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圣玛丽亚女校有很多不愉快，但我得承认，在学校里我得到了很大的自由，不必每天回家面对父亲和后妈，也不必按姑姑和母亲的要求去做“淑女”。在学校，我独来独往，尽情享受着阅读给我带来的快感，我也尝试着写小说。只是生活上我实在没有办法讲究，从小我和弟弟有专门的保姆照顾，连一条手绢也不曾洗过，更不用说整理房间，日常起居都是由佣人代劳，即使住校期间也不必操心衣食。每周三，家里就派人送来衣服和食物，周末回家也有专车接送。所以我是不会照顾自己的学生，自理能力很差，宿室永远零乱不堪。对于小说、电影、画画，我喜欢的事情我会全神贯注，无须别人提醒。而生活中一些琐碎的事情，我常常视而不见，能拖就拖。

    那天进行全校舍监卫生大检查，我回到寝室，看见很多人围在门口，心里便猜出了什么事情。同住的一位女生见到我，怒气冲冲地说：“又是最低分，张爱玲，你能不能不要拖累大家啊？把你那些破烂藏藏好行不行？”全宿舍除我之外另外五个女生全火了，因为是我的鞋子影响了宿舍得分。这些可恶的破鞋，每次都让我好没面子。我刚从图书馆回来，抱着一摞书，腾不出手来捡被舍监扔到走廊上示众的破鞋子，就用脚把它们一只只往回踢。同学们都跑出来，一副看热闹的表情，我喃喃地说：“不好意思。”声音小得只有自己可以听见。

    在圣玛丽亚女校，每个学生卧室都有放鞋的专柜，不穿的鞋不许踢到床下，只能放入柜中。舍监检查时如发现不合规定，就把鞋子放在门前的走廊上示众，展览次数最多的就是我的平跟旧皮鞋。别的女生若遇到这种情况，往往很不好意思，仿佛要把这件事作为一辈子的耻辱。而我却一点也不在乎，如果实在要找出一点使我窘迫的，就是鞋子实在太旧了，好几次我都不想去认领，任凭它们在走廊上接受同学的指指点点。因为没有放在心上，所以总是犯同样的错误。每次我都说：“哎呀，我忘放柜子里了。”事后我又完全不记得这回事，错误便一犯再犯。老师说：“你怎么把这些破鞋子脏袜子全留着？你不怕臭吗？”我说：“我忘了。”我说话的时候没有任何歉意，因为这对于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更不想放在心上。有时候我作业也不做，到了交作业的时候，老师说：“张爱玲，你的作业呢？”我还是那一句：“对不起，我忘了。”老师挖苦我：“你怎么什么都忘了？您老多大了啊？七十岁还是八十岁？要不你干脆叫‘张忘了’吧！”班上同学一阵哄笑，我不屑地看着他们，不明白这有什么可笑的。

    之后不久，来了一位对新文学极感兴趣的汪先生担任我们的国文教师，他是我遇到的极富个性的一位老师。第一次作文课就允许我们自由命题，随意发挥，这对于做惯了“说立志”、“论知耻”之类的老八股的我们来说，无异于吹来一股清风。第一次点评课，他逐一点名领取作文本，叫到我的名字的时候，他特意抬起头看了我一下，似乎想要认清我。我穿着后母的大袍子，低着头匆匆接过作文本跑下去。那节作文课上他朗读了我的作文，大大地夸奖了一番，夸得我好不自在，心里面又飘飘欲仙。

    下课后汪先生在走廊上叫住了我，他弯下腰来，好脾气地对我说：“你就是张爱玲啊，你整天在干什么？没睡醒吗？上我课从没抬过头，你到底在干什么？你文笔很好，上课也在写小说吗？”老师的眼睛从镜片后面温和地注视着我，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应答，只是沉默着。我怎能和他说其实我是在画画！隔天交作业，我又是没做，却有意交了一篇小说充作两篇作文，那篇小说后来发表在学校里的校刊《凤藻》上，名叫《霸王别姬》，也算得上是我的处女作。

    汪先生在激发大家学好国文的积极性上花了很多心思，为了鼓励大家写作，他又办了一份小型的刊物，名叫《国光》，并想让我担任编者。我怕麻烦，只答应了写稿，却总是因为种种原因忘记这回事。每每汪先生催促，我仍然还是那一句：“哎呀，我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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