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青春禁忌游戏》有感

    国庆长假里，朋友邀请我去观看了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的大型话剧《青春禁忌游戏》，看完以后也没有引起太多的联想和感情上的波澜。这毕竟是一个夸张的故事。前苏联的社会体制已经成为历史了，在这样一个社会急剧变革中派生出来的社会冲突与争辩，在今天的剧场里听起来不能不感到一种遥远感。

    这个戏的内容关涉的是青少年的犯罪活动，让我想起著名的电影《发条橙子》里的某些恐怖的场面。青少年的犯罪可以涉及许多领域，如性的冲动、暴力的尝试、对社会秩序的仇恨、对权威的反抗，以及对残酷的某种迷恋。他们对社会秩序与人们的和平生活带来了伤害，同时自己也在伤害中成长起来。在这个戏里，那些骚动的灵魂与代表着正义的女教师之间的冲突一下子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当女教师痛斥学生们为“小市民”时，我突然感到，在前苏联的意识形态下“小市民”的含义，大约就类似我们过去说的“资产阶级”吧？

    戏里的四个高中生，怀着各自的目标，一个是因为考数学交了白卷，一个是自以为文学天才，数学不及格会妨碍他进一步深造，另一个是因为崇拜拿破仑的权力意志，想利用这个事件来考验自己的能力与手段，还有一个女孩纯粹是青春期反叛心理作祟，她闹着玩呢。他们四人利用女教师过生日，想说服她拿出存放考卷的保险柜钥匙，达到修改考卷作弊的目的。

    应该说，这个事件是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即使在今天的中国高考制度下面，集体作弊也往往会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如何来理解这种作弊行为的社会原因和犯罪心理动机？女教师对于学生的不诚实行为应该怎样去理解？

    在这部戏里还缺少这方面的新的思考与解释，把它归咎为社会变革带来的社会理想的失落，归咎为拿破仑式的西方资产阶级的英雄史观，甚至归咎为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自私与怯懦。而对中学生真正面对的社会压力，以及在他们的心理成长过程中缺乏真正的爱与人性的教育，揭示得还不够充分。女教师用“法西斯”“小市民”等语言来痛斥学生的犯罪行为，最后竟自缢而死，坐实了几个本来是出于无知而胡作非为的邪恶学生的罪，也未免夸张了一些。

    我从来不反对人们在正常社会中应有健全的理想，尤其在青少年教育中，必须帮助他们建立起做人的道德标准与人格的理想。但青少年的犯罪心理与反叛心理往往是水乳不分地混淆在一起，需要用学生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解决。如果青春禁忌游戏要闹到法律来解决，那游戏就不好玩了。

    2003年10月5日（初刊《新民晚报》2003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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