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也有一些善于生存的人，要是他们迷失方向，或不得不离开一向熟悉的环境，走上一条新路，他们就能使自己顺应新的生活。伊迪茨就是这样。她生长在英格兰的一个乡村里，那儿的生活，向来都是萧规曹随，越轨之举不仅令人莫名惊诧，甚至会被认为是有伤风化的。她很早就工作了，按照当地的传统，她还是一位少女时，就成了一位贵妇的侍女。
文明的效力就在于迫使环境服从人类，令它变得跟机器一样听话。意外之事不会有，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人甚至能雨淋不湿，霜冻不冷，就是死，也不是那样恐怖而不可捉摸，随时潜伏在你周围；它已成了一幕事先安排妥当的戏剧，会顺顺当当地演到进入家族坟墓的高潮，非但不会让墓门上的铰链生锈，连空气里的灰尘也要不断地打扫干净。
伊迪茨身处的环境就是这样。一路平安。二十五岁那年，她陪女主人到美国旅游了一趟，可是这也不算什么。路仍然是一帆风顺。只不过调了个方向。这条横跨大西洋的水路，一路平稳，因此，船也不成其为运输工具，只好算是一座宽广的、满是走廊的活动旅馆。它在海里迅捷而平稳地移动，凭着它那笨重的体格，把波涛压得服服帖帖，使海洋变成了一个安静单调的磨坊水池。到了大西洋彼岸之后，这条路就在陆地上继续延伸——这是一条有条不紊的体面之路，在每一个落脚点都有许多旅馆，而且在那些落脚点之间，还有许多装上了轮子的旅馆。
住在芝加哥时，女主人看到了夜生活的一面，伊迪茨看到了另一面；她向女主人辞掉差事，变成纳尔逊太太，她的才华才焕发出来，也许只稍稍露了一手，表明她不仅善于应付意外，而且能掌控意外。纳尔逊是个移民，原籍瑞典，是个木匠，身上充满了条顿人的奋发精神。正是由于这种精神，这个民族才不停地向西进行伟大的冒险事业。他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虽然缺乏想象力，却有无穷的进取心，他的忠诚和他的爱情，跟他的体格一样坚实有力。
“等我苦干一段时间，攒点钱，我就到科罗拉多去一趟。”婚礼的第二天，他对伊迪茨说。一年之后，他们真的到了科罗拉多。纳尔逊在那儿头一次采矿，就染上了采矿的热病。他到处勘探金矿银矿，走遍了南北达科他、爱达荷，同俄勒冈州的东部，然后又进入了英属哥伦比亚的崇山峻岭里。无论宿营、走路，伊迪茨总是和他同甘共苦，一块操劳。她在做侍女时走惯了的小步，已变成了跋山涉水的大步。她学会了用冷静的眼光和清醒的头脑来对应危险，再也不至于像过去那样吓得手足无措了。那种出于无知的畏惧，是生长在都市里的人的通病，它会使他们变得跟笨马一样愚蠢，一受惊就僵在那儿听天由命，而不去搏斗，要不然，就吓得盲目奔逃，彼此拥挤，把生路也堵塞了。
伊迪茨一路上意外不断，眼光也锻炼出来了，她不仅能看到山光水色里打眼的一面，也看到了隐蔽的一面。她这个从没有进过厨房的人，居然学会了不用葱花、酵母或者发面粉就可以做面包的本事；用普通的锅子，在火堆上烘面包。遇到连最后一块腌猪肉也吃完之时，她能当机立断，用鹿皮鞋或者行李里硝得比较软的皮子，做成代食品，让他至少可以保全性命，挣扎前进。她学会了套马，套得跟男人一样好——这可是无论哪个城里人干起来都要灰心丧气的，她清楚哪种行李该用哪种方法捆扎。她还能够在倾盆大雨里用湿木头生火而不大发怒火。总之，不论在什么环境里，她都能够搞定意外。
但最大的意外还是姗姗来迟，这样的考验，她还没有经受过。当时，淘金热正在向北涌到阿拉斯加，因此，纳尔逊同他的妻子也不免卷了进去，奔向克朗代克。一八九七年秋天，他们到了黛牙，因为没钱，不能带着行李穿过奇尔古特大山，再由水路到道森。于是，这年冬天，纳尔逊就重操旧业，为广大淘金人建设这个应运而生、供应行李用品的史盖奎镇。
他仿佛滞留在黄金国的边缘之上，一个冬天，他总觉得整个阿拉斯加都在深情地呼唤他，其中，以拉图亚湾的呼声最高。于是，到了一八九八年夏天，他同他的妻子就乘着七十尺长的西瓦希木船，顺着弯弯曲曲的海岸线摸索前进了。跟他们同路的，还有许多印第安人和三个白人。那些印第安人把他们和他们的给养运到离拉图亚湾一百英里左右的一个荒凉之地，登陆之后，就回到史盖奎镇去了；那三个白人留下来了，因为他们跟纳尔逊夫妇是合伙的。费用由大家公摊，以后赚的钱也由大家平分。在这段时间里，纳尔逊负责给大家烧饭，将来也可以跟大家一样，分到一份好处。
首先，他们砍下了许多枞树，造了一幢三间房的木屋。伊迪茨的任务是操持家务。男人们的责任是去找金矿，而且要找到金矿，他们都办到了。这并非什么了不起的发现，它不过是一个贮量很低的冲积矿床，一个人一天要苦干上很多钟头才能得到十五到二十块钱的金砂。这一年，阿拉斯加的“印第安之夏”比往年长得多，为了抓住这个机会，他们一直把回史盖奎镇的时刻往后推。等到他们想走之时，已来不及了。他们原本与当地的几十个印第安人约好，趁他们秋天到沿海一带做生意的机会，跟他们一块走了。那些西瓦希人等着他们，直到不能再等了才动身走。现在，这伙人除了等偶然的机会搭船以外，已经无路可走。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就把金矿挖了个底朝天，又砍了许多木柴贮存起来过冬。
安适的晚秋犹如梦境，绵延不断。突然间，阵阵凌厉的呼号中，冬天来了。一夜之间，天气骤变，几个淘金者一觉醒来，窗外已是北风怒号，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暴风雪纷至沓来，间断之日，一片空寂，只有阵阵海潮填补这一片空寂，浓霜般的盐花在海滩上镶了一条白边。
木房子里面的一切都很好。他们的金砂已经称过了，大约值八千块钱，谁也不能说不称心。几个男人都做了雪鞋，打一次猎就可以带回许多鲜肉，贮藏起来；在长夜里，他们不停地打牌，有时玩惠斯特，有时打到五点钟。现在，既然淘金已结束，伊迪茨就把生火洗盘子的活交给男人们去做，自己来给他们补袜子、补衣服。
小木屋里从没有发生过指责、吵架，或无谓的打闹，大家的运气还行，他们常常彼此庆贺。纳尔逊头脑简单，性情随和，伊迪茨待人接物的手腕，让他甘拜下风。哈尔基，这个高瘦的得克萨斯州人，虽然少言少语，性格怪僻，可非常和气，只要没人来反对他那种金子会生长的理论，他总和大家相处融洽。这一帮人中的第四个，叫邓宁，他给这所木屋子里的欢乐添加了爱尔兰情调。他是个大块头有大力气的人，容易为一点小事突然发怒，可遇到大事时，他的脾气却又很好。其中的第五位，也就是最后一位，名字叫达基，他是一个甘心充当小丑的人，为了使大家乐一乐，他甚至会拿自己来开玩笑。他一生为人，仿佛就是为了逗乐。在这伙人的平静生活之中，从没发生过大吵大闹之事。他们只干了短短的一个夏天，每人就得到一千六百元，这所木屋子里自然充满了富裕满足的欢乐气氛。
接着，意外来了。他们刚坐下来准备吃早餐。这时候，已经八点钟了（淘金停止以后，早餐自然而然地推迟了），可是还得点着那支插在瓶口里的蜡烛来吃饭。伊迪茨同纳尔逊面对面坐在桌子两头。哈尔基同达基背朝着门，坐在桌子的一边。他们对面空着一个位子。邓宁还没有来。
纳尔逊瞧了瞧那个空椅子，慢慢地摇摇头，打算卖弄一下他那笨拙的幽默，就说：“平常吃东西，他总是第一个到。这可太奇怪了。也许他生病了吧。”
“邓宁到哪儿去啦？”伊迪茨问。
“他比我们起来得早一点，到外面去了。”哈尔基回答。
达基脸上露出滑稽的笑容。他假装知道邓宁为什么没来，故意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好引得他们都来向他打听。伊迪茨到男人们的卧室里看了一下，回到桌子边来。纳尔逊看看她，她摇了摇头。
“他以前吃饭，从来不迟到。”她说。
“我可不懂，”纳尔逊说，“他的胃口一向大得像马一样。”
“太糟啦！”达基悲伤地摇着头说道。
一个伙伴没来，他们却借此开起了玩笑。
“这可真是太不幸了！”达基先开了个头。
“什么？”他们一齐问道。
“可怜的邓宁呀。”他凄惨地回答道。
“邓宁究竟出了什么事？”哈尔基问道。
“他再也不会饿啦，”达基悲伤地说，“他不想吃啦。他不欢喜这种吃法了。”
“不欢喜？他吃起来，连耳朵也会浸在饭盆子里。”哈尔基说。
“他那样做，是为了对纳尔逊太太致敬，”达基马上反驳道，“我懂了，我懂了，糟透啦。为什么他不在这儿呢？因为他出去了。出去干什么呢？因为他要开开胃口。怎么才能开胃呢？他光着脚在雪里走路。哎呀！难道我还不明白吗？富翁遇到胃口不好时，就用这个法子来开胃。邓宁有一千六百块钱。他是个富翁，他就没胃口了。所以呀，这就是因为他正在绞尽脑汁开胃。你们只要把门打开，就会看见他光着脚在雪里走路。不过，你们可看不见他的胃口。这就是他的麻烦。等他找到了胃口，他就会抓住它回来吃早饭啦。”
达基的笑话引得他们轰然大笑。笑声未完，门就开了。邓宁进来了。大家全都回头来瞧他。他手里提着一支猎枪。就在他们瞧他时，他已把枪举到肩头，开了两枪。第一声枪响，达基就倒在桌子上，撞翻了他的咖啡，他那一蓬黄发就浸在他那盆玉米粥里了。他的前额压在盆子边上，使盆子翘起来，跟桌面构成一个四十五度的角。哈尔基跳了起来，身子还在半空，第二枪又响了，他就脸朝下，栽倒在地板上。
“上帝啊！”在他喉咙里只咕噜了一下，就没声了。
大大的意外。纳尔逊同伊迪茨都吓呆了。他俩僵在桌子边，眼睛像中了魔法，瞪着那个杀人犯。从淡蓝的烟雾里，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他。此刻，一片沉寂，只有达基那杯倒翻的咖啡滴在地板上的答答声。邓宁拆开猎枪的后膛，抽出了子弹壳。他一手端着枪，用另一只手伸到口袋里去掏子弹。他正要把子弹装上膛时，伊迪茨清醒了。他分明是要打死纳尔逊和她。这件意外之事来得太凶猛，太叫人不明白了。她神志昏蒙，呆了大约三秒钟。她就跳起来，冲过去。像一头猫一样，蹦到凶手面前，两手抓住他的衣领。她这一撞，使他踉跄了几步。他打算把她甩开，可又不肯放弃手里的那枝枪。这可难了，因为她那健壮的身体犹如猫般灵活。她掐住他的脖子，用全身的力量向旁一拽，几乎把他摔倒在地。他立刻站直了，猛转起来。她因为掐得很紧，身体旋转起来，双脚离地。她更用力地掐紧他的脖子，悬空飞转，一下撞在一把椅子上。这一男一女就在疯狂的拼搏下，一齐摔倒在地板上。
纳尔逊碰到这种意外，也开始行动了。但比他妻子迟了半秒钟。他的神经和头脑都比他的妻子反应慢。他的感觉比较迟钝，要多用半秒钟才能明白情况，拿定主意，开始行动。伊迪茨已扑到邓宁面前，掐住他的脖子，纳尔逊才跳起来。可他没有她那样冷静。他气疯了，就像古时喝醉了酒混战的武士那样怒气冲天。他从椅子上一跳起来，嘴里就轰出一种半像狮吼半像牛鸣的巨声。伊迪茨同邓宁的身体已经旋转起来了，他还在那儿咆哮嘶吼，接着，他就在房间里到处追赶这股旋风，直到他们摔在地板上了，他才追到。
纳尔逊一扑到那个躺平了的男人身上，拳头便像冰雹砸向他，这些拳头跟打铁的锤子一样。后来，伊迪茨觉得邓宁身上没劲了，就松开手，一翻身滚到一边。她躺在地板上，一边喘气，一边观察。冰雹般的拳头仍不停地砸下去。邓宁仿佛毫不在意。甚至连动也不动。这时，她才想到他已昏过去了。她连忙大叫纳尔逊停手。接着她又喊了一遍。可是任凭她怎么喊，他也不理。她抱住他的胳膊，他还是不理，只不过使他挥起巨拳来不大方便罢了。她只好把自己的身体挡在她丈夫和那个不再抵抗的凶手之间。她这种举动，并非出于理智，也不是出于怜悯，更不是为了服从宗教的戒律，这可以说是出于一种法律精神，这是她从小养成的道德观念驱使她这样干的。纳尔逊直到发觉自己是在打自己的妻子时才停手。他驯服地任凭伊迪茨把他推开了，犹如一条听话的大猛犬给主人赶开了似的。这种比喻还可以再用一下。纳尔逊的喉咙里，和野兽一样哼着一种余怒未息的狺狺之声，有好几次，他都仿佛要跳回去，扑到他的俘虏身上，幸亏他的妻子飞快地用身体挡住了他。
伊迪茨一步接一步地把丈夫向后推。她从没见过他这种模样，她觉得他的神情比邓宁跟她拼得最凶时还恐怖。她几乎不能相信这只狂怒的野兽就是她的纳尔逊；她哆嗦了一下，恐惧从本能深处升了上来，担心他会跟发狂的野兽一样来咬她的手。至于纳尔逊，他虽然不想伤害她，却不肯罢休，仍然要回过去再打。有好几秒钟，他总是忽而往后退，忽而向前扑。因此，她就坚决地拦住他，直到他恢复了理智，平静下来。
他们挺立起来。纳尔逊晃晃悠悠地回到墙边，靠在那儿，脸上的肉抽搐着，喉咙里仍发出浓重的嘶吼，但声音已低下去，几秒钟之后就停止了。现在，反过来了。伊迪茨站在房间中央，绞着手，喘起粗气，全身上下都在猛烈地颤抖。纳尔逊什么也不瞧，可是伊迪茨的眼睛却狂热地在房间里瞟来瞟去，瞧着眼前的一切。邓宁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在飞转之中撞翻了的那把椅子，就倒在他身边。那支猎枪一半压在他身下，后膛仍然是拆开的。那两颗没有装上膛的子弹，已滚出了他的右手，他本来是捏得很紧的，直到被打昏了过去才松手。哈尔基脸朝下，扑在他摔下去的那个地方；达基向前伏在桌子上，乱蓬蓬的黄发浸在他那盆玉米粥里。那个盆子仍然翘起一边，跟桌面构成一个四十五度的角。这个翘起来的盆子使她感到怪诞极了。它为何这样立着呢？居然不倒，这太不合乎情理了。即使躺着几具死尸，一只盛粥的盆子这样翘立在桌子上，也是奇异极了。
她回头瞟了邓宁一眼，双眸又马上回到了那个翘起的盆子上。这真是太不合乎情理啦！她感到一种想笑一下的歇斯底里的冲动。接着她留意到了房间里的寂静，她期望发生点什么事，以便把那个盆子忘掉。从桌子上滴下去的咖啡，声音那么乏味，使这一切更寂静了。为何纳尔逊一动不动呢？为何他不说话呢？她盯着他，想说点什么，这才发现自己的舌头早已僵住了。她嗓子里有一种疼得怪怪的感觉，嘴里又干又苦。她只能盯着纳尔逊，纳尔逊也在盯她。
一声锐利的金属响动，这一片寂静被击碎了。一声尖叫冲口而出，她马上掉转眼光瞅向那张桌子。那个立着的盆子终于倒下了。纳尔逊叹息了一声，仿佛才从梦里醒来。盆子“回归正常”的声音，使他们想到了今后将要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里。而这所木房子，就是今后他们要生活行动的那个新世界了。原来的木房子中的生活已经粉碎了。眼前全然是新的、陌生的生活。
这个意外之事，在事物的表面施了一层魔法，更换了它们的远景，改变了它们的价值，把现实和梦境交织起来，弄得人不知所措。
“我的上帝呀，纳尔逊！”伊迪茨终于喊出了第一句话。
他没有回答，只是满脸恐怖地瞪着她。他的眼睛慢慢地把房间扫视了一遍，才全明白。接着，他就戴上帽子，朝门口走去。
“你要到哪儿去？”伊迪茨极其担心地问着。
他已抓住了门上的把手，转了一半，回答道：“去刨几个坟。”
“纳尔逊，别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跟这些——”她向整个房间扫视一遍——“跟这些待在一起。”
“迟早总是要刨的。”他说。
“可是你不知道该刨几个坟，”她拼命地反对。她看他犹疑不决，又说道，“再说，我也要跟你一块去，帮帮忙。”
纳尔逊于是走到桌子旁边，不假思索地吹灭了蜡烛。接着，他们就一块来检查房间里的情形。哈尔基同达基已经死了——死得可怕极了，猎枪的射程太近了。纳尔逊不愿意走到邓宁身边，伊迪茨只好一个人去进行这一部分的检查。
“他没有死。”她对纳尔逊说。
他走过去，低下头瞧了瞧那个凶手。
伊迪茨听见她丈夫在含含糊糊地咕噜着，就问道：“你说什么？”
“我真丢脸，居然没把他打死。”这就是他的答复。
伊迪茨正在弯腰检查邓宁。
“你走开！”纳尔逊非常粗暴地命令着，声调有点怪异。
她突然惊慌起来，瞧了他一眼。他已抓起邓宁丢下的猎枪，把子弹塞了进去。
“你要干吗？”她一边喊，一边马上挺直了腰。
纳尔逊没有回答，可她看出猎枪正举向他的肩头，她连忙用手抓住枪口，把它向上一推。
“别管我！”他怒喝道。
他打算把枪从她手里夺过来，可她靠得更近了，已把他抱住。
“纳尔逊！纳尔逊！醒醒吧！”她喊道，“别发疯啦！”
“他杀死了达基同哈尔基！”这就是她丈夫的答复，“我要打死他。”
“可是这样做是不对的，”她反对道，“还有法律。”
他冷笑了一声，他不相信在这种地方法律会有什么作用，他只是固执地、冷漠地重复着那句话，“他杀死了达基同哈尔基。”
她跟他争论了很久，这不过是一种单方面的争论，因为他很固执，总是一再地重复那句话：“他杀死了达基同哈尔基。”而她又摆脱不开她小时候所受的教训和她本身的民族传统——这是一种守法的传统，对她来说，正确的行为就等于守法。她看不出还有什么更正确的路。她认为纳尔逊这种把执法权揽到自己手里的行为，并不比邓宁干的事来得正当。用错误来对待错误，是错误的。现在要惩罚邓宁，只有一个办法，应当按照社会的规定，依法处理。最后，纳尔逊终于给说服了。
“好吧，”他说，“随你好了。说不定明天或者后天，他就会把你我都打死的。”
她摇了摇头，伸出手要他交出猎枪。他刚伸手要交，又缩了回去。
“最好还是让我打死他吧。”他恳求道。
她又摇了摇头，于是他又准备把枪交给她。
这时，门开了，一个印第安人没有敲门就进来了。随着他刮进了一阵猛烈的风雪。他们转过身子，面对着他，纳尔逊手里仍然抓着猎枪，这个不速之客看到这番情景，一点也不慌乱。他眼睛一瞟就看清楚了有死的，也有伤的。他脸上一点也没有吃惊的神情，甚至连好奇的样子也没有。哈尔基就躺在他脚旁边，可是他理也不理。对他来说，哈尔基的尸首并不存在。
“风很大呀，”这个印第安人说了这么一句，算是问候。“都好吗？都很好吗？”
纳尔逊手里仍然抓着那枝枪，他觉得那个印第安人一定以为摊满一地的死尸都是他干的好事。他用恳求的眼光瞧着他的妻子。
“早安，尼古克，”她说，声音像是拼凑起来的，“不好，很不好。出大麻烦了。”
“再见，我走了，我很忙，”那个印第安人说完了，就镇定自若、细心审慎地跨过地板上的一摊血渍，打开门，走出去。
纳尔逊夫妇你望着我，我望着你。
“他以为是我们干的，”纳尔逊喘起粗气来，“他以为是我干的。”
伊迪茨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她用简洁干练的口气说：“他怎么想，不用管，那是以后的事。现在我们要挖两个坟。不过我们得先把邓宁捆起来，别让他跑了。”
纳尔逊连碰一碰邓宁都不愿意，可伊迪茨一个人硬是把邓宁的手脚捆紧了。后来，她同纳尔逊走到门外的雪地里。地已冻硬了，锄头凿不进去。他们于是弄来许多木柴，扫开积雪，在冻地上生起一堆火。烧了一个钟头之后，才烧化了几寸深的泥。他们挖出这些泥，又生了一堆火。按照这样的速度，一个钟头只能挖下去两三寸。
这是一桩苦事。暴风雪刮得火总是烧不旺，冰风又“射”穿了他们的衣服，冻得他俩像两根冰棍。他们很少谈话。风不容他们开口。除了偶尔猜测邓宁犯罪的动机以外，他们总是抿紧嘴，心头压满这场悲剧带来的恐怖。到了下午一点钟时，纳尔逊瞧着木房子那边，说他饿了。
“不行，现在还不行，纳尔逊，”伊迪茨回答道，“屋子里搞成那个样子，我可不能一个人回去做饭。”
两点钟时，纳尔逊主动提出要陪她回去；可是她非要他干下去；到了四点钟，两个坟才挖好。坟坑很浅，不过两英尺深，可是也够了。到了晚上。纳尔逊拉出雪橇，黑夜里，暴风雪咆哮着，两个活人拖着两个死人，走向那两个已上冻的墓穴。这简直不像出殡。雪橇深深地陷在风刮成的雪堆里，难拖极了。夫妇俩从昨晚起一点东西也没有吃过，他们又饿又累，身体已十分衰弱。他们没有抵抗风的力气了，有时甚至给风吹倒。有几次，雪橇也翻了，他们只好把这批恐怖的货物再装上去。走到离坟坑一百英尺时，他们要爬上一个陡坡，两个人只好趴下去，像拖雪橇的狗一样，把胳膊当成腿，把手插到雪里。即使这样，有两次，他们还是给沉重的雪橇拖倒，从山坡上滑下来，弄得活人同死人、绳子同雪橇，恐怖地纠结在一块。
“明天，我再来插上两块木牌，把他们的名字写上。”他们把坟堆好以后，纳尔逊说。
伊迪茨抽泣着。她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断断续续地祷告几句，就算完成了葬礼，现在，她的丈夫只好扶着她回到木房子里。
邓宁已醒过来了，他在地板上滚来滚去，徒劳地想挣脱捆住他的皮带。他两眼放光，盯着纳尔逊同伊迪茨，不作声。纳尔逊仍不愿碰一下这个凶手，他郁闷地瞅着伊迪茨把邓宁从地板上拖到男人的卧室里。可是她费尽力气也无法把他从地板上弄到他的床上。
“给他一枪是最好的，那就省心了。”纳尔逊最后一次请求。
伊迪茨摇了摇头，又弯腰去搬邓宁。她感到惊奇，这一次，邓宁很轻松就被搬上了床。原来纳尔逊拎起了那一端，她明白他心软下来了。然后，他们就清扫餐厅。可地板上的两摊血渍怎么也洗不净，让人触目惊心，纳尔逊只好把那一层刨掉，把刨花放在炉子里烧掉。
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多数时间，他们都是在阴沉和死寂里度过，唯有暴风雪和海潮声打破这种死寂。纳尔逊对于伊迪茨真是惟命是从。他那种惊人的奋斗精神已全没了。她要用她的方式来处置邓宁，因此他就一切让她去伤脑筋。
这个凶手是个随时存在的危险。不知何时，他会挣脱捆着的皮带，因此，他们只好日夜监视着他。纳尔逊或伊迪茨，总是坐在他旁边，拿着那支子弹上膛的猎枪。最初，伊迪茨规定八小时一班，可是这种监视太耗人心力了，后来她同纳尔逊就每隔四小时换一次班。由于要轮流睡觉，看守邓宁，他们差不多连做饭和砍柴的时间都没有了。
自从尼古克那次碰了个正着以后，当地的印第安人就再也不到木屋这里来了。伊迪茨于是叫纳尔逊到他们的木屋里去一趟，要他们用一只独木船把邓宁送到沿海最近的白人村落或者贸易站上，可是交涉没有结果。伊迪茨只好亲自去拜访尼古克。他是这个小村子的首领，完全清楚他的职责，几句话就把他的观点说得明明白白。
“这是白人的乱子，”他说，“不是西瓦希人的乱子。我们要是帮助了你们，这件事就成了西瓦希人的乱子。等到白人的乱子跟西瓦希人的乱子搅在一块，那就会变成一个扯不完的大乱子。闹乱子可没好处。我们没做错事，为什么要帮助你们，给自己添麻烦呢？”
伊迪茨只好回到恐怖的木屋里，忍受那无休无止的煎熬。有时，轮到她值班，她坐在囚犯旁，腿上搁着上膛的猎枪，时常会闭眼打盹。每逢此时，她总会一惊而起，抓紧枪，盯紧邓宁。这完全是神经过敏，情形当然不妙。她极其怕他，甚至在她清醒时，要是他在被子里动弹一下，她也会忍不住地吓得一跳，马上握紧猎枪。
她清楚如此下去她非疯了不可。首先是眼珠子跳，她只好闭上眼，它们安定下来。但过一会儿，眼皮又会跳起来，怎么也止不住。可最使她受不了的是，那幕惨剧始终在她眼前晃荡着。那个意外早晨产生的恐怖，在她身上始终持续着。每逢她给那个凶犯喂饭时，她就不得不咬紧牙，挺起身，壮起胆。
这事，对纳尔逊的影响不一样。一个念头缠住了他：打死邓宁是他的天职；每逢他去服侍这个给捆住的人，或者在他旁边监视时，伊迪茨就万分紧张，生怕这木屋子里又有一条命归西。他总是狠狠地骂着邓宁，举止粗暴。纳尔逊为了掩饰他的杀心，有时还会对妻子说：“过不了多久，你会叫我宰掉他的，到那个时节，我可不愿动手了。我不想弄脏我的手。”不过，有好几次，在她不值班时，她悄悄溜进那间屋子里，总是发现这两个男人，像一对野兽一样，凶恶地你盯着我，我盯着你。纳尔逊的脸上杀气腾腾，而邓宁犹如一只给逼到角落的老鼠，神情恶毒。于是，她就会大喊一声：“纳尔逊！你醒醒！”他的神情缓和下来，吃了一惊，一脸尴尬，可是并不懊悔。
因此出了这桩意外之后，纳尔逊也成了伊迪茨要解决的问题。起初，只有一个要用合法方式对待邓宁的问题，至于所谓的合法方式，在她看来，也就是要把他看守起来，直到把他交给正式的法庭受审。可是现在还得考虑到纳尔逊，她觉得他的神志是否清醒，灵魂能否得救，都是个问题。接着，她又发现自己的精力和耐心也成问题了。由于神经太紧张，她的身体要崩溃了。她的左臂会控制不住地抽动。她用汤勺时会把食物泼出来，她的左手已不听使唤了。她认为身上的神经出问题了，她担心病情会急剧发展。要是她垮了，会怎么样呢？她一想到将来这所木房子里只剩下邓宁同纳尔逊时，心里就压上更沉重的恐怖。
三天后，邓宁开口了。第一句话是：“你们想把我怎么办？”
他每天都问这句话，一天问几次。伊迪茨总是说，一定要依法办事。同时，她也天天问一句：“你为何要这样干？”对这句话，他从不回答。他一听这句话就火冒三丈，拼命想挣脱捆在他身上的皮带，并且威胁她说，等到他挣脱了，他会怎么处置她，他说，早晚他会挣脱的。每逢这时，她就抠住枪上的两个扳机，准备在他挣脱皮带时打死他，可是由于紧张过度和震惊，她自己又会全身发抖，心慌意乱。
日子一长，邓宁变得老实了。在她看来，他好像厌烦了捆着的生活。他开始恳求她放了他。他发了很多毒誓，说绝不伤害他俩。他会一个人沿着海边走下去，向法庭自首。他愿意把自己的那份金子送给他们。他要一直走向莽原深处，永远与文明世界隔绝。只要她放了他，他甘愿自杀。通常，他恳求到后来，会满嘴胡话，直到她觉得他快要疯了，不过尽管他这样发狂似的求她，她总是摇摇头，不肯释放他。
又过了几周，他变得更老实了，但精神却萎靡下去。他常会像一个古怪的小孩，把头在枕头上滚来滚去，口里念叨着，“厌了，真厌了。”不久，他就异常激动地要求处死他，一会儿求伊迪茨杀了他，一会儿又求纳尔逊让他解脱，使他起码可以安眠而去。
这种形势迅速恶化。伊迪茨的神经绷得愈来愈紧，她知道自己随时都有可能精神崩溃。她没有睡过好觉，一直提心吊胆，生怕在她睡觉时，纳尔逊发狂把邓宁枪杀。这时虽已到了正月，做贸易的双桅船还要过几个月才可能靠岸。他们本来没有想到要在这所木房子里过冬的，现在粮食正在一点点地少下去；纳尔逊又不能出门打猎，添点肉食。为了这个犯人，他们简直给囚禁在这所木屋里了。
伊迪茨也知道，非得尽快解决问题才行。她不得不重新考虑了。她还是摆脱不了她那个民族的正统观念，以及她那种一半得自血统、一半得自教化的守法精神。她明白不管如何做，她都得依法办事。
每当猎枪搁在膝盖上，紧张的凶手躺在她旁边，暴风雪在屋外肆虐，她要一连看守几个小时时，她就发挥创见来思考社会问题，自己弄出一套法律的演化体系。她认为所谓法律不过是一群人的判断和意志，至于这群人的人数多少，那倒不重要。照她的理解，其中有小如瑞士的人群，也有大如美国的人群。依此推理，这个人群无论小到什么程度都没有关系。也许，一个国家只有一万人，可是他们集体的判断和意志，仍然会成为那个国家的法律。照这样看，为什么一千个人不能算一群人呢？她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一千个人可以成为一群，为什么一百个就不可以呢？为什么不可以是五十个呢？为什么不可以是五个呢？为什么不可以是一两个呢？
这个结论令她吃惊，她把这个问题对纳尔逊谈了一下。起初纳尔逊弄不懂，后来他领悟了，就举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他谈起了淘金人的会议，每到开会时，当地的淘金人都要聚在一起，制定法律，执行法律。据他说，有时，总共也不过十个到十五个人，可是对于这十个或者十五个人来说，多数人的意见就是法律，谁要违反了多数人的意见，谁就会受到惩罚。
到了这一步，伊迪茨才搞清楚了她的问题。邓宁必须受到绞刑。纳尔逊也很赞成。在他们这一群里，他们两个占了多数。根据集体的意志，邓宁必须受到绞刑。为了执行这个决定，伊迪茨很认真，一定要按照习惯上的形式办事。可是这个群体太小了，纳尔逊和她，只好一会儿充当证人，一会儿充当陪审人，一会儿充当法官——然后还要充当行刑人。她正式控诉邓宁。邓宁犯了谋杀达基和哈尔基的罪，那个躺在床上的囚犯，先听了一遍纳尔逊的证词，然后又听了一遍伊迪茨的证词。他既不肯认罪，也不说自己无罪，等到伊迪茨问他有没有什么为自己辩护的话时，他还是不作声。于是她同纳尔逊也没有离开席位，就宣布了陪审人认为犯人有罪。然后她就充当法官，当庭宣判。尽管她的声音颤抖，眼皮直跳，左臂抽搐，可是她到底读完了这份判决书。
“邓宁，在三天之内，就要把你绞死。”
这就是判决书。
那个人不由自主地松了一口气，接着轻轻一笑说：“不错，这张硬床不会再磨痛我的背，我舒服了。”
宣判之后，三个人仿佛都解脱了。特别是邓宁的脸上流露得最清楚。那种阴森凶野的神情消失了，他跟看管他的人侃大山，甚至还像昔日那样，说些才气横溢的俏皮话。伊迪茨给他读《圣经》，他也很满意。她读的是《新约》，读到浪子和十字架上的贼的时候，他好像听得津津有味。
执行绞刑的前一天，伊迪茨又提出那个老问题来问他，“你为何要这样干？”邓宁答道，“这很简单。我想……”
可她马上拦住了他，叫他等一会再讲，然后匆匆地走到纳尔逊的床边。这时，正轮着他休息，他从梦里醒来，揉揉眼睛，埋怨了几句。
“你出去一趟，”她对他说，“把尼古克找来，另外再找一个印第安人一起来。邓宁要招供了。你要逼着他们来。把枪带去，万一不行，就用枪逼着他们，把他们带来。”
半小时之后，尼古克和他的叔叔哈狄克万就给领进了这间死过人的屋子。他们并非自愿，是纳尔逊用枪押着他们来的。
“尼古克，”伊迪茨说，“这件事不会给你同你的人惹乱子的。我们一点也没有别的要求，只不过请你坐在这儿，听一听，了解一下情况。”
于是邓宁在被判处死刑之后，终于公开地招认了他的罪行。他一边说，伊迪茨一边记录下他的口供，那两个印第安人在一旁听着，纳尔逊因为怕证人逃走，就守在门口。
据邓宁说，他已有十五年没回老家了，他一直在打算，将来要带上很多钱回去，让他的老妈安享晚年。
“可这一千六百块能顶什么事呢？”他问道，“我的目的是要把所有的金子，把那八千块钱的金子全弄到手。这样，我就可以衣锦还乡了。因此，我就想，这还不容易吗？我可以先杀死你们，再到史盖奎镇去报告，说你们是给印第安人杀死的，然后一家伙逃回爱尔兰去。于是，我就动手来杀死你们，不过，这正像哈尔基从前常说的，我太野心勃勃了，等到我要把它吞下去时，却噎住了自己。这就是我的口供。我既然干了这种鬼事，现在只要上帝愿意，我也愿意向上帝赎罪。”
“尼古克，哈狄克万，你们都听见了这个白人说的话，”伊迪茨对那两个印第安人说，“他的口供现在都写在这张纸上了，现在该你们来签字了，就签在这张纸上，这样，等到以后再有别的白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有你们旁听为证了。”
这两个西瓦希人在他们的名字后面画了两个十字之后，伊迪茨给了他们一张传票，要他们明天带着他们部落里所有的人再来作一次见证，然后允许他们回去。
他们把邓宁的手松了一下，让他能在文件上签个字。接着，屋子里一下死寂了。纳尔逊满脸不安，伊迪茨仿佛难受极了。邓宁仰面朝天地躺着，两眼直直地盯着屋顶上长着苔藓的裂缝。
“现在我就要向上帝赎罪了，”他念念有词。接着，他就掉过头，瞧着伊迪茨，“为我读一段《圣经》，”他说，然后，他又开了一句玩笑，“这样或许会让我忘了这床有多硬。”
绞刑日到了，天气晴朗寒冷。温度表上指着-25℃，寒风直往人衣服里的皮肉和骨头猛扎。在这几周里，今天邓宁头一次站起来。他的肌肉一直没有活动过，已不能正常直立了，因此，他几乎站不稳。他摇摇晃晃，走起路来一冲一拐，只好用那双捆着的手抓住伊迪茨，免得摔倒。
“真的，我真有点晕头转向了。”他挤出点笑容。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很不错，总算都过去了。我想，那张硬床也会要了我的命。”
伊迪茨把皮帽子戴在他头上，要帮他放下护耳时，他哈哈笑了，说：“你为何要把它们放下来呢？”
“屋外冷极了。”她答道。
“再过十分钟，造孽的邓宁就是冻坏了一两只耳朵，又有何妨呢？”他问道。
她原本鼓起了勇气，来迎接这最后的考验，这句话打碎了她的信心。直到这之前，一切都仿佛梦幻泡影，可他刚才一句冷酷的真理，戳醒了梦中人，让她睁开眼睛，看透了正在发生的现实。这个爱尔兰人也看出了她心如刀绞。
“对不起，我不该用这句蠢话伤害你，”他懊悔地说，“我并非有意的。对我邓宁而言，今天是个伟大的日子，我真是快活得像云雀。”
他马上吹起了快乐高亢的口哨，可是一会儿就滑向阴郁苦涩的深谷，不响了。
“我希望这儿能有一位牧师，”他若有所思地说着，然后又很快地添了一句，“不过，像我邓宁这样的老兵，在出发时，就是没有这些享受，也不会难过。”
他的身体已垮了，加上长期没有走路，门一开，他才跨出去，就几乎给风吹倒了。伊迪茨和纳尔逊，只好一边一个地架着他走，他就对他们开玩笑，竭力使他们快乐起来。后来等到他告诉他们，怎样把他那份金子，寄到爱尔兰他老母亲那里时，他才不说不笑了。
他们爬上一座小山，到了林中的一片空地。在一个竖立在雪里的圆桶周围，站着一群人，神情肃穆，其中有尼古克、哈狄克万，以及当地所有的西瓦希人，甚至连孩子同狗也来了，他们要看一看白人是怎样实施法律的。附近还有纳尔逊烧化冻土，掘好了的一个坟穴。
邓宁眼光老到，瞧了瞧备齐的东西，他看到了那个坟穴，那个圆桶，那根绳套和吊着绳子的那根大树枝，还注意到绳子和树枝的粗细。
“说真的，纳尔逊，要是叫我来给你准备这些东西，我决不会办得比你更周全。”
他说了句笑话，不由得大笑了，可纳尔逊阴沉沉的，铅云浓重的脸仿佛只有世界末日的号角才化得开。同时，纳尔逊也觉得很痛苦。他到现在才明白，要把一个同胞处死是一个多么艰苦的任务。伊迪茨倒是早料到了；不过，料到了也没有使这个任务变得轻松一点。现在她已丧失信心，不知道自己能否支持到底。她感到心里翻腾着一个欲望，她想尖叫狂喊，想扑在雪里，想用手蒙住眼睛，转过身狂奔而去，跑进森林或海边。
她能挺起胸，走在最前列，做她必须做的事，完全是靠了心灵上的一种崇高的力量。她觉得这一次自始至终都得感谢邓宁，因为他帮助她度过了这一切。
“扶我一把。”邓宁对纳尔逊说，然后就借着纳尔逊的力量，勉强登上了那个木桶。
他弯下腰来，让伊迪茨能够把绳子套在他的脖子上。接着，他就站起来，这时，纳尔逊已经拉紧了头顶上那根套在树枝上的绳子。
“邓宁，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伊迪茨的声音很干脆，可仍有点颤抖。
邓宁在桶上挪动了一下他的脚，腼腆地望着下面，就像一个人第一次发表演说一样，然后清了清嗓子。
“我很高兴，一切都要过去了，”他说，“你们始终拿我当作一个基督徒来看待，我衷心地感谢你们对我的好意。”
“上帝会收下你这个悔过的罪人。”她说。
“是呀，”他说，他那沉重的嗓子好像响应着她尖细的声音，“上帝会收下我这个悔过的罪人。”
“永别了，邓宁。”她喊道，声音中突然充满了绝望。
她用全身的力量来推那个木桶，可是怎么也推不倒它。
“纳尔逊！快！帮我一下！”她软软地喊道。
她觉得最后一点力气都快用完了，可是那个木桶纹丝不动。纳尔逊连忙跑到她旁边，一下子把木桶从邓宁脚下推开。
她立刻背转身，把指头捅进耳朵里。接着，响起一阵金属摩擦般的尖音，那是她在凄厉地狂笑，纳尔逊吓了一跳，他虽经历了这场悲剧，可眼前的惊吓比这更厉害。伊迪茨终于崩溃了。即使在她神经错乱之时，她也清楚自己崩溃了，令她宽慰的是，不管怎样她总算挺过来了，而且完成了一切。
她飘飘荡荡地来到纳尔逊面前。“扶我到屋里去，纳尔逊。”她强撑着吐出了这几个字。“让我睡吧，”她接着又说，“就让我睡吧，睡吧，睡睡吧。”
纳尔逊于是搂着她的腰，架着她，引导着她那瘫软的脚步，把她从雪地上拖了回去。
那些印第安人仍然留在那儿，肃穆地瞧着：白人的法律如何迫使一个人在暴风雪的半空中荡过来，又荡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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