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我。”苏珊珊平静地回答，“所以，我请你离我远一点，离开我这个传播霍乱的瘟神！你懂了吗？”
陆步青茫然不知所措了。显然，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自从陆步青心田里萌发了对苏珊珊爱情的嫩芽之后，他通过各种渠道，打探过苏珊珊的身世。她爸爸原是东南亚M国的一位著名华侨骨医专家，新中国诞生不到一年，这位老医生，为了回到他深深眷恋的祖国，不惜和M国血统的妻子离婚，携带着苏珊珊回到了他出生的故土——福建省鼓浪屿，后来被国家聘请到一个北方滨海城市任医学院副院长。苏珊珊毕业于这个医学院后，被分配到科技大学当了医生。这样一个热爱祖国的老知识分子的独生女儿，哪能有反党之心，这不是把小猫也当老虎打了嘛！陆步青深深为苏珊珊的遭遇感到不平，“不平则鸣”，他大步流星出了病房，想为解脱苏珊珊的噩运而奔走。第一步，陆步青想先找反右领导小组的负责人辛农同志——学校党委书记谈一下。辛农同志是雇农出身，1938年放火烧了地主庄院后，跳上一匹没有鞍子的赤兔马，跑上太行山参加革命的。他身体长得敦敦实实；矮矮的身躯上的那张脸，即使是在严寒三九天，也仍像田野里熟透了的高粱穗一样紫红透亮。到1957年——他进城市已经八年了，头顶还是个光葫芦；因此随便往哪儿一站，都显得精神抖擞别具一格。陆步青很崇敬这位党委书记，这不单因为辛农在烽火年代，有着传奇英雄的色彩，为革命走过漫漫的风雪里程；更吸引陆步青的是，党委书记谈吐的爽直，和他生活的朴素刻苦。比如逢年过节时，辛农亲自下厨，他一不做四喜丸子，二不炒回锅肉；而是和炊事员一起，蒸上几屉糠菜团子，叫全体师生一律吃昔日的糠菜窝窝。对于这样别开生面的会餐，有人惊愕，有人皱眉；辛农手里举着糠菜窝窝，批评这些同志说：“怎么了！嫌难吃吗？旧社会农民兄弟就是天天吃这个的，我们应该改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向农民学习！”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在餐桌上引起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而陆步青是投赞成票的一个。
但是，使陆步青感到意外的是，他还没来得及找党委书记，辛农就派党委秘书来找他了。进了反右领导小组的办公室，陆步青刚想陈述苏珊珊的问题，辛农却先开了腔：
“陆步青，你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吗？”
“辛书记，我正想来找您……”
辛农似乎无暇听陆步青的谈话，开门见山地说：“你在苏珊珊跳烟筒的时候，干了些什么名堂？”
“抱了几床被子，救人，……”
“她不是个普通的人，是个右派，你知道吗？”
陆步青哑然了，过了一会儿才说：“辛书记！难道右派就该叫她自尽吗？何况她未必真是……右派呀！我想和您谈她的问题呢！”
“陆步青！”辛农两眼冒出了火星，声音不觉高了起来，“你的言行已经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
“辛书记！难道看着她自尽，倒是坚持了党的立场？”
“话也不能那么说。”
“那我错在哪儿？”
“错在你……抢救她的态度太积极了！”
“不积极，苏珊珊不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吗？”
“陆步青！”辛农烦躁地用他那只杜梨木雕成的烟斗，敲着桌角说，“本来，我想听你深刻的检查，你倒和党委较量起来了。看样子，党花在你身上的心血都白费了。你下去吧！”
陆步青预感到潜在的不妙，着急地说：
“辛书记，我……”
“你的爱和憎已表现得够清楚了！”辛农打断了陆步青的话说，“你在大风大浪里现了原形，是个不折不扣的党内右派。”
“我？”陆步青额头滚下了汗珠，“您是说我？”
辛农声严色厉地把烟斗往桌子上一摔：“我说的是陆步青。一个吃党的奶长大的狼孩！”
陆步青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反右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尽管他身体十分健壮，走下门口那几层石头台阶时，踉踉跄跄几乎摔跤。“右派”“狼孩”这两个扎人心肺的字眼，像霹雳闪电一样，使他两眼直冒金花，头脑嗡嗡乱响；他还没能为苏珊珊说上一句话，自己也莫名其妙地滚进泥沼里来了。
第三天，他被通知参加右派的校内劳动，和那些戴眼镜的、留胡子的、拄拐杖的右派教授，以及一批右派学生在校园拔草。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并不为自己的遭遇而过分苦恼；他心里牵挂的，倒是那个身体纤弱的苏珊珊。据一个弯腰拔草的伙伴悄声告诉他，苏珊珊在反右斗争中本来平安无事，运动进行到尾巴梢上，院校教职员工斗争一个著名教授时，这个老教授在批斗场上冠心病发作。苏珊珊为了尽医生的天职，在批斗现场给老教授服了急救药——硝酸甘油片，然后以医生的身份请求辛农对老教授停止批斗。党委书记辛农看看老教授又活了过来，不但没听女医生的劝阻，反而加强了轮番轰炸的火力。苏珊珊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悲愤地朝辛农喊着说：“即使他是个反革命，也还该讲人道主义嘛——”这一喊，就决定了苏珊珊的命运，炮火一齐朝苏珊珊射来：
“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口号！”辛农带有号召性地挥舞着胳膊，反驳苏珊珊说，“我们只知道两句话：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革命的残忍！”
苏珊珊想分辩什么，已经不容她讲话了，会场上响起一片口号声：
“这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又一个右派自己跳出来了！”
“她是喝国外资本家牛奶长大的，连胎毛都挂着资产阶级的血腥味！”
“给她戴上右派帽子！”
于是，一顶右派的黄金桂冠，就套在了苏珊珊脑袋上。任性而矜持的苏珊珊，虽然感到了天大的委屈和冤枉，但并不那么轻生。这时候，她生活里遇到第二次大波，她爸爸——滨海医学院副院长，也被扣上“大右派”的帽子，老人思想不通，吃了过量的安眠药，离开了她。她悲愤交加地从火葬场回来，就爬上了三十米高的大烟筒……
陆步青屏息地谛听着，他感到胸腔窒息，心如刀剜一样难受。悲愤之余，不由从心底升腾起对苏珊珊的同情和敬意。他一边干着不创造任何劳动价值的拔草劳动，一边默默地想：苏珊珊离开病床，就会被送到这个右派集体里参加劳动的；他一定竭尽自己生命的全部力量，安慰、帮助这个心地高洁的女医生。但是仅仅这一点心愿，也没能实现，因为下午他重新在校园拔草时，墙上多了一张新贴的铅印公告。
公告上写：
……极右分子苏珊珊，极端仇视伟大的反右斗争。
她妄图用自绝于人民的卑鄙伎俩，坚持其反动立场，破坏反右运动。情节恶劣，态度嚣张，经院校反右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报请上级机关批准，送极右分子苏珊珊去劳动教养。
陆步青最后一点希望的火花，也像飘在遥远天际的海市蜃搂一样，很快就破灭了。他不禁停下那双拔草的手，仰望苍茫天空；他很想知道苏珊珊——这棵从异国迁回祖国大地的纤弱的向日葵，被历史的强台风折断之后，卷到哪里，飘向何方。
天，依然蓝得像水晶玻璃，像无垠的大海，像没有发生过任何风云变幻时一样；但在陆步青眼里，蓝天变得陌生而不可捉摸了……
二
海，在退潮……
刚才疯狂得如同一条凶龙似的大海，眼前安静下来了，睡着了。陆步青那双一眨不眨的眼睛，被大海水波照射得酸涩难耐，便闭合了眼帘。他想沉静片刻；可是记忆像一条爬行的蛇，在他心田里蠕动。他的思维像只鼓起篷的白帆，重新在这条记忆的长河里漂泊了……
他很熟悉他身子下面这块礁石。1935年，他就在这渤海湾的一条破旧渔船里“呱呱”坠落。母亲生下他得了产后风死去了。因被生活煎熬得脾气无比暴戾的爸爸，没有给母亲在陆地上修一座坟、立一个碑；而是从冰窖买来一块大冰，放在母亲尸体之旁，直到坚冰消融、母亲身上发出恶臭时，爸爸为母亲举行了海葬，他把她推进了大海的碧波之中。
据医学上论述，婴儿离开母亲的乳汁是活不成的。大城市里达官贵人的公子小姐断奶之后，还要哺以牛奶、羊奶；而陆步青的婴儿年代，既没噙过母亲的乳头，更没尝过牛奶羊奶的滋味。他那个既当爸爸又当妈妈的父亲，掰开他饥饿的小嘴，灌进去的是带着海腥味儿的鱼汤、虾汤；可是他居然活下来了。他那被海风吹打、毒日暴晒的小小身体，黑得像是一条小泥鳅。
他和一个叫石铁蛋的小伙伴，在大人不出海时，光着屁股蛋在海滩奔跑。他们逮海蟹，捉小海龟；并且用柳树条抽打那小海龟的头，直到它的头龟缩到龟壳里为止。他们还点燃海滨的碎木乱枝，烤海蟹吃。这条“小泥鳅”看见爸爸在船上每每吃海蟹时都要喝酒，他就悄悄溜回船上，把爸爸的酒葫芦偷偷拿来，和小馋鬼石铁蛋一口一口地对喝。当他们小肚子吃圆了，感到热酒烧胸的时候，大海就是他们消食的运动场。那儿每天聚集着许多小海鬼，站在这块礁石上，像饺子下锅一样，挨着个儿往大海里跳，他们叫着、笑着，笑着、叫着……惊飞了一群群海滩上的水鸟。
陆步青清楚地记得，九岁那年，他这头小马驹被套上了笼头。爸爸手拎着一个海狸皮缝的袋子，里边是哗啦哗啦响的银圆；从这块礁石上把他拉走。去哪儿？天才知道！直到他赤着两只脚板，踏上城市滚烫的柏油马路，爸爸才告诉他，要送他到亲戚家去，叫他在城市里上学。爸爸在这一天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陆步青”。名字里凝结着一个贫困渔民梦幻般的希望，盼望儿子不再当他那样的“海上漂”，而有一个步步向上的好命运。
陆步青没有辜负爸爸的希望。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光着屁股蛋在海边奔跑的小泥鳅，迈进了科技大学的门槛。当这个在海上漂流了整整多半生的老渔民，听到这个信息时，兴奋得不能入睡；半夜爬了起来，咕咚咕咚对着酒葫芦饮了过量的高粱烧酒。一个从没进过医院门槛的受苦人，他不知道自己，因为饥寒劳累早已有了高血压的病症；这天夜里，因为暴饮、过量，腮上带着欢喜的泪水，离开了唯一的儿子陆步青；告别了他了如指掌的大海——他，毫无半点牵挂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躺在九泉之下的“海上漂”，怎么能预料到，几年之后，一声历史霹雳，击中了用鱼汤喂活了的儿子呢！尽管这样，陆步青还算是右派当中的一个幸运儿，在众多右派像黎明的残星，向四面八方陨落的时候，他没有被发配到边陲塞外，而被留在学校内部当勤杂工。
烧锅炉，扫厕所，拉煤，运砖，清扫垃圾，倒办公室的痰盂等是陆步青的专职。对于勤杂工这个职位，他既不感到卑贱，也不认为低人一等；因为马克思早就写下“劳动创造世界”的光辉名言。使他心灵上如刀剜火焚的只有两件事情：一、穿着杏黄色运动衣，每天用轻柔的女音问候他“你早，大学生”的苏珊珊不见了；二、工余时间，他为了研究“音响自导鱼雷”需要一大批参考书；但当他的手伸向图书馆的小窗口时，那些以“左派”自诩的女资料员，看看他要借的书目，便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对不起，这些国外最新资料，你不能借阅。”一盆冷水浇在陆步青火热的心田上，他的心几乎要爆炸开来。每逢这个时刻，他都把五指攥成一团，恨不得赏这些“左派”一个拳头；但手臂痉挛了半天，还是把手指张开，然后叹了口气，悄悄地离开这个小小的窗口。“谁叫你戴上一顶‘金箍’了呢？你已成为丧失了为祖国工作权利的贱民！”他想。
尽管生活如此之不如意，陆步青并不屈服。他把这些精神刺激，看成是马拉松长跑途中碰到的一点点坎坷。他想起童年时爸爸的形象，当台风在大海暴施淫威的时刻，爸爸驾着的那只破船，从不躲进避风港；而是像海上每个剽悍的弄潮儿一样，在风浪中穿行。爸爸一贫如洗，没给他留下什么遗产；但却给他遗留下百折不挠、宁折不弯的精神财富。
爸爸在大浪排山而来时，常常拨转船头，避开浪峰；陆步青感到在学校难以实现他胸中抱负的时候，也扭动了一下生活的罗盘，他把视野转向了社会。他把“音响自导鱼雷”的科学论文，寄给了一家科技刊物。不久，陆步青的心从谷底深渊，一下升腾到了九霄云端；编辑部来信热情地赞誉了他的论文，认为论据扎实，数理清晰，将引起国防科学家的重视。最后，编辑部告诉他论文将在刊物头条位置上发表。
陆步青接到复信的第五天，他正像一头牛一样，弓着身腰，拉着满满一车煤，往锅炉房走；辛农在办公室的高台阶上喊住了他：
“陆步青——”
陆步青一抬头看见是党委书记，放下小车车把，用袖口抹了抹脸膛上的汗水，走了过去：“您是叫我？”
“你最近干得不错嘛！”辛农嘴角微动了一下，似乎是在笑着。
“从小摔打惯了，劳动对我是个享受！”
“学校总务处从上到下，都说你劳动态度很好，建议党委研究你的摘帽子问题。”辛农背着双手，挺着将军肚，一边缓缓踱步一边说，“只是不知道你对你的右派错误有没有什么新的认识，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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