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里出现两张相贴着的脸儿。肖琦那一头像野马鬃毛似的浓发里，夹杂着一根根白色发丝；他眼角的鱼尾纹，放射状地爬向鬓角和脸颊，展示着他已经完完全全是个中年男子汉了。安雁的脸则显得比肖琦年轻许多，除了额头有浅浅的断续纹络外，几乎难以找到岁月催人的痕迹。她的鼻子鼓而直，眼睛水灵灵的；菱角的嘴唇上口红抹得十分艺术，既显示出血色，又叫人看不出那是装饰品之功。两个人的目光，在镜子里汇合在一点。肖琦躁气消退，还微微露出了一丝笑意。
“你我同岁，脸色怎么差这么多？”
“奥琪抗皱霜的力量！”
“你的头发还没一根银丝呢！”
“华姿洗发精的作用。”
“不是这两家公司拉你当义务广告员吧！”
“我只给肖琦当活广告，我是他的妻子！”
“这是几年来我第一次认真地端详你！”
“当有一天，你这样端详另一个女人的时候，我就去自杀。”
“胡说些什么！我们是患难夫妻，天下没有什么分解剂能把我们分开！”
安雁应该对此深信不疑。他和她曾经在极端困顿的日子里相濡以沫。1959年反“右倾”开始后，安雁下放到一个山区林场，像命运注定要和他结合一样，她在那个山旮旯里碰到了正在改造的右派肖琦。她在读“师专”的时候，曾因喜欢肖琦的小说而给这位青年作家写过一封装有她照片的信，但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这对安雁的自尊心是个严重的挫伤，她恨自己的自轻自贱，更恨肖琦自视为天之骄子。不知为什么，来林场后，当她看见肖琦肩上扛着沉沉的木头，沉默无言地走着他的漫漫长途时，她的一切忌恨都消失了！已经深埋了几年的感情，重新在内心骚动。
当时，“右倾”在政治档次上高于“右派”。“右派”干苦力的活儿，她干动笔杆的活儿；“右派”搬运木料，她当统计员。她很快发现了瘦高的肖琦的实诚。比如：从伐木现场到木料场扛木料，他总是扛又沉又粗的，这种诚实在数字中没有显示，因为粗、细、轻、重都在她笔下的表格上出现个阿拉伯数字！但是在安雁心灵的天平上，肖琦却占有了分量。她审慎地观察着肖琦，近一年的时间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只是用眼波和他打招呼，偷偷更改着肖琦的劳动数字。肖琦对此茫然无知。大概是1961年的秋天，肖琦穿着一件蜈蚣扣儿的中式蓝布褂子，把一根沉沉的木料扛到集中点时，安雁才对他第一次袒露心扉。
“喂！你不必再扛了。”她拦在离他有两步远的地方。
肖琦懵懵怔怔地回答：“我才扛第十七趟，还差三根才完成定额呢！”
“不。你已经扛够二十根了。”安雁凝视着他汗淋淋的脸。
肖琦固执地说：“你记数记错了，我——”
“我记忆力出奇的好。”安雁截断他的话说，“我写信给你那天，是1956年的‘七一’!”肖琦坠入了十里云雾之中：“你是不是神经上有点……”
“我没神经病，你可能有健忘症！”安雁看看四周无人，以她伶例的口齿，用最快的速度告诉他那封信的往事。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现在而不是过去。
肖琦恍恍惚惚记得有这宗事。当时他少年得志，女孩子追求他的信件极多。他认为第一次来信就寄来芳照的姑娘，有失稳重和矜持，因而没有给安雁复信。此时，安雁脉脉含情地站在他的面前，他顿感当初愧对了她的一片挚情；处理事情有失稳重的不是她，而是当时自命不凡的自己。“记起来了吗？”她问。
“有这么一回事。”
“为什么连照片也不退给我？”
“一句话说不大清楚。”
“那就找个时间说说吧。行吗？”
“我……我是个戴着帽子的右派。这合……合适吗？”肖琦忐忑不安地站在那儿，双手搓红了还在搓，好像那手上有搓不掉的污垢似的，“你一定知道，我们目前的价值等同于垃圾箱里的西瓜皮、卫生纸。”
“这是我的第二次勇敢行为了。”她避开了“右派”的价值讨论，把早就准备好了的一个垫肩，掷给了肖琦，“肩膀都被树皮磨透了，把这个垫肩套上吧！省得硌你肩上的肉。”她莞尔一笑，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肖琦难为情地翻弄着垫肩，发现背面用彩线缝着他的名字。上边没留安雁字样，却绣着一只缓缓而飞的鸿雁——他一切都明白了。应该说，安雁是为肖琦付出过牺牲的。尽管他俩这带有苦涩味道的情恋，有密密的树林作为障目的帏；但时代造就了无数双“警惕的眼睛”。他和她在小白桦林散步、拥抱、接吻的事很快传遍整个林场。“右派们”把安雁称为中国的安琪儿，林场头头却把他和她的行为讥笑为：“这是王八找绿豆，一个模子两个右。”所以，到了1962年底，大面积为“右倾”平反时，安雁不在其内；下放干部都回了原单位，安雁还留在林场当“活教材”；直到1964年底肖琦的右派帽子摘了，安雁才和肖琦一块儿回到了省城机关——他和她结婚了。“文革”开始后，革命小将瓮中捉鳖，肖琦被抓去原地回炉改造，安雁抱着不满一周岁的女儿圆圆，接受只触及皮肉、不触及灵魂的洗礼。漫漫路，萧萧风。他们像两株沙漠中的骆驼刺儿，在炎阳的酷晒、沙漠的蒸烤中，总算是活了过来。当年，安雁为他的垫肩缝上的名字和那只鸿雁，丝线已磨损得没有任何痕迹了，可是他俩的心灵却完好无缺。只是由于肖琦在文坛大器晚成，名声大振，使安雁常常觉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失重感；特别是读到一封封女读者的来信，安雁在失重感中又浇铸了忧虑。因而，她对着镜子中的肖琦，用警告的口吻说：“患难夫妻怎么样？由于生活的位置变了，散了伙的也不算少。这些时髦的女孩子，把伦理道德视为乌有，硬往和睦的家庭里打楔子，还以追求中年男人为标志自己的成熟，真是不可思议！”
“我们是扯不烂、打不散的钢铁联盟。”肖琦安慰妻子说。安雁两眼望着抽屉：“今天又有来信吗？”
“有。”
“又是女的？”
“当然。还是一封电报呢！”肖琦笑笑拉开抽屉，“把电报拿出来看了你会吓一跳的。”安雁一把夺了过去，抖开电文：
爸：
刊物迟收。我们大一宿舍上下铺的六个女同学，都读完了《太阳》，让我拍电向您致敬。其中的六分之一，是个小诗人，她把您比喻成偷火给人间不幸者的普罗米修斯。她还要让我替她亲亲您。女儿圆圆。
“是她拍来的！”安雁长出一口气，“这群时代的小疯子！”
“你支持《太阳》，圆圆支持《太阳》，我底气更足了，咱们喝杯酒吧！“肖琦流露出少有的兴奋，并亲了亲安雁的额头。
“说实在的，《太阳》是你的手笔，要是随便其他什么人写的，我这个在妇联工作的干部，也会持老太太们的观点。今后，你的笔锋还是收敛一些为好。不然，我承受的内外压力也许比你还大！弄得不好，我会像气球一样爆裂开来的。”
“你不是以开放派自居吗？”
“当然，对你我一切开放。”安雁抿嘴一笑。
“原来你的真理带有随意性！”
“这是生活教会我的辩证法！”安雁站起身，从壁橱上拉下来做饭的围裙。
三
小站候车室外寂寞无人，只有像盐粒般大小的尘沙拍打着小站的玻璃窗。不见一个拉二等车的运输贩子，或许他们都龟缩在热被窝里呢！
东方如同死鱼翻白，亮了窄窄的一条小缝。天，麻阴麻阴，仿佛是雪前的征兆。肖琦、圆圆加上那个肩上扛着半扇猪肉的肉贩，像凝固在小站前的雕塑一样，对着麻阴麻阴的天，对着尘沙滚滚的古道发呆。天空飘下了小雪粒，一颗一颗……
“爸爸！我们‘一二一’吧！”圆圆显得比在候车室要有勇气。
肖琦摇摇头：“四十华里的沙土道，走起来太吃力了。”
“他娘的！这车站成心坑人。”那肉贩插嘴道，“他们是看乘客太少，不愿意开出车来。”
“不会。”肖琦说，“汽车都老掉牙了，难免出些故障。”
“你们大地方来的人，可不了解这土围子。车站、码头、信贷银行、土特产收购站，都是无利不早起的土皇上。我就不相信汽车真坏了，不定憋着啥屁放呢！”
肉贩的话当真灵验。候车室旁边的木栅栏门开了，一辆漆皮剥落得已露出了铁锈的破旧华沙卧车，蹒跚着从栅栏里边开了出来。车背上竖着一块小木牌牌，上写“长途出租车”五个模糊的字迹。留着大城市青年般长头发的男司机，把头探出车窗，冷冷地问道：“去桃花坞吗？不然，我可去火车站拉客啦！”
那肉贩犹豫的当儿，肖琦父女俩已经钻进了车内。肉贩隔着车窗喊道：“多少钱？”
“一华里一块。”
“我日他娘！这不是宰活人吗？”
“上不上？”司机按响了沙哑的喇叭。肖琦向那肉贩招了招手，表示愿意为他付车钱。那肉贩拉开车门把半扇肉往座椅缝一扔，连连感谢地说：“碰上好心人了，叫我这乡巴佬也开开坐小汽车的洋荤。我没别的酬谢，到桃花坞把后臀肩割下来送给你好了。”稀里哗啦的一阵响，汽车奔跑在沙尘路上。
肉贩和司机并排而坐，肖琦和圆圆坐在后排座位上。汽车虽破旧而古老，但是到底比站在漫荒野地要暖和多了。靠背尽管已经露出了弹簧和麻棕，但柔软的弹性，尚未完全消失。肖琦疲惫地合上眼皮。“三个人要一百二十块呢！”女儿低声说。
“……”
“钱带得够吗？”
“……”他睡着了。
“喂，女同胞，”大背头一边转动着方向盘，满口京腔，”我猜你爸爸一准儿是个佛教徒！”
“开放型的唯物论者。”圆圆淡淡地回答。
“唯物论者不讲怜悯、慈悲。我才是个彻底的唯‘物’论者呢！我讲功利，看重物质，不讲天地玄黄。”大背头嘴角抹油了一般，侃侃而谈，“我是个没考进大学的落榜生，弄了辆报废了的破车，在这儿拉客：第一为糊口，第二为赚钱，第三为体面。既然挂不上像你胸前别着的大学校徽，索性到这沙窝子来超度。”
“日子好过吗？”
“说腰缠万贯是假，我要上缴各种无名税。比如我这破车在长途汽车站加油过夜，要扒我一层皮。到桃花坞歇脚，要孝敬镇上税务官儿们几瓶好酒！即使是抽筋扒皮，一个月也能赚个千儿八百的。”
“你是不是和这个汽车站勾搭着？”肉贩插嘴道。
“宰猪的，这叫‘合作’！”他把一根带棒的烟卷，插进嘴角，掏出一只打火机，在手上颠了颠说，“就好像这打火机和烟卷的关系，你懂吗？”肉贩只顾支棱着耳朵听着。圆圆很有兴味地问道：
“你还懂点哲学？”
“报考的就是哲学系。他妈的，可惜没有研究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的福分！你是学什么的？”
“中文！”
“傻瓜，你怎么选择这个专业？”
“爱好。”圆圆奋起抗争，“也就是说‘喜欢’！”
“我的可爱的女同胞，学中文有什么出息？当教师，做记者，撑死了当上个女作家。这还要看你走不走红运，人家捧不捧你这个坤角？！”大背头喷云吐雾、口若悬河地说，“就算是你像有些女的一样被捧得红得发紫，仔细琢磨琢磨，你那个行当还不如个低能的照相师。照相师咔嗒一声，把他想照的就照上了；什么‘天池飞瀑’啦、‘西湖八景’啦、波斯猫啦、德国狗啦，还有女人的裤衩及月经纸，等等！作家他妈的干些什么玩意儿？在稿纸上绕圆弧，遇着扎眼的事儿绕着方格走。”
“依据在哪儿？“圆圆抿嘴一笑。
“你不信？我前两个月拜读了一篇写桃花坞绒鸟厂的报告文学。他把绒鸟厂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渲染个底朝天，这倒可以理解。可是他写了一大段有关绒鸟设计师——残疾人雯雯的事迹；他把那个女残疾活在世界上，写得那么充满诗意。简直是胡编。呸——”大背头“呸”的同时，嘴里吐出了熄灭了的烟蒂。
如同雷声摇醒了半睡状态的肖琦。
圆圆轻轻按了爸爸手指一下，追问道：“你认识她？”
“可以说认识，也可以说不认识。怎么说呢？处于认识和不认识之间。反正我可以打保票，那位残疾人的生活中没有诗。那诗意完全是那位作家给她脸上擦的胭脂，嘴上抹的口红。不，这不能说只是给她脸上化了妆，更是给那些视人道如同破铜烂铁的人，涂上了一层‘杏仁蜜’！”
肖琦身子蠕动了一下，女儿再次按住了爸爸的手：“你的词儿真够尖刻的，其实……”
“瞅那条脱毛狗——”那肉贩像发现什么稀罕事儿一样，插断圆圆的话，他指着探出车外的后视镜说，“球！它跟着这个车跑干球个啥？”肖琦和女儿同时回过头去，当真发现了车站上那条脱毛狗，像袋鼠般一拜一拜地蹦跳着，追逐着这辆华沙车。好在这辆破车，在沙尘道上跑的速度很慢，没把这只狗甩得很远！但沙土道同样给它的跳跃增加困难，它不断前仰后合，每一次蹦跳都显得极其吃力。肖琦顿时看呆了。“我说我拉的客人里，有超度众生的佛教徒嘛！佛教讲究‘头上不网飞虫，脚下不踩蝼蚁’。”大背头侧过头来，询问肖琦说，“车上正好还有一个座位，是不是请它上车？票价嘛！只收人票的二分之一。”
圆圆马上接过话茬儿说道：“你宰人还要宰狗？也太功利一点了吧。”
“好！谁叫车里佛光普照呢，今天我也做一件善事。”大背头来个急刹车，等待这条狗跑近了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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