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牙掉了。

    这倒也没什么，谁的牙都会掉。问题是我的牙不是碰掉的，也不是长智齿拔掉的，而是自己不见了，忽然之间就不见了，这就成了一个问题。

    那天我和一位朋友吃饭，朋友把一筷“上汤皇帝菜”举在鼻尖前目光奇怪地看着我，好像我是皇帝或者皇帝菜什么的。然后他慎重地宣布，我的牙齿少了一颗，是臼齿，也就是右上颚的第二颗。

    那天深圳阳光明媚，没有台风，也没有阴霾。事情的确有点儿出人意料。

    我的上司和同事都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情，牙齿不会自己跑掉。但事实上，它离开的时候没有给我打招呼。文博会几天后就要开幕，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响哨的时间也不到半年，我知道牙齿失踪这个事件影响十分恶劣，我必须尽快地把偷偷溜掉的牙齿找回来。至于找回来以后怎么办，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会在另一个故事里对你们说。

    我决定去广州找我的牙齿，乘“和谐号”。

    之所以选择乘坐“和谐号”去广州找牙，不是我对“半小时经济圈”和“同城化”主张有什么好感。我不是中国铁路大步迈进高速时代的拥护者，我只是在广州中山医院看过牙，又不愿在拥挤的广深高速公路上读完科马克？麦卡锡的《路》，这才选择了“和谐号”。

    “白长了一口牙。”给我看牙的中山医院名医皱着眉头往我河马一样张大的嘴里看了一眼，“等于一堆毫无用处的珐琅石。”他用权威人士的口气说。

    我倒没什么，我怀疑我的牙齿记住了名医的话。这句话有点儿恶毒，伤害了它们的自尊。它们经过激烈讨论，决定派出一颗牙齿去名医那里要求昭雪，或者报复一下他。我的右上颚臼齿，也就是右上颚的第二颗牙齿被推选出来完成这个任务，这就是它悄然失踪的原因。

    深圳火车站里挤满了行色匆匆的过客，没有人能够分辨出来他们当中谁是去香港购买限量版LV新款包的兴奋的哈尔滨女人，谁是刚刚搜空了公司保险柜急匆匆去广州与姘头会面的男人。这不关我的事。我只是去找我的牙齿，我的牙齿和别人没有关系。

    车快驶离站台的前几十秒钟，她上来了。她是一位年轻女人，穿一套双色褐香云纱套装，同样款式的扫地风衣，吃力地拖着一个巨大的包裹。她在车厢门口绊了一下。乘务员抢上一步搀扶住她，在她身后把门关上，然后走掉。“和谐号”无声无息滑出站台。

    她拖着巨大的包裹往车厢里走，一路上磕磕绊绊。有人不耐烦。深圳是一座文明城市，广州是一座文化城市，来往于两地间的旅客有修养，这一点谁都能够理解。

    她有点儿困惑，一双柳叶似的细眼睛快速地打量着四周，大概拿不准她巨大的包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她挺迷人的，长长的脖颈，颧骨突出，肤色黝黑，像个倮倮人。我对倮倮人没有研究，只是觉得倮倮人这个名字好听。但她的确挺迷人。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也许因为她有一头乱糟糟的黑发，神情疲倦，看上去需要人帮助，而且是细心呵护的那种帮助。总之我站起来，向前迈出一步。

    “我来帮你。”我说，“把它放到后面去吧。”

    我接过她手中的行李。那个巨大的包裹非常重，大约是一口38寸的软面箱子，用一块黑白相间的化纤布针脚严谨地从外面缝纫上。她松了一口气，让我把行李提到车厢的接头处，把行李安置在最后一排座位的后面。

    等放好行李，回到座位上，我乐了。

    她已经坐下了，正在快速地取下围脖，并且打量四周，熟悉身边的乘客。她的围脖也是香云纱的，不是双褐色，是淡雅的双蓝色，一面深，一面浅。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说明她养过变色龙这种宠物。

    我不是因为她的双色蓝围脖乐。她坐着的位子是1号车厢22座，那个座位正好是我的，我花一百块在售票窗口买的，我站起来之前正是坐在这个位子上。好像她认识这个位子，或者说，她认定这个座位就是她的，现在她坐在那上面。

    “没关系。”我不想让她感到窘迫。反正不是在星际列车上。这得感谢地球还能够承担人类的任性。“座位很空，你随便。如果愿意，你甚至可以每个空位子轮换着坐一次。”我说。

    我拿过自己的提包，去了车厢的另一个地方，找到一排完全空着的位子坐下，从书包里取出书。大卫？卡特的《蝴蝶与蛾》。这是一本很不错的书，配有法兰克？格林纳维的摄影照片，多林？金德斯利出版社《自然珍藏图鉴丛书》中的一本。你要知道那些蝴蝶和蛾有多么了不起，它们迷住了人类。我只是有些替蛾抱不平，它们和蝴蝶同属鳞翅目，却被人类忽略了几百万年，这是不应该的。

    我看了半页书，她过来了，在我对面坐下，看我。

    “放心，没有人动你的魔瓶。”我放下书，安慰她，“我是说，没有人会动你那个神奇的包裹。亚运会刚结束，人们还沉浸在亲兄弟的美好回忆里。而且，我们是在‘和谐号’上。”

    “您真会开玩笑。”她说，眨了一下眼睛，快速打量了一下四周。我发现她那双细细的眼睛长得挺有味道。她眯缝着它四处打量的时候，有点儿像困倦的毛色迷人的阿帕卢萨马的样子。

    “我坐了您的位子。我坐了您的位子，对吧？”她说，“我头一次坐这趟车，有点儿紧张。您能原谅我吗？”

    “非得这么认真？”我说。

    “嗯。”她看着我认真地说，“我有强迫症，轻微的。你可以把它当成道德洁癖。”

    我看着她。她在双褐色外套中穿着一件雪白的竖领衬衣，宽花边衣袖罩住半个手掌。衣领有些皱褶，但纤尘不染。看来她没有撒谎。

    “好吧。”我说。有时候我喜欢马，比如阿帕卢萨这种有着古老斑点的乘马，它们是一些神秘的家伙，常常做出令人吃惊的事情，也许这应该感谢阿帕卢萨河谷里那些内兹佩尔塞印第安人。

    “您真好。”她说，放松下来，把一只黑漆皮便携手袋放在身边的空位子上，再放上那条双色蓝香云纱围脖。

    “你可以把座位放下去。喏，按钮在你的右手边。”我向她建议。对于使用Gucci牌手提袋的女士，这个建议是必要的。“你可以安静地打个盹，全程行驶一小时十分。我猜你是去广州。我可以替你看着包裹，如果你放心的话。”

    我重新拿起书。但我没看下去。她没有采纳我的建议，腰身笔直地坐在我对面，细细的眼睛看着我，咽了一口唾沫。看上去她有点儿紧张。

    “您能和我说会儿话吗？”她说。听起来不像祈使句，而像要求，“我不知道，也许我的要求有点儿无理。”

    我明白，这倒和方式无关，也不是她口渴，她被什么东西困惑着。她在寻求帮助。我是说，继续帮助。

    我放下书，这次是把书收进书包里。我先问她是否需要我替她叫一杯咖啡，她需要安静下来。“和谐号”提供这样的服务，二十五元一杯，不算贵，味道也凑合。她拒绝了。

    我告诉她，一般来说，“和谐号”上的乘务员会在开车之后几分钟来查一次车厢安全。不是查乘客有没有带易燃易爆品，这个在上车之前已经查过了，她也不例外，应该知道。遇到城际间某座城市有重要事件的时候，比如开亚运会的时候，还得加查身份证。这个经验她没有，好在她躲过了，不用费力地在面膜、去油纸和紧急避孕用品中尴尬地寻找没精打采的身份证。

    “‘和谐号’规定，超大物品不能放在货物架上，他们是来检查这个的。”我告诉她，“这不算过分，对吧？”

    她对我说的内容不感兴趣。但她在听，偶尔用细细的眼睛快速地打量一下四周。看起来她对环境不太信任，并且警惕性很强。

    我们旁边的座位上是两个来自新干线家乡的男青年，其中一个安静地在笔记本上读着什么，另一个大声地打着移动电话。再过去一排是一个玩着iPhone游戏的女孩，以及一个神情倦惫呆呆地望着窗外的长发中年男子。

    “‘和谐号’是城际列车的名字，这个名字没有什么创意。”我换了个话题。话题这种东西就像城际列车，有人到广州，有人到珠海，到珠海的不会对广州感兴趣。“有人把‘和谐号’比喻成珠江三角洲的血管，这个比喻很形象，你说呢？”

    我没说另外一件事，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遏止不住地想，血管我知道，通过血管输送的那些血液是谁，它们是不是健康，是不是快乐，这个我怎么知道？但我对血液更感兴趣。你想啊，血管是干什么的？要是没有血液，血管还有意义吗？我的朋友批评过我，说我心理阴暗，但我就是不能驱赶走想了解血液的奇怪念头。

    “您能不能告诉我，您为什么乘坐‘和谐号’？”她打断我的话。

    她的问题让我一时接不上。我为什么？她干吗问这个？这是一个遥远和生疏的问题，我完全没有想过。我有很多事情都没有想过。我已经习惯了不去想那些没有实际用处的事情。我可以告诉她我乘坐“和谐号”去干什么，比如关于牙齿的事情，我可以从“上汤皇帝菜”说起。我也可以告诉她，“和谐号”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种新型交通工具，每隔十分钟，所有的重要城市就会有几趟“和谐号”驶出，去别的城市。当然，也会有几趟别的城市发来的“和谐号”驶入站台。这个解释会得到城市客运部门的支持。但是，她的问题太奇怪了，我为什么乘坐“和谐号”？这算什么问题？

    “您是不是去找一样丢失掉的东西？”她看出了我的窘迫。她不是一个喜欢废话的人。“那个东西在城际间的另一头。”

    “你怎么知道？”我吃了一惊，下意识地往后靠了一下身子，“你说得对，我去找我的牙齿。是臼齿，我的一颗臼齿掉了。”

    “您没有掉过牙？不会吧？”她好奇地打量着我，目光中有一种不太高兴的成分，好像我在欺骗她。

    “我过十二岁生日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这你应该能看出来。”我开玩笑。

    “我知道，知道。”她善解人意地挥了挥手。她的手腕很细，手腕上有一只什么植物做成的木质手镯，这让她像一个刚刚获得了自由的无畏斗士。

    “我没法向上司和同事交代。”我不能说得太多，有关文博会和大学生运动会的事情，这关系到一座城市的荣誉。“就是说，我不能做一个缺乏诚信的人，对吧？”

    那个打电话的日本年轻人回头朝我们这个方向看了一眼，又开始了一个新的电话。年轻人声音很大，像在一个广场里做大型演讲。他不断冲着空气真诚地点头。嗨。他说。嗨嗨。iPhone游戏还在快乐进行。面向窗外的发呆也在继续。相比较，日本人更讲究时间效率。

    “您想不想听我的故事？”她问。

    “关于臼齿的吗？”我有点儿说不准。

    “我的臼齿很好。不光臼齿，门齿、犬齿，它们全在，连智齿都没掉。”她把嘴张开让我看。她的牙齿的确很好，像戴芬斯牌首饰盒里的一件件精巧首饰。“一个梦。关于一个梦的故事，您想听吗？”

    她并不是在征求我的意见，关于我是不是想听她的故事这件事，她完全不在意我的想法，反正她就讲开了，连一秒钟都没有停下来。

    日本年轻人还在打电话，口气越来越热情，声音大到每个人都发恨地想学日语，然后用学来的语言大声命令那小子住嘴。iPhone游戏和窗内的发呆仍然在继续。我怀疑我们这节车厢里没有三十年前的深圳人，那个著名的口号已无传人。

    “和谐号”在樟木头车站停了一分半钟。有人下车，我们的座位上来了一位高高大大的英俊小伙子。他看了一眼年轻女人，用更长的时间看我，目光中有一种狼见到了狼的警觉。

    “对不起，你坐了我的位子。”小伙子对我说。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年轻女人几乎跟我同时站起来。她拉着我的手，不由分说把我领到隔壁的座位上。

    我觉得有什么事情不对劲。我朝最后那排座位看了一眼。那个包裹还在那里，没有人从它身边走过。

    “他问我，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事情真的不可挽回吗？”年轻女人坐下后，立即开始接着说她的故事，好像什么都不能打断她，没有什么可以打断她。“他气坏了，暴跳如雷，伸手去抓雷明顿猎枪。子弹是我装上去的，几小时前我们刚刚猎袭过一头丛林蚺。我知道他的脾气，他完全绝望了。”

    “那，你怎么回答？”我配合地问，一边想，她刚才讲到哪里了？

    “还能怎么回答？”她奇怪地看着我，好像我背叛了她。“这算问题吗？您怎么会这么想？我怎么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她的口气里有一种明显的气愤。

    “那倒是。可是，我的意思是，你不能不回答呀？”我说，心里想，不回答，是不，还是不能够，我怎么知道？

    “问题就在这里。没有人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上这趟列车。没有人告诉我它叫‘和谐号’，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讨厌雷明顿，它能把一头两千磅重的大象打得飞起来。”她急匆匆地说，“您有香烟吗？请给我一支。”

    “香烟倒是有，可是，”我说，坐在那里没有动，“是‘好日子’牌，深圳产的。也许你听说过，挺不错的牌子。”

    “明白了。”她属于冰雪聪明的那一种女人。她从身边抓过双蓝色围脖，在手中神经质地团着。

    “对不起。”我抱歉地说。

    “没关系，我不介意。”她说，“我不该抱怨。谁都有理由。这个世界不光只有一个道理，事情有点儿乱，对不对？”

    我能说什么？文明不是我发明的，文明的规则不是我制定的，我也深受其害，而且是永远的受害者。也许我应该在上车之前买一袋零食，“天喔”牌盐焙小核桃或者天山大枣什么的。

    有一阵我们没有说话，“和谐号”平稳快速地行驶。庞巴迪、川崎重工、阿尔斯通和西门子的运行技术发挥着良好的作用。有什么在车厢中弥漫，沿着洁净的走道无形地逼近，在距离我们很近的地方停下，默默不语地注视着我们。

    那个英俊的小伙子一直在我的视野中，从樟木头车站上车的那一个。他不断地从他的座位上回过头来朝我们这个方向看，这使他的姿势显得十分别扭，让人替他吃力。我不知道该不该建议我的伙伴重新换一个座位，换到他对面的座位上去，这样我们的关心者就不用扭过身子来费力地观察我们了。

    “您想过一个问题没有，您是怎么长大的？”她又开口了。她要晚开口一秒钟我就重新拿出《蝴蝶与蛾》了。

    “这个谁都想过，只要你能够长到读书的年龄。”我说，有点儿遗憾地把手从书包上拿开。

    “那是什么？”她不看我的手，盯着我的眼睛。这一次她没有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快速地打量四周。

    “父母，或者他们当中的一个养大的。”我有点儿气愤地说，“也有不是父母养大的，是别的亲人养大的。孤儿院的情况不大多见，好像现在大家都不关心孤儿院这种事情了。”

    “我就是孤儿院养大的。”她不屑地说，“我不是说真正的孤儿院。我没有见过真正的孤儿院。”

    “我明白。就是说，你有父母。”我说。

    “当然有。”她不容置疑地瞪了我一眼，“他们活得很健康。我爸爸自己下楼取邮件，要是不遇到兔子——那是一只流浪公猫，名字叫兔子，不是真兔子——他会和门房聊天，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才回家。”

    “我也想这样。”我由衷地说。

    “男人都想这样。”她笑了一下说。

    “也是。”我松了一口气。

    “我妈妈养了很多植物，她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她说，“孟加拉姜果棕，墨西哥野藿香，鲍尔斯红薄荷，婆罗门老鹳草。您听说过婆罗门老鹳草这种植物吗？”她停下来问道。

    “老实说，没有。”我承认，“我不太擅长和植物打交道。你知道的，一般情况下，它们不怎么愿意和人打交道。”

    “这就对了。”她满意地说，“您的问题就出在这里。有一次我母亲让我管一个女人叫七姨，我从没见过那个女人，知道她长得什么样？面目全非，就是这样。”

    “这样啊？”我说。

    “我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亲戚。”她显得有些苦恼，不能接受，“我不知道一个人有多少亲戚，我是说，可能有多少。我甚至不知道您是不是我的亲戚，您明白这种事情吗？”

    “明白。就是说，事情有点乱，人们的血缘关系发生了问题。”我有点儿迟疑，“对不起，我是不是让你想到了难过的事情？我是说，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不幸。”

    “我为什么要难过？”她不明白地看着我。她的眼睛这会儿不像柳叶，像寒月下的柳叶刀。“您以为我是冷漠家庭的孩子？您错了，我父母是令人羡慕的一对夫妻，他们从来没有红过脸。我没有兄弟姐妹，是独生女。这回您明白了？”

    “没有。”我困惑不解地说，“我越来越糊涂了。”

    “您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她下结论说。

    “你指什么？”我问。

    “什么都不缺，健全得不像话，您能想到的一切您都拥有。”她停顿了一下说，“但他们一个个都从你身边走掉了，还有它们。你拥有过的一切都不见了，谁也指望不上。事情就是这样。”

    她的语气坚定到不容置疑。我说不准这是不是因为她有一条双蓝色的香云纱围脖，两腮颧骨突出，像倮倮人脸的原因。

    我被她弄糊涂了。我这才想起，她开始讲的故事，在高大英俊的小伙子上车之前讲的故事，我一点儿印象也没有。这让我困惑，越来越困惑。她讲过什么故事？她说到梦，那个梦在哪儿？为什么我想不起来？

    还有，她一直称呼我为“您”，而不是通常国人习惯的“你”，这有点儿不正常。但我能有什么办法？我能在什么地方追上她的故事？我从深圳上的车，“和谐号”已经驶过了樟木头车站，就算从头开始，718次列车和736次列车上会发生同样的故事吗？

    城际列车在珠江三角洲上行驶，我觉得我离什么东西越来越近，但同时，我有什么东西正在失去。我说不清楚那是什么。我只是想来一杯咖啡，“和谐号”上的。

    “事情都会发生，不管您清不清楚。”她看出了我的心思，用嘲笑的目光看着我。“您能想到我失去了什么吗？”她问。

    “让我想想。”我犹豫不决。

    她不再年轻，不再是少女。但这谁都能看出来，用不着问。我依稀记得她说过有什么人挽留过她，在她的故事里。那是谁？挽留什么？从她的穿着打扮，以及诡谲而昂贵的木质手镯看，她不缺钱。她失去了什么？是那把使用双膛霰弹的雷明顿吗？

    “我是一个没有乳房的女人。”她把手中的双蓝色围脖抻平，口气平静地说。

    “天哪！”我说，身体往前冲了一下。

    “有过。非常迷人的乳房，您能想到的最美的乳房。”她口齿清晰地说，“顶极广告商追踪过我，红丝带也联络过我。现在他们不找我了，因为它们不在了，一点儿痕迹也没留下。”

    我能说什么？我有点儿喘不过气来。

    “我的身体也不见了。”她继续说，丝毫也不在乎我的感受。

    “请别再说下去！”我的腿肚子发硬。我想离开那里。

    “您肯定知道河泥矿物质的事。”她没有放过我，继续说，“我穿着昂贵的香云纱，它的确很美丽。但那里面什么也没有。您看到的只是一套漂亮的衣裳。”

    “我不知道。”我口吃道，有一种强烈的想喝水的念头，“这怎么可能？可能吗？”

    “什么才可能？”她说，“您根本没有坐错那个年轻人的位子。他从樟木头上车，区间站不卖座位票。我也一样。我根本就没有买票。我不知道去哪儿买。我就这么上的车。我说过，没有人告诉我这是‘和谐号’，我说的是实话，可没人信。”

    我被这个结果吓住了。我有一种想逃离开的强烈念头。

    她不再说什么，目光突然滞缓下来，看了一眼窗外，把风衣的衣领高高地竖起来，掩住迷人的颧骨，闭上细细的眼睛。

    那以后我们谁也没有再开口。列车在东莞车站停了一分半钟，驶走了，在石龙车站停了一分半钟，又驶走了。发呆的中年男人在东莞下了车，他的座位上换了一位背双肩包的年轻男人，他对窗外的风景不感兴趣，双肩包珍惜地抱在怀里，爱怜地看身旁少女玩iPhone。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一个长着雀斑的可爱小女孩在石龙车站上了车，小女孩拶撒着两只胖乎乎的手不安分地在车厢里跑来跑去。

    “和谐号”在广州东站停下。我们下了车。我，还有那个倮倮女人。我们没有告别，连招呼都没打，分别从座位上站起来离开那里，好像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根本没见过似的。

    我在人头攒动的站台上停下来，在人流中站了一会儿，被身后急匆匆的旅客撞了几下。我想到一件事——那个年轻女人，她没有拿走她沉重的、用黑白相间的化纤布仔细缝起来的包裹。“和谐号”在我们下车之后开走了。她走在我的前面，脚步轻盈，像一缕真正失去了肉体束缚的灵魂，香云纱披风的后摆扫着脚踝，很快消失在流水线似的人群中。好像她忘了自己有一件巨大的、曾经让她吃力地拖着到处行走的行李，或者她有意把它忘在那里。

    看来谁都有东西在不经意之中丢失掉。我丢失的是牙齿，别人丢失的是另外的什么东西。

    我释然，并且做出一个决定：放弃寻找我丢失掉的牙齿。

    我挤过行色匆匆的旅客，从那里直接去了售票窗口，买了一张返回深圳的“和谐号”车票，它花了我一百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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