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你一样，是五谷杂粮喂大的。”
“噢！那你身上一定缺一根感觉神经。‘鞭子雨’抽着你，你的腰不疼吗？”
“咬紧牙关就是了。”他蛮有兴味地说，“你看过那幅俄罗斯列宾的名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吗？那些把粗粗绳索系在光脊梁上的纤夫，身上背着看不见的黑十字架，永远不知疲倦地往前走，他们走过的地方，给世界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范汉儒动情地对我说：“我爸爸是个教授，在抗日战争期间向南逃难时，跑到山西风陵渡，日本兵炸沉了黄河渡船。他被日本兵抓了去，当了半年的纤夫，每天沿着黄河滩，往风陵渡拉运战争物资。头上暴日晒，脚下沙石磨，纤夫的绳索勒进了肉里，蹭着骨头，爸爸告诉我，他曾几次起了向那个苦难世界告别的念头，但是黄河的排天浊浪告诉他，他是伟大黄河的子孙，炎黄后代是不可征服的。后来，借着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和三个受难的纤夫结伴跑了。所以，我爸爸非常崇敬纤夫，并把在伏尔加河上纤夫拉纤的那幅名画，挂在他卧室最显眼的地方，我倒霉以后，他曾把我叫到那幅画前对我说：‘汉儒！你可能也要去拉纤了！不是给日本人拉！也不是像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给俄罗斯的贵族老爷们拉。你是给养育你的人民拉纤，无论多苦，都该咬紧牙关，像真正的纤夫那样，一步一个脚窝。记住！爸爸就是从那几个月的纤夫生活中，理解了人生的意义的！’叶涛！我把爸爸对我的这段赠言，刻在心上了。我承受的灾难再大，也不能做一个黄河的不肖子孙。”
他在追忆这段往事时，神情特别激动，我在雨水里，听着这个受苦人儿的内心自白，尤其为之动情。他的生命像一条湍急的河流，今天，我好像突然寻觅到了这条河的生命源头，不禁对我这位朋友肃然起敬。在我的伙伴中，因承受不住苦难的压力，变形者有之，怨气冲天者有之，消极悲观者有之……唯有“六点钟”，视苦难若乌有。此时，在大雨滂沱的路上，他嘴唇冻得发紫，但却在神经质地憨笑呢！
“你？在想什么？”我问他。
“想挂女字旁的她。真有意思……”他自得其乐地笑道，“在众目睽睽之下，居然有胆量来抢我肩上的担子。叶涛，别看她表面上像个穿黑衣的恬静修女，骨头还硬得像钢筋水泥哩！”
“但愿她也是个黄河优秀的子孙，不然，和我们这位大脑门就不般配了！”我为他助兴说。
他似乎没听见我的祝词，沉醉地说：“一个女囚，在万物间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小小萤火虫，可是在那一瞬间，竟然放出她全部的光亮！真不简单！”
“她是萤光，你是流火。”我脱口而出。
“我不爱听赞美诗，你说点真格的。”
“很不错。只是……只是你今天对人家有点失礼，你没对人家做出任何感情上的回报。”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得想个法儿，表示一下自己的歉意呀！”
他扬起湿淋淋的衣袖，胡乱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办法马上从他大脑门里蹦出来了。“这么办吧！反正明天在稻田还会碰到她，事先我写好一封信，用塑料纸包好，我再坠上一个泥块，隔着埂埝扔过去，用不着邮差就寄到她手里了。”
“你要是不方便，我给你当义务邮差。”我说。
“不用！不用！”他得意地摇着头。
梦！
完全是个梦。
当天晚上，队里干部发生了人事变化。不知为什么，那位“啥子队长”突然被调去当了食堂管理员。群龙无首，天又连着下雨，我们在家里待命两天，两天以后，新的劳改队长来了——不是别人，竟是深受“老右”崇敬的“黑姚期”返回我们这支劳改队了。我们自发地跑出宿舍，对他进行了夹道欢迎。他列队集合时的第一句话就是呼喊“六点钟”的名字：
“范汉儒！”
“有。”
“明天你还去当你的鸡倌。”他颁布了第一道命令。
“姚队长，让我下稻田吧！我……”
“黑姚期”抖开豁亮嗓门，截断范汉儒的话说，“让你下稻田的决定，就是乱弹琴。有的刚转业到劳改战线上来的干部，还不懂领导生产，还不懂得怎样洗涤人的灵魂。还好，问题发现得早，现在又把我调回来了。”
“您怎么知道我们的事情？”范汉儒斗胆问了一句。
“有耳报神。”他有点得意地说，“因为有人拔草时里边掺有几根稻苗，工地闹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哩！队长追查，全体人员大眼瞪小眼地愣着，这像话吗？”
“您在现场？”
“这个……”“黑姚期”下意识地摸了一把自己黝黑的脸，“告诉你们也没关系。管女号的田队长，她……她是我老婆，这回，你们一切就都明白了吧！”
我们哗一声，笑了。
这天晚上，在房檐的滴水声中，我和范汉儒进行分别前的谈话：“明天，你要卷行李了。传信的任务交给我吧！”我说。
“这件事弄得不好会牵连你。”他思忖了老半天，说，“为了叫她知道我的去向，当她经过‘楚河汉界’时，你就像‘敬德装疯’一样，自言自语地说‘范汉儒那小子，又戴上鸡倌的纱帽翅了’，声音要大一点，好叫她听清楚。省得叫她像雷达搜索飞机一样，在稻田寻找我这个目标。”
“行。还有什么嘱托？”
“我看这就够了。她是个聪明人，用不着多说什么。明天早上四点钟，我要准时给鸡去拌食呢！睡吧！”
房檐滚落着水珠，滴滴答答……
在大自然的“催眠曲”中，他闭上了眼睛。
[第四章]
列车上曾出现了“海市蜃楼”的幻景，不过，时间太短促了。
车窗外有敲打车窗的声音。
那不是雨滴，而是雪粒……
北国初雪，车窗外奔跑着的电线杆、树林、村舍、山峦，都无一例外地穿起了一身银衫。
我趴在硬卧铺位上，望着车窗外斜飞的雪花，因酣睡而中断了的思绪，重新萦绕于怀：对！也是这样漫天皆白的严冬，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些已经摘帽的“老右”和刑满释放的牛鬼蛇神，通通被装进列车车厢，从渤海湾抛向山西。
白的是雪……
红的是血……
我们挤在吃得过饱的车厢中，惊魂未定地向外望着：墙上书写的一律是“油炸”“砸烂”“血战”“炮轰”一类刺激人视觉神经的字眼。混乱的街市，疯狂的人群，武斗的棍棒，飘飞的字屑，甚至在娘子关的山峦上，都挂上了“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殷红横标。在团团飘飞的白雪中，那横标像一面浸透了鲜血的长幅布，显得格外扎眼。
昔日精力充沛得像头公牛一样的范汉儒，斜靠在我的肩膀上，紧紧闭合着双目。在车上，他已经一天一夜未进食了，走走停停的列车，一天一夜才把我们拉出了娘子关，进入了晋阳地界。我很理解他的心情：他不愿意离开他经营了几年的养鸡场。但一场十级台风，连“大树”都给连根拔了起来，一片树叶还能顶得住席卷大地的旋风吗？记得，当我们突然接到调离命令时，别人都在忙着收拾行囊杂什，而他却疯了一样跑向鸡舍，抄起了一把大扫帚，只是扫！扫！扫！不停地扫。鸡舍内外倒是打扫得干干净净了，可是他那身沾满鸡屎的“鸡倌服”——一身破棉袄棉裤，没来得及换，就登上了卡车。
当时，我们只当是场内的调动，因而并不太压抑。只是“黑姚期”面色阴沉，一直在卡车旁转来转去，似有重重心事。我们宽慰姚队长说：
“过几天，我们集体来看您。”
“您知道我们调到哪儿去，也可以去看看我们嘛！”
“姚队长！我们到底调到哪个队去？”范汉儒半路插出一杠子，“那个队有养鸡的活儿吗？”
这时，“黑姚期”才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他看着周围没有戴“红箍”的造反派，迅速地吐出了两个字：“山西——”
“啊？”大哗之后是一片死寂。
远在关山之外的这个地名，震惊了每个人的心。范汉儒猛然从汽车槽帮里跳下车来，焦急地问：“是我们一个队去，还是都去？”事情如此急迫，他顾不得再保守他的秘密了，“那些女号……干脆我直接对您说吧！我想问问，那个陶莹莹……她也调往山西吗？”
“她和你有什么关系？”“黑姚期”惊异不解。
“我求求您，您给田队长挂个电话问一下吧！”范汉儒头上急出了汗珠。
“刑满就业的人员都去。”
“可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刑期满了！”
范汉儒用衣袖擦着大脑门上淌下来的汗珠。
“你和她……”
“她是我的……我的……未婚妻！”范汉儒已经无法选择准确的称呼了。
“黑姚期”动情了：“你上车吧！我去打个电话问问。”他大步流星地走向分场部电话室。范汉儒爬上卡车，两眼直溜溜地看着电话室那扇玻璃门。就在这时，胳膊上早就戴起“红箍”的崔管理员，披着一件蓝棉大衣走了过来。他春风得意地跳上第一辆卡车的踏板，朝一字长蛇的汽车队晃动一下手中的三角旗，汽车的轮子转动了。
“停停——”范汉儒扯着嗓子喊着。
“停停——”范汉儒敲打着汽车舱顶。
“催命三郎”从踏板上看见是范汉儒，示威地掏出腰间的手枪，朝他晃了晃说：“范汉儒，你要敢违抗林副统帅的一号战备疏散令，我处置了你！这是啥子时候？这是战备疏散的非常时期！给你们这群反革命去找个新窝！”“哐当”一声，车门关了，他钻进了汽车舱。
汽车走远了，走远了……
我们看见“黑姚期”追着汽车跑了几步，就扬起了两只手臂。他像海军在旗塔上打旗语一样，把手连连向下摆动。范汉儒站在行李上焦急地凝望着，他拼命想从“黑姚期”的手势中破译出陶莹莹命运的秘密来，但距离太远，加上滚起的黄尘遮目——他失望了。
我宽慰他说：“手势向下，是肯定的意思。说明陶莹莹和我们一块出娘子关。”
“别给我说过年话了。”他沮丧地低下头。
“你怎么这么糊涂，要是否定的意思，姚队长会左右摆手的。”
“有点道理。”他微微露出喜色。
“这就是说，她已经刑满就业了。”我充当着福尔摩斯，尽量朝有利于“六点钟”的方面推理，“如果她也到了那儿，老兄，你可就不再是做梦了！”
范汉儒抖了抖肩上披着的鸡屎棉袄：“我总觉得有点玄乎！”
“瞧着吧！你到晋阳一定会时来运转。那儿出过钟情的‘苏三’，你小子可别当二十世纪的负心汉！”
他低头咂摸着我的话。汽车带起的风，一下吹起了他的棉袄。我一把没抓住，那件棉袄像面风筝一样，飘飘悠悠飞向了荒芜的原野。范汉儒像个疯子一样站起来，张开双臂呼喊着：“让它飞去吧！连同我们的灾难，一块儿留在这块土地上。伙计们！别皱眉头了！哪块黄土不打粮食！哪块土地不长青草，连戈壁沙漠上边还生长‘骆驼刺’呢，为什么要像挨了霜打一样，耷拉着脑袋呢？”
眼下，换乘了列车以后，那些霜打的伙伴，脸上渐渐有了生气，而范汉儒却耷拉下脑袋了。他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就像一颗没有支撑力的葫芦，依附在我这个藤架上。
“吃半个窝头吧！”
他摇摇头。
“泡水吃。”
他又摆摆头。
“我说‘六点钟’，别失望嘛！昨天晚上登火车时，车站的灯光那么暗，怎么能分辨出她来了没有呢！”我尽量宽慰着他说，“那么多长头发的女同胞，就是火眼金睛也难以分出张三李四来。你不能以此断定陶莹莹就一定没有来呀！”
他蠕动着起了一圈火泡的厚嘴唇，向我解释：“不，不，我没有想她，我是……”
“你在想谁？想‘黑姚期’？”
他没有回答我，只是把他的一只手塞在我的手心里。这时我才发现他之所以不吃不喝，并不只是属于精神因素——他在发着高烧。我摸摸他的脸颊，又摸摸他的大脑门，热得如同火炭，我顿时愣住了。怎么办呢？这是一趟拉运“特殊货物”的列车，而又是在这样特殊的年代，列车上除了司机、司炉和乘警是专职人员外，所有的“乘务员”都是由戴“红箍”的人担任，而押送我们出娘子关的总指挥就是那位青云直上的“催命三郎”。“小道消息”传出，他不仅仅是押送我们，还要在山西劳改单位长期落脚——因为有人看见他的爱人也登上了这列火车。这真是罪孽！
说来也巧，说着曹操曹操就到。我和伙伴们正谈论着要去找他想办法时，他披着一件蓝棉大衣，带着两个随从，巡察到这个车厢里来了。据说，喜欢披着大衣是老干部的游击习气；我们这位总指挥，年龄和资历都不老，只打过靶，没打过仗，可他也喜欢披着大衣，好像这样可以显示其身份，抖出他的威风似的。怎奈，这节“老右”的车厢太挤了，而这些不卑不亢的“腐儒”们，又不肯为总指挥闪开一条路。他只好用手揪着棉大衣的衣襟，在横倒竖卧的人缝以及旅行袋、包裹中，高抬着两只穿着翻毛大头鞋的脚穿行。
“报告崔队长！这儿有人发了高烧。”他走到我们的座位旁时，我向他汇报。
“叫崔总指挥。”他身后那个随从纠正着我的谬误。
伙伴们七嘴八舌地向他陈述情况，意思不外是让这位总指挥解决一下急难。崔队长平日就有用眼角窥探我们的习惯，此时，他朝病号斜乜一下，发现靠在座位上发高烧的竟是范汉儒，一下子计起了前嫌。他撇撇嘴说：“他拔草时健壮得很，这时能有啥子病？我看是偷吃鸡蛋多了，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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