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云龙似乎信任了我们的虔诚，这才向我们宣布他召见我们的目的。他手指揉搓着一支“握手”牌的烟卷，若有所思地说：“你们下井之后，要高度警惕‘1号’对你们的污染，不许你们打听他的案情，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C君抢先回答。
B君补充C君的话说：“我们‘摘帽右派’只有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任务，没有了解任何犯人案情的权利。”
我，没有作出回答。在我看来，我的任务就是用瓦斯检查器监督井下的瓦斯，自个儿的坟头还哭不过来，哪有心思去管别人坟头上的野草？
但是，我万万没有料到，地壳底层掀起的波澜，把我也卷进旋涡中去。
这是我下井一个月后发生的事情……
二
说起来也有点怪，当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我们伟大的母亲，躺在武斗的血泊中颤抖、挣扎的时候，地壳之下四通八达的巷道，就像伟大母亲躯体上的条条神经，它随着母亲内心的绞痛而颤抖痉挛，于是，井下连续发生冒顶塌方……
那天夜班，我正在采区检查瓦斯浓度，突然从顶板和煤壁上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这是大自然传来了讯号——高山的巨大压力来了。割煤机停止了运转，装煤机停止了喧啸，几十盏犯人绿柳帽的头灯，停止了晃动；似乎所有的人，都在屏息静听，沸腾的夺煤战场，瞬息之间变得如同静无一人。不一会儿，那窸窸窣窣的声响，变成沉雷似的怕人断裂声；那一排排红松支柱，刚才还像膀阔腰圆的巨人，支撑着黑沉沉的顶板，但在闷雷般的顶板垂落声中，迅速被扭曲成驼背的丑妇和畸形的怪汉。它们发出“叽叽叽叽”老鼠觅食一样的叫声，那红眼珠长尾巴真的山老鼠，来回在煤屑中乱跑乱钻，它们急于躲开灾难，逃向安全的地点，这预示着塌方冒顶马上就要来临了。
近乎疯狂的混乱，代替了刚才怕人的寂静，犯人们就像是遇见了强大火力阻击的败兵，一边喊着“要冒顶啦——”一边从采区向砌着石碹的巷道奔逃。我最初也被这样的场面吓呆了，但我一低头看见“井下权杖”，想到自己是个瓦斯检查员，革命良心促使我尽快采取相应的措施，以抢救工作面上的机电设备。我放开喉咙喊着：“不要跑——不要跑——”但没有收到一点效果，没有办法，我索性摘下胶壳帽上的头灯，迎着奔逃的犯人，不停地晃动着，划着大圆圈，以吸引他们的目光，叫他们停下脚步，同时，再次抖擞喉咙，以一个瓦斯检查员的身份，向他们叫着：
“把割煤机、装煤机开出来——”
“快抬电机——”
我的喊话声，在嘈杂的喧沸声中，在无数双奔跑的胶靴踏着积水声中，在顶板继续断裂声中，犹如轰炸机巨响声中的蚊子嗡嗡，显得那么微弱无力；多数犯人仍如决堤之水，从工作面向巷道拥来。工作面只剩下星星点点的几盏头灯灯光——那是想在危急之中，立功自赎的犯人，在往外抢运电钻、电缆线一类的东西，可是，那人数太少了，无法移动那笨重的机械设备。
我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怎么对付这严峻的局面才好。一个半路出家的“煤黑子”，既不会开动割煤机，也不会启动装煤机，豆大的汗滴顺着胶壳帽流了下来。我用头灯寻找劳改队队长，但是没有觅到影子；不用问，他们是在别的采区指挥抢险，而这个大多是“新号”的采煤区，除了犯人之外，大概只有我这样一个既非劳改干部，又不是正式工人的孤家寡人了。
正在这火烧眉毛的时刻，发生了一件我不能理解的情况，那些向外奔逃的犯人“忽”的一声，就好像大潮撞在礁石之上，激起回弹的蛮力，飞快地折了回来。最初，我以为是由于心急而产生的幻觉，但我定睛看了看，那不是幻觉，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那纷乱的人群中，我看见一个身材魁梧的壮汉，他一只手夹着一根一百多斤的红松支柱，暴怒地朝工作面挥动着另一只手，于是那些犯人，便立刻反过身来拥向工作面。他没有一句话，只凭他的手势就扭转了犯人的奔逃，就像夏伯阳在马上一个目光，就使溃兵反身回来进行反冲锋一样——犯人们冒着顶板垂落下来雹子雨般的煤石，有的向工作面扛木料抢险，有的往外抢运机械设备——而奇迹般扭转了混乱局面的人，就是被犯人们称为“骆驼”的1号囚徒。
他长得高头大马，往人群那儿一站，就像羊群中的骆驼；加上浑身上下的煤尘，就像是一座铁塔。我第一天下井的时候，在运输大巷里一个V形煤车脱轨掉道，几个犯人背、扛、棍撬，都没能移动分毫，他骑马蹲裆式往煤车下一站，憋足了一口气，硬是用脊背把装满煤块的V形斗车推上了路轨。他有千斤顶般的力气是个优点，但脾气却暴戾得吓人。第二天下井时，我看见他揪着一个犯人的衣襟，往工作面拖。那个犯人长得肥头大耳，拼命地撒泼耍赖，坐在地上不走，而“骆驼”招呼过来两个年轻的犯人，叫他俩一人拉着他的一条腿，沿着光滑的铁轨往前滑，他弓腰在后边推，三个人像推儿童玩耍的小冰车那样，硬是把这个犯人推进了302采区。我几次上前阻拦“骆驼”这个野蛮行动，而每次都被他推开，那劲头，分明也把我当成了犯人——尽管我头上戴着区别于犯人绿柳条帽的灰胶壳帽，身上还背着瓦斯检査器，但他对我似乎不屑一顾。特别使我意想不到的是，到工作面之后，我还没有找他，他倒主动找我来质询了：
“你刚才想干什么？”他双手叉着腰，向下俯视着我。
“制止野蛮的行为。”我自以为身体虽没有他那么粗壮，但道义上却比他博大得多，因而没有怯懦让步。
“你了解他的情况吗？”
“任何情况都不能这样……”
“呸！”他的唾沫星儿几乎吐到我的头上，“不了解情况，你少发言。我告诉你，那个肥头大耳的囚犯，是个‘死缓’，他要是哭天抹泪拒不劳动，等待他的是一颗子弹。我拖他出来是有点‘武士道’，可并没有什么脏心眼，你知道吗？”
我的脸“腾”地一下红了，好在矿井之下到处漆黑，“1号骆驼”没能立刻发现我的窘态。为了摆脱我十分尴尬的处境，我转身想走，但他一把拉住我瓦斯检查器上的橡皮管儿，用与其说是商量，不如说是命令的口气说道：
“慢着。”
“我要去检查瓦斯。”
“等会儿。”
一个囚犯胆敢干预一个瓦斯检查员的工作，不禁使我这个“泥人”也来了一股火性：“你要干什么？想阻拦瓦斯检查吗？如果瓦斯爆炸……”
他拦腰打断了我的话，冷峻地笑了笑，斜睨着我说：“用不着用瓦斯爆炸吓唬人，我在这座矿山三十多年了。不客气地说我的鼻子、眼睛、耳朵就是一台综合瓦斯检査器，现在，瓦斯没有超限，用不着那么大惊小怪的。只有刚下井的雏儿，才会草木皆兵。”
我想，这个“骆驼”即使不是个疯子，也是个神经病患者。按年头推算，三十多年前，那还是旧社会，一个罪犯，怎么能在两个社会，坐牢三十多年呢？笑话！他看我沉默不语，一下猜透了我的腹内心机，微微露出一丝友善的微笑说：“你觉得奇怪吗？当时我在这儿是个背煤的窑花子。新中国成立后劳改单位接管了矿山，我是一矿之长，眼下嘛，嘿嘿……”
我煞有兴味地揣摸着这个“骆驼”，蛮想再听听他的自白，可是他被犯人们叫走了——他是犯人中间自然形成的“领袖”；据我所知，他一非班长，二非组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每一句话，都如同响在他们心里的一声春雷。尤其使人迷惑的是，就连劳改队长都对他十分尊敬。有一次，一个劳改队长还悄悄地叫了他一声“老骆”。难道他真的就是夺权之前的“一矿之长”？不然，为什么司马云龙特别提出警告，不叫我们打听1号囚徒的案情呢？这真是一个“谜”！
管它呢？人贵在有自知之明。一个摘帽右派，尽管你人面狗脸地背着瓦斯检查器，好像是个技术人员的样子，但剥下我这身矿工装束之后，充其量仍不过是个弱不禁风的稻草人而已，无论是东风、西风、南风、北风，都能使我拔地而起，何况眼前席卷一切的是“史无前例”的十级强台风呢。尽管我用理智在警告自己，但不知为什么，我的感情却常常和理智相悖，我头灯的灯光射向他的时候多了，眼睛观察他的时候多了；甚至在他汗流浃背地指挥着夺煤大战的时刻，我不自觉地走到他的身旁，去充当他的一个小卒。比如：他要开动割煤机了，我去拨开轨道上的电缆线；他在工作面要立红松支柱了，我递给他塞缝的木楔。其实，这些都不是瓦斯员的本职工作，但他那张汗水混着煤尘的黑脸膛，就像磁铁吸引铁屑一样，把我吸了过去。
我爱看他那张棱角分明的“国”字形的方脸，在黑沉沉的矿井之下，每个部位的搐动，都显示出坚毅的粗犷力量。如果把302采区，比作一台旋转着的机器，那“骆驼”就是带动无数齿轮旋转的主轴；如果把采区盏盏闪亮的头灯，比作浩渺的星空，那“骆驼”头上的灯光就是恒星，它吸引着无数的卫星围着他来旋转。
是不是他具有强大魅力的缘故，我很难用语言解释清楚，反正我也逐渐变成他“卫星”中的一个。由于接触多了，我又从“骆驼”极其细微的地方，发现了许多我难以解释的现象。比如：别的囚徒挂身上的代号都是从“2”字开始的三位数字，201、202……唯独“骆驼”的工作服上的代号是笔直的一竖——1；其他犯人的号码是用白色铅油打印在工作服上的，色泽鲜明醒目，而“骆驼”的代号却是紫红色的，在煤尘弥漫的采区，如果不仔细观看，简直难以识别清楚。所有犯人每天行动的路线是矿井至牢房，牢房至矿井；而“骆驼”则可以在每个采区任意穿行，甚至还可以坐上电机车到井上去拿采煤用具。当电机车经过井口的岗楼时，值勤的战士似乎对他视而不见，即或是夜班——犯人最容易逃跑的时候，“1号”也可以在井上井下自由通行。眼前，采区和冒顶塌方搏斗所用大批木料，就是“骆驼”深夜出井，用电机车从木料场载运到井下来的。
302采区正进行着抢竖密集支柱的战斗，“骆驼”站在工作面的最里边，他像指挥着一场殊死决战的将军，在滚滚的浓黑烟雾之中，巍然屹立在阵地前沿。仿佛既听不见顶板“咔咔”的下沉渐裂声，也听不到煤粉混着杂石坠落到他柳条帽上，发出的“嗵嗵”的声响。他严峻地紧闭着嘴巴，不说一句话；但是他那双锋利的目光就是命令，犯人们按照他两只眼睛的吩咐，穿梭般地把一根根红松扛进工作面，片刻之间，302采区成了地下林海，经过一场鏖战，挺拔的红松终于顶住了高山倾泻下来的压力……
活儿无法再干下去了，犯人们躲在石砌的巷道里开始打盹，有的靠着潮湿的石壁竟然发出了鼾声。我，也参加了往工作面扛运木料的抢险工作，尽管浑身疲惫得像一把散了骨架的伞，但无论如何也没有一丝睡意；我的思维就像一台计算机，想解答出“1号”囚徒之谜。就在这时，有人拍了我肩膀一下，我扭头一看，正是我揣摸不透的人物——“骆驼”。他一向喜欢用动作代替语言，这时他朝我点点头，好像有话要说，我站起身来随他走了。
离犯人们大约有二十多米的地方，地面上横躺着一根圆木，我们在圆木旁停下脚步。我不愿和他坐得太近，便在圆木的一头坐了下来，离“骆驼”有一米多远。
“叶涛——”他直呼我的姓名。
我惊愕地睁大两只眼睛望着他。司马云龙主任在我们下井之前，已经叮嘱过我们，一不要询问犯人姓名，二不要告诉犯人自己的名字；呼唤犯人时只许叫代号，犯人有事喊我们时称呼瓦斯员。扪心自问，我严格地执行了司马主任的指示，可是“骆驼”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呢？
我默然地望着他，不知道该不该答应他的呼唤。
“我不但知道你的名字，”他启齿淡淡一笑，被煤粉染得如同黑种人一样的脸上，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我还知道你是刚到矿山不久的摘帽右派。”他不客气地直接道出了我的身份。
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从我心中升起，我想说两句什么话，可是说什么呢？难道“骆驼”说错了吗？我犹豫着，寻找着回答他的合适言词。可是他没容我说话，就接着说了下去：“你用不着不好意思，我这个老煤黑子说话就是不会拐弯。这年头，帽子店的买卖兴隆，头上有一两顶帽子，算不了什么稀罕事。比如我吧，脑瓜上就顶着两个帽子，叫‘黑工贼’加‘走资派’，那个大白脸司马懿的十八辈孙子，带着那些乌龟、八怪夺了矿山的权，叫我这老‘煤黑子’去什么五七干校。我说：‘用不着你们操心，我自个儿会找改造的地方。’我把行李卷一打，让老伴在工服上用红丝线缝上个号码，鸟儿钻进牢笼里来了。这么说，你该知道我是谁了吧？”
“你是矿长？”我轻声地猜测说。
“对。所以工服上缝了个‘1’字。”
“这儿是谁愿意来就能来的吗？”我疑惑地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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