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有什么必要？”我惋惜地说，“难道这儿比五七干校还好受一点？”
他用眼睛斜睨了我一下：“我从当矿长那天起，就没有好受过，永远是今天这副模样。我不去干校，是我舍不得这座矿山，它是我身上的肉疙瘩。谁知道这群造反的家伙，把它弄成什么球样！我就留在这儿，让他们看一眼，扎眼珠；咬一口，扎牙床；吞下去，扎嗓子。眼下这小子拿我没有办法了，才巧立名目，把几个专职瓦斯员从我身边调开，随后把你们几个不了解矿山情况的摘帽右派——半路出家的假和尚弄到我身边来，千方百计想把我变成光杆司令。可是他瞎了马眼，我在这座煤矿三十多年了，到处都有耳报，你们几个还没下井，我就什么都知道了。叶涛，你明白对你讲这番话的意思吗？”
我沉默着，既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因为这些复杂的情况对我来说，一无所知，因而无言以答。
“你为什么装哑巴？”“骆驼”两只眼睛瞪着我。
我能说些什么呢？我下意识地感觉到，自己正在观看一出70年代的《真假李逵》的戏剧，说司马云龙是个假李逵吧，他是现在矿山革委会主任，手里握着权力的“板斧”；说“骆驼”是个假李逵吧，这个魁梧的大汉，本身就具有“黑旋风”的相貌和气质，他在井下的行为都那么坦荡磊落，对我倾吐的每句话都那么直率赤诚。我自知感情天平的重心，在向“骆驼”的方向倾斜。但耳畔又萦绕着司马云龙的叮咛之声：“要高度警惕1号对你们的污染……”我的心不禁战栗起来。为了不在这幕时代的戏剧里扮演角色，躲开矛盾旋涡，还是离开“骆驼”身边为好。
我以去检查瓦斯为名，抖了抖肩上背着的瓦斯器，刚从那根圆木上站了起来，一盏头灯的雪亮光束，突然照在我的脸上。在井下，用头灯这样照人面孔，是极不礼貌的行为，就如同夜间行驶在马路上的汽车，突然打开了车前的大灯，不但使对面的行者难于睁开双眼，而且使人感到头晕目眩。
我真想训斥这个犯人一声，但张开嘴巴，却喊不出声——来者不是什么犯人，正是矿山一号人物司马云龙……
三
在这“真假李逵”相遇的巷道里，我在这儿停留一秒钟都是多余的，最妥当的上策是一个字——走。奔哪儿？矿井之内巷道四通八达，到哪儿都能找到躲避“炮火”的安全洞。我装作没有看见司马云龙的样子，沿着煤巷和他相背而行。
人，真是个不可思议的矛盾总和，当我走了十几米远之后，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占据了我的整个身心：白班时，司马云龙下井是很可以理解的；夜已过半，他为什么到井下来？要知道，虽然我不想卷入“台风”中心，但用眼睛识别真理和谬误的愿望还是有的。特别此时此刻，井上的权威人物和井下的黑脸金刚，在狭窄的巷道里不期而遇，也许会有助于我分清“真假李逵”呢。
我靠在302采区拐角的煤壁上，用手扭灭了塑胶帽壳上的头灯。在黑如墨染的巷道，我的影子立刻变成了零。我以1.5的最佳视力，盯望着那两个和我生活发生着密切关联的人物。
奇怪！在这僻静的角落，堂堂的司马主任竟然先向“骆驼”打招呼。他既不叫他为“1号”，也不喊他“骆驼”；而是恭谦地叫了一声：
“骆枫同志——”
“你在喊谁？”“骆驼”脸色板得铁青。
“哎！你何必这样固执？”司马云龙摆出要和“骆驼”攀谈的架势，坐在那根圆木上。他屁股刚刚坐定，骆驼好像被弹簧弹起来的物体似的，从圆木上一跃而起。司马云龙只好直直身腰，也跟着站了起来，依然劝解地说：“我们坐下以心换心，好好谈谈嘛！”
“批斗大会上你讲过的话，难道忘了吗？”
“什么话？”
“造反派和走资派坐不到一条板凳上。”
“那不是在群众场合吗？你……”
“我怎么？我怕我这老‘煤黑子’身上的煤灰，黑了你高贵的屁股，有话还是站着说吧！”“骆驼”高声朗朗地说道，“别磨蹭时间，咱们开门见山，直来直去。”
“好吧，矿革委会经过研究，觉得你曾经是一矿之长，虽说有点错误，但不能批准你的申请。戴柳条帽，蹲牢房，那是犯人的待遇，我们决定叫你离开这儿。”
“去哪儿？”
“知道你从十几岁就开始背煤，和煤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不叫你去五七干校了，调你到另一个劳改煤矿任技术科科长。”司马云龙说着，从工服兜里掏出一张打字纸，递给了面若冷冰的“骆驼”。“现在，你就可以出井了，休整两天，去新的煤矿上任。”
“谢谢。”
“不用谢我，这是我们的干部政策。”司马云龙露出一丝喜悦的神色，“我们对你还是信任的。”
“要是我辜负了你们的信任呢？”“骆驼”两眼似睁非睁地询问说，“比如，我心甘情愿戴这柳条帽，心甘情愿听别人喊我1号。”
“我想，天底下没有给台阶不下的傻瓜。”
“我就算一个。”“骆驼”毫不含糊地回答。
“骆枫同志，你……”
“别磨舌头了，我骆枫愿意当那个傻瓜。”“骆驼”对那张打字纸看也没看，顺手递给了司马云龙。
司马云龙像根木桩子一样愣了片刻，收起那张调令匆匆走了。他显然怒火中烧，经过我身旁时居然没有发现我的存在，我听着他水靴踩着巷道积水渐渐远去的声响，心里不禁有点责怪“骆驼”的执拗。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目睹过许多造反勇士的神威，他们把许多“走资派”视若路旁的小草，可以任意蹂躏践踏。像司马云龙这样亲自来请“走资派”走马上任的事例，几乎非常罕见。我很想去规劝“骆驼”几句，但是一想到自己的身份，热情马上冷却成了一块严冰。这时，“骆驼”那双入木三分的眼睛，不知怎么发现了我的存在，向我喊着说：
“叶涛——”
我扭亮了头上的矿灯，从巷道拐弯处走了出去。
“你听见我和司马云龙的谈话了吧？”他审慎的目光盯望着我。
我不想撒谎，回答说：“是的。”
“那你对我更清楚了？”
“你叫骆枫。”
“别这么叫，犯人都喊我的外号——骆驼！”他说，“今后，在302采区，你也喊我骆驼好了。”
我看看周围一片漆黑，犯人们已熄灭了头灯，在巷道里东倒西歪地酣睡，便向“骆驼”悄悄地袒露心声说：“你很爽直，也很诚恳，就是太固执了，我看……”
“你说我固执？”“骆驼”一摆手，打断了我的话，“你还根本不了解司马云龙，你知道他为什么夜半下井给我下调令吗？不说不知道，说了吓你一跳。刚才井下冒顶塌方，我出井去料场装木料，闻着有点怪味儿，原来料场旮旯防雨布下藏着一垛樟木。井上干部早有人告诉我，说司马云龙大发造反横财，他指使人借着采买坑木为名，套购来大批南方樟木，和城里木箱厂里勾外连，今天，歪打正着，我抓住了司马云龙的狐狸尾巴，我把它装上机车，都拉到井下来了。他沉不住气了，半夜才往井下跑……”我想起刚才抢险的紧张时刻，确实闻到了一股极浓的樟脑油味儿，当时我以为是瓦斯突然喷发，而导致的井下气味异常，但是抽查了几处的瓦斯，瓦斯始终没有超过限度。“骆驼”一说，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在一场抢险的混战中，把樟木也拉进井下，当成支柱，支撑在工作面里了。
“知道了吗？叶涛。”“骆驼”愤慨地把五指握成拳头，粗大的指骨发出咔吧咔吧的声响，“所以，司马云龙匆匆忙忙下井，用封官许愿的甜头，想把我哄出矿山，你说，我能去戴那顶乌纱帽吗？除非他把我五花大绑，戴上手铐、脚镣，押出这座矿山，或者赏我一颗枪子儿，不过，这个龟孙还没那么大的胆子。”
不能不承认，“骆驼”在渐渐地征服着我。尽管这个老“煤黑子”，说话粗俗一点——有时也冒出几句文绉绉的词儿——但他的灵魂是透明的，就像井下的乌金一样，别看外表又黑又脏，可是它的灵魂是一团熊熊烈火。站在他的对面，我感到一股灼热的力量，正在融化着我那颗早已封冻的心。我想“骆驼”不也是身处逆境吗？可是他承受的压力是我的几倍，但他就像挺立在万吨压力之下的红松，宁可折断身腰，也决不向高压低头；而自己呢？“明哲保身”的生存哲学，在漫漫的驿路上不知不觉中渗透进我的骨髄——在“骆驼”这面镜子面前，我感到了内愧。
沉思了许久，我说：“我还有一个疑窦，能不能问问你？”
“说吧。”
我俩重新坐在那根圆木上，我说我们初到矿山那天夜晚，在夜光篮球场上参观了矿山反贪污展览会，司马云龙在会上……
“叶涛，你肚子里那点墨水，是不是都改造没了？你想想，连夏天树上的知了，不都有一层保护色嘛！”“骆驼”掰着他乌黑的手指，对我打着比喻说道，“草原上的狼，颜色像黄草眼镜蛇的皮，颜色像它盘绕的树干；你看——”他捡起一块黑煤石，举到我的眼前说：“这块分明是石头，可是黑得像乌金，这个龟孙用的就是隐身法，蒙上了群众的眼睛之后，他才伸出了那只黑手。当然啦，矿山也确实有那些贪小的干部，弄点坑木打个箱子；捡点铁丝洋钉之类的玩意儿，去卖废铁。尤其是那些头发长、见识短的干部家属，连道边上的一个暖壶塞儿也当宝贝。说穿了吧，那些不要脸的干部满地抠芝麻，他搂在怀里的是整桶的香油。”
“真是这样？”
“你是不是信不过我？”“骆驼”反问我说。
“不是……”
他猛然解开工作服的纽扣，从贴身小褂中，掏出几张党费单据来，对我说：“你不相信我，可总该相信它吧！”
我知道“骆驼”误解了我的意思，忙解释说：“我渐渐认识你了，可对司马云龙，总觉得他不像……”
“骆驼”来了火气，一下打断我的话说：“该怎么来对你说呢！新中国成立后，我当矿长时，他是矿里的一个小勤务员。我看这孩子挺机灵，又有高小文化，就调在身边当了小秘书，还介绍他入了党。谁知道这家伙人小鬼大，‘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他第一个起来造我的反。说我是走资派，我认倒霉，谁叫我戴上矿长这顶乌纱帽了呢！说我是黑工贼，我可和这家伙唱了一场‘洋梆子’，我说：我黑在哪儿？不错，脸庞是黑点，心可是红的。新中国成立前，我在这个矿山就参加了地下党。解放时，带着矿工护矿，国民党把我关进水牢，我哪点黑？那家伙也真有歪词儿，他说我当这个劳改煤矿矿长的时候，曾经抢救过一个犯人。是有这么一回子事，有一回掘进，开炮时，打穿了地下水眼，有一个历史反革命的罪犯，被淹在工作面，我冒着危险，把这个犯人背出来了。就为这件事，司马云龙说我是个黑工贼，说我这个矿长和国民党合伙穿一条裤子。叶涛，你想想，咱们的劳改政策里不是有一条，叫作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吗？我这老‘煤黑子’干错了吗？难道看着他淹死在巷道倒是对的？”
我没有回答。面对着这个疾恶如仇的“骆驼”，正义的热血，开始撞击我的胸膛。我真想把他那两只大手，紧紧地握在我的手掌之中，说些我应该说的话；但当我伸出手去时，不禁又缩了回来，因为我怕在哪个幽暗的角落里，藏着一双窥视我的眼睛。我用他一个人能听到的细微声音说：“我理解您了，骆矿长。如果您还信得过我这个摘帽右派，您就把我当成前任的瓦斯员，您有事只管吩咐好了！”我把“你”字改称为“您”这个尊敬的字眼。
“我早就等着你这句话呢！”“骆驼”毫无顾忌地高声说，“不然，我为什么总找你谈话？”
我笑了：“您了解我吗？”
“你在井下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在眼里，你不怕脏累，工作认真……”
“就凭这个？”我问。
“我虽说是个半大老粗，也不那么简单，你们的劳改队队长把你档案里的东西，在你下井之前就对我讲了。叶涛，我这老‘煤黑子’没有别的话告诉你，只对你说一句不合潮流的文明词儿——要相信中国的明天，打鸣的公鸡总会叫的。你明白吗？”
我不顾一切地握住了“骆驼”的手，接着眼眶有些发酸，那不听理智约束的眼泪，顺着脸颊流淌下来。要知道，我在坎坷路上的跋涉中，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干部，对我说过这些私房话，想不到在这深深的地壳之下，在这社会的最底层，一个满脸煤灰的老矿工，重新给我心灵里点燃了希望的火光，我怎能不激动得热泪盈眶呢！
也许是那泪水滴到了“骆驼”的手背上了，他突然仰起脸来，解下他脖子上那条“白”毛巾，递给我说：
“真没出息，中国有句成语，男儿有泪不轻弹，擦擦！”我脖子上也有围巾，但我还是用“骆驼”那块又黑又脏的毛巾，擦了擦眼睛。我把毛巾还给他的时候，说：
“有什么我能办的您说吧！”
“行。”他放低了声音说道，“这些犯人当中，多数还分得清黑白，可是古话说，有向着灯的，也有向着火的，我眼下又算半个囚徒，所以有那么几个犯人，想拿我在司马云龙面前立功。我到工作面去清点樟木的数字不太方便，你去一下，就说是去检查现场瓦斯。”
我站了起来说：“马上就去。”
“稍等一下！”“骆驼”从口兜里掏出来一截约有一寸多长的铅笔头，在一块巴掌大的烂纸片上画了一阵，把纸片递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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