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塑料绳捆好了画卷，夹在腋下，我隔着门缝向女儿卧室望一眼，祝福她睡个美美的觉；可偏偏这节骨眼儿上，客厅里的电话铃响了，妻什么时候来电话不好，偏在这时候问我女儿从南方回来了没有。
我声音轻得像蚊子嗡嗡：“回来了！”
她说：“医院想买一台她们公司的电脑，总务处叫我问问价钱。”
我说：“哎呀！女儿正睡觉！”
女人都喜欢唠叨，她没完没了地说：“还有个事跟你商量，医院里外科主刀的××，对咱大龄的芸芸印象很好，你看……”
“别絮烦了。”我说，“下了班再说。”
她还要唠叨，我一下挂上电话。晚了！贼响贼响的电话铃，已经把女儿叫醒了。她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身后的我不知道，反正我扭回身来时，她已抱着双臂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
“你再去睡会儿吧！”我不是贼，这时却有了做贼的心虚，“你才睡了不足一个小时。”
“我是属虎的，老虎打个盹就醒。”她瞟了一眼我腋下夹着的画儿。
我像得了胳臂麻木症，画儿滑落在沙发上。芸芸不动声色地打开《鼻子》，上上下下地端详了好一阵子。
我等待老虎发威。
“爸，我在泉州见到茵茵了。”小老虎并没有仰天长啸，她把画儿放回画案上，又坐回到沙发上，“本来想进门就告诉爸，可是一见到《鼻子》，我的兴致便一扫而光。真想不到……茵茵要移民澳大利亚了。”
“噢？”我从沙发上惊异地站了起来。
“一封从那儿寄出寻找弃婴的信，从北京果子巷派出所到了动物园，后来又到了文工团，两年后信才辗转到了泉州。”芸芸平淡地笑了笑，把一封复印的信函递给我。
信是用楷书写成，一笔一画都十分规范工整：
北京市红十字会台鉴：
1944年我携眷经香港、马来西亚，漂洋过海来到澳洲。今已1985年，我已是银发白须的老翁矣！
时1933年，吾乃一个大学破落书生。受姨妹青睐，先同居而后私奔。当年暮秋，弃一无鼻女婴于果子巷晓市的垃圾堆旁。吾与吾妻为此曾无数次忏悔于教堂耶稣像前，但因当时种种难以用笔墨述说的缘由，而不得不做此沉沦天理之事。
当时，吾与妻闻小女啼哭，不忍离骨肉而去，隐身于电杆背后，待善者路过此地而施善德。不久，见一车上挂满鸟笼的老者，将吾与妻之罪孽拾捡而去。妻牵吾手尾随其后，至××胡同四号。此即施善于吾的恩人住址。现吾妻已谢世五年，吾女经商于加拿大，叶落伶仃，楼堂只剩有老朽及原籍菲律宾的女佣二人，叩拜故园红十字会，以耶稣之博大人道为本，怀天下芸芸众生之苦乐，为吾寻觅弃女。如有福音，当有重谢。
吴逸民字
85年×月×日
又及：如小女已不在人世，亦望函告；吾于寄信时，先汇寄500澳元给贵会，以谢贵会奔波之劳。
空气凝固了
时间凝固了。
我的心却狂跳如奔。
画被抛到了脑后，人间的沧桑沉浮，在我心中翻卷，使我久久痴呆无言。
“爸！咱爷俩喝一杯吧！”芸芸问我。
“等你妈妈下班，一块儿喝吧。”
“要是刘伯伯还活着就好了。”女儿说，“可惜老头儿病死在山东了。”
“那是‘文革’的罪孽。”我面前浮现出驼背弯腰的“鸟儿刘”，又想起秃头谢顶的朱兽医。两颗冤魂，飘离人世真是太早了。
“爸，咱爷俩肚子还空着。我去热饭！”芸芸收起信笺，异常兴奋。
我站了起来：“我，我出去走走。”
“画不送了？爸！”
“……”我没心回答。
走，走。我走向哪里？禅祖牵引着我沉重的双腿，走进我难以忘却的古老寺院。那些年头，我和茵茵是在这里相会的。当时批斗文艺界的大头头和小爬虫，都选择在这个琉璃瓦盖起来而又金碧辉煌的寺院里进行。我算个什么？不过是个比大头头小一大截比小爬虫又大一小截从小小编辑熬成的三流画家而已。大作家老舍在这儿挨过斗，几天后在太平湖投湖自尽；他写过名篇《月牙儿》，那天他跃入湖水时，天角上正悬着一弯残月。我的命运也像是那一钩残月，在“最最”年月一开始，我原本是开顺风船的角色。打倒走资派需要画笔，我昼夜二十四小时挥毫，为那些铺天盖地声讨走资派的大字报插画肖像。我胳膊上系着红布条，雄赳赳、气昂昂地进出造反总部。靠画笔和喇叭筒，我从一个宣传干事，很快升到了宣传部长。
那正是炎阳似火的一天，这座古寺院里押解来了一个文艺同行。总部让我用大喇叭，为批斗会助威。我已经多次扮演这个角色，可谓到了箭无虚发、百发百中的烂熟地步。但我万万没有料到，被揪着头发押上台的资产阶级黑杂种——反革命别动队的成员竟然是歌唱演员刘茵茵。
她被按着头，弓背弯腰地站在台上，因而她看不见我。我坐在她身旁的一张木椅上，却能把她瞧个一清二楚；那肉桂色眼镜腿儿，缠着变黑了的胶布，脸上沾着血痕，一缕黑发粘贴在那暗红的血痕上。
我如同热锅上的一只蚂蚁。虽然坐在一棵老树的荫凉处，也止不住热汗淋漓，顿时湿透了那件国防绿的褂子。往常，批斗文艺界其他“走资派”或“黑杂种”时，为鼓舞斗志制造气氛，被斗分子一步入批斗席，我的喊话声就震天而响。这天，我呆了傻了一般。直到掌握会议的头头，横眉竖目地瞪上我一眼，我才高喊“打倒”“批臭”之类的口号。在纷乱的人头攒动和惊天动地的声讨当中，我断断续续听清了茵茵的“罪行”：说她是“黑杂种”，是因为她档案袋里无爹无妈，是旧社会游手好闲的“鸟儿刘”，从垃圾箱里捡来的。从而可以推断生她的“公狗”“母狗”，一准是两条姓资的“狗”；他们活在旧社会，一定是寻欢作乐的资产阶级，一定是一对儿梅毒和花柳病患者，不然不会生下来这个安着伪鼻子的女妖精。这个孽种，阶级本能促使她必然效忠于资产阶级。批判者掰着手指，列举了她昔日演唱的歌曲：从《宝贝》《鸽子》一直到《十字街头》《拉兹之歌》……一律是软绵绵的靡靡之音，这是用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残害革命青年心灵，腐蚀革命群众意志……
我紧握着喇叭筒的手，一直哆嗦着，我拼命镇静自己，使那只喇叭筒不要因手颤磕碰在木桌上。要知道，我身旁都是总部的大小头头，这些战友，可以说是经过了千锤百炼，我稍有失态，一旦被他们发觉，就会马失前蹄。何况在我的生命史上，曾和刘茵茵有过不凡的交往，如果让他们发现一点蛛丝马迹，不无被揪出来充当陪斗者的危险。因此，我明知这些批判之词纯属罗织罪网，但我还是不失时机地领头高呼口号，并向身子弯曲成问号的刘茵茵，宣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之类，一助会场雄威，二解自己之危。
是不是干了亏心事之后产生的神经过敏？说不清楚，反正在响起我的喇叭声后，我曾发现弓腰驼背的刘茵茵侧过脸来，向喊话的我瞥过两回；多亏她身旁站着膀大腰圆的哼哈二将，在“老实”“低头”的呼声中，硬是把她的头强按了下去。这一两瞥窥视我的目光，无异于闪电，我有意无意地拉低了国防绿的帽檐，我不想让她看见那就是我——和她有过不凡交往的朋友。
被批斗的是她，被审判的是我。我和妻多方奔走，给她安上假鼻子后，茵茵就是我家的常客。小女儿芸芸亲切地喊她阿姨，我妻子称她为茵姊。她的生辰不过大我妻半年，但是处理事情比我妻成熟得多。苦难生活磨砺了她的坚韧，因而芸芸常说：我们家庭动物园里，有个猫咪妈妈，有个狮子阿姨。至于我在女儿眼里，是属于动物园中的“四不像”。既无妈妈的温柔忍让，又无茵茵的果敢精神。那就是非猫、非狮、非驴、非马……可我也在这世界上被称为人，并扮演着人类舞台上的各种角色。那天，我扮演着最难演的角色，喊一声口号，我好像变矮了一厘米；喊了那么多声口号，我觉得我生命轻得就像那漫天飞舞着的柳絮。从柳絮我想起那大雪纷飞的日子，想起那时候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大口罩；想起她那两个翻开着的鼻孔，也想起了她鼻子整形后的欢乐！这一切都随风而去，此时她正在被斗席上，虾米一般地弓曲着，由于押解人的推推搡搡，皱巴巴的衬衣，肩上已裂开了一个尺长的口子。何以对一个获得生活喜悦才几年的残疾人如此凶狠哩！？
茵茵并没被批斗会的气势压倒，她一有机会就昂起头颅，为她的歌曲辩解。她扯着嗓子喊叫：“周总理说过，我是人民的好演员！”
“住嘴——”抡过去的是皮带。
“我就是要说——要说——”
“让她跪下——”总部头儿在发令。
“我没罪——我没罪——”她被哼哈二将踢倒，跪在台子上喊道，“你们说我兽医叔叔是日本潜伏特务，我也加入反革命别动队，都是信口开河，他……他……只在日伪时期在日本开的医院里当过医生！在中学教过日语……解放后他是园里的模范兽医，他是……”
一阵拳打腿踢过后，她躺倒在台子上了。
沉默了。
无声了。
头儿上前踢了茵茵两腿，看看还没有断气儿，回头朝我一挥手说：“找个家伙，给她舀点尿来，灌灌她！”
我正惶惶不知所措，难得有离开批斗现场的机会。我抄起我的喝水缸子，装作去厕所的样子，实际上绕了个S形大弯，拧开寺院内的一个水龙头，先冲洗了一下自己浑浑噩噩的脑袋，然后端着一缸子凉水，一步一步向批斗会场走来。我想：这是我唯一能为茵茵做的一件事了，也是我自己的一次冒险；一旦他们发现这不是尿，而是一缸子凉水，会发生什么，连这座寺院里的神灵都难以预卜。所以，我必须亲自把这缸子水给她灌下去，而不能把水缸子交给别人。她站在如蒸如烤的炎阳下挨斗，这缸子凉水，也算是火中送冰了。
好在几个头头正凑在树荫下商量着什么事情，连那哼哈二将也躲在荫凉处，咕咚咚地喝着汽水。茵茵像条死狗一样躺在那儿，一动不动，我趁这个空当，匆匆跳上土台，向她耳语道：“这是凉水！快喝！”
茵茵睁开青肿的眼皮，看见是我，仿佛有了一点力气，便挣扎着爬起来，接过水杯。为了不露任何破绽，我在这时向她吼叫道：“喝下去！你把尿也给我喝干净！剩一丁点也不行。”
台下的革命群众也跟着高喊：
“喝下去——”
“喝下去——”
“喝完尿，你要老实交代！”
“不交代！拿掉她的鼻子！”
“……”
喊归喊，斗归斗，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批斗会真是以打碎她的特制眼镜，取下她的鼻子而告终结。我的那些战友发出比狼更残忍的兽性，使美丽重新变成丑陋，茵茵重新成了没有鼻子的女人。
[C]
“您是来写生？”寺院小卖部的年轻经理，从小路走过去。
我没回答。
“快六点了。”他扭回头来提醒我，“一入秋晚上很凉，您穿得太单薄了。”
他在催我回家，告诉我快到关闭寺院大门的时候了。
我不想走。今天这里的游人不多，间或有几个金发碧眼的外国游客走过，留下一串笑语，寺院立刻恢复了原来的肃穆和幽静。
这儿的幽静，我是有着难忘的记忆的。阴阳风水轮流转，批斗茵茵不多天，厄运就来光顾我了。厄运的导电媒介不是金属，而是茵茵的鼻子。园林系统的造反兵团，在查抄老兽医那间斗室时，发现了我画的茵茵舞台演唱速写画，于是“日本特务”这个罪名迅速加到我和妻身上。这个简单的公式是：“日本特务”是茵茵的“叔叔”，我们又是茵茵的朋友。通过并不麻烦的内查外调，又知道茵茵的人造鼻子，是我们找专家为她安装上的，因而我和妻立即成为罪犯。
我“国防绿”的戎装被扒掉，红袖章被没收上缴。我成了混入革命造反组织的反革命奸细——这一切仅仅因为茵茵是我们家的常客，我们把她的丑陋改变为美丽，并在报纸上发表过她演唱时的速写画。
这已经够我喝一壶的了。偏偏在这时候，一个看中“宣传部长”位子的小文痞，又向总部告了我一黑状，说我在总部“反到底”墙版上，画的毛主席肖像只有一只耳朵。我反复解释：那是主席的侧面人头像，不可能画上两只耳朵。为彻底解疑，我例举出天安门城楼上的主席侧面肖像，画面上也只画了一只耳朵。我觉得这是极有说服力的解释；哪知这个姚文元的徒子徒孙——靠着写大批判文章受宠的文痞，把诡辩术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经他查证：天安门城楼主席肖像上，留下的是左边的耳朵，而我画的主席肖像，留下的是右边的耳朵。从而引申到主席是革命左派，亿万造反大军的伟大舵手，而我偏偏留下右边的耳朵，隐喻毛主席应该用右耳朵听话，是对伟大导师最恶毒的攻击和对“文革”最大的讥喻讽刺，已构成现行反革命罪，真是罪该万死！
惩罚是极其严酷的；皮肉的伤痛我还能咬牙忍受，最难承受的是面壁寺院东墙而跪，那冥冥秋夜对我是精神极刑。头头如是说：“东方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你只能虔诚地面东而跪，而不能向西、南、北任何方向。你明白了吗？”头头又如是告诫我：“夜里不许躺下，如果被寺院里看守你的红卫兵发现，明天夜里让你跪在玻璃碴子上，你听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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