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圣玛丽亚女校越来越孤独，甚至厌恶—也因为后母给我的很土气很落伍的皮鞋，还有她穿剩下的那些旗袍。她听说我个头和她差不多，过门的时候带了两箱旧衣服给我，那些古老的领口都磨破的旗袍被她当宝贝送给了我，而且一定还要逼着我穿来上学，我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色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似的穿着，就像浑身生了冻疮，冻疮都好了，还留着冻疮的疤，这让我自惭形秽、生不如死。我清楚地听到那些时髦的来自富家的女生们在背后指指点点地发笑，那笑声像针一样刺痛了我的心。

    一个人的优秀会造就他的孤独，反过来，孤独的环境也会造就一个优秀的人，因为它留给了这个人更多的思考的时间和空间。在圣玛丽亚，我一向是独来独往，我把圣玛丽亚当作一个女神“玛丽亚”，这是我胡编出来的，这个孤独的“玛丽亚”也许就是我自己。在最孤独的时刻，书成为我最好的朋友，学校的图书馆是我最爱去的地方。因为喜欢看书，我患上了近视，戴着一副淡黄色镜架的眼镜，人很瘦，又很高，穿着后母送给我的旧衣服和旧皮鞋，一点也不淑女，像个怪物，我自己也觉得自己怪里怪气的。整个冬天，我就穿那件碎牛肉色的棉袍，那是像冻疮一样的颜色，好像我浑身长满了冻疮。大多数的时候，我都低着头，给人画素描，或者自己构思小说。家漪都说我是一个“既热情又孤独的人”，我的瑰丽绚烂的文学梦好像真正是在圣玛丽亚女校拉开了序幕。

    现在想起来，在圣玛丽亚女校我过得非常痛苦，但是对写作却极其有利，那几年我感到我的写作水平突飞猛进—唯一的原因我想就是孤独，那种无人理睬又自暴自弃的孤独让我彻底进入自己内心，每天想着的一件事就是如何把文章写好，我的英文功底也是在这所学校打下良好的基础。老师大都是英美籍，重英文轻国文是教会学校的一大特点，富家小姐们的英语极为流利，但她们国文根基很浅，有的甚至连一张便条都写不通顺。教我们国文的老师是一个干巴巴的师范刚毕业的女学生，一次，上作文课，这个中国小姐字斟句酌地说：“做文章，开头一定要好，起头起得好，才能抓住读者的注意力。还有，结尾一定要好，结尾收得好，才能回味。”上课注意力一贯分散的我，突然精神集中起来，我瞪大了眼睛想听这位国文老师的高见，她接着又说：“中间也一定要好—”没等她说出个所以然来，同学们一起大笑。我低头，继续又看起了放在抽屉里的小说。我不想听，觉得荒谬极了。

    贵族化也是圣玛丽亚的一大特色，周围的女同学一个个都是富家小姐，她们衣装入时，社交频繁，一毕业，不是嫁入豪门就是做外交官太太。混在她们中间，我是那么的格格不入，瘦瘦高高，生性孤僻，不太合群，没有漂亮的衣服，神情冷淡甚至呆滞，鲜与她们来往。回首我的中学生活，我没有一点喜欢，一大半也是因为缺少朋友。

    当然，也不能说我一个朋友也没有，有一个镇江的女同学，好像比我大一岁，叫张如锦，很有才情，就是所谓的才女。她是校刊《凤藻》的编辑，我常常投稿。我们有时候就在一起聊天，常常一起讨论新文学的题目，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有一天晚上，我和她在宿舍走廊里散步，又圆又大的月亮清澈、美丽，让我产生一种亲切感。从小开始，我就有这种感觉，那月光透彻出苍凉，令人着迷，让我有一种快感。她挽着我瘦削的肩膀，娓娓动听地说：“我是同你很好的，可是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对我？”我性格内向、不善言谈，但是听到她颤巍巍的心声，还是很感动。不知是声音的影响还是月亮的诱惑，我也用低沉的声音说：“我是—除了我的母亲，就只有你了。”静静的月光，低低的声音，在昏暗的走廊里，这一幕显得格外动人。她紧紧地拥抱着我，我也被自己的话所感动，沉浸在这动人的画面中，全然忘了自己只是受了场景和气氛的需要而在扮演一个角色。她放假回镇江，因为想我，又找借口来上海，只为了和我见一面。我们一见面又吵，我说我喜欢张恨水，张如锦说喜欢张资平。虽说都跟我同一个姓，但是张资平的东西我一点都不喜欢，每天在报上看他的连载，一边看一边骂，骂了第二天还得看。

    那天晚上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我想我怎么能那么肉麻？我强迫自己变得冷漠的样子，第二天见到她一切如常，并没有昨夜温情的余温，一切又恢复到从前淡淡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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