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声喧哗》是王安忆继长篇巨构《天香》后的一次随意漫笔，是强烈的精神劳动之后的自我放松和休息，笔下的世界依然是上海，是蜕变中的当代上海。但是她关心的显然不是作为物质化的城市的变化，作家把关注点放在传统的上海市民文化心理如何遭遇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而开始在精神领域的缓慢变化。一般来说，在现代都市化建设的进程中，物质上的改变是在日新月异地发生着，但是文化上的蜕旧变新则要缓慢得多，人们的心理需要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而进入到普通市民阶层的日常精神的普遍改变更加缓慢，甚至会经历几代人的生活习惯的变化才能适应。所以作家没有对让人眼花缭乱的上海抱有超越时空的乌托邦的热情，正如《长恨歌》里她尖锐地让作为一种怀旧文化的象征符号王琦瑶被人毫无体面地谋杀，《上种红菱下种藕》里她把注意力转移到发展中的现代城市与周边乡镇普通居民之间的联系。在《众声喧哗》里，作家再一次书写经济剧变中的上海对普通居民精神生活产生的冲击力，以至造成上海文化传统的瓦解和蜕变。

    王安忆的小说越来越抽象，几乎摆脱了文学故事的元素，与其说是讲述故事还不如说是在议论故事，小说里的角色已经简单到了不能再简的地步。从表面上看，小说的叙事有点儿沉闷，与当下人们所想象的上海的沸腾生活和急速节奏完全不相干。前半部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两个人，一老一少，一个是丧偶的欧伯伯，为了减轻孤独，在百无聊赖中开了一家小到不能再小的钮扣店，整天坐在躺椅上打发残生；另一个是个青年的“多余人”，身无一技之长，心也毫无慧根，徒有一张好看脸蛋的小区保安。现在这样的脚色似乎早已经退出了上海人的视线，也不见于一般的上海书写中，但不知怎的，王安忆在记忆深处又捡拾起这两个影子般的生命，同时也“唤”起了老上海意识里的熟悉的身影，这一老一少不是别的，正是的的刮刮（地地道道）上海市民文化传统的精髓，也是老式石库门里散发出来的小市民文化的负面的符号象征。

    欧伯伯是怀旧的符号，但早已失去了王琦瑶时代的万千风姿，变成行将就木的一段沉醉在记忆中的木乃伊。小说一开始就写道：欧伯伯丧失老妻以后一切都变了，他的魂也被妻子带走，所有的生活都索然无味。钮扣微不足道，但细小而细碎，成了老人心理上的系绊，欧伯伯的心已经被钮扣紧紧扣住了。心有千千结，都锁在以往的生活经验里，所谓“老底子”如何如何的经验，封闭了他对今天瞬息万变的生活的感受。“数钮扣”，这种古怪行为本来是旧时代寡妇为了消磨内心热情和痛苦而采用的自我克制的残酷方法，日久之后成了老人克服内心孤独打发残生的无聊游戏，再进而被人们当作了一种修炼谈禅式的神秘经验——这就是文化演变的力量。上海自有开放、创新、龙门会跳狗洞能钻的冒险精神传统，那是一种外来者移民者的传统；但也不可低估，在长时期的殖民统治和专制统治下的上海市民早已经养成了小心翼翼、无所作为，封闭在石库门的小天地里、自我陶醉在狭隘的生活经验之中的文化心理，那是小市民以不变应万变的精神传统，是土著上海人的市侩文化。老舍写过不少老北京人的保守文化心理，而上海作家则很少关注到：这一普遍的精神现象不仅是社会变革的阻力，也是昔日老上海文化中最负面的象征性符号。

    有这种负面的文化传统熏陶，就会有“囡囡”这样的青年男人。从字的本义看，沪方言中的“囡”，一个性感肉欲、充满生命生殖能力的女性被圈养在家庭牢笼里，真是万千宠爱集于一身者才叫“囡囡”；如果一个男性也被称作“囡”，那就成了一个不男不女的怪胎，一个做保安的男人被称为“囡”更是怪胎中的怪胎。他一是在众多女性家庭环境里长大，受到百般宠爱；二是心笨手拙，没有自立能力；三是空有一个女性化的好看脸蛋。这样的人被称为“囡囡”。只有这样的人才感受不到火热生活的召唤，才会心安理得地呆在欧伯伯的身边做应声虫，从老人身上接受一种假装深刻莫测其实百无一用的“人生经验”。囡囡是欧伯伯的市侩文化的接受者和消费者，将来也可能是这种文化的后备军。他们两人，一个是中风后言语含混不清，一个是低能口吃，整天在清冷的小店里表演自娱自乐的活报剧，拒绝着灼热生活的逼人冲击。欧伯伯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否定式的“不可能啊”，囡囡的一句应声是肯定式的“就是讲呀”，但是注意：这里肯定不是在否定式的前面，构成“肯定—否定”的阴阳矛盾辩证，而是在否定的后面，构成对否定的肯定，加强了欧伯伯的“不可能啊”的权威性。我们不妨把这种假装谈禅的语言结构视为上海传统市民文化中保守的心态，凝聚着对于新的生活因素的怀疑和抵制，这样一老一少所构成的特殊话语里隐含了一种传统的被影响和被继承，它也是在传承中获取发展的生命。有一场对话最有意思。保安陷入同事们的赌博陷阱而欠债借钱，欧伯伯在他手心里划了一个圈，说两个字“空气”，于是一切都归化于“无”，保安就无师自通地获得了拯救，还清了赌债，化无为有了。但是后来，欧伯伯又把这本来借给保安的两千元钱借给六叶作资本，结果似乎是鸡飞蛋打，化有为无了。但是这样一些小机智小经验，根本挡不住生活中发生的巨大变化，于是，一股市场经济的浪潮终于排闼而入了。

    这个故事应该是发生在二十年前的上海，市场经济还是以小摊小贩的形式开始了自己的冒险史。进入欧伯伯小店（阿娘纽扣店）的是一个女性，名叫六叶，自称是来自东北的满族格格，后来从一场意外的夫妻吵架的描写来看，六叶很可能是来自温州郊边地区的一个小商贩。她满口谎言，满身粗鄙俗气，满脑子生意经，她本来是在自由市场摆摊贩卖，后来利用了欧伯伯的店面条件企图谋取更大规模的发展。因为改革开放，上海传统中原有的一股被压抑很久的冒险精神的外来者文化又开始东山再起、蠢蠢欲动了。它从头开始，从最低处做起，但是充满了梦想和生气勃勃的精神。两种上海文化的传统在小店里明争暗斗，新老交替，悄悄地改朝换代了。小说后半部分叙事中的故事因素逐渐精彩起来，冲突构成了。作家通过这个充满性感的江湖女性，与一个老朽一个傻蛋发起精神攻势，在意味十足的巴尔扎克经典小说的故事叙事背后，多了一层古老东方人情戏——不是资本利用了人情关系，而是人情逐渐战胜了资本的利害冲突；不是社会发展中代表新生的力量（满身铜臭的资本）战胜了没落保守的小市民观念，而是两种传统终于在交锋中逐渐互相理解。那场六叶拿了欧伯伯的钱作进货资本，骑着助动车携带“老公”“父亲”闯马路的“全家福”的片断写得精神气十足，双方都在向对方靠拢，每个人都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深刻性体现在小说的结尾部分：终于，整天沉醉在“不可能啊”和“就是讲呀”的狭小经验世界里的欧伯伯和囡囡保安，相携相扶地走向了众声喧哗的自由市场集散地，在混乱、违规、暧昧而充满活力的吆喝中，他们看到了六叶的真实身影，他们被深深吸引了。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另外一个世界，是活的世界。

    一种对旧式的市民文化深刻嘲讽，但又不失温情的现实批判精神，一种对新兴的市场经济因素充满鼓励，但又保持警惕的清醒认识，不是与时俱进地表达生活的新旧交替，而是充满历史感地书写当下的矛盾和困境，这就是王安忆笔下的变化中的上海，以及上海发生的精神文化的变迁的烙印。

    2013年2月6日写于美国波士顿旅社（初刊《文汇报》2013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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