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好了！孟大爷！”我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您怎么不进去喊我一声呢？”
“哎呀！我说苓苓，你曾有令叫我把那些信件都退给邮递员，我怎么敢去叫你！跟你说实话吧！那个袋子我也不想收，他苦苦哀求，说这是你最急需的东西，我才收下了。”
“他没说想见见我？”
“没有。”
“他没留下什么话？”
“没有。”
“连一句……一句话也没留？”
“没有。”
“孟大爷，您是不是把他的话忘了？”
“没有。”
“孟大爷……”我失望地低下头。
“苓苓，这不怨我吧？我的一切举动，都是按你吩咐办的呀！”孟老头摊开两只手为难地说，“怎么，这回一失手‘丢了荆州’？”
“孟大爷，这不怨你。”我强忍着满腹惆怅，苦笑着回答，“给我送东西来的那个人，是我……是我一个……哥哥！”我只能这样说。
孟老头更糊涂了。他反问我说：“那他为啥不见见你？也许他因为忙，还会再来的吧！这事可真够绕脖子的！”
哥哥，请你原谅我称他为哥哥。在那动乱的年月，你远在东北的深山老林，不知道我生活的全部艰辛。家被抄了，爸爸和妈妈伴随着那个岁月的无数冤魂，像被拉走冷冻房里的冻猪肉一样，尸体摞着尸体一块儿进了火葬场。门窗破落、纸片乱飞的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连过去咱家的热门子亲戚，热度也一下降到零度以下，他们把脸板得都像块冰，好像我是夜猫子，两只脚一踏进他们家的门槛，就给他们带去灾难似的。我把泪往肚里咽，决心不用热脸去碰他们的“冷屁股”。我成了大城市的流浪儿。
不说这些了，因为两年前你回北京办理爸妈平反事宜时，你听我说了不少。比如：我剪短了头发戴着狗皮帽子，把我自己打扮成男孩模样，以保卫自己；以及在城门洞、下水道水管子中过夜，等等。但是，我回避了向你谈及我和他相遇时的细节——因为你极力反对我寻觅这个比我年长十几岁的人。按说，你身在莽莽森林，又没受到暴风雨的冲击，理应像高大的杉树那样，对天上的阳光、云中的雨露，充满了向往和追求，可是你好像安于平庸的生活了。而我经历了比你多得多的磨难，就好像被车轮子轧得快要折断的一株小草，可是一旦它挺直了腰杆，则还是过去的苓苓。该爱的我去爱，该憎的我去憎，生活对我永远不可能变成一杯温开水。就是这样。现在，让我和哥哥你详细谈谈他吧！再一次求得你精神上对我的支持，不，这对于你也许是困难的，那就争取你对我的理解吧！
那年严冬，是个多雪的冬天。天麻阴麻阴的，一阵寒流过后就是一场大雪。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元旦前夕的12月31日，大雪纷纷扬扬下了一天。傍晚，大街上的路灯亮了，千家万户的窗口也亮了，我望着万家灯火，踯躅在铺满积雪的北京车站前的广场上，心酸地流下了眼泪。
我自认为我并不是弱者。爸妈死后，我曾想乘火车去找你，但我想到我会把“瘟疫”传到你身边时，我硬是断了这个念头。但在这年节之夜，在冷冷清清的爆竹声中，饥寒交迫的我，第一次怯懦了。因为妈妈去世前，缝进我内衣口袋的钱，花得只剩下七角零三分了；粮票就更可怜，一两的剩下四张，二两的还有两张，总计八两。我在路灯下数了又数，未来的日月是数不完的，可钱粮都快断了线了。没有办法，我忽然想起我的手提包里那幅画册来了，那是抄家前妈妈藏在沙发床垫下的。那些戴着红箍的大眼贼，在给咱家住房贴上封条之前，我偷偷地把它拿了出来，装在一个破旧的手提包里，和那团早已打了补丁的脏内衣，时时刻刻陪伴着我。白天，我提着这个破提包，浪迹全市；晚上，在随便一个什么能遮风的地方躺下，我把它枕在我的头下，一则防丢，二则思念昔日爸妈的音容笑貌，听九泉之下的爸妈和我低声絮语。现在，为了活下去，我想把它换成钱和粮票。哥哥，我总不能等着“弹尽粮绝”时，活活饿死在雪地上吧！真是来不逢时，年节之夜的旅客特别稀少，平日熙熙攘攘的火车站，那天晚上冷冷清清。车站的自鸣钟，已经响九下了，我还没发现一个可以搞这次交易的人选。按照我的设想：第一，必须找一个知识分子成交，因为只有知识分子才能理解这本《名画集锦》的价值；第二，我必须认准他（或她）是个好人，否则我会被当成一个贩卖“四旧”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被扭送到任何一个“司令部”，那后果可想而知；第三，我是戴着耷拉着护耳蓝棉帽子的“假小子”，要回避和年轻的旅客搞这次交换……当然，我也想到了，它至少要换五十斤粮票和十块钱人民币，没有这个数字，我宁可枕着它直挺挺地倒在雪地上，去“天国”寻找爸爸妈妈。至于怎么交换，哥哥你不用担心，严酷的生活，早就把我教会了。那些和我同命运的流浪儿，是我的老师，只是我学不会，也不想学怎么变成“三只手”，去扒窃食品店的食物和掏别人的衣兜就是了。
大约将近九点半的样子，一个穿着大头鞋的人，肩上背着背包，手里提着旅行袋，低着头朝车站走了过来。看着他那双沾满积雪的大头鞋，我的心冷下来了。还用问吗？这是个年节之夜回家的工人。艺术对他来说，可能是身外之物，根本不必去上前搭讪。但当他走到路灯下边时，我发现了和大头鞋很不协调的东西：他脖子上围着一条灰蓝色的方格围巾，鼻子上架着一个琥珀色眼镜；此时虽是酷寒的数九时节，他头上居然没有戴着帽子，长长的头发从中间向左右均匀地分开，很像上中学时我最敬爱的物理老师的头发。
“同志——”
他停下脚步，用忧郁的目光望了我一眼，又迈步往前走了。他可能以为我认错了人，或者把我看成讨食的乞丐了吧？不管他怎么想吧，我还是不愿意失掉这个机遇，在他身旁跟了几步，又呼唤了一声：
“同志——”
这次，他认真地打量开我了，那目光里充满了怜悯之情。我也对他进行着审查，看他是否符合进行交换的那几个条件。哥哥，动乱的岁月和流浪儿的生活，已经锻造了我的一双眼睛——我确信这个旅客不是坏人时，往前又迈了两步，低声地对他说：“同志！我想用一件东西，换点钱和粮票。”
他朝我挤挤眼，很懂行情地反问我：“小兄弟，你是个‘盲流[1]’？”
“不。”我摇摇头。
“你是个小‘佛爷[2]’？”他依然对我微笑着。
我很恼火，同时也很害怕。对底层生活这么熟悉的人，不是个公安人员，就是“佛爷”的同类。没有更多的考虑，我扭身就走。
“哎！我说小兄弟！你怎么了？”他笑吟吟地拦住我的去路，自我表白说，“我是回家探亲的。可是回到那间十平方米的小房一看，房门被贴上了封条；不用我操心，红卫兵把我老妈妈送回乡下去了。小兄弟！你放心了吧！”
我惊异地望着他：“那……你怎么还有心思笑？”
“哭就能把老母亲哭回来的话，我现在就在这儿撒泼打滚地哭上一顿。”他拍拍我棉帽上的落雪，长叹一口气说，“担心她这一去，也许回不来了，因为她为我忧郁成了心脏病，刚才我一边走路一边为她进行祈祷……”
“你……”
“我原来是矿院采煤系的大学生。你听说过1957年反右派运动吗？从那年我戴上一顶‘右派金箍’，一直在山西晋东南一个劳教煤矿劳动改造。所以，‘盲流’呀，‘佛爷’呀，这种称呼对我很不陌生。你明白了吗？”
我心神不安地望着他。爸爸妈妈过去说悄悄话时，虽然说“右派”大多是忧国忧民的特等公民，但是社会上总把他们说成是吞噬社会主义的青面獠牙的猛兽。今天，生活把这个“右派”推到我的面前，让我自己来作出判断，我感到他既不是饮血食肉的恶魔，也不是爸妈说的特等公民，他很平常，也很和善；也许他比我心胸还宽敞一些，探亲碰壁之后，他还朝我微微而笑呢！
“小兄弟！别那么看着我。”他请求说。
我半低下头来：“有钱和粮票吗？”
“你是不是肚子饿了？”
“……”我没有回答。
“我也饿了。走！先去填饱肚子。”
哥哥！这是我的流浪生活中，第一次和一个陌生人去一起吃饭。不知为什么，我感到他对我有一种强大的吸力，那种力量就像磁石吸引铁屑一样，我几乎没经什么考虑，就尾随着他一起走了。我看他肩上背着背包，手上提着旅行袋走起来很不方便，就主动把他手里的旅行袋拿过来，替他提着。
这是车站旁边一个昼夜营业的小馄饨铺。年节之夜，没有几个旅客来这里进餐。四壁上虽然张贴着“油炸”“砸烂”“打倒”“再踏上一只脚”之类的标语，但店铺里胖胖的女营业员，倒是个十分和善的阿姨。因我有时在火车站过夜，免不了到她这儿来买个烧饼和豆包之类的食物充饥，她总是假装算错了账，少收我的粮钱；或者在人少时，干脆塞给我两个花卷。显然，她看出我一不是“盲流”，二不是扒手，而是一个时代的受难儿。越是这样，我倒反而不好意思去这家小饭铺了；因为我有良知，我知廉耻，我有自尊。哥哥！我到底还是脸皮薄的女孩儿家呀！
这回，我和他刚在把角的桌子边坐定，那胖阿姨就发现了我。
“是你哥哥？”她问。
我茫然地点点头。
“从哪儿来的？”她又问。
“晋东南阳城煤矿。”他似乎也默认了我是他的“弟弟”。
“查抄户吧？”
“嗯！”他点点头。
“唉！快把这孩子带走吧！这年头，流浪儿太多了。”
“嗯！”他又点点头。
当胖阿姨去照顾别的旅客时，我匆匆拉开我那个旅行袋的拉锁，迅速把画册拿出来，用身子挡住了混浊的灯光，把画册递给了他，同时用轻得不能再轻的声音告诉他：“不多要，五十斤全国粮票，十块钱。”
他放下吃馄饨的小勺儿，把画册翻开，在扉页上发现了爸爸的藏画印章后，两眼一直凝视着我。我装作视而不见，只管狼吞虎咽地大口咬着烧饼，往肚子里灌着馄饨汤——我太饿了。但我吃饭的当儿，我下意识地感到，他的眼睛始终在盯着我。哥哥，我不怕别的，怕他识别出我是个姑娘，那才糟糕呢！因而尽管两碗热馄饨下肚之后，我脑门上冒出细碎的汗珠，我还是习惯地把棉帽子往下拉了又拉，一直拉到齐眉心的地方，回避着他的目光说：“怎么样？值吗？”
“小兄弟！这是一本很贵重的名画册。你是从哪儿得到的？”
“……”我一时没考虑好回答的词儿。
“小兄弟，你贵姓？”
“我姓陆。”苓苓两个字也差点吐出来。
“藏画的陆琪，是个知名画家。”他凝重地注视着我，“我上大学时，他还来矿院指导过我们业余画社呢！你……你是他的……？”
“女……”我迅速改正口型，“儿子。”
“他老人家……”
“你别问了。”我心软嘴硬地说，“你到底要不要吧？我不需要别人怜悯！”
“小妹妹，我一切都清楚了。”他突然不再称呼我“小兄弟”了，两眼湿漉漉地闪着泪光，“刚才你拿画册时，我看见你提包里都是姑娘家用的东西，刚才我又仔细地端详了你。小妹妹，你怎么能这样生活下去呢？现在，人世间两条腿的狼有的是……你……”
“我……”我喉咙突然哽咽，不听话的泪水硬是流了出来，“我没处去呀！”
“亲戚家不能去？”
“变脸了。”
“朋友呢？”
“把我当灾星，我看不了冷脸子。”
“没有哥哥弟弟？”
“哥哥是老插，在东北建设兵团。剩下的就是我了，我不愿意叫他知道家里的噩耗。”我说，“倒是有个姥姥家，在四川雅安农村，我没有去过，离北京也太远了。”
“你就去你姥姥家吧！”他高兴地说。
“我不想去。”
“一个姑娘这样漂泊下去，你难道没意识到自己危险吗？”
“谁敢侮辱我，我就和他拼命。”
“小妹妹，如果三月两月动乱就能结束，你留在北京等着拆你房子的封条，还算有个盼头；你应该懂得这场暴风雪，不是三早上两晚上就能完了的事情，你总不能长期过‘三毛’的流浪生活呀！”
哥哥，我何尝意识不到他说的问题呢！但我一直不敢正视它。我就像夏日天空上的一缕游丝，任高空的风把我荡来荡去。荡到哪儿？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但我不想去死！死和苓苓无缘，苓苓还想看看那些造孽的人能够有什么下场！此刻，这个热心肠的陌生人，突然向我提出我最怕想的问题，我无法回答他，便低垂下头，用手捂上了我的脸……
沉默。
北京站的自鸣钟，叮当叮当地敲响了十一点。
“我的话对吗？”
我点点头。
“那你就决定走吧！一个年轻姑娘是承受不了这时代的压力的。”他像兄长一样，深情地对我说，“你没钱买车票不要紧，我回家探亲带了些钱来。”“不，这不合适。”我刚刚点过头，现在又摇开头了，“我和你刚刚认识……”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咱们今天认识了。我姓褚，叫褚云杰。”说着，他伸出手来，紧紧地握住了我那只颤抖的手。哥哥，我那时不仅手在颤抖，整个身子都微微战栗了。在我几个月的流浪生活中，我好像突然从暴风雪的荒原，走进了一座温暖的小屋，而给我点燃火光的，竟是一个来自社会最底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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