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面红耳赤。头一炮就是没有响儿的哑炮，让我无地自容。多亏了年轻时的她，对我百般安抚，才没让我扔掉那支画画的笔。我在评报栏上写了一份自我检查，表示今后再不这么“浪漫”，要严谨地对待每一幅插图。本来，这事也就算Pass（过去）了，可是有那么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点名要找画“拿着奶瓶喂羊羔”的我。我猜出来了，这是报社外边的读者，也对我进行炮轰了。于是我拿起电话听筒便说：“谢谢你对报社的关心，‘奶瓶’的事我已经检查过了。”言罢，我就迫不及待地挂上了电话。我刚坐到椅子上，电话铃又丁零丁零地叫唤起来，大美编说还是找我的，还说听那语音，还是刚才那位女性。道了歉还没完没了，这不是成心逼人上吊吗？我不禁怒火中烧，但又不敢在大美编面前爆炸，便拿起烫手的电话听筒，哆哆嗦嗦地说道：“你有什么意见，给报社总编辑写信好了，我……”
她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要干什么？”
“找您谈谈。”她声音很轻。
“我不需要教师。”
“不……不是，您听我说。”
“快点，别啰啰唆唆的。”
“电话里说不清楚。我恳求您给我一点时间，五分钟就行。怎么样？”
“工作太忙，恕不接待。”我第二次挂上了电话。
由于我对一个普通读者的粗暴，美编室的头儿和大美编们，对我进行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帮助会。回到家里，我妻子柔声细语地对我进行开导说：“你们搞艺术的，神经都太敏感，也许人家并没有什么恶意，你却伤了人家的心。”妻是搞医的，走出校门脖子上就挂了听诊器。她心肠极软，遇事总是为对方着想。她见我神色郁郁，便讲笑话为我解烦。她说：“你知道苏联有个叫巴甫洛夫的心理学家吗？他做过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他喂狗的同时要按响电铃。有一天，电铃响了并未给狗食，于是狗便嗷嗷地嚎叫着造起反来。这就叫条件反射。”
我知道她是在影喻我，便说：“我们俩在一个圈里生活，我是狗，你是什么？摇篮里的小芸芸，又是什么？”
“谁爱噘嘴生气，谁就是狗。”她说，“你刚才嘴噘得都能挂得住一瓶液体葡萄糖了！”
看看衣橱镜子里的自己，我笑了。不用看，镜子外边的她一定也在笑着。回头一看，可不是吗，她正用手背捂着笑哆嗦了的嘴唇呢！
那是一个星期天，北京城下了头场大雪。我背着画夹子，从景山写生归来，已是黄昏时分。在院子里我掸掉肩上的雪，待推开屋门时，从屋里传出一缕歌声：
睡吧
快睡吧
我的小宝贝
结婚二年了，不知她有这样一副金嗓子。这一发现，萌发了我的冲动，我轻手轻脚地走向屋内的摇篮，想出其不意，用冰冷的嘴唇去亲她的发鬓。可是当我走到她背后时，蓦然一惊，我发现晃着摇篮哼唱摇篮曲的她，竟然不是我的妻。我妻头发平日总是剪得短短的，这是便于把它塞进医生的白帽子里；而眼前这个晃着摇篮的她，乌黑的头发披到了肩上——在50年代中期，这是十分罕见的发型。
多亏有了这个重要发现，使我没干出越轨的事情来。就在这短短一刹那，她回过头来，对突然出现在她背后的我，不无惊愕地说：“您是鲁笛同志吧，隔壁邻居把你爱人找去看病了，让我在这儿照顾一下您的女儿。”
那是一张苍白的面孔。她眉毛修长，眼睛弯弯，由于鼻子和嘴的部位，严严实实地包围在一张大口罩里，使我难以对它的美丑作出判断。但从那张口罩上，我猜想她很可能是我妻医院的同事——医生或护士有戴口罩的职业习惯，再不她就是感冒了；否则，在这温暖的屋子里，戴哪门子口罩！？
我放下画夹，摸摸在雪地冻红的耳朵，又看了看在摇篮里甜睡的小芸芸，说道：“真谢谢你了，你是……”
她半低垂着头，没有回答。
她困窘而木呆的神态，引起了我的好奇。我再次问她：“你是我爱人的同事？还是……”
她摇摇头：“不是。”
“那……”
“该怎么对您说呢……”我进屋来，她已经用了几个您字了，都是同龄人，何必一个劲地使用这个字眼呢？我说：“不必客气，请喝茶吧！”我把沏好的一杯热茶递过去，又甩去我的外衣，把它挂在衣架上。当我折身回来，她竟然纹丝未动，既没摘下她的口罩，也没动一动那只冒着水汽的茶杯。她魂不守舍地向窗外凝望着——那儿飞着团团白絮。
一种尴尬气氛，开始升腾在屋子里。我想：妻能把小芸芸交给这沉默寡言的长发姑娘照管，至少是妻的朋友，便有意打破沉闷的空气，开心地说：
“你嗓子不错，受过声乐训练吧？”
“嗯。”她答应了一声，又急于否认，“没，没有。”
“歌舞团的？”
她先是点头，后又摇头。
莫名其妙——真是莫名其妙。又承认，又否认；又点头，又摇头。
沉默。
但是沉默是难耐的，因为屋子里只有芸芸之外的我和她。于是我硬着头皮找话说：“刘淑芳演的《宝贝》，你听过吗？”
“听过。”
“你的嗓音很有她的味儿，只是声音共鸣没有她好！”
“您别……别……说了。”她又用了“您”这个不该用的称呼。
我心里暗想：客气过度就变成虚伪，我这小字辈的美术编辑，常常称呼那些大画家为“您”，有的出于真心的崇敬，有的纯属奉承；而在我这两间寒酸的斗室里，这个陌生人却把我视若主子，连连用“您”字相称，这真有点折我的寿。要知道，我不过是个二十挂零的小青年！
这女孩活得一定挺压抑的，我迅速作出第一个判断；第二个直感则是：她嗓子虽好，可能唱的都是悲怆的苦歌，那支《宝贝》里就深藏着盼望和忧郁。我进一步推论：她可能是一个什么患者，因对我妻子有所求而迈进我家门槛的。
这时，门“吱”的一声开了，我妻子头巾上顶着一层雪花走了进来，兴冲冲地说：“你刚背着画夹子出门，人家就来了，姑娘一直在等你。”
“等我？”我耳朵都支棱起来了，像只受惊的兔子。
二
夜里，我被尿憋醒了。为庆祝这幅超现代派的《鼻子》完稿，晚上多喝了两瓶青岛啤酒，破天荒地起床解手。扭开床头暗灯，目光本能地向画案眺望。那幅“红辣椒”还悬挂在案头墙壁上，我哆哆嗦嗦地从厕所跑回床头，嘘着气钻进热被窝，沉睡着的妻子，竟然没被弹簧床的颤动惊醒。
我的肾功能可称极好，没有夜间上厕所的习惯。昨天晚上所以喝那两瓶啤酒，都是为请那位尊贵的客人吃饭；不，不该叫客人，还是先锋派里的一路诸侯，艺苑里画霸中的一个。这个老家伙不知怎么混的，他五七年画批判右派的《群魔图》起家，“文革”中又为文艺旗手女皇摇旗呐喊，七九年后，他把彩笔换成了钢笔，专事艺坛的评论文章。说怪也怪，见怪多了也就不怪了；他笔杆一摇，成了艺坛先锋派的大评论家。据云，他的评论文章具有美国《纽约时报》和法国《费加罗报》文艺专栏评论员的权威性。为此，他徒儿徒孙众多不说，每次带有新潮味道的美术评奖他都担当评委会的要职。前不久的一次评奖，在他力争下，把一幅叫作《无言》的画，提到第一位置。我的天！我那次去画展取经，曾仔细琢磨过那幅《无言》，画面上像鬼画符咒一般，涂满了连张天师也难以辨认的天画。这真是徒儿胜过祖了，那些符咒非中文、非外文；非甲骨文、非象意文。后据报刊介绍这位评论权威的发言是：这位青年画家是以超群的才艺，画下的无言符咒，其中囊括远古、近代、现在和未来，其意义绝对不次于明代军师刘伯温的《推背图》。其结论是无言胜有言，无画胜有画，是美术界的重大突破和锐意创新。
我是不是从这次画展而转弯子的？我自个儿也说不出个甲乙丙丁来。我曾暗自纳闷：要是伏羲、周公、鬼谷子、麻姑圣母活到现在，都能在艺坛荣获大奖。因为传说伏羲为《周易》画卦，其他像周公、鬼谷子、麻姑圣母等也都有各自的卦符留世，成为相面先生、风水先生、阴阳先生、算命先生、跳神巫婆等崇敬的先祖至圣。说归说，做归做，虽说我如坠十里云雾，但那金牌奖杯以及电视镜头的诱惑，如同亮在眼前的闪电。掰着手指头算算，我从当美术编辑混到画家的头衔，参加美展历历可数；偶然幸运有一两幅画儿，被选中参展，那画儿也是被悬挂在大厅的墙角旮旯，从没有得奖的份儿。用一句京剧舞台的台词来描述心情，真是“好不愧煞人也”！
政治家们常把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口头禅，这回我这政治的门外汉，也踩一回政治家们走的钢丝。昨晚我瞒哄妻子说，有画家朋友请我吃饭，便夹起那幅《鼻子》匆匆离家。其实，是我请那位权威评论家吃饭，我打听到那位画坛霸主是四川人，爱吃麻辣，吃饭的地点就选在了峨眉酒家。老家伙嗜酒如命，我要了一斤坛装的泸州老窖。我本来也有半斤酒量，但怕酒后吐真言贻误了大事，便弄了两瓶啤酒，连连和这位权威碰杯。待他一斤老窖入肚，我那两瓶啤酒被喝了个底朝天之后，我在饭桌上把《鼻子》这幅画展开给他看。当然第一个字的称呼是您：“您看……您看……这是我的一幅近作，笔锋是跟着感觉漫游的……”
老家伙本能地摸了摸他的酒糟鼻子，把画儿看了许久许久，嘴角绽出笑意，惊奇地感叹道：“对头！从具体到抽象，你的画有了不小的升华嘛！从现实主义艺术到先锋艺术，是要脱胎换骨的。像猴儿变人一样，是要割掉理性这个尾巴的。”
我受宠若惊。大概啤酒喝多了的缘故吧，我冒出了两句：“我恍惚感觉是从一个女人的鼻子上感受到一点什么，就画出了这幅画！”刚刚言罢，我看老权威锁了一下眉毛，忙改口说，“当然啦！这是一幅从理性到非理性的过渡作品，我舍弃了它的许多社会内涵，信笔画来，胡涂乱抹成了这个样子。”“对头！”老家伙把梨木烟斗往餐桌上一放，发出当的一声巨响，在我耳朵里，这声音就像欧洲中世纪君主神的权杖敲击神坛的轰鸣声一般。“说得对头，无论啥子时候，画笔屈服于理性驾驭，啥子时候就会画出失败的作品。我祝贺你的成功！”
我额头的汗立刻流下面颊：“您看，这次评选……”
“你送美展大厅吧！我明天就给他们打电话！”
…………
尿尿回来，我围着棉被半靠半躺地琢磨昨晚这幕戏，想到亢奋处，情不自禁地叼起一支骆驼牌香烟，“嚓”地点着了火。同时，我把床前暗灯的亮度加大，好使我在床上能把那幅《鼻子》看得更清楚些。
俗话说：人就怕入魔走火。真他妈的邪了门儿：我居然也会入魔走火。平日我习惯右手作画，左手夹烟并往烟缸里弹烟灰。此时我半躺半靠在床上，看着那幅《鼻子》和想到峨眉酒家的外交胜利，在这腾云驾雾恍恍惚惚之际，习惯地用左手去揿灭手里的烟蒂。我妻从睡梦中突然“啊”的一声，我低头看去，那灼热的烟头实实在在地戳在我妻子的鼻尖上。她一下子坐了起来，带着火亮儿的烟头被碰撞到了棉被上。她迷迷糊糊地摸着鼻子喊疼，我则跳出热热的被窝，扑向那滚在被面上的烟蒂。我顾不得那火亮儿烫得我手指头辣疼，蹿下床来，把烟蒂捏灭在画案上的烟灰缸里。那是在一眨眼的工夫完成的，新棉被还是被烧了一个黑洞。扭头再看惊吓过后的妻子，她似乎一切都明白了，正捂着脸在那儿抹泪花呢！
“怨我……我……”
“你是怎么了？半夜三更还起来抽烟？”她柔声细气地埋怨我，“要是你打盹睡着了，烟头燃着了棉絮，家可成了火葬场了！”
我再次跳下床，拉开抽屉，慌慌乱乱地找出一筒什么药膏，往她鼻尖上抹。她一把夺了过来说：“你拿错了。我嗅出味来了，这是冻疮膏，獾油膏在下层的抽屉里……”
我惭愧。我难过。我满面流汗……当我这入魔走火的事儿完结之后，她没想到她的鼻子疼痛——鼻尖上拱起了一个黄豆大的燎泡，反而安慰我说：“别难过了，谁让我当初非要嫁给你呢！我担心你会熬坏了身子，你们搞艺术的必须用理智约束创作激情，是吧！”
我吻了吻她的前额，喃喃地说：“你真好！我不好！”
“睡吧！都三点半了。”她伸出手摸了摸我的连腮胡子，“我的艺术家，我的男子汉，最近一段日子你脸瘦了一圈。”
“都为这幅画。”
“可是我并不喜欢它。”
“是吗？”我原想听到她的赞美。
“我不懂艺术。”妻说，“我总是觉得这幅抽象作品，亵渎了什么东西。这东西究竟是什么，我说不清楚。反正，看见它我常想起茵茵……”
她翻过身去睡了。茵茵，我心灵战栗，失眠到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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