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胸前挂着望远镜，腰里佩着宝剑（洞箫）！要是再给你一头驴和一把长矛，你可以扮演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的新式堂吉诃德了！”
他瞪了我一眼：“你怎么又提演戏？”
“祝你永远孑然一身，打一辈子光棍。”
“光棍是苦哇！”东方汉阳感叹地说，“可是，像‘夏天的樱桃’那号的，叫她见鬼去吧！我宁愿打光棍打到死。”
“用代数方程式去解剖你刚才的话，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要有合适的姑娘，你还允许我俩再当一次‘红娘’？”我问。
“谢谢！下辈子吧！”
之后，无论我怎么把话题往这方面拉，以解除在漫漫古道上的跋涉之劳，他都没有再说一句话——东方汉阳陷入了沉默之中。
东方汉阳就是这样一个怪人，他要是不想说话，就是拿来能撬动千斤石头的撬棍，也难撬开他的紧闭着的下巴。我就这样陪着一个会说话的哑巴，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当我们抵达农场边境落凤坡时，太阳已经升上了头顶——十四五里的负重行程，我俩都变成从水里捞出来一样的“汗人”了。
东方汉阳的新居，是一间屋顶上长满了茅草的土坯房，房前有半扇失修的磨盘，石磨周围拉满了野鸟的粪便。它告诉我：这儿是两条腿的人很少光顾的地方，倒像是鸟儿和其他幼小动物出没的领地。我望着土坯房大窟窿小眼的窗户纸，望着土坯房前前任看青人留下的土灶和掉了一个耳朵的破铁锅，一种悲凉的感觉油然而生。我想：我们的夫子先生能把生米变成熟饭吗？远离集体孤身索居固然幽静，但他一个人能料理好自己吗？几个月之后，会不会变成我们的祖宗——生吃五谷杂粮的类人猿？
他倒显得很高兴，对着这块世外桃源在憨笑着。似乎小屋旁边的青草、绿树、蛙鸣、鸟叫，都引起他极大的兴趣。他竟然忘记跋涉之劳，像个稚气的娃娃那样，一下跳上磨盘，举起胸前的望远镜，仿佛一个“花子将军”似的，向原野、向天空眺望着。直到我把屋内收拾干净，“花子将军”还没有离开制高点——那盘石磨。
“我要走了。”我有点酸楚地说，“这儿蚊子成群，你揪点苦艾来，打点蚊绳。晚上在屋里点着，以防蚊子轰炸！”
他“嗯”了一声。
“注意，那个土灶离屋子太近，你点火时，别把屋子点着烧了！”
他点点头。
我看他魂不守舍地一个劲朝东边看，便狠狠拉了他一把：“你都听见了没有？”
“叶涛！那边有一条小河，水是蓝的，可真美！”
“那是农场和老乡之间的分界河。”我不厌其烦地叮嘱他说，“老乡管咱们就业人员一律叫‘二劳改’，管劳改农场叫‘动物园’，意思是里边关着老虎、狮子、恶狼。你要小心一点！”我自知这些叮咛，对于执拗的夫子先生来说，等于数学中的零。出于深厚的友情，我还是像个碎嘴老太婆一样，把他应该注意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掰开揉碎对他叮嘱个够，然后，才启程归队。从1957年之后，我们俩像两颗宇宙间的尘沙，被时代的飓风卷着，不知转换了多少劳改单位，始终没有分开过，而眼前是第一次离别。惜别的感情占有了他。他像十八里相送的梁山伯，送我一程又一程，把我送出老远，才挥动着手里那支洞箫和我告别……
一个月之后，我挑着担子，给东方夫子去送给养。在我想象中，他那间屋子，一定和猪圈画了等号；人嘛，比白居易诗中的“卖炭翁”强不到哪儿去。也许只有他的牙还是白的——因为他可以几天不洗脸，却从来不忘记刷牙。可是当我走到他那间茅屋时，竟然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开始我怀疑走错了路，但是那一扇破磨盘却告诉我：“叶涛！你并没走错。”真是活见鬼了！那间屋子的窗户上糊着雪白的窗户纸，磨盘周围的鸟粪打扫一光。我想推门进去，“当”的一声碰门了；抬头一看，门上挂着一把锁。我想：也许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学说，正在把夫子先生铸造成一个能适应生活的人——但愿如此。
怀着欣喜之情，我跳上磨盘，用手遮着阳光，踮着脚寻找东方汉阳。7月的田野到处滴青流翠，亭亭玉立的玉米，吐出一片红缨——哪儿也没有夫子先生的踪影。大自然慷慨地献给原野一片浓绿，除此之外，就是小河边苇塘里水鸟的追逐嬉戏声了……
忽然，有几只水鸟惊叫着飞了起来；顺着河边小路传来一阵“嚓嚓”的脚步声。一定是东方汉阳来了，为了报复我寻觅他之苦，我把粮食担子往磨盘下推了推，顺手捡起一个土块，蹲在磨盘之后，准备当他出现时给他一个突然袭击。可是当我举起手来，要把手中“炮弹”投掷出去的时候，发现沿河边小路走过来的不是夫子先生，而是一个村姑。看上去，她有二十四五的样子，头上围着一圈遮阴的柳条，柳条上的绿叶和她那齐耳的短发，包围着她那圆得像转日莲一样的脸庞。在她那红苹果一样的脸颊上，柳叶眉向两鬓斜飞，一双杏核眼饱含着笑意。她体态丰满矫健，左胳膊上挎着一个沉甸甸的竹篮儿。她一边喜气盈盈地向前走，一边把篮儿里的歪嘴蜜桃送到嘴里，甜甜的桃汁溢出嘴角，在她厚厚的嘴唇上闪着亮光……她显得那么生气勃勃、无忧无虑，似乎蓝天、白云、绿草、野花，都是为她而存在的。她——简直就像是油画中的“自然之女”。
她赤着脚丫，一直朝东方汉阳住的那间土坯房跑去。她像在自己家门那么随便，掏出钥匙捅开了门锁。大概是她嫌屋子里闷热的缘故吧，她又挎着竹篮儿走了出来，把竹篮往磨盘上一蹾，轻轻一跳，便坐在了磨盘上。
我的心剧烈地跳了起来：这个村姑来干什么？又怎么会和夫子先生有了来往？我在磨盘后边睨着她的背影，暗暗地盘算着。她并没觉察一个陌生人的存在，一边惬意地吃着蜜桃，两只脚丫还垂在磨盘之下前后摆动着；仿佛她并不急于找到东方汉阳，有充足的时间坐在这儿静等。我则内心十分焦急，中午必须归队，不能总躲在磨盘之后，应当问个明白。我站起来刚要张嘴，一下子又把话咽进肚子。我的天！她胳膊上套着一块红布，她——是个农村的女红卫兵。
“是不是东方夫子被专了政了？”我真是不敢再想下去，本能地又蹲了下去，由于心急，忘了脚边还有一条竹扁担。“哗啦”一声，扁担从粮袋中间溜到地上。
材姑猛然回过头来：“谁？”
我只好站起来：“请问……”
“嗬！又是一个‘四只眼’（指戴眼镜的人）。”她一个鹞子翻身，站在磨盘之上，用那种与其说是讥笑，不如说是调皮的声调说，“喂！你是不是给这个‘四只眼’送粮的？”她指了指那间屋子。
“是。”我像是审判官脚下的囚徒，回答说。
她嘻嘻地笑了：“为啥那样看着俺，俺又不会吃人！”
我仍然余悸未消地问：“屋里那个看青的，他……他到哪儿去了？”
“这个榆木疙瘩，哼！”村姑把桃核往远处一扔，扭回头来对我说，“在屋里只认书本，在屋外就认这片玉米地，说句真话吧，你们‘二劳改’来这儿看青的，俺见过的多了，别人都背着手在地头溜达溜达；这个榆木疙瘩，算是蝎子拉屎——毒（独）一份！肩膀上不离那把月牙锄，要是不戴那副眼镜，倒有点像受苦的庄稼汉。这时候，玉米地热得像老君爷的炼丹炉，他准是到炉子里炼功夫去了。不信，你就等着瞧！”说着，她把手卷成个喇叭筒，朝青纱帐尖声喊着：“看青的东方——东方——”
果然，喊声过去不久，东方汉阳光着脊梁，风风火火地从玉米地里钻了出来。村姑一下抛开了我，从篮子里拿了两个歪嘴蜜桃，朝东方汉阳迎了上去。她毫不忌讳我的存在，大大方方地把蜜桃递给了东方汉阳，说：“这是俺队上果木园里分的，吃了它解解渴。”更使我惊奇的是，东方夫子毫不推拒，把桃子一下送进嘴里，这，不禁使我呆若木鸡。
“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自己问着自己。一个戴红袖章的女红卫兵，给一个“四只眼”的“二劳改”送桃子吃，而这位东方汉阳吃桃子时的那股劲儿，就像吃我和大郭送给他的食品一样坦然，岂不怪哉？看看刚才村姑捧桃子给他的虔诚样儿，再看看他俩站在那儿无拘无束的神态，一个判断，闪电般地涌上我的脑海：莫非东方汉阳又走桃花运了？看样子，这磨盘周围鸟粪的消失和那窗棂上糊起的雪白的窗户纸，并不意味着达尔文学说在夫子先生身上得到体现，也许是这位赤脚的村姑，对夫子先生起着达尔文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可不是嘛，此时此刻的东方汉阳，大口大口地嚼着蜜桃，竟然看不见他的朋友——叶涛，正在烈日炎炎之下，望着这幕带有田园诗意味的喜剧哩！
若不是那位村姑提示他，我也许会像我身旁这个破旧磨盘，被世界永久遗忘在这儿。村姑朝我努努嘴，东方汉阳才望见了我，立刻朝我跑了过来：“哎呀！我真想你。”
“你心中还有我这个朋友？”
“干吗要挖苦我呢！”
“一切一切都像诗一样美妙。”我悄声地说，“你到这块‘世外桃源’才一个多月，就……就又来了一次‘罗曼史’？”
“你别胡说。”他低声反驳道。
“我的两只眼睛，虽然也戴着眼镜，可是并没有瞎，你明白吗？”
“当然！当然！不过……”
“那一颗颗歪嘴蜜桃，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我趁热打铁地对东方汉阳“追击”说，“你知道那歪嘴红桃像个什么？”
他摇着头，表示他不懂我的意思。
“像村姑胸膛里那颗鲜红的心。”
这下，他那白皙的脸颊猛地涨红了一片。他向我结结巴巴地解释说：“她叫刘大翠，是河那岸看果园的。有时候她蹚过那条小河，来帮我做做饭，我帮她学点文化，你看她——”
我回头望去，那个村姑俨然像是夫子先生的家庭总管，正把我挑来的粮袋，提到那间土坯房里去。她力气很大，一手提着一个粮袋，显得毫不吃力，两只脚板，叩打在地面上，发出“当当”的声响。她把粮袋提进屋后，挑着一副木桶走了出来，笔直地奔向小河河边。水桶在她身前身后轻轻摇动着，搭配上她那有节奏的步点，简直不像是在走路，倒像是在大自然的舞台上，跳着和谐优美的东方舞蹈。
我神往地望着她的背影。她走到小河边上，从扁担上摘下一只木桶，然后把另一只连着扁担钩的木桶向河里一扔，摆动两下之后，两条丰满的胳膊向上一提，就把一桶水轻轻提到了小河岸上。当她把第二只空桶向河心抛去的时候，她那双略带点野性的杏核眼，向我们飞过来一瞥目光：仿佛她已经发现了我俩正在议论着她，因而有些失神，那只木桶脱离了扁担钩儿她还茫无所知。我刚想提醒她“水桶漂走了”，大翠已经跳下小河，去追逐那只顺水漂流的木桶。当她提着木桶走上岸来，那身滴水的衣裳，紧紧地贴在她饱满健壮的躯体之上。她怒中含有娇嗔地朝我们喊道：“你们一对‘四眼’，看俺干啥？”
我回答说：“你要是不看我们，水桶怎么会漂走？”
她放下手里的水桶，挺着胸脯走了过来：“你们议论俺啥话哩？背人没好话。说——”
东方汉阳无所适从地解释说：“大翠！这是我的朋友。我们没谈你什么！谈的都是劳改队里的事情。”
“吃柳条子拉粪筐——满肚子瞎编。”村姑双手叉腰，审视的目光一动不动地盯在我的脸上，“俺告诉你，俺虽没有多高文化水儿，俺们那位小学的老师，可是一个‘大学问’。俺们老师在1957年稀里糊涂地也给戴上一顶右派帽子，留在俺们村里监督劳动。他告诉俺，河这岸劳改队里也有像他那样的冤枉鬼，比他受的罪还重。俺看着你们东方就是俺老师那样的冤枉鬼！俺坐在果园树杈上暗暗盯了他好几天，他像头牛一样卖力气干活，却连一顿热饭都吃不上。人心都是肉长的，俺就过河帮他点忙，俺不怕你们说话像是吃了枪药一样的劳改队长，俺……”
东方汉阳制止地摆着手：“大翠！你胳膊上可戴着红箍，轻声一点。”
“俺才不怕哩！俺刘大翠是贫农出身，不像你们，树叶下来都怕砸破脑袋。”说着，村姑把她胳膊上的红袖章往下一拉，用食指挑着在空中转了几圈，咯咯地笑了，“实话对你们说吧，这是俺把一条破红裤衩撕了，箍在俺胳膊上，当个时髦的幌子。你们明白了吗，‘四眼’？”
“明白了。”我默认了“四眼”这个不好听的称呼。这个透明得像水晶一样的村姑，她的一切字眼都是纯洁的，因为她直爽到对语言不加选择的程度，我，理解她那颗善良的心。
“那你就该嘴上贴个封条，回劳改队之后，别打东方汉阳的小报告。”她下命令一样地对我说。
“谢谢你。我巴不得有个人能照顾东方汉阳呢！”
我走了。
东方汉阳送我老远还不停步，他似乎有话要说，而又难以出口。还是我反客为主，对夫子先生说：“老兄，你真有福气，在这儿又碰上这位村姑。”
“你对她印象怎么样？”他憋了半天，憋出这样一句话来。
“天字第一号的女性。”我竖起大拇指。
他有点得意地点点头。
“你是不是又动了凡心？”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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