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静静思索事物的杜鹃，最初，也参加了另一个旗号的“造反兵团”，但是她看到纷乱的街道、武斗的流血、老干部被揪着头发游街，她常常心跳地闭合了自己的眼帘。为了寻找心灵上的平静，她悄悄地溜出兵团，好在她沉默寡言，人又娇小，不被“战友”们注意。她掩蔽在城外西山背后有解放军站岗的军工基建小楼，读着《明史》，她从没有想过爸爸会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杨虹领着人到她家去时，杜鹃不在家。杜志辉的院子里，只有周总理指派来给老教授当助手的刘萍。为了拦阻红卫兵上楼，她首先吃了一顿皮带，被锁进地下室。杨虹带着小弟兄们，在三楼把杜志辉团团围住。
杜志辉教授平日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和独生女儿杜鹃都很少说话，看见一群男女青年围拢来，最初并未在意，只是淡淡地招呼他们坐下。
“坐在这儿会脏了我们衣裳！”穿一身旧军装的杨虹，尖厉地说，“今天来这儿，是造你这个‘反动权威’的反，叫你交代罪行来了。”
这真是平地一声雷，老教授顿时蒙了，他喃喃地低语说：“你们别弄错了，我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知识分子……”
老教授话音未完，就被粗野的口号声打断了：
“你是‘吃屎’分子！”
“知识越多越反动！”
“你给希特勒造过坦克！”
“你是外国派遣的特务！”
“说！是谁派你来的？你的主子是谁？执行什么任务？”
杜志辉的太阳穴像挨了重重一拳，脑子里嗡嗡作响，脸色苍白如纸，一时竟无言以对。因为这对于他太突然了，他在30年代抱着改变“东亚病夫”面貌的愿望出国留学，没有寻找过一点个人幸福。40年代，从德国逃亡到英国之后，他才和一个华商的女儿结了婚，后来生下了小杜鹃。当他抱着牙牙学语的婴儿，站在轮船甲板上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和苏伊士运河，到印度洋时，他心潮如海浪一样翻滚。在远方出现东方海岸线模糊的影子时，他泪水流淌，竟忘记了手里还抱着个婴儿，失神之际，把杜鹃滑落在甲板上。为这件事，杜鹃的母亲多次和杜志辉争吵，杜志辉总是一言不发。杜鹃的母亲经受不住他精神上的冰冷，在国家三年困难期间，离开了杜志辉，回了英国。被杜鹃称呼为刘姨的刘萍，很理解老教授的心情，她很想全面担起这个家庭担子，对杜志辉多次有过表示。但刘姨就是刘姨，杜志辉生活上泾渭分明。他大脑皮层的每一个细胞和每根神经，都是为祖国繁荣强盛而存在的，他怎么能想到这些青年人会造起他的反来了呢！
这时，一个戴红臂章的青年人，匆匆跑上三楼。他从杜志辉二楼卧室的床头柜上，搜索到一只银质酒杯，银杯里装满了泥土。这个青年高声地喊道：“战友们！你们看！这只银杯可以剖析出几个问题：第一，杜志辉是大地主家庭出身；第二，世纪已经进入20世纪60年代，他保留着古老的银杯，时时刻刻在想复辟复古；第三，这银杯的泥土里，已经长了青苔，说明日久天长了，他摆在床前日日夜夜思慕他的地主庄园生活！”
几个红卫兵上来，揪他的头发，按他的脖子，叫杜志辉弯腰低头。杜志辉数十年的正直生活，养成不会弯腰的习惯，于是，招来的是拳打脚踢。老教授眼角嘴角开始滴血，他们把他按在地上，刚刚松开手掌，杜志辉倔强地站起来。这时，老教授第一次感到女儿的可贵，如果要有杜鹃在身旁，向青年人解释一下，该有多好，但是这些陌生的面孔中，没有杜鹃的影子。他愤怒地睁大一双眼睛，忽然从人群中看见一个身材修长的年轻人面孔，他记起来这个青年是和杜鹃坐他的轿车到他家来过的那个人，便目不转睛地注视起来，目光流露出期待……
江浩一直站在人群背后，他内心十分矛盾，斗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革命行动，“文攻武卫”是江青提出来的，不能怀疑。但是，他看见老教授满面血痕，内心里剧烈地颤抖，难道这样对待一个老知识分子就真是真革命吗？他挤到红卫兵前面，用胳膊阻拦着撕扭老教授的红卫兵说：
“停手——”
“江浩！你要干什么？”杨虹瞪圆了眼睛，“我不允许你犯立场错误！”
“我想，叫他把这只杯子解释清楚，应该允许人家说话！”江浩高声地回答说。
“对！叫他交代思想！”
“说！……”
“这只杯子历史很长！”老教授不卑不亢地说，“不错，它是地主庄园的东西，1933年我出国之前，在杯子里装上一杯祖国的泥土，以激励自己不忘祖国山河大地，激励自己为中国富强学好本领。它陪伴着我到过德国、英国、法国、瑞士……回国时，我把一切几乎都留在国外了，但我的全部书籍和这杯泥土，我舍不得丢下，我放在身边，总听见泥土对我喊：‘志辉！就是把骨头变成灰，也要为祖国的强大有所建树，中华民族是个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伟大民族……’”
“说你为什么给希特勒服务？”杨虹挑着嗓子，打断老教授的话。她有一副金嗓子，嗓音洪亮，在小楼里响起嗡嗡的回音，“不是叫你臭表功！”
“我是被扣，没给他们画过一张图！”
“为什么偏偏把你扣下？”
“交代……”
“说……”
“……”
小楼里又充满了粗暴的呼喊声，在这些呼喊声中，把一切最肮脏最卑贱的字眼，把中国60年代最流行的政治帽子，一齐倾泻到杜志辉头上。杜志辉感到灵魂受了最大侮辱，动了火气，他把那杯泥土往怀里一揣，狂怒地喊道：“你们还有资格说我为希特勒服务？我见过德国冲锋队员，但他们也比不上你们野蛮……”
这一下，飞向杜志辉脸上身上的不是拳头，而是皮带的铜环和木棒，他们一边打，一边喊叫着：
“叫他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
“叫他去地下吃屎！”
“……”
江浩想不到老教授会如此犟拗。他不知道出于一种什么心情，挡在老教授身旁，遮挡着皮带和木棍的飞舞，他胳膊和额头被打了好几下。杨虹又气又疼，死命地把江浩从杜志辉身旁拉开。
江浩急了：“为什么不叫人家说话？”
“一杯泥土就迷住了你的眼睛？”杨虹反唇相讥。
“住手……”江浩喊叫着。
“你忘记了吗？革命就是暴动，革命就得使用暴力！”
“那是指战争年代说的！”江浩到底挣脱了杨虹的纠缠，跑到红卫兵面前。
但是已经晚了，杜志辉老教授早被打得昏倒在楼板上。不知是青年人的良知开始苏醒，还是由于害怕严重的后果，许多红卫兵向楼道口退去。这时，楼下负责查抄的红卫兵，已经把书刊（不分文史理工）运到一个空场，只用了一根火柴，烈焰便腾空而起；灰烬和焦煳的纸页在空中乱飞，连老槐树的树杈都被烤煳了……最后，“造反派”把杜志辉的住宅，又检查搜索了一遍，把认为有实用价值的东西搬上卡车，一溜烟似的开走了。
约莫过了有半个小时，杜志辉从昏厥中醒了过来，第一个感觉就是两眼刀剜般地疼痛。他忍痛睁开眼帘，面前一切都变得像迷雾一般，他的视神经被打坏，世界在他面前模糊不清，他眼睛瞎了。
“杜鹃！”
“杜鹃！”
“把你的臂章给我撕掉！”
“刘萍！你在哪儿？你去告诉周总理，我……”
杜志辉喉咙喊干了，他双手摸索着到了小楼窗口，闻到一片焦煳气息，他意识到正在焚书，便从楼口探出两只手，嘶哑地喊道：“别动我的书，你们可以打死我，千万别烧资料，那是我半辈子的心血……”
焦煳的灰烬被风吹起来，扑打在杜志辉脸上；他感到多年心血，被毁之一炬。愤怒、悲痛像石磨般磨碎了他的心。他摸了摸胸口，那只盛着泥土的银杯尚在怀里，便取出来亲了又亲，喊了一声：“祖国的大地！我和你做伴去了！”
杜志辉从三楼窗口扑了下去。
刘萍砸开地下室的窗玻璃，跳出来给周总理办公室摇电话时，抢救已经来不及了。刘萍把杜鹃叫回家里，她没有说出一个字，就昏倒在杜志辉身边……
四
“从这天起，我再也没有见过杜鹃！”江浩低垂着头说。
“刚才和爸爸说的，有的是我亲眼见到的，有的是同学们中间传说的。一晃，九年过去了，想不到她当了女清洁工，她或许认为我是事件的罪魁，对我……”
江浩没敢再说下去，他看见爸爸的军大衣，从肩膀上滑落下来，竟然毫无觉察。爸爸走向窗口，默默地掏出手绢；显然，这个走过雪山草地的老战士，伤心地落泪了。
江浩走上去，把军大衣披在爸爸肩上，和江铁并肩站在窗口，望着窗外路灯下飘飞的大雪。
父子俩沉默了好一会儿，江铁问儿子说：“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这件事？”
“爸爸，认出杜鹃之后，我才想起来！”江浩害怕爸爸那深沉的目光，垂下自己的眼帘，“后来‘造反派’小报上，登出消息，说是特务分子畏罪自杀。”
“简直是在毁灭中国！”江铁的拳头沉沉地捶在桌面上，“伟大的党要败坏在这群坏蛋手里！珍宝岛打了一仗，北极熊的乌龟壳比我们的性能好得多，我们正需要自己的坦克，你们却把……老专家逼死，死后还诬蔑这样爱国的知识分子！”江铁手在颤抖，脸色铁青。“你们还我坦克！坦克！”
江浩被吓呆了：“爸爸！我……”
江铁吼道：“你为什么不拼命把老教授救下来？为什么你不能替他去挨打，去死！”
“爸爸！那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都认为那就是革命！”
江铁长长出了一口气，无力地坐在椅子上审问儿子说：“现在你怎么认为？”
“报纸上……”
“不叫你重复报纸，说你自己的看法！”江铁嗖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你该像了解篮球那样，了解地球，了解今天的中国！”江铁意识到自己的愤怒不该都泻到儿子身上，稍稍缓和了一点口气说，“你想过没有？彭德怀、贺龙元帅都到哪儿去了？南征北战的老一代里的许多革命家，到哪儿去啦？你每天看报纸，批‘周公’指的是谁？批‘回潮’又意味着什么？”
“爸爸！我没有考虑过！”
“只有健康的肌体，没有健康的大脑，你这个党员怎么当的？”江铁严肃地望着儿子。
江浩内疚地搓着手指，脸红了。
“明天，你把杜鹃找到咱们家来！”
这个要求使江浩感到为难了，他说：“爸爸！我到哪儿去找？北京城这么大！”
“你长着脑袋干什么的？”江铁冷峻地说，“不会到卫生局去问问！”
雪，飘飘悠悠下了一夜，第二天清早，雪还未停，北京城变成了银色世界。江浩带着一双失眠的双眼爬起来，正对着芦席片般的大雪皱眉，忽然听见楼下的轿车喇叭声，他探头一看，原来爸爸紧裹着绿色军大衣，站在大雪里，正等待着他下楼。看样子，经过考虑，爸爸要陪他一起去寻找这颗受到严重挫伤的灵魂——女清洁工杜鹃了。他顾不得洗脸，顺着楼梯跑了下去。
江铁在这样的风雪天，没有惊动司机，自己开车上了街道。父子俩查询了卫生局，没有杜鹃的名字，又跑遍各区清洁大队，最后才找到了杜鹃的地址。这是一条很狭小的胡同，胡同的宽度比轿车宽不了多少。偏偏一群玩雪的孩子，在胡同口堆起了一个雪人，雪人身上挂着一块纸牌子，写着“民主派——走资派”六个大字。孩子们从不同的角落，向雪人投掷雪球。由于此时已是1975年年底，有的孩子燃点着鞭炮往雪人身上扔。“打倒走资派”的喊声，伴随着爆竹的“噼啪”声响，飞舞的雪团和鞭炮，把窄窄的胡同弄得乱七八糟。
江铁隔着挡风玻璃看着这幕时代戏剧，眼角潮湿了，他低声自语说：“究竟是谁在欺骗这些无知的孩子？”
江浩不知怎么安慰爸爸才好，只是专注地凝视着爸爸一双悲愤的眼睛。猛然，愤怒代替了悲恸，江铁突然踩了脚下油门，轿车就直朝挡路的雪堆冲了过去。由于江铁异乎寻常地激动，汽车还差一点撞着了孩子。
江浩吃惊地：“爸爸！您今天……”
江铁擦着额头的汗水，一字一板地说：“我心里为国家的命运着急！”
轿车终于开到了杜鹃的门口，这是一所被人称为大杂院的地方，白雪虽然覆盖了它的屋顶，但无法遮盖它低矮破旧的简陋容貌。一个好奇的孩子指给江铁杜鹃的屋子，父子俩朝那间小房走去。
江铁脸色阴郁，像天空灰蒙蒙的云朵。江浩心里扑通扑通地蹦跳，平日，那么自信的一个青年人，此刻，他没有勇气去敲门。
多亏那个引路的孩子，为江浩解脱了困境。他喊道：“鹃姑姑！有人找你。”
“谁呀？”
“坐小汽车来的人！”孩子用形象化的语言说。
杜鹃身穿一件素花棉袄，拉开房门。她那长长睫毛包围着的大眼睛，带着微微笑意来迎接客人，但她看见是江浩和一个陌生的穿军大衣的人，立刻收住脚步，接着眉心打了个小结，然后像下着决心似的突然反身，想把门关上，这时江铁用一只手推住了门，深情而亲切地说：“杜鹃同志！请等一下！”
“你是谁？”杜鹃上上下下打量着两鬓斑白的老人。
“我是江浩的爸爸！”江铁说，“如果你不欢迎江浩，可以叫他回去。我想和你谈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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