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不停地轰炸，有时候长时间不能外出，据说香港被围城了，没有油，也没有燃料，发了一点米和黄豆，但是没有柴火烧煮。我一连两天没有吃喝，饿得头昏眼花。那天看到外面有人走动，就想出去找点吃的。出来才发现几乎无路可走，到处炸得坑坑洼洼一片狼藉，我费力地搬动着木头与水泥构件，好不容易走出来。就听见几个人在那边，听了半天听出来是在争柴争米，都在忙着找吃的，好像没有人去管那些炸弹。

    我转了一圈，根本找不到吃的，看到的都是衣衫褴褛的人，和我一样，都在瞪着饥饿的眼睛，到处寻找食物。后来我站在一个高处四下看了看，估计找不到了，就去上工。因为饿得太久，走路有点发飘，一路踉踉跄跄，有几次差点跌倒。上工的地方就是大学堂，现在改为临时战地医院，因为伤员太多，人满为患，连走廊上也住了伤病员。这些天我一直在这里当护士、医生打下手，因为时间久了，刚来时的同情心也慢慢消失，内心里也有了抵触与厌倦。

    那天晚上我值夜班，外面传来零星的爆炸声，我坐在屏风后面看书，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盒牛奶和一个小面包，这是白天没有的，算是值夜班的一项福利。莫黛突然走进来，一边脱手套，一边说：“三十二号伤员，是你的人，要屎乒。”他们广东那边人说“屎乒”就是要大便，我当时坐在屏风后面只顾看书，抬头说：“你不能顺手帮我一下忙啊？”她横了我一眼：“屎乒啊，要我帮忙？想得出。”我无奈，只好放下书，戴上手套和口罩去处理。一出门就听见第一个房间传出那个大头男人的呻吟：“姑娘啊，姑娘哎！姑娘啊，姑娘哎！”我不理他，他屁股上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而近乎狂喜。我们没有办法帮他减轻痛苦，他一直叫了十几天了，我们都麻木了。不是不负责，也不是没良心，生命是用来享受的，而不是用来受难的，这些病人将生命的磨难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使人看不见一点色彩，怎能不叫人生恨？还叫我们这些无关的人也产生了深深的绝望。我去将伤员的大便处理完毕，再度经过他的病房门前时，他又叫起来：“姑娘啊，姑娘哎。”我实在听不下去，快步走过去，盯着他问：“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他要什么他也不清楚，他只是要说话，要有个人站在他面前。可是他房间里那么臭，谁愿意站在他面前？看到我转身要走，他突然说：“要水。”我说：“没有水，不比平时医院，你知道的，现在医院什么都没有，马上药也没有了。”我狠狠心走开，他又在后面叫起来：“姑娘啊，姑娘哎！姑娘啊，姑娘哎！”

    我回到值班室，莫黛在看我的书，看见我走进来，她拿起牛奶递给我，说：“喏，上回是我热的，这回到你了。”我瘫坐在椅子上：“你容我歇会儿。”她说：“听说围城要围好几年，我们怕回不了上海了，就死在香港。”我听了没说话，外面飞机又飞过来，扔下一连串炸弹，这一段时间发生了太多的事，也听到了太多的事，我麻木了，要死就死吧，这么多人都陪你一起死，你也不会难过的。莫黛看我不说话，以为我刚才生她气了，她就讨好地说：“香港从来没有这样冷的天，我好饿，你饿吗？”我点点头，她说：“还好有牛奶和面包，刚分来的，我就陪你一起去热热牛奶，我们吃一点吧。”我们一同去厨房洗锅，水太冷，手痛得像刀割。锅上有油垢，厚厚的一层，有人用它煨汤，病人还用它洗脸，一直乱用到今天，它脏得不得了，一下子根本洗不净。我凑着一根蜡烛草草洗了洗，也不管那么多，莫黛就将牛奶倒进去，拿起面包就吃，还凑近我嘴边让我咬一口，那味道就像酒酿饼。我们正吃着，进来几个杂工洗手，一个说：“刚才那个屎乒的人，死了。”他告诉我们，我像是什么也没听到一样，依旧津津有味地吃着面包，生命的无常使我的心也仿佛结了一层硬痂。我们都没心没肺、兴高采烈地和他说着那个一直要屎乒的伤员。

    这时候外面的天亮了，一个冻白的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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