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学〉五十年经典文选》总序

    《上海文学》五十年庆典本来将在沉默中悄然度过，今承华东师大出版社的美意相助，为我们推出一套庆典丛书。这对艰难中的刊物无疑是雪中送炭，编辑部全体同仁在感激之余深为鼓舞，短短几周里翻遍五十年来近五百本刊物，在历史尘影里寻找当年的雪泥鸿爪，按照体裁编辑了四卷文选，为前辈们昨天的辛劳留一道光影，为朋友们今朝的努力树一座丰碑，为二十世纪文学史留下几篇佳作，为新世纪的文学铺张未来的道路。这四卷文选为——

    第一卷：团圆（中篇小说卷）

    第二卷：如愿（短篇小说卷）

    第三卷：谁曾经宣言（散文诗歌卷）

    第四卷：得意莫忘言（理论批评卷）

    这四卷一百二十多万言的作品，当然无法概括《上海文学》在半个世纪中所奉献给读者的全部文字精华，但是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刊物的真实历史的价值所在，也足以引起刊物的新老朋友们的真情而美好的回忆。

    《上海文学》的前身是《文艺月报》，创刊于1953年1月，至今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的路程，可以说传统源远流长。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巴金、唐、魏金枝、以群、钟望阳、李子云、茹志鹃等都辛勤灌溉过这片园地。它在历史上曾经改名《收获》《上海文艺》等。我对它的最初印象是在“文革”以后，记得它在1977年复刊的时候还没有恢复《上海文学》的名字，而是用了《上海文艺》，据说是忌讳与以前的“文艺黑线”相联系。但传统是割不断的，上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就风云际会，几度成为现代中国最活跃的文学中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降，上海需要有这样一份杂志来体现文学的群体面貌，于是由巴金先生领衔创办这个刊物，各位资深作家与理论家也以鲜明的个性影响着刊物的风格：唐先生是文史专家和鲁迅研究专家，于是在《上海文学》上曾经发表了许多珍贵的鲁迅佚文和学术性论文；以群先生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于是我们在刊物上读到了大量有影响的理论文章，如钱谷融先生名重一时的论文《论“文学是人学”》，长达数万字，居然也一次性在刊物上登完；魏金枝是位心地宽厚的老作家，他辛勤培养了许多工人作家，编发了他们的处女作，《上海文学》上也留下了这道痕迹。所以，虽然在它创刊后的十三年里，文艺领域斗争之风鼓噪不绝，刊物在恶劣形势下也无法为繁荣文艺正常工作，但是我注意到，只要政治风浪稍有平息，作家们立刻就会写出最好的作品，而《上海文学》也是他们传达心声最信赖的场所。从创作上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里巴金最好的小说《团圆》，丰子恺最好的散文《阿咪》，吴强、刘知侠、柳青、周而复等在当代文学史发生过重要影响的长篇小说的节选，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从理论上说，不仅有当时崭露头角而后来俨然一代宗师的蒋孔阳、钱谷融等先生的成名之作，还有著名作家秦牧阐释创作规律的名作《艺海拾贝》，翻译家傅雷有限的几篇文学评论，都是在这个刊物上问世的。“文革”以后，在最初几年里《上海文学》承担着极为重要的拨乱反正、清除“文革”贻害的任务，正是在这破除坚冰、开拓新路的曲折的进步中，《上海文学》已经是一份全国的重要文艺杂志了。李子云老师把这份杂志提升为全国最重要的文艺刊物，当时《上海文学》领风气之先，尤其在理论队伍的建设方面，现在活跃在上海文艺理论和文学评论领域的五十岁上下的文艺评论家，几乎都得到过这份杂志的恩泽栽培。由于编辑思想的前卫与活跃，很多作家都把优秀的作品交给它发表，像阿城的《棋王》《遍地风流》、陈村的《死》、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张炜的《融入野地》、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等作品，许多年过去，我仍然认为这些作品体现了作家们全部创作中的最好成就。因此说，《上海文学》是一份份量很重的刊物，它的名字是与许多当代文学史上的名篇名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文学已经不再如同八十年代那样风光了，文学受到社会的关注少了，特别是网络文学的兴起和繁荣，连过去做文学梦的青年学生现在也无须依靠文学刊物来发表自己的作品。这对文学刊物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它面对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压力，更重的压力是来自社会关注点的减少。就像一个人经受贫穷的考验并不可怕，但是一旦连社会对他的尊敬也因为贫困而失去了，他就会觉得自己受苦受穷丝毫也不值得，信念既倒，一切都会付之东流。文学正是面临了这样的精神上的困境。许多文学杂志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惊慌失措，施浓脂掩饰旧面貌，献媚眼投靠新市场，文不如文，商不似商，人文精神散失殆尽。《上海文学》则是少数几家能够坚守阵地的文学刊物，但也坚守得很辛苦，周介人先生可以说是为杂志鞠躬尽瘁。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他殚精竭虑，想使刊物在不变其文学纯粹性的前提下争取市场与读者，他提出了“新市民小说”的文学主张，发表了大批贴近当下城镇生活的小说，推出了一批文学新人。早在池莉的《烦恼人生》还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时候，《上海文学》已经敏锐地注意到文学与市民阶级意识相从过密的创作潮流即将掀起，于是超前地刊登了这篇小说，从而使市民意识与日常生活形态均以自然主义的面貌进入文学创作的主流，受到广大读者和文学史研究者的重视。这与《上海文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率先发起为文艺正名讨论、现代主义小说技巧讨论、寻根文学讨论、小说形式与小说语言讨论等推动了文学创作一样，刊物的思想旗帜又一次感召与引导了文学的潮流。但与前几次刊物率先把文学潮引向先锋意识不同，九十年代《上海文学》随之而亮出的“新市民小说”的旗帜，本意是为了在转型中的文化市场上开拓出一条新的创作道路，但是这次刊物有意识的抢滩行为并没有获得成功。本来，在一个成熟的文化市场中，流行音乐、影视传播和现代读物应该是鼎足而立，各成一套多层次多对象的文化产品体系，来适应日益丰富和情欲化了的城市市民的需要；可中国长期计划经济管理意识形态的模式严重束缚了文化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对文化市场的渗透和影响仍然受到了不该受到的阻力与挫伤。在这种举步维艰的环境下，周介人先生既想保持文学的纯粹性又想争取大众文化市场的努力就变得非常困难，似乎成为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悲壮。周先生去世后，他的继任者蔡翔先生在艰难中仍然坚持了刊物的严肃立场，他以关注社会底层与强调思想的特色，使刊物在原有的海派风格中注入了卓尔不群的精神，这一特点从刊物新辟的栏目中可以窥探一斑：“日常生活中的历史”“思想笔记”“上海词典”等等，加上原有的“批评家俱乐部”、“人文随笔”等栏目，其思想、议论、理论探讨的特色淹过了文学创作的特色，也为这一阶段的文学理论和散文创作留下了独特的篇什。

    《上海文学》发表创作有鲜明的特点。每一个不同的时期，文艺都有它最好的反映社会和时代精神的文体样式，这在杂志的编辑风格上清晰地反映出来。“文革”刚结束的时候，诗歌是反映时代心声最高昂的声音，尤其是来自地底下的民间诗歌，最自由地表达了诗人对时代与未来的真实感怀，显示了文学创作的新活力。当时的《上海文学》以显眼的篇幅编发大量诗歌，“百家诗会”栏目引人瞩目，1981年是栏目开辟的第一年，就一口气选发了一百零八位诗人二百四十多首诗作和来信，以后又相继改为“当代诗会”“诗人自选诗”“八方诗坛”“上海诗坛”“东西南北风”等栏目，吸引过全国几代诗人和诗歌爱好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作家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中篇小说以适中的容量成为作家们最有成就的文体。这时起，《上海文学》及时编发了大量有影响的中篇小说，如《棋王》《迷人的海》《冈底斯的诱惑》《小城之恋》《访问梦境》《女女女》《烦恼人生》《分享艰难》等作品，几乎每一部作品的发表都给文坛带来了冲击，形成了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创作潮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化议论类的散文创作弥漫市场之际，《上海文学》适时地推出“经典重读”“人文随笔”和“思想笔记”“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等栏目，在思想议论型的散文创作中堪称一绝，开拓了散文创作的境界和思想深度。而短篇小说，作为《上海文学》的一项主要的创作文体，自始至终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上海文学》不是大型文学刊物，篇幅限制了它发表长篇小说和篇幅较大的中篇小说，而短篇小说在及时反映时代信息和审美信息方面总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伤痕文学”时代，金河的《重逢》、曹冠龙的《锁》《蛇》《浴室》等作品都是以非常尖锐的艺术语言揭露了“文革”的罪恶，而陈村的《死》，我以为在今天仍然是反思“文革”的最好的一部小说，陈村与傅雷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息的沟通与交流，把一般的时代悲剧上升到生死哲学的境界。在“反思文学”时代，我们谁也不能忘记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农村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和压抑不住的青春活力被出色地描写出来，它的意义不仅仅是对意识形态的愚昧野蛮与农村经济的衰败落后的真实揭露，更重要的是它真实写出了人性尊严遭受野蛮践踏的社会经济基础，令人不寒而栗。这些作品即使过了几十年，艺术魅力并未减弱。

    文学贵在创新，墨守成规不能发展艺术生命。《上海文学》所坚持的文学创新的方向，是对文学观念、审美观念以及文学语言技巧的全方位的突破，我们所处的时代生活日新月异地发生着巨大变化，文学艺术只有坚持不断创新和突破，才可能真正形成反映我们当下生活的最好的艺术风格。《上海文学》的创新传统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形成。当时王蒙率先抛出体现新小说文体革命的“集束手榴弹”，以六篇中短篇小说相继发表而震动文坛，其中发表在《上海文学》的《海的梦》，我认为是最贴近王蒙创作风格、最自然地表达王蒙一代人的人生观与艺术观的作品。这篇小说打破了传统小说讲故事的技巧，为小说的叙事形式拓展了新的空间，这在当时苦苦寻找小说形式创新的文学青年心里造成的震动是连锁性的。后来，在1985年小说形式革命的时候，张欣辛和桑晔发表口述实录的《北京人》，阿城发表集束型小说的《遍地风流》，为短篇小说的审美特征提供了新的内涵；再配上高行健等人讨论现代小说形式的问题，整个儿刷新了小说的审美观念。现在我们创作小说再也不会有意识地去追求现代主义还是什么主义，所有有益于小说表达的技巧都被融进现代小说观念之中，可是在二十年前的文学领域，正如鲁迅曾经形容过的，要在封闭的铁屋子里开一扇窗，会几乎闹到流血的地步。“与时俱进”这个口号在当时决不是一个时尚，相反，在真正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学革命的艰难历程中，《上海文学》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承受各种压力，而一份杂志也就是这个时候才显现出真正的魅力所在。

    文学要坚持民间立场，感受民间疾苦，善于在民间日常生活中发掘和感受真正的美和力量，寻找一种健康的精神力量。我认为这是《上海文学》所发表的创作的第三个特点。1995年第十期上，周介人先生以《当代文学的第三“范式”》为题发表“编者的话”，对他所倡导的“新市民小说”专栏开设一年来的成绩加以回顾。他认为：在创作上，一批既带有新锐的市民意识又各具地域文化特色的作家和作品相继涌现，如邱华栋、唐颖、殷慧芬、何顿等；在理论探讨上，也由此推动了上海和北京的一批青年学者如陈思和、李天纲、任仲伦、韩毓海、许纪霖、薛毅等等，对于“市民社会”“市民意识”“人文精神与市民理想的关系”“知识分子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等非常具有本土实践意义的问题进行了学术探讨，由此提出了一个观察当代文学乃至近现代文学的新视角，这就是除了“阶级斗争—革命范式”与“唤醒民众—启蒙范式”之外，还可以有一个“民间—市民范式”。我没有关心过周先生的“第三范式”提出后是否引起过讨论，但我想这一民间立场的出现，在事实上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价值和学术价值提供了新的行为依据，1993年我在《上海文学》上发表《民间的浮沉》一文，试图用文学史上的例子来解释民间文化形态的价值与意义，这以后，关于民间的理论探讨我一直没有间断过。当时周介人先生发表我的文章也是希望这个理论主张与他所提倡的新市民小说联系起来，鼓励一种创作倾向。虽然我还没有理清楚两者的关系，但周先生的努力使民间立场成为《上海文学》创作的一个鲜明特色。九十年代在一片灰色的文坛上，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的发表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民间不仅仅是揭示民间的悲苦，同时还有一种能力来揭示隐藏于民间的欢乐和生存力量。我一直记得在许多年前，《上海文学》首任主编巴金老人在病床上口授过一篇序文，他一字不差地背诵了柴可夫斯基的名言：“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欢乐，你就到人民中去吧，你会相信在苦难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欢乐。”他说得多么好！我想这也应该是我们《上海文学》今天走在民间道路上的欢乐所在。

    《上海文学》从一开始就坚持理论与创作并重的特色。这从“文革”前的杂志上就鲜明地体现出来。像钱谷融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在1956年“双百”方针鼓舞下发表，体现了当时文学理论领域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尽管这篇宏论发表后遭受了以姚文元为代表的文痞恶棍们的围剿，但它对当代文学理论思想的建设和创新意义无疑是深远的，我曾经有意将此与“双百”方针期间《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一批有深刻见解的文艺论文相比较，如《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等，这些文章更多是着眼于宏观的创作倾向与社会主义文学发展方向的探讨，而《上海文学》所发表的钱文则更多地深入艺术创作规律以及对人性的关怀，即使在今天的文学理论领域，我认为钱先生的许多文艺观点仍然是有启发的。这不仅反映了钱先生的学术境界之高，也确实反映了当时《上海文学》的编者的学术眼光和胆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艺理论成为《上海文学》的半壁江山。有意思的是，《上海文学》的许多理论创新是由爱思索的作家们经过创作实践后提出来的，那时候的作家不像后来的作家那样，以公然与理论相对立为时髦，他们主动思索许多文艺理论的问题，慎重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甚至推动社会与文学的改革与进步。《上海文学》及时发表了这些虽然不成熟但有重大意义的理论主张，比如八十年代初关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介绍，先是在研究领域出现，对创作影响并不大，但是当《上海文学》发表了著名的“三个风筝”的关于现代主义小说技巧的通信，立刻引起文坛上巨大的反响。在当时比较恶劣的形势下，老作家巴金、夏衍等人都挺身而出，以他们丰富的创作经验和切身的历史教训，抵制了那种企图继续闭关锁国愚弄国人的言论。关于现代主义小说技巧的讨论在八十年代初是思想文艺领域的一个漂亮战役，它既是文艺界拨乱反正的必然一环，也是推动社会观念改革、澄清如何向世界打开国门的思想理论的必然之途，更重要的是，它对于人性的解放与自我的确定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还有关于寻根文学的提出，那次杭州会议的情况已经被许多当事人作了精致的回忆，不必再讨论细节的真实，但这一理论的提出是与《上海文学》杂志有意识组织和提升作家的文艺主张分不开的。在此之前，张承志发表《北方的河》、贾平凹发表《商州初录》、郑万隆发表《老棒子酒馆》、阿城发表《棋王》、李杭育发表“葛川江”系列小说、陈村发表《走通大渡河》等，虽然都是无所谓而作，却在艺术追求中出现了相似的审美现象，这就引起一些有心的作家和评论家们的有所谓而读，记得当时在会上最热衷探讨这些问题的有李陀、韩少功、阿城、季红真、程德培、李庆西等人，这些理论探索反过来又推动了文学创作的有意识的追求，如以后出现的韩少功的《归去来》《爸爸爸》等都可以作如是理解。在这些理论问题的酝酿过程中，杂志的作用是非常鲜明的，它仿佛是一座桥梁，把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文学理论是针对创作实践所出现的新情况而提出问题讨论问题，那些被提出和讨论的问题也因为确实能够解释某些创作现象而被关注和认可，甚至会对作家们的创作发生实际的影响。我所说的影响不一定是指导性的，但确实存在着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之间彼此启发、相互补充、共同成熟的事实。

    理论贴近创作，就必然地要求理论工作者贴近时代生活，从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讨论问题，而不是简单地盲从潮流，跟在一些似是而非的外国思潮后面折腾。纵观《上海文学》的思想与文艺理论的探索，几乎没有发表过那种故弄玄虚、以示高深的伪学术文章，无论在1985年“新三论”风头正健的日子，还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后现代流行的时候，《上海文学》都没有为时尚潮流所动，坚持从对象的研究中提出理论的探索。我以为这是《上海文学》理论版最有魅力的地方。坚持从现实出发、从对象出发的理论道路必然使杂志贴近生活矛盾和学术矛盾的尖锐之处，不断提出理论上的重大问题和重要概念，以一种比较宽宏的胸襟与学术视野来鼓励理论领域的创新探索，打破自我形成的藩篱，不断向新的领域拓展。《上海文学》曾经发表过许多看似与文学无关的文字，形成了它的一个鲜明特点。以我个人的经历为例，我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论文中，像《中国文学发展中的现代主义》《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忏悔意识》《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共名与无名：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管窥》《当代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民间与现代都市文学》等，都是有关二十世纪文学史理论的探讨。我所提出的一系列文学史的新概念，几乎都是在《上海文学》这样一家文学性杂志上阐述的，这也许是我个人学术生涯中比较重要的一批成果，时间跨度有十几年，发表的时候也不曾有意识地给专门某一家杂志，可是现在回过头来看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我会把自己最重要的、在文学史研究上提出自己一套新概念的文章都交给了《上海文学》发表？也许在我潜意识里，我是把《上海文学》看作最能表达我的心声的一个阵地。在这个杂志的编辑部里，周介人先生和蔡翔先生都从未对发表我的文章表示出任何犹豫，也从未任意删节和变动文章的内容，他们甚至也没有担心过我的一些尖锐观点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可能的麻烦。他们对我的放心使我也对他们放心，而他们的宽阔的学术视野也使我竟然心安理得地将一些不是当代文学评论的论文发表在上面。其实这并非我个人的待遇，如吴亮提出对城市文化形态的讨论，是以他的个人小辑的形式发表的，以当时的文化氛围而言，城市文化完全是属于文学之外的话题。在后来的“批评家俱乐部”“思想笔记”里，学术视野更为开阔，著名的“人文精神寻思”的讨论，最早就是在《上海文学》上发出批判之声。后来对新意识形态的探讨，对纯文学的反思，等等，虽然没有坚持下去，仍然可以看作是这一特色的延续。

    在文学评论方面，《上海文学》所发表的文章是有鲜明特点的，它们一般不脱离创作实践，能够比较好地关注作家的艺术追求和艺术特点，关注艺术创造过程中的现象的发现与总结。“文革”后的《上海文学》发表了大量的作家论，经过了近二十年以后，证明它所评论和推崇的作家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在他们刚刚走上文坛展露才华的时候，评论家对他们的肯定和批评，在他们的文学道路发展上是有积极意义的。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这是批评家与作家之间关系的最好解说。我记得当时王晓明教授在杂志上发表《所罗门的瓶子》一文，从作家创作心理的角度对张贤亮的创作进行了系统的批评研究，曾经引起作家们的“嫉妒”，虽然是尖利的批评，反而使许多作家希望有人来这么“批评”一下。这种批评与后来流行的所谓“骂”派批评和浅薄的“骂”名人完全是两种境界两个层次，是在充分尊重作家的精神劳动的前提下，相知相交，以诚相待，这就形成了《上海文学》推崇批评的好风气。

    我翻阅着厚厚的四卷文选，从这些不同风格的文字中，我深深地为这个刊物所走的维护文学尊严、伸张文学自由的精神历程所感动，同时也给我的工作带来了考验，即我主编的《上海文学》杂志将会以怎样一种个性和精神面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上海文学》是有它的传统的，它在读者心中是一片文学气氛氤氲浓郁的理想绿洲，我当然要坚持刊物原有的高雅品位和文学立场，坚持它原来所坚持的贴近时代生活、敢于创新和民间立场的理想主义道路。文学是需要理想的，文学创作是人类精神飞翔的哨音，哪一天人类精神不飞翔了，文学也就死亡了，什么是文学理想？如何定义？我想，这还需要在创作实践中去逐渐感受和领悟，但是一本文学杂志让读者握在手里，我希望是如同握着一团理想之火，有催人自省，促人向上的力量，也有批判现实环境，维护人道权利的基本指归。

    五十年弹指一挥间。如果我们的读者中间，有谁是在中学时代因为爱好文学而读第一本《文艺月报》的，那么，你们现在已经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老者了；有谁是在中学时代因为爱好文学而读第一期《上海文艺》的，那么，你们现在也已经是人到中年阅尽沧桑了。如果你们现在还站在《上海文学》读者的行列里，那么，我们对五十年的《上海文学》的纪念也正是对你们所走的美好的文学阅读岁月的纪念，也是对五十年来你们对刊物的友情和信任的纪念。如果，有谁在中学时代还是因为爱好文学而读我们新一期（2003年第七期）的《上海文学》的，那么，你们，还有我们，一起来努力吧，一起来开拓《上海文学》的未来的五十年！

    2003年5月31日初稿于黑水斋2003年6月7日修改毕（初刊《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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