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靖南

    前言

    1981年春，偶然在某期《青年一代》杂志上，看到香港新闻记者报道特务头子戴笠一手提拔的亲信，曾历任军统局少将总务处长、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1960年12月第二批被特赦的战犯沈醉请假赴港探亲的消息。在这篇报道中，记者告诉沈醉：1975年3月最后一批特赦并批准出国的战犯段克文（解放前夕在东北任军统少将专员兼县长），在美国写了一本《战犯自述》的小册子；嗣后又在美国某大学图书馆作题为《我看透了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演讲，因此获得一笔很大的收入。记者“好心”建议沈醉：国外既能生财有道，又何必再返大陆。结果，沈醉不但鄙视段克文之为人，抑且对香港社会感到不习惯，假期未到（所持港澳通行证有效期一年，沈在港逗留不到一月），便提前返回北京。阅后，颇有感触，深深钦佩沈君有骨气，不愧为一个中国人，值得我学习。同时也对段某之浴德不化，至感遗憾。

    窃闻“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共产党竭诚待段，段某之诚何在？我也是1963年4月9日受到最高人民法院第四批特赦的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与段某同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一起同学（当时我们互称同学）多年，作为亲身沐浴共产党之春风化雨的我，深知人心贵乎光明正大，若以昧心说话为生财之道，恐为人所不齿。为了良心的驱使，我深感有责任将中国共产党对战犯改造的实况写出来，借以保存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正世人之视听。

    从南宁到抚顺

    我于1941年即任中统武汉室干事，抗战胜利后任武汉室情报科长兼武昌汉阳区主任。到1949年4月，解放军大军南下，情势紧张，中统华中区总督导兼鄂汉区主任陈国英借口腿伤，逃往广州，走之前保我充任中统华中区高干兼任桐柏山区游击挺进纵队东进指挥部副指挥官兼参谋长。武汉解放之前，我先逃广州，再逃南宁。12月1日，南宁解放，当时我无路可逃，被迫于次年1月向解放军四野十三兵团政治部保卫部自首。登记之后，保卫部的张干事即让我回家。约一个月后，张干事带我到广西省公安厅，以后便到了南宁看守所。在这里，除学习书报、交代罪行外，参加所内的打扫卫生、挑水做饭等劳动。

    1956年初，我和由广西各地押来的战犯，如原国民党军统贵州站站长潘澄清、第三兵团参谋长霍冠南、第七军一七六师师长秦靖、第一○○军副军长黄飞、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处长李岱年、广西省委员兼行署主任尹成辅等25人，集中到一个大院落，仍旧是学习并参加轻微劳动。伙食两菜一汤，顿顿有荤，并配置象棋、扑克、二胡等供娱乐。约一个月后，转往武汉。在武汉期间，陆续有湖南、广东、江西、湖北等各省的战犯前来集中。武汉的条件比南宁还要好，有大型浴池，有图书室，半月看一次电影，还组织到武汉三镇各处参观。直到12月中旬，北上赴抚顺。

    抚顺战犯管理所地址，在抚顺市抚顺城，周围有一道5米高的围墙，我们是乘专用的公共汽车直达管理所的边门，有先期到达的南京队帮我们搬行李，并在前面引路。大家都被安置在中间一条长走廊，两边合面的房间里。这条走廊约有30米长，3米宽，两边各有8间宿舍，很像个旅馆。走廊、房间都装有暖气管，走廊两端的出入门户，都挂有较厚的棉帘，房间是双层窗户。入室不久，大家都在解棉衣扣，身体矫健的，索性脱下棉袄，想不到室外冰天雪地，室内却温暖如春。

    晚餐后，我利用室外活动时间，观察了一下管理所的全貌。它是以俱乐部为中心的井田式的建筑，几条纵横的长走廊，将俱乐部包围在中间，每条走廊两旁都有房舍，天阴下雨，可以走遍全所不走湿路。所有走廊房舍，都装有暖气管，毫不受严寒的威胁。全所最高建筑是进大门的一幢三层楼房，它最高一层是一间玻璃房子，站在上面，可以看到全所。围墙上面有电网，确有戒备森严之感。大家互换了一下眼色，彼此在思想上都不免有些紧张起来。

    据我所知还有北京、重庆两个管理所。广西队的尹成辅、李岱年、倪某三人曾于1956年2月调往北京，1960年又由北京调来抚顺，不久又调往北京。沈醉原在重庆，以后调往北京。抚顺的米文和、张严佛都先后调往北京。最后一批特赦的朱大启（四川犍为人，曾任汉口特别市党部委员兼书记长兼调统室主任）则始终在重庆。

    集古今中外于一堂

    到管理所的次日下午，在室外活动时，我们武汉队的几个人在院内散步，远远看到很多人围着一个大圈子，我们也走拢去看看，原来是个滑冰场，两旁木架上挂着几十双滑冰鞋，场子里约有六七个人在滑冰，其中有一个中等身材、瘦长面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双手靠在背后，悠然自得地时而盘旋、时而进退、动作娴熟、轻快自如，颇引人注目。他见我们旁观，便用手势邀请我们下场。我们这些南方佬，大都对此外行，只有微笑摆手，表示敬谢不敢。经在旁的管理班长介绍，才知道他就是我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清朝的宣统皇帝。九一八事变后，又充当14年的伪满洲国皇帝。看到溥仪那悠然自得的神情，不禁引起我的怀古之感：历代亡国之君，莫不惨遭杀害，溥仪何幸，得逢盛世。

    每当我们散步时，经常遇到一对老搭档：一个身材高大、魁梧奇伟，一个身材矮瘦，但却精神矍铄。他俩总是态度安闲，边走边笑地谈着。在擦身过时，从他们佩带的符号上，知道矮瘦者乃曾任侵华日军的师团长铃木，高大者乃一旅团长（姓名忘记）。使我们惊讶的是铃木年近七十，犹然身体壮健，精力充沛，可见共产党的革命人道主义的政策，泽及中外，才能如此。

    到管理所不多日，就是1957年元旦。在文娱晚会上，我看到由两人搀扶着一位年近八旬的老翁，身体佝偻、颤颤抖抖地坐在前排的靠椅上。经打听才知他就是当年东北大帅张作霖的把兄弟，东北沦陷后，当了汉奸、充任伪满洲国的首相张景惠。他在管理所是专吃营养餐的，因他满口无牙，只能吃些流质食物，如牛奶、蛋品等类。对老年战犯如此照顾，若非亲眼所见，断难相信，这真是无微不至了。

    1957年春节，所长第一次讲话，其中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样几句话：“各位同学！这里是管理所，也是一所改造你们的大学校，我就是你们的校长。希望你们坚信政策，努力学习，加速改造，彻底转变反动立场，早日回到人民行列，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我也不愿长期当你们的校长。”期望殷切，感人肺腑。从此以后，我们战犯之间，便互称同学。所方规定对外通讯地址为抚顺市抚顺城管理所，减去战犯二字。

    这次所长讲话，全体战犯都参加了。俱乐部右侧是日本战犯，中间前几排是伪满、伪蒙战犯，其余全部是蒋介石集团战犯。内中有皇帝、有首相、有日酋、有蒋军军师长，这真是一所集古今中外于一堂的大学校，然而“乐善不倦”之情皆溢于形色。

    不过对我来说，还是有个过程的。集中抚顺后，首先感到警戒森严，其次伙食又不如关内好，恰巧此时又逢匈牙利事件。我们这些人便疑虑重重，认为政策在变，前景不妙。原来就抱怀疑态度的人，此时更是颇为自信地说：“我就怀疑没有这样好事，共产党何爱于我们，先前不过权宜之计，现在慢慢就可看到苗头了。”思想情况反映到所领导，不久就召开大会，首先说明东北物价比关内高，不是伙食标准降低；其次谈到管理所警戒情况，在未集中前就是如此，并非你们来了而加强；最后解释匈牙利事件和你们全不相干，你们当中谁是纳吉？大家瞠目结舌，不知所对。细想起来，我们这些人，实在是自作聪明，“弗知而言为不智”，而我们可谓不智之甚矣！

    会后随即宣布：奉上级指示，每人每月副食费增加五元。次日，各处岗哨全部撤除。人民政府为使我们安心改造，不仅对我们这样无端猜疑不加指责，反而听取了我们的意见，真是竭诚相待，实在使我们感动！“有容德乃大”，共产党之德可谓大矣；“举大事者，不忌小怨”，共产党有这样的广阔胸怀，执牛耳，举大事，不亦宜乎！

    次年春季，有天午夜，突然左邻监舍喊班长，说有人腹痛，上吐下泻。几乎同时右边几个监舍和对门几个监舍，发出同样的呼喊声。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全所人都起来了。我室先倒平静，好像传染似的，马上有人腹痛吐泻。所里医生护士连夜抢救，俱乐部改为临时病房。幸各室病号都只有两三人，由各室自己搀扶到俱乐部。天亮后，抚顺、沈阳医院的医生和沈阳医学院教授，都赶来会诊，很快从食物化验中找到病源，是肥猪肉清炖咸白菜（当地人视为可口的上等菜）沾染了细菌，引起急性肠胃炎，第二天就全部痊愈。据曾任蒋军伞兵司令的李汉萍谈，他们1955年夏在山东时，也发生过一次食物中毒，当时动员了南京、上海、北京、天津和济南等地医生进行抢救，远道的乘飞机赶来。那次是白切肉（煮熟的肥猪肉，切成薄片冷食）沾染细菌所致。幸抢救及时，全部脱险。从这些事故中，也使我深受教育。共产党对于我们的生命安全如此重视，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如此关注，如果我再浴德不化，不诚心诚意地改造思想，争取重新做人，实无面目以对人民了！

    劳动与活动

    在管理所年老体弱的战犯较多，劳动时总是根据各人年龄及健康状况，令其参加力所能及的有益于健康的劳动，以免吃饱了不动，不易消化，而生疾病。为此，设立各种劳动小组：有灭蝇小组，无蝇季节改为清洁小组，人员不定额，可多可少。在劳动时间，他们手执蝇拍，在各条走廊灭蝇。走廊有长靠椅，可以随时坐下休息，不计灭蝇数字。无蝇季节则手执鸡毛掸或抹布，拂拂暖气管和窗户上的灰尘，或擦擦玻璃窗，也无定额，以达到活动目的为准。我还记得这个小组的几名固定组员：如曾任夏斗寅部旅长的余跃龙，曾任鄂东挺进军纵队司令的刘达九，粤军老人、曾任广州警备部深圳稽查组长的李元，曾继叶剑英接充黄埔军校教导团长、抗战期间任张发奎战区司令长官部中将参谋长谢膺白，立法委员杨不平，“国大代表”范克洪等。他们都是老病号，所以以活动代替劳动。

    还有学艺小组，参加这个小组的，每人都学得一些技术，以便各有专长。例如所办新生电机厂的钳工白玉昆，曾任阎锡山部副师长，制作的冲模，师傅鉴定达到四级工水平。刨工霍冠南，加工精密零件，极少废品，获得李师傅多次表扬。下线组长许权（湖北黄陂人，曾任蒋军运输学校校长及军调处少将总翻译官），每次评比都获一等奖。冲压组长赵凌霄（曾任九战区后方医院少将院长），由于改进操作技术，提高了工效，保证矽钢片的供应而获一等奖。木工组长邓军林（曾任邱清泉兵团七十军军长），祖传木匠，可算重操旧业；组员阳丽天、潘澄清，除制作和修理门窗家具外，都能按照图纸做木模。他们三人还在一无图纸，二无实物的情况下，制造了一部龙骨水车。当我们用它车水时，吸引附近许多老农民前来参观，都说“这玩意管使”，似乎在抚顺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提水工具。理发组长万厉，东北人，曾是东北大帅张作霖的专任理发师，以后转入军界，受张提拔，升到少将，他搞理发也算重操旧业。万为人和蔼诙谐，技术亦佳，颇受同学们欢迎。记得我第一次去理发，见他身着白工作服，误认是外面请来的，所以称他一声老师傅，他笑着说：“我是你的老同学，名叫万厉，你只要记着一本万利，准能记住我。”他将我端详了一下，很快就理好，原来他善因头形而定发型，所以人人满意。在管理所剃光头是极个别的，例如徐从武，曾任孙殿英部骆驼大队长，因为他秃顶，不得不剃光头。组员肖抱感，曾任桂系学生军团长、广西省武鸣区专员，是万的助手，专管刮胡须。锅炉房组长李树桂，曾任吉林省团管区司令，专供浴室热水和全所暖气。有炊事小组，由伪满战犯担任，他们不仅菜饭做得可口，而且每天晚餐吃的面食，如烤面包、馒头、花卷、面条、豆沙包子、肉心包子、菜心包子、油煎饼、糖心饼等，一个星期没有一餐重复。元旦春节我们还大包饺子。为照顾回教，另有牛肉饺子。凡是会包的都参加，包好了放在露天冻，然后装袋储存，约够吃八顿，从除夕吃到初七。有养鸡小组，由日本战犯担任，抚顺市食品公司，定期派车前来收购鸡蛋。他们养鸡认真负责，鸡舍清洁卫生，所里还组织我们到养鸡场去参观。此外还有农场，附属养猪、养羊、养兔、电磨等副业组。平时只有一个农业队，约30余人，由姚轻耘任队长。姚是山东黄县人，曾任山东某区保安副司令。农忙时，全所各工种一起支援突击，真是各干一行，各得其所，有条不紊。

    我年龄较轻，是管理所新生电机厂车工。教我的李师傅，是从瓦房店机械厂请来的第一流的技工，沈阳人，身材高大，言语诙谐，爱讲故事，伪满时期是沈阳某工厂的学徒工。他在传授技术时常说：“日本人保守，两三年都不让中国徒工摸机器，你们有文化，学得快，三天就上机床，独立操作，我的红旗插定了！”原来李师傅来所前，在本厂立下“军令状”，保证一定要把我们这些老徒工教会，再凯旋回厂。他见我们学艺认真，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李师傅对我们挺关心，记得我独立操作不久，有天加夜班切轴，我不会磨刀，他便给我一次磨好10把切刀。半夜2时许，他来到车床边，看已打断8把，便笑着说：“我也会磨，你也会打！”我向他报告“夹盘跳动”，他一检查，果然如此，便说：“这不怪你了！”此后每逢我们加夜班，他老人家都于深夜来到车间，挨床询问操作情况，直到放心了，才去睡觉。

    我特赦后，李师傅还亲临招待所与我话别。他鉴定我这个五年工龄的车工，已达三级工的水平。分别时，见李师傅那年近六十、须发花白的慈祥形象，那殷切嘱咐的爱徒深情，真有依依不舍之感！一别至今，几十年，不知他老人家是否还健在？每一忆及，辄思念不已。

    我们的第一任所长是孙上校（名字忘记），年逾五旬，态度和蔼，平易近人，我们背后都称呼他“老所长”！我们室外活动时，他也经常在散步，由于我们已改造多年，知道共产党人不兴点头哈腰那一套，因此当他走近我们时，我们自动肃敬起来，表示尊敬，但他却微笑摆手，叫我们照常活动。孙所长任职时间很短，但给我的印象很深。第二任所长是金源少校，由副所长升任，年约四十上下，身材不高，体格健壮。有次晚间和我们到火车站运煤，他也参加装煤上汽车，一直干到天亮。在装车的间隙，所长和崔科员聊天，谈到他在北京会见刘少奇主席时的情景，口口声声少奇同志如何如何。我听到后，深深感到共产党人领袖和下级之间同志之情无比深厚。

    东北的土地，大都是黑色土壤，种子丢下去就能生长。我们种植的十几亩水稻，平均亩产千斤；高粱、玉米、山芋、瓜菜等样样丰收。我们生产的大辣椒，有半斤重一个，还在沈阳农业展览馆展出。

    丰收得来不易，也是精心管理的结果。有一次，山洪暴发，眼看十几亩秧苗就要被洪水冲毁。在管理班长的号召下：“身体好的，自动集合，下稻田开缺放水，抢救秧苗！”我是年轻者之一，当仁不让，参加抢救行列，扛锹就走，刚出大门，看见我们的金源所长已走在前面。此时一阵急雨又来了，所长的警卫员，挟着雨衣追上来，请所长穿雨衣。所长摆摆手说：“不用啦，穿了雨衣，行动就不方便了。”接着跑步前进，即时开缺放水，秧苗终于免遭“灭顶之灾”！

    在收获季节，全所参加劳动，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割稻，用的是像钢锯条那样宽的半月形镰刀。同学当中也有些是初次干这个活，下田不一会儿，就有划破了手的，有的因用力不当，竟把自己的腿部划伤，鲜血直流，医护人员便赶快包扎。我见别人划伤了手脚，自己便有些胆怯，小心翼翼地像割韭菜一样慢吞吞地往前移动，别人都向前推进了很远，我还落在老后面。此时有一位年青的女干部，看见我一次只挽一禾，又不敢用劲割，便说：“不是这样割，你看我割！”只见她左手一揽就是三四棵，右手挥动镰刀，一割即断，动作敏捷，像毫不费力似的。我既惊讶又惭愧。她一连割了几十行，问我学会没有？我认真地看过，认为这并不难，便点头说：“知道了！”可是等我接着割时，却又被落下来了，累得一身汗，还是赶不上。我想平时吃米饭，从来没有想到过，干农活也这么不容易，这真是一次触及灵魂的劳动。在休息的时候，我才知道那位教我割稻的女干部，就是我们金源所长的夫人。暗想，共产党的干部，男的女的都过得硬。

    在管理所一切劳动都不强制，完全由各人自觉参加。记得我刚到所不久，正值春季送肥。我仔细观察了管理所的厕所，是一座长约15米、宽约4米的长方形房舍，每边有15个座位，座位之间有2尺高的隔板，这是特为老年人设计的厕所，很讲究，光滑的东北松制作的坐板，坐在上面很舒适。厕所下层像地下室一样，所有的粪尿均流入该室，此时已结成冰块，厚达数尺，必须用十字镐像刨地似的，才能掘动。然后将冰块搬出粪窖，用汽车拉到农场。我走近粪窑一看，刨冰块的竟有管理所的两位班长在内。正看得有趣，不料细冰溅到我的脸上，我伸手一抹，已化为水，拿近鼻前一闻，粪臭颇浓，我便赶快离开了。以后多年运肥，都是别人自动报名参加，我总是畏首畏尾，渐渐地感到内疚。平时口喊劳动光荣，面对现实时，却怕脏怕累。偶然思及“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便觉惭愧殊深。在曾任宋希濂部师长，每年都参加刨粪冰的周上凡同学的鼓励下，我终于鼓起勇气，参加这一工作。下粪窖前，换上工作时的棉衣裤、鞋、帽、手套、围巾、口罩等件，收工后到自备锅炉每天有热水供应的浴室，痛快地洗个澡，换上原来的衣着，身上毫无臭气。由于受粪窖面积限制，人多摆弄不开，每次只能容纳6人刨挖，所以我一连干了一个星期，直至完成任务。虽然觉得累，但却无讨嫌这一劳活之念。此后，每年我都愉快地自动报名参加这一工作。

    为了战犯的身体健康，对于清洁卫生工作，领导十分重视，并且形成制度，由学委按期执行、检查、评比，故全所内外经常保持整洁。

    在俱乐部的外边三条通道及露天剧场的四周，我们都修建了一条一条的鹅卵石道路。石子是用汽车从永安大桥下面运来的，有各种颜色和大小不等的鹅卵石，路的两旁边缘，用半截砖三角形向上联成像锯齿形；路面则镶入各色大小的鹅卵石，做成各种图案，有奔马、和平鸽、宝塔等等，由于每组各修一段，各自别出心裁，出奇斗胜，大家都搞得兴高采烈。管理所原意只是修几条便于行走的路，没有想到修出花样，遂大加表扬。我们又在路旁栽种了各种颜色的太阳花，有紫红、深红、粉红、天蓝、翠绿、鹅黄等色，每到中午，万花齐放，简直就像一所大花园。

    我们车工组宿舍的窗户，正对日本战犯的花园。这是他们多年来精心培植的成果，正面是一座由葡萄蔓叶架设的门楼，由于长得特别茂盛，上面搭成一座凉棚，园内还植有很多花草。有天上午，园内突然热闹起来，摆了五六张小圆桌和小椅子，桌上陈列各样水果糕点，四角悬灯结彩，像有什么喜庆之事。过了一会，由所长和会日语的崔科员陪同几位来宾来园，日本战犯都服装整洁地在园外列队欢迎，双方鼓掌，原来是日本战犯亲属来所，男女老少都有。进园以后，由崔科员用日语讲了几句话后，所方人员和无亲属来访的其他日本战犯，都全部离开，剩下的便分别入座，围桌倾谈。有一位年逾七旬的白发老太太，用一双颤巍巍的手，将站在面前的儿子，从头摸到脸，摸到上肢、两腿，这位年约五十的中年人，似乎有意将双手后背，使胸部特别隆起，显示出身体健壮，以慰慈母。这位老太太见儿子身体如此健壮，竟拉住儿子粗壮的胳膊，激动得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夺眶而出。站在窗内的我，不禁触景生情，也被这种场面所感动，眼泪也簌簌地掉下来。我想，假如我的母亲还在世，她看到我还健康地活着，不也是如此高兴吗？

    像这样亲人相会的场面，历年都有，日人称之为“恳亲会”。有次在俱乐部特将历次会见的图片、照片及说明展出，供全所参观，使我们受益不小。

    管理所的体育活动，开展得也很正常，项目很多，其中篮球、排球以南京队为强，他们拥有多名军校出身年龄较轻的师、团长：如六十四军一五六师代师长陈庆斌，黄维兵团团长高广荣，粤军团长叶杰强、叶佛佑等。乒乓球以武汉队最强，我与陆大毕业、曾任粤军军参谋长的曾传坦，都是主力之一。单杠只是做做引体向上，练练手劲而已。康乐球以曾充广州警备部稽查处的许让玄技术最佳，他能一杆到底，一气呵成。但是参加人数最多的还是太极拳，由广东人，曾任宋子文的税警分团少将团长，在管理所外号“聋子”的刘震寰教授，他练太极拳数十年未间断。跟着学的人情绪也很高，天阴下雨则在走廊练习，几乎每日必练。

    刘年已六十余，须发花白，春节初一，大家和他开玩笑，见面时表示热烈祝贺，亲切握手，并且说：“聋子啊！你今年要死了！”他也非常高兴，连声回答：“大家都是一样！”弄得对方啼笑皆非。这是聋子的防卫术，不论你讲什么，他回答“大家都是一样”，便吃不了亏。

    象棋是最普遍的活动，每个宿舍都有两副棋子。为象棋竞赛我与许权争夺第一名，还发生墙报辩论。我与他连下五局，四和一胜。他认为不符合三局两胜的规定，不肯认输。一连多次，辩论不休。武汉队谢科员（少尉、年20余岁）找我谈话，批评我：“不要再辩论了，太庸俗呀！”我顿感满面发烧，低头不语。我到管理所从未挨过批评，因为我感到已经身为战犯，反受到如此优待，倘再调皮捣蛋，未免显得无赖、令人汗颜，因此我一贯循规蹈矩，不乱说乱动。此次竟忘乎所以，“庸俗”二字多么中肯，真是“一言而益于仁”。所方提倡各项活动，都是为了使我们身心愉快，更好地改造，第一第二，何关紧要，愚见不及，实感愧悔万分。因此，事隔20余年，我还记忆犹新。

    每逢星期六下午、星期天、假日，都是自由活动时间，象棋、扑克、康乐球、拉胡琴、唱歌、京剧清唱、聊天，同时并举，热闹非常。我最爱听谢代生（广西南宁人，曾任军统广西站少将站长）的二胡独奏，每当他那清越悠扬的琴声发出后，邻近几个宿舍马上沉寂起来，一切活动停止，静坐听他拉琴。他拉二胡已有40年历史，曾对我说：“只要有二胡相伴，在任何时候，都不感寂寞和忧虑。”我特赦前一年，曾跟他学拉二胡，并初步能拉《洪湖赤卫队》电影插曲《洪湖水浪打浪》和卖唱小调。每当琴声一响，便有许让玄、余跃龙、刘达九等前来跟琴练唱。虽然胡琴拉得蹩脚，唱腔也嫌沙哑苍老，但都自得其乐，饶有兴致。不料翌年我获特赦，至今思之，犹恨当年起步太晚，以致半途而废，殊为可惜！

    也有少数同学爱静坐养神，例如汪匣锋（川军某军军长，淮海战役被俘）、葛天（汤恩伯之亲信，曾任汤的副官处长，专替汤夫人在上海经手将军饷买黄金硬币，扣发两月后，再卖出，发军饷）。这两个人，总爱静坐养神，极少参加其他活动。

    重视思想教育

    党和人民政府，对我们改造，总是以自我教育为主，我们到所不久，就选举学习委员会，领导我们学习。除伪满战犯和日本战犯已各有自己的学委会外，我们后来的四个队，按人数多少，确定名额。以武汉、南京两队人较多，我与由武汉同来的蔡省三被选为学委主任。此人是江西赣南人，系蒋经国旧部，曾任青年服务总队少将副总队长，最后一批特赦，批准去台，台方不让入境，遂滞留香港。学习委员还有田文奎、刘庄如、高青山、张普霖、姚轻耘、刘荣第等。

    学委会下分学习、生产、文娱三大组。文娱组之下，又有京剧、话剧、歌舞、音乐、曲艺及编导等小组。每次演出，如曾任东北军师长于泽霖的马派须生；蔡省三的青衣、花旦；清华大学毕业，司徒雷登的得意门生，曾任吉林省民政厅长兼长春市长尚传道的丑旦；日本战犯的舞蹈；曾任长春警备部稽查组长关梦龄与段克文的相声，伪满交通大臣龙某（名字忘记）的魔术，都是最受欢迎的节目。

    文娱在管理所是自我教育的另一重要课程（侧重自编有关思想改造内容的节目），每星期有一场或两场电影，每逢元旦、五一、七一、八一、国庆、春节都要大搞文娱，加之编写和演出前的排练，文娱骨干几乎长年忙文娱了。我是文娱骨干之一，演京剧，我打小锣；话剧、歌舞我饰少女。另参加编导小组，只觉得日子过得真快，一个演出接着一个演出。我曾对着舞台前沿横幅上面写的“欢度一九× ×年春节”的几个大字，暗暗感叹：“又是一年”。我知道“逆境是达到真理的一条通路”，多么希望尽快地把这条通路走完。

    在我们未集中抚顺以前，曾分别在华东、中南、华北等地区的大城市参观。1957年在抚顺管理所期间曾组织过规模最大的一次参观，地点遍及东北三省五大城市（沈阳、抚顺、鞍山、长春、哈尔滨），历时20余天，人员包括武汉、南京、北京、辽宁四个队及伪满和日本战犯。参观项目有轻、重工业，文教卫生，农田水利，商场市容等。

    我深有体会，参观就是学习，而且是最生动的学习方式，对每一个战犯的思想转变，都有极大好处，收获是难以估计的，给我的印象也是极深刻的。我在这篇短文中，不可能一一介绍我的印象。我深深认识到我们祖国的各项建设成就是惊人的，这里只将参观花絮和几点感受写在下面，它是促使我们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的参观队伍每到一处，当地群众都猜不透这是一批什么人？很多的人颇有自信地说：“这是敬老院的退休老工人。”这种猜测是有一些道理的，因为当时我们都穿着蓝色新制服，新鞋袜，而且年纪都相当大，确有些像。绝少有人认为我们是战犯，因为在那样一个庞大的参观行列里，没有一个穿军服的人员，更不用说佩带武器了，并且旁边也没有纠察人员，大家都自由自在地参观、访问。

    这里要插叙一段经历，那就是1956年春，我们在广西南宁参观的情形。此次参观前的漫谈会上，有人表示：“如果这次参观，不是硬性规定，我想请求不参加。”颇引起我的惊异，监禁多年，如同隔世，有此良机外出参观，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居然还有人不想去，岂非怪事？接着他解释说：“我们这些人，大都是广西高级军政人员，出去谁不认识？加上前后武装监视，那不是我们参观新中国建设成就，而是供别人围观我们了。”可是人民政府早已考虑到这一点，为了使我们愉快地参观，安心地学习，那次参观就没有武装人员跟随。

    我们每到一处参观，除该单位接待人员陪同外，其余人员照常工作，无人惊动，也无人张望，只有一次是例外：当我们车队（约30余辆公共汽车）来到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大门前时，早已聚集了很多人，以后越来越多，其中还有一些化了妆的演员，时装古装的都有。开始我们弄不清楚，有些诧异，后来顺着人群中的目光看去，才知道他们是在看溥仪。溥仪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军阀策划下，充当了伪满洲国的皇帝，直到1945年秋被苏联红军俘虏，前后历时14年。长春是当年伪满洲国的首都，所以认得溥仪的人很多。奇怪的是围观的人们，并无愤怒痛恨的表情，而是抱着好奇心理，将溥仪上下打量，似乎在为我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皇帝庆幸。统治东北14年的傀儡皇帝，如今依然健在，真是奇迹。此时伪满战犯表情也颇具戏剧性，当他们发现围观的人群是在看溥仪，便自动闪开一块空隙地，以扩大观众视线；溥仪则走出行列，以满足观众鉴赏。我们队伍中的日本战犯，则和我们形貌相似，衣着相同，他们又不说话，所以参观自始至终，无人发觉内中还有日本人。

    我们在哈尔滨，住在一座俄式建筑的大饭店（名称忘记），附设电影院和大餐厅，在我们丰盛的午餐席上，竟有名贵的松花江鲈鱼，这是哈埠名菜，我们有幸得尝！据伪满战犯谈：九一八事变后，抗日名将马占山将军，曾被日本关东军高参板垣征四郎大佐，勾结汉奸张景惠（时充哈尔滨特区长官），于1932年1月6日诱骗到该饭店，洽谈投降条件。当时我东北义勇军遭到日军优势兵力的围攻，马为了缓兵之计，拟以假投降为手段，俟得到日军许诺的械弹后，再重整旗鼓。不料日军狡诈异常，以许诺补充械弹为钓饵，将马诱骗到该饭店后，预约有中外记者多人，抢拍马与板垣握手及并坐在一起的镜头，又燃放鞭炮。隔日中外报纸刊出合影，报道：“东北事件已和平解决，马占山将出任黑龙江省主席。”致使国内外大为震惊，人心涣散，东北义勇军遂因此被分化瓦解，而致全军崩溃。真是一念之差，千古遗憾！

    我们到哈尔滨的次日清晨，见天色大亮，都不约而同地起床，并到大楼前沿平台活动。但很久不见街上有行人，这是何故？原来哈尔滨要比关内早几小时天明，此时才只3点钟，当地人还正在梦乡。我们祖国的幅员真是辽阔啊！

    我们参观沈阳体育馆时，特为安排两场表演球赛，一场女排，一场男篮。女排是全国甲级队的辽宁队，技术全面，态度认真，不断出现球员卧地抢救险球的精彩场面。我们的脉搏随着球势时张时弛，扣人心弦，确是平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好球赛。场上掌声如雷，气氛十分活跃。男篮也是辽宁省的代表队，也为我们作出精彩的表演，我们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他们下场后，每人都全身汗透，使我们深受感动，说明人民政府对我们参观的每一项目，都是认真重视的。

    到达鞍钢，听陪同参观人员介绍，当时日本人将鞍钢移交给国民党军队时，曾轻蔑地说：“给你们中国人去种高粱吧！”不幸而言中，国民党接收后，盗卖机器，拆毁厂房，蒿草丛生，一片荒凉。解放后短短七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全部恢复，而且新建了无缝钢管厂、薄板厂、大型洗煤场等，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同行的有位伪满大臣问当年的日本顾问：“这话是你们说的吗？”回答是：“我们指的是国民党，没有指共产党啊。”此位日本同学，亦颇善于辞令。同队的秦靖说，岂止鞍钢如此，胜利后，我任整编一七四旅旅长，驻防铜官山，就将机器拆到芜湖出售，厂房改为马厩。联想到中统武汉室接收武汉报的往事，室主任杨虔洲将日人移交清册焚毁，仓库物资盗卖一空。想起来我们这批人，实在是没有一个好的。

    在长春参观由伪满皇宫改建的地质学院时，伪满大臣们，如数家珍，指出每座建筑物在伪满时是哪个机关。我的感触很深，共产党真是伟大，不但将过去压榨人民的皇宫，改造成为祖国建设服务的地质宫（当时人民称长春地质学院为地质宫），而且还正在将皇帝大臣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多么伟大的胸襟和气魄啊！

    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我们参观了全部生产过程的流水作业线，最后在总装配车间逗留很久，当每9分钟（以后提高到3分钟）就开出一辆解放牌汽车时，心中感到一阵喜悦。回忆解放前，我为了监视工人言行，常到汉口轿口汽车修理厂去，看到过世界各国的汽车，就是找不到一辆有中国字的汽车。当时，我充满自卑感，认为中国就落后。今天亲眼看到我国能自产汽车，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怎能不感到扬眉吐气呢！中国并不落后，只是坏在我们这些人的手里。

    通过这次参观，每个人都受到一次极深刻的教育。尤其胜利后参加劫收东北的蒋军将军们，眼看被他们破坏无遗的烂摊子，在新中国成立短短数年间，便百废俱兴。虽然还只是开端，但已看出中国共产党是诚心诚意，为国为民的。对照我们这批旧中国的统治骨干，20多年来，把一个锦绣河山的国家，弄得百孔千疮，民不聊生，新旧对比，能不羞愧！

    1957年六七月间，我们在东北五大城市参观时，正是社会上掀起反右斗争运动的开始，在各个工厂门前、车间内外，都贴出大批的大字报。回所不久，我们所内也掀起了交心运动，号召大家向共产党说心里话，有啥说啥，不要顾虑。交心同时，结合交罪，竹筒倒豆，一粒不留，鼓励彻底交代。先动员在小组会上大胆发言，然后再将发言内容，写成大字报张贴，以便互相交流。没过几天，各条走廊都贴满了大字报，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在许多大字报里，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解放前夕担任天津工学院院长郭某（名字忘记）的一张大字报，题目是《我怀疑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内容分两点：一、中国共产党说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是不讲民主，只有专政。并举英国伦敦海德公园为旁证，在英国各党派、各种学说，都可在海德公园当众演说，就是攻击执政党的政策，也无人干涉，在我们中国能行吗？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能兑现，说了不算。以我为例，天津解放前夕，解放军的一位军政委与我接洽，要求我将天津工学院保存完整，移交人民，为人民立功，我照办了，可是今天我却进入战犯管理所，当了战犯。

    我见大字报后，替郭捏了一把汗，同时也忧心忡忡，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可是不到一月，郭却离开管理所。后来从管理人员谈话中，得知郭已任厂长。我知道那不仅因为郭乃英国留学生，学有专长，而且对革命有贡献，共产党的确实事求是。

    在交心运动中，鼓励大胆暴露思想，彻底交代罪行，但不强制发言，不搞逼供信。例如曾任三十九军五十六师师长的孔海鲲，在学习中，始终不肯发言，有时在轮流发言的情况下，他也落到最后，而且照例是：“我的意见与前面几位同学一样，没有新的补充。”当一再要他将与别人相同意见说一说时，他又说：“为了节约时间，就不再重复了。”又例如解放前夕任成都军校代教育长的肖步鹏，则人云亦云，他见天津工学院院长郭某在大字报上赞扬海德公园的民主作风，他也暴露有海德思想，当大家要他谈谈这一思想的具体内容，他却瞠目结舌，不知所对。因他未看大字报，实在不了解海德公园是怎么一回事。像这一类情况，并无人追究，只是在我们这些同学中，常常引为谈资而已。

    在运动中，虽不强制发言，但对确有罪行而又不愿坦率交代的，也在大会上点出，希望他们能正视自己的罪行。例如，所长说：“有人亲自策划杀害了我们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员，人证物证俱在，多次动员他交代，但拒不承认。希望这种人要赶快悬崖勒马，改恶从善，不能再自误了！”会后，我问王业鸿（又名李清，广东文昌人，与郑介民小同乡，曾任军统局少将机要秘书）：“改造这么多年，真还有这种人吗？”王说：“这是指当时军统西北区长张严佛的。张又名张毅夫，戴笠亲信，曾充当军统局副主任秘书，仅次于主任秘书毛人凤。”我们同属武汉队，因此我就问张：“是指你吗？”张点点头说：“我已在写。还有我参与迫害张学良将军的罪行，也准备在这次运动中交代。”接着他讲述这件事的经过，原来张学良将军自西安事变送蒋回京后，即被蒋介石秘密囚禁，蒋还时刻注意张学良的情况，戴笠除根据监狱看守所长的定期汇报外，每年都要派张严佛去探视一二次，以便深人了解张学良的思想动态。张严佛中等身材，面容清瘦，未语先笑，一派斯文，颇像一介书生，容易使人产生好感；加之貌似恭顺，巧言令色，使张学良认为他有别于其他特务头子，故对之另眼相看。所以每逢张严佛来，张学良情绪便顿时转佳，总要在一起盘桓十天或半月，打打麻将或练练网球聊聊天，并一同外出散步。张学良对他说：“你不来我是极少外出的，前后军警便衣，紧紧跟随，散步情绪全消，所以干脆呆在家里。”有张严佛陪同，仅有极少便衣，而且远远隐蔽着，因此经常晚餐后外出。有次张学良对张严佛说：“你干军统，不太适合，何不改行？”张说：“我一无所长，干什么好？”张学良说：“在天津我还有几家银行，将来抗战胜利了，我们在一起干吧！我聘你任一家银行经理，就不要再干这个了。”张说：“谢谢你的栽培，我一定追随左右。”

    监管张学良的是一个贪婪粗暴姓刘的看守所长，少将军衔，一般外界赠送给张学良的礼物，他都大部中饱，仅拿很少一部分给张学良，而且动辄吹胡瞪眼，大耍狱吏威风，张学良对之十分恼恨。张严佛故意当着张学良面，将刘某数说一顿，并私下安慰说：“我回去一定向戴局长汇报，撤掉这个家伙！”张回重庆不久，刘果被调走，但却调了肥缺。继任所长，又是一路货色。原来这是戴笠授意的，看守所长与张学良矛盾越尖锐，就越证明他看守尽职。

    抗战胜利后，举国欢腾，张学良满以为这次可以恢复自由了，见张严佛来，特别高兴。张也满面春风，说是委员长要接见，特来陪同去南京。不料飞机直飞台湾，降落后，张学良顿时色变，气愤填膺。张严佛此时却像一个被当场戳穿了的骗子，满面通红，不敢仰视。张学良反而对张严佛宽恕：“这不怪你，你是执行命令。”

    刚解放时，被俘蒋军，一般都怕官大罪大，总是避重就轻，设法隐瞒。很多将官伪报校官，校官伪报尉官，尉官则报士兵，总是以大报小。但到了管理所以后，却又由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竟有人以小报大。例如黄鹤，沈阳附近人，曾在伪满军警界混事，填履历伪造蒋军一八一师参谋长，不料该师师长米文和也在所内，所方特让他俩见面，却互不相识。又如魏季良，由杂牌军被陈诚收编，过渡团长，调充高参。抗战期间，曾带领京剧团在长沙一带为部队演出。填履历时，伪造曾任蒋军某骑兵师师长，经管理所查核，该骑兵师并无姓魏的师长。在这次运动中，他们都坦白了伪造履历的动机，黄认为官阶太小了，不够战犯，在管理所蹲不住。魏认为共产党既如此优待战犯，将来一定还要按原官阶留用，所以报大些。可见战犯不仅不敌视共产党，且对共产党抱有托身希望。

    在交心运动中，为了使战犯认清罪过，特举行自我控诉大会。在大会上，蒋军李弥兵团第九军军长黄淑（淮海战役被浮），控诉自己降而复叛，惨杀解放军政工人员的罪行时，声泪俱下，心情沉痛之至。

    阎锡山部禁卫军军长陈震东，控诉自己维护间的统治，曾多次集合全军，由自己带头，每人打逃兵一扁担，将几名逃兵活活打死。有一次集合全军，带头用刺刀戳逃兵，每人戳逃兵一刺刀，几名逃兵被戳得血肉模糊，惨叫呼号，令人目不忍睹，但仍不住手，直至活活戳死。陈一面自我控诉，一面泣不成声。会场一片沉寂，大家都在低头忏悔，我的眼睑也已湿润。

    回到宿舍，我问刘佩玺（曾充阁部太原绥署少将处长）：“阎锡山怎么这样残酷？”刘说：“阎不仅对士兵残酷，就是对待高级军官也如此。”接着他说：“抗战期间，山西士兵极为艰苦，但大家认为全国都是一样，也就咬紧牙关忍受了。不料有次蒋介石派来中央视察团，山西省干训团刘教育长在接待中，获悉中央发给山西军饷，大部被阎克扣、中饱私囊，难免有些怨言。事为阎所侦悉，以刘犯了 ‘反对会长’的罪名（阎记特务组织 ‘忠实同志会’，阎自任会长，中上层军官全部参加，并发展到士兵。凡对阎不满者，便是反对会长，犯死罪），被绑在大板凳上，用薄薄的黄表纸，放在酒里浸湿，往脸上蒙，一层又一层，直到几十层，蒙死为止。”这真是古今中外未曾有过的骇人听闻的暴行！刘正向我诉说阎的残酷，不料我对面床位的靳金城（曾充太原绥署代处长）已泪流满面。原来死者正是靳的舅兄，被秘密处死后，才通知靳去办后事。不但不敢哭，还要感谢会长的恩典，因为没有公开枪决，没有出罪状，还给了一些治丧费。

    在控诉会上溥仪占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控诉自己由于复辟思想作祟，甘心做伪满傀儡皇帝，为日本帮凶，鱼肉东北人民14载，深感罪不容诛，请求人民惩处。这个控诉内容便是溥仪特赦后所撰写的《我的前半生》这本书的底稿。据我记忆：溥仪在控诉时，曾详细讲述了在天津被日酋土肥原诱骗绑架的经过，尤其在离开天津潜往东北时，被锁在一艘小轮船的后舱，且准备有汽油等引火之物，万一被中国当局发觉交涉时，则纵火将溥仪烧毁灭迹。《我的前半生》将此情节删略了，这可能是溥仪强调主观责任这样做的。

    自我控诉大会后，接着便举办了小型罪行展览，展出部分战犯的罪证。其中给在押战犯教育最深的要算宋少华的罪行展览。宋是湖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抗战前后，任湖北省保安团长多年；解放前夕，提升师长。展出来的罪证有宋杀人的布告多张，这是当地人民，当年从墙上揭下保存的。鄂西各县人民对宋的控诉书，附被杀害烈士名单、时间、地点，鄂西各县各界代表向抚顺战犯管理所请求将宋少华押解回鄂西公审的请愿书。真是罪行累累，令人毛骨悚然。宋在参观时，突然吓得两腿发软，难以挪步，还是别人搀扶才走回宿舍。但人民政府对于战犯着重改造，不报复，不算旧账，坚决执行不杀害战俘的政策。为此，所方还向人民请愿团多方说服、解释，请愿代表们住了多日，见提人无望，才返回湖北。“明莫大乎自见”，在押战犯无不称赞共产党说话算数，宋尤感激涕零。

    自展览会后，大家感到进了战犯管理所，犹如进了防空洞，生命就有了保障。展览会前的宋少华，当别人心情舒畅、积极参加各项文娱活动时，他总是终日低头不语，忧虑有朝一日，湖北来人要将他提回公审，果然这一天真的来到，如何不将他吓坏；谁料人民政府费唇费舌将他保全下来，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从此以后，宋仿佛轻松多了，在京剧《空城计》中，他饰司马懿一角，不仅扮相毕肖，嗓音也格外洪亮，博得掌声四起。

    展览会不但解决了宋少华的思想顾虑，同时与宋有同样思想包袱的战犯，也放下了包袱。例如施锦，江西人，曾任上饶集中营看守所长。解放前夕，任中统江西省调统室主任。施在任上饶集中营看守所长期间，廖承志先生亦被关押在该处。由于施的克扣，所有“犯人”都更加缺乏营养，日益瘦弱，廖先生亦是如此。有一次廖先生将手表交与施锦，请予改善伙食，然而施只给廖先生添了几顿肉食后，便将手表装入私囊。进管理所后，施唯恐廖先生恼恨此事，对他追究，时感不安。这人面色黧黑，加上经常愁眉苦脸，更显难看。展览会后，他消除顾虑，成为文娱积极分子，负责服装、发型的制作，尤以京剧用的龙袍、乌纱帽、元帅帽等的制作，手艺精巧，与外购无异。又如刘达九，又名刘鸿逵，湖北黄安人，与董必武先生是同乡。抗战期间，充鄂东挺进军纵队司令，曾放火烧毁董先生的住宅，并挖掘董先生家的祖坟。他经常在与我闲谈中流露，怕董先生对他不会饶恕，十分悲观，也是展览会后，解开了疙瘩，以70高龄，还参加音乐组敲木鱼，凡有音乐合奏节目，必有刘登台。

    春风化雨，枯木逢春

    我们这批在押战犯，有些已经判刑，也有未判。已判者有死缓，如军统贵州省站长潘澄清。有无期，如武汉警备部稽查处长刘庄如、阎锡山部禁卫军军长陈震东等。未判的如我，也不敢轻易给自己量刑。虽然到管理所后，已公开宣布：“已判的，不一定照判决执行；未判的，不再判，重在表现，什么时候改造好，什么时候出去。”但每个战犯，都深知自己罪行严重，不杀已是宽大，不敢再做出狱之想。

    1959年9月18日晨，管理所通知全体集中于各条走廊，听重要广播。当我听到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人大常委会建议，对在押战犯进行特赦的消息，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接着广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颁布特赦令全文，特赦令第一条：“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关押已满10年，确已改恶从善，予以特赦释放。”啊！这不是已非常明确地说明也包括我在内吗！当时心情激动得无法抑制。真想不到中国共产党的光辉改造政策犹如春风化雨，竟使我们这些死有余辜的战犯，枯木逢春，有了新生之日。

    晚上学习《人民日报》社论——《改恶从善，前途光明》。小组讨论时，个个发言热烈，心情振奋。关押已满10年者，认为此次肯定获赦；10年稍欠者，也在胡思乱想。或许可以四舍五入，少几个月也行。总之，人人抱有莫大希望，个个感到前途光明。那天夜里，我高兴得失眠了。

    特赦令颁布不久，来了一批记者，其中有拍摄新闻纪录片的摄影记者，将各种劳动场面以及学习讨论、文娱排练等活动，一一摄入镜头。文娱组为了准备庆祝特赦大会，编写剧本，赶排节目，整个管理所都忙碌起来。

    幸福的时刻，终于在我们热切盼望中来到了。1959年12月4日晨，我被分配到俱乐部布置会场，令人兴奋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的横幅，激励我们干得特别起劲，不一会儿就将会场布置完毕。当我看到放置在主席台前只有三张长靠椅时，便感到这批特赦人数可能不多，有些失望情绪。旋又自我安慰，不管多少，有首批就有二批，只要有，就有希望。大会开始后，首先由辽宁省高等法院院长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名单。在我所第一名便是爱新觉罗·溥仪，最后一名是唐曦，一共10名。每喊一名，被喊者应声起立，站在主席台前听院长宣读特赦通知书后，接过通知书便坐到特赦席位。我是1950年初被俘，不够10年之期，虽用羡慕眼光瞧着每个获赦同学，庆幸他们新生，但自己波动不大，未敢作非分之想。会场荧镁光灯频频闪光，大部分镜头对准溥仪。散会后，溥仪等获赦同学向我们打招呼：“各位同学！我们先行一步，你们各位接着也就来了。”我们回答说：“我们一定向你们学习，努力争取！”会场始终洋溢着欢乐热烈的气氛。

    首批特赦对在押战犯思想改造影响极大，花了将近三个星期的时间，分组漫谈，暴露了各种思想。有些人认为特赦是装潢门面，将几个大的如溥仪、杜聿明、王耀武等特赦出去，在国际上起到政治影响，以说明共产党的改造政策伟大，连皇帝、总司令都可改造好。有些人反对这种看法，列举本所这次特赦的周震东，只是江苏地方部队的一个支队长，唐曦只是一个少校台长，为何也能特赦？将赦大不赦小的说法驳倒。还有些人说职业特务难望得到特赦，认为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特务，一向深恶痛绝，一般军政人员则容易获赦；也有人当即指出：曾扩情也是特务，为何获赦？但说服力不大，因曾扩情经常以军队政工或党务人员身份出现，不算职业特务。谈来谈去，最后还是归结到特赦的两个基本条件上去：一是关押已满10年，二是确已改恶从善。两条之中又侧重第二条，总算统一了认识，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1960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又刊登国务院已将第二批特赦战犯名单，送交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消息，这在我们刚刚平静的改造生活中，又激起了浪花。每晚读报漫谈，同学们喜悦兴奋之情，无不溢于言表。我被关押已满10年，自问尚无大错，也充满着获赦的希望；但“特务难赦”的思想包袱，总难真正放下，它紧紧地缠住了我。想到这里，我便深深地叹一口气，埋怨自己当初什么事不好干，偏偏要当特务，这一夜，我又失眠了。1960年11月29日上午，召开第二批特赦大会。当宣读特赦名单时，我全神贯注，唯恐漏听，直到把全部名单读完，我才死了心。接着又自我安慰，再等第三批吧！好在每年一次。

    第二批特赦对在押战犯震动更大，其中尤以军统特务头子沈醉获赦，给我教育极深，我冷静地想想，认识到千不怨万不怨，只怨自己没有认真改造。于是我暗下决心，抛掉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从头做起，踏踏实实地改造自己。

    两批特赦3个所约30余名，同时还宣布了一批减刑战犯名单。受减刑的陈震东、刘庄如、潘澄清、刘非（军统湖北省副站长）等10余人，另开座谈会。在发言中，几乎众口一词，都讲自己罪恶重大，蒙党给予革命人道主义的待遇，耐心教育，稍有寸进，又得到宽大减刑，衷心感激，今后一定更加努力争取，以不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唯有陈震东在发言时，声音颤抖，他说：“我已年逾60，这次蒙党和人民对我宽大，将我由无期减为20年，自宣布之日起计算，我还不知能否再活20年？因此我感到反而背上思想包袱，如果没有这次减刑，我的思想倒觉平静些。”不意次年第三批特赦名单中，竟有陈震东在内。所长特别指出：陈震东把共产党当自己人，肯说心里话。当时获得减刑的10余人，年纪也都相仿，未必没有和陈一样的思想包袱，但没有人肯说出来；陈肯说老实话，共产党相信老实人，所以第三批就特赦了他。

    第三批特赦，给我触动很深，深知共产党讲究重在表现。

    在第三批特赦的30余名战犯中，有三兵团参谋长霍冠南。此人从广西就与我在一起，平时我俩经常聊天、对弈。霍为人沉默寡言，个性颇强。1957年在长春参观时，我们住在省人委招待所，霍的次妻（清华大学学生，岳父是副军长）和女儿就住在招待所附近，所长亲自来我们住的房间，叫霍回家看看妻子女儿，霍摇头表示不愿去。所长说：“我派人去通知她们来！”霍又摇头不同意。所长走后，我便问霍：“为何近在咫尺，拒不相见？”霍说：“这又不是衣锦还乡，反而徒乱人意！”当时我认为霍有不满情绪，万万没有想到霍会获赦。特赦后，大家列举霍在劳动、学习中埋头苦干的事例，说明霍是讲求实际的人，共产党对于战犯改造，不是看口头是否会说，而是重在表现。

    第三批特赦前夕，我将我们安徽的庐剧《借罗衣》改编为歌剧，我饰二嫂子，黄毓源（福州人，军统电台台长）饰汉保子（二嫂的小叔子，十几岁的村童），几经排练，业已成熟。不料第三批特赦竟有黄毓源，我又喜又忧：喜的是黄获特赦，忧的是这出戏演不成了，影响我搞文娱的情绪。这时蔡省三挺身而出，毛遂自荐：“黄走我顶，包不逊色。”蔡与我由武汉同来抚顺，多年相处，当然深知其能。记得他第一次学京剧，在《凤还巢》一剧扮演青衣，唱做俱佳，叹为奇才，他又是我所学委会主任，写文章一挥而就，能编善导，知他定能胜任。可惜时不我待，当晚就要演出，蔡只好利用午休，手持剧本，边排边念台词，歌曲一唱就会，只走了两次场面，摆摆位置而已。不料晚上演出，其效果特佳，他一亮相，全场轰动。只见他穿着一套彩色的粗布短衫、裤，头顶上竖着一支扎着红头绳的小辫子，好像有缩身术似的，本是个大个子，此时却像十几岁的小村童；配上憨厚淳朴的语言和表情，一举一动都引起哄堂大笑，不时报以热烈掌声，观众大感轻松愉快。所里干部几乎都来观看演出，盛况空前。

    蔡的能干，曾为蒋经国所看重。据蔡省三谈，抗战期间，蒋经国任赣南专员，并兼赣南训练班主任，蔡是该班三青团书记，曾在大门首树立两块大标语牌：“革命的请进来！”“不革命滚出去！”颇起鼓动作用，甚得蒋经国之信任。当时王升、李焕二人，都是该班学员，要算后辈。蔡有恃于此，自以为当受蒋经国另眼看待，可是1975年蔡被特赦后，人民政府批准他去台。蔡在香港乃以元老自居，公开说王升、李焕是他的学生。谁知蒋经国对蔡不肯垂青，台湾当局竟让蔡吃了闭门羹。

    第三批特赦漫谈会上，只有几个月就要刑满释放的田文奎提出：“不争取到特赦，虽刑满也不走。”并说：“我改造了10多年，还争取不到特赦，说明我没有改恶从善，我有何面目见家乡亲友和妻子儿女呢！”田系河北省人，抗战前在北平大学读书，抗战后参加中统，解放前夕，任某军政工处长，由于言词恳切，态度坚决，终于得到所方的同意。我深有感慨，历史上只有个程咬金，在皇恩大赦时，他赖在牢里不肯走，没有想到当今又出了一个田文奎刑满不走。相隔四年后，田文奎终于在1966年4月16日第六批获得特赦。

    通过三批特赦，虽给我很大鼓励，但也使我感到气馁。因为每批只有30名左右，3批一共不到100名，如此类推，再过30年，也赦不完。自问虽无大错，但究属平庸，何日才能轮到？王之佑（伪满第一军区上将司令官）曾将特赦比拟为进考场，今科不中下科中，虽不十分贴切，但也包含十年寒窗之意。我也感改造道路漫远，难求速成，特开始钻研车工工艺学，开学二胡，准备一旦新生，既可当一名名实相符的车工，又可自乐其乐。因此对第四批特赦，心情比较缓和。

    1963年3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已经公布，但我又感到这批没有希望。因为在1963年2月底，武汉市公安总局审讯科长来所核实材料，凡有怀疑之处，都要提出询问，有些还要重新再写，尤其是对解放前夕，中统在武汉布置的潜伏电台正在追根。事情是这样：1949年4月，我曾在武昌昙花林鄂省区台，领取过电台，并在该处架设与广州中统局试通；旋又将该台移到汉阳门广福坊中统鄂宝架设；武汉解放前夕，又移往徐家棚车站附近架设。当时随我工作的译电员段纯成，曾到上述三处，故他交代为三处电台，并坚持是亲眼所见。其实三处只有这一台，解放后中统徐家棚站长兼台长袁剑萍被捕，电台已被搜缴。由于误认有三台，仍在对我追究。我便对核实材料的科长说明，交代真实情况，并说曾与胡涛（中统鄂汉区书记代主任）、胡性阶（鄂汉区二组组长）碰过头，三人记忆一样，他二人也在所，可以询问。不料这句话引起科长大发雷霆，高声怒斥：“谁叫你们串通案情，我要找管理所！”适逢所长经过，闻声而入，经我说明经过，所长笑着对科长说：“在管理所为求材料写得真实、全面，准许他们在一起回忆。”那位科长这才颜色稍霁。但却因此引起了我的疑虑，认为党怀疑我交代还未清，怎能谈上特赦。

    第四批特赦前，武汉队谢科员问我可否想到这次会特赦到自己？我笑着说：我还不够。接着列举了一批平日表现比我好的同学姓名，他们尚未获赦，轮不上我。谢科员却很有风趣地说：“你这样认识很好，有利于今后继续改造。不过也有很多人反映你改造得不错，认为你这次可以得到特赦！”这似乎有点口风，心中又萌生一线希望，不过总不敢相信有绝对把握。

    侥幸心理固不利于改造，但有时总是明知故犯，自从谢科员跟我谈话后，便暗暗抱着被赦希望。想起来很可笑，当我用全神贯注听特赦名单时，越听越感到紧张，心脏像发了病似的扑通扑通地跳，觉得怪难受的，已经喊到第28名刘庄如时，我想已经没有希望了，因为捏在院长手上的通知书，只剩下一两张，我喘了一口气，觉得颈子伸酸了，希望破灭了，便低下头闭目养神。读完刘庄如的通知书后，猛然喊到我的名字，我竟没有答应。因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且在管理所还有一个与我姓名相近的徐稚兰（某部政工处长）。院长见没人答应，第二次将我的姓名，加重语气，三字分开，一个字一个字地喊，我才应声答“到”。走到主席台前，听院长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1963年度赦字第29号。遵照1963年3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舒靖南进行了审查，罪犯舒靖南，男性，42岁，汉族，安徽省桐城县人。该犯关押已满10年，在关押期间，经过改造，确已改恶从善，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1963年4月9日”。我双手接过通知书，退到特赦席位，顿时思潮起伏，感慨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回想14年来，受到党和人民政府革命人道主义的待遇，循循善诱，耐心教育，才分清是非，认识真理，虽说有了一些进步，但扪心自问，距离“确已改恶从善”还相差很远。我深深感到这是党和人民对我的进一步宽大！我不禁热泪盈眶，感愧交加。

    说来很可笑，这次特赦，我好像早已料定，竟事先做好了离所的准备。我们宿舍，在靠近窗户的一角，有一个正方形的卫生间，三面玻璃，人坐在里面，室外可以看得清楚。卫生间的顶部，像一个小阁楼，每人多余的衣物，都存放在上面。平日有时取用，有时存放，东西不免凌乱。前几次特赦，有些人事先确无准备，突然获赦，回来拿衣物，不是丢东，就是拉西，有时隔几天发现，还帮他送去。这次，我却事先整理停当，所以回到宿舍，伸手一拿就是。同房的同学，都用惊讶的眼光瞧着我，认为我事先得到消息。其实像这样的准备工作，第三批特赦时，我也做过一次，只是没有让别人知道而已。

    临别了，同学们有的帮我捆行李，有的帮我提衣物，又一个一个地和我握手，一面向我祝贺，一面互相劝勉，真是临别依依，不忍分离（因到招待所后，就不得再回宿舍）。不禁使我想起一句古诗：“相见时难别亦难！”想必就是如此的境界了。

    特赦之后

    我的妻子杨荔贞，是武昌挹江区小学教师，1949年4月与我成婚，婚后不久即分离。战乱之中，出生数月的儿子不幸夭折。1959年，杨荔贞因肺病复发而去世。我移位招待所后，看到别人的子女亲友不断来函、来电、来访，勾起我重重心思。我向何处去？不觉茫然。

    其实，在我们仍在学习期间时，管理所已经为我们日后的去处，在分头进行工作。家庭没有变动的，一般先行返家；家庭有变化的，或者就地安排，或者返乡安排。

    关于我的去处，按政策以家人团聚为原则。我因家中无人，无家可归。所以一到招待所，所长就告诉我，可以就地安排。有一天所长突然找我单独谈话：“关于你的安排，我们多次研究。一、你不是关外人，在管理所吃大米白面，到社会上去以后，要和人民一样，搭配杂粮，吃的方面恐怕你不习惯。二、在管理所住处有暖气设备，到外面去，不一定有，东北气候严寒，恐怕你受不了。三、你现在才42岁，正是中年，还必须成家，关外女子，不大愿嫁给南方人，将来找对象也很困难。如果回到家乡，亲友对你了解，那就容易解决。因此我们特派黄科员到合肥去了解和联系。顷接黄科员长途电话，已联系好，你明晨就和刘庄如、王光寅一道去吧！”我当时异常激动，想不到人民政府对于一个特赦战犯的去处，考虑得如此周到。

    在动身之前，管理所特为我准备行装，由于我被俘时，一无所有，不得不为我从头置起。发给我垫子、盖被，面盆，瓷碗，衣服等件，见到我的被单旧了，还特地发给我一床新被单。我因特赦后，已领一套新棉衣和新棉鞋，便把去年发的留下不带了。所长看见，亲自帮我拎来，要我统统带上，并说：“到外面去，布是凭票供应，想做套棉衣，可不容易！”我顿时感到一股暖流，流遍全身，急忙从所长手中接过。同时，29年前的往事，也不禁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是13岁那年，小学毕业，考取了池州师范，由于家境贫寒，母亲为我准备行装，将几件旧衣旧衫往我箱内塞，我曾为她老人家的爱子之情，悄悄地流下了满眶热泪。不料今日又面对此情此景，怎能不使我的眼睑又蒙上一层泪水呢！

    1963年5月，我回到家乡安徽枞阳城关镇，安排到城关南货商店当营业员，分配了两间房子，还配备了家具。不久，在街道居委会的帮助下，我和城关被服厂副厂长胡菊芳重新组织家庭。胡菊芳是童养媳出身，自幼与我相熟，她20岁时丈夫去世，带着一个儿子生活，一直未再嫁。我们成婚后，生活很幸福，也未再生育。今天，我们已是一个七口人的大家庭，老两口、儿子、儿媳、一个孙女、两个孙子，其乐融融。

    十年动乱期间，我也难免遭受冲击。但我没有忘记党和人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此生只能感恩图报，决不能忘恩负义。因此我坚持不利于人民的话不说，不利于人民的事不做。特别是接待外调人员，不管多大压力，坚决不讲假话，你拍桌子打板凳，我也不能违心去陷害人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碧空万里，枞阳县也出现了安定团结、拨乱反正的大好局面。我作为统战对象，被特邀为县政协委员，并担任对台工作组副组长。枞阳原是桐城古郡，侨旅海外和台湾的同胞，在安徽各县中名列第二，其中很多是我的亲友。希望在有生之年，能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竭尽绵薄之力，俾能与海外和台湾故旧重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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