立刻热情跟我打招呼，询问我的情况。会议先由他致词，我第一个发言。由于当时孙中山先生生日刚过，不由想起先生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就略加改动，作为发言的结尾：“普译尚未完成，吾仍须努力。”听众听到这话，不禁发出会心的笑声。那年有两位法兰西语文学院院士去世，他要回学院处理事务，但仍然听完我的发言后才走。第二年普鲁斯特之友协会问我要发言稿，准备刊登在那年的《普鲁斯特学刊》上。在去法国参加会议之前，该杂志社社长米伊先生曾对我说，会后会刊登我发言的摘要。但收到协会寄还的发表稿一看，只是删除了“会长先生”等的称呼语，其他一字未改，这也许是昂格雷米先生对我的鼓励吧。
在此，刊载昂格雷米先生于2009年初寄来的贺卡，以资纪念：
Cher Ami，
je vous remercie mille fois de vos vœux de bonne année，auxquels je m’empresse de répondre. Et je veux vous exprimer une fois de plus，pour votre travail proustien impeccable，toute mon admiration. Merci aussi pour ce superbe dictionnaire que vous m’avez envoyé.
Je pensais venir à Pékin début janvier，mais le sort—et mon éditeur chinois qui a retiré son invitation！！！—m’en ont empêché.
Puisse cette année 2009 être riche pour vous.
Croyez à toute mon amitié.
Pierre-Jean Remy
亲爱的朋友：
我对您的新年祝贺非常感谢，并急忙给您回信。我再次向您表示，您的普译白璧无瑕，我对此十分赞赏。我也感谢您给我寄来的这本出色的词典【1273】。
我本想于一月初去北京，但命运——我的中国出版社取消了邀请——却使我无法如愿以偿。
愿您在2009年成果丰硕。
请相信我的友谊。
皮埃尔-让·雷米
普鲁斯特之友协会已于今年11月9日举行的会员大会上选出协会新的领导。新会长为克洛德·孔塔米纳（Claude Contamine，1929— ），是法国高级官员，曾任法国电视三台（FR3，1975—1981）和电视二台（Antenne 2，1986—1989）台长。副会长为让-伊夫·塔迪埃。秘书长仍为米蕾伊·纳蒂雷尔，《普鲁斯特学刊》杂志社社长仍由让·米伊担任。我相信，在他们的领导下，协会的工作一定会日新月异。
徐和瑾
2010年12月8日于海上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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