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封信]

    哥哥：

    为我庆幸吧！那颗没有轨迹的星辰，我终于找到它的行迹了。

    星期日公休，我整整跑了一天，跑遍了市区几个有关的招待所，马不停蹄地由东而西、由南而北。由于我每到一处，都请求人家为我查旅客簿，遭了不少的白眼。但苍天不负苦心人，在城北郊的一个大旅社里，我找到了褚云杰的名字。我怕碰上相同姓名的人，特意请旅社的同志查一下他的职业和工作单位。一个女服务员笑容可掬地对我说：“同志！你要早来一天就好了！煤炭系统的群英会就在我们四楼的大礼堂开的。会议包租旅馆七天，昨天早晨会议闭幕后，代表当天就都纷纷返回工作岗位了。你看！你查询的这位褚同志，原住在205房间，现在冶金会议的代表住上了，他已经离开了这儿！详细情况，你询问一下煤炭部吧，他们会给你满意的回答。”

    哥哥！我高兴得差点叫出声来。因为他不仅活得很好，而且他那饱受风霜凋蚀的生命，还能像一块煤那样燃烧发光。祖国的矿山星罗棋布，真不知他来自哪个煤都。唉！人在的时候我不来，凤去楼空了我才赶来，这都怨我的笨拙。试想，孟老头告诉我讯息的当天，我要是能想到给煤炭工业部打个电话，或许我早已经和他见了面，你看，我怎么就没想到这步棋呢？此时，我不想再给煤炭部打电话了，我决定直接从城北郊奔向煤炭工业部，也许直接询问能谈得更详细一些。可是我竟然忘记了那天是星期天，没人上班，我跑了一趟冤枉路。这真是错中又错！

    奇怪的是，我转了全城直跑到黄昏，居然毫无饿意，这也许是精神兴奋，抑止了饥饿吧！到了我们厂子旁边的一家四川饭铺，我要了两碗担担面，外加一个麻婆豆腐，一口气都吞了下去。没有别的念头，我只想活得更有活力一些，应当像他那样，一旦历史的开拓机，把他从最底层挖掘出来，他立刻像个精力充沛的运动健将那样，在跑道上拼搏、抗争，以求得能首先冲撞红线……哥哥！我正在竭尽全力这样做，自信没有虚掷年华。几年来，我自修了日语、英语，当然，我几乎天天都在想念他。但我知道只做那些罗曼蒂克的梦，而缺乏真才实学，我将愧对他送我的那本厚书和那些纸条上的小松鼠，见了他的面，我是会面红心跳、脸上发烧的！

    但在那天我回到宿舍后，心跳的速度失去了往常的节律。拿起书来放下，打开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听了听Follow me（《跟我学》），又立刻把它关上。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我只觉得时间移动得太慢了！我渴望着我手表上的时针，出现童话般的奇迹——一下转到明天早晨八点钟，这时候煤炭部的同志总该上班了吧！

    在屋里转了几个圈子，太冷清了，我索性找个热闹的地方，去三楼成品检验的“高温老化”[1]室。本来，这天不是我的班，我突然出现在门口，立刻引起三个女检验员的注意：

    “苓苓姐！是不是对我们不放心？”

    “不，不是。”我赶紧解释。

    “噢！是给我们送酥心糖来了吧？”

    “将来我请你们吃巧克力！”我说。

    “老大姐！你也该为自己的事操点心了！那么多带照片的信，你一个也看不上，眼眶子是不是太高了？你……你今年可三十多了！”

    “今天，我出去找了一天的对象。”

    “去哪儿？”

    “去旅馆！”

    “哗”的一声，三个女伴都笑了。

    哥哥！她们仨认为我在说笑话，可是她们怎么能知道我的心事呢！她们笑得前仰后合，连我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突然，我不笑了，并用双手示意，请姐妹们安静。哥哥，这不是我检验出电视机有什么毛病，而是前面并排的五六个电视屏幕上，一齐出现了煤炭战线群英会的专题报道。我屏住了气，几乎连呼吸都停止了。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我看见了他的身影。当时，我不相信这是真的，用力揉揉眼睛，把椅子往前挪了足有两尺，两只眼睛再一次告诉我，那就是他——我在春天里苦苦寻觅的褚云杰。他显得比前些年老了一些，但头发从中间分开的习惯依然如故。他站在扩音器前，正挥动着一只手臂讲什么，但是没有音响效果。后来，电视播音员简短而热情地向观众作了介绍，说他是经历了磨难、奋发图强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过去，在劳改煤矿劳动时，因塌方抢险被从顶板坠下来的煤石砸断了左手。错案改正后他被分配到北京京西的水峪煤矿任技术员，作出两项贡献：一、褚云杰把激光定向运用到巷道的掘进，改变了煤巷弯弯曲曲的走向；二、褚云杰改进了这座落后矿井的通风线路，使各工作面的矿工能呼吸到井外的新鲜空气，使废气专走回风道排出风井，减少了一氧化碳和其他污浊气体对矿工健康的危害，因而被矿工们誉为“借东风”的诸葛孔明。

    他的图像迅速从屏幕上消失了。以后屏幕上又出现了什么，我一概没有看见。我百感交集，泪水迅速蒙住了我的双眼。到这时我才似乎明白了：他为什么一直不回我的信！来到厂子又回避和我见面，并且不留下地址。我低垂下头，悄悄地用手绢擦着眼角，在这一刻我更鲜明意识到他身上蕴藏着多么坚毅的力量，以及，他男子汉的那种深沉性格。

    “苓苓姐！你怎么了？”

    “干吗哭天抹泪？”

    “哟！苓苓身上还有这么多的林黛玉味儿！这还是新发现！苓苓，是哪一个拨动你心上那根弦子了？该不会是那个断了一只手的‘诸葛先生’吧！”

    我没有回答姐妹们的玩笑话，告诉她们仨我累了，就走出“老化室”。暮春初夏之夜，钩月如镰，挂在中天；满天星斗，撩人思绪。我站在宿舍的阳台上，面对万家灯火，再一次审察我自己的素质：是不是也具备了像褚云杰的浑厚、坚强和透明？是不是真的具备了他的性格——快快乐乐地发热发光，然后把自己变成灰烬？我还很不够，很不够。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的痛苦，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经受了的；而他所承受的漫长炼狱之火的冶炼，则是我们没有经受到的。哥哥，举个例子说，他就好像被突然爆发的火山埋在地下的林木，一旦出土，它没有像别的物质一样，变成“鱼化石”，供人玩味考古，而是变成黑色乌金。它生命的意义仍然在于贡献，在于燃烧！

    哥哥，这样比喻，你就会更理解他了，也就可以更理解我了。你最近来信说我的这种真诚寻觅，带有某种小布尔乔亚的色彩。还说我受了小说中“越是难以寻觅的东西，就越珍贵”的影响，在自寻苦恼。哥哥！我认为你的生活观点十分庸俗和浅薄。人，生活在世界上，能够像猪一样，无论进哪个圈都行，无论和哪口猪繁衍后代都无所谓，岂不把人降低到恐龙年代的动物水平了吗？我很赞赏小动物蜜蜂，它为了寻找酿蜜的花丛而不惜飞千里，它寻找美，它寻找香，它不怕历尽千辛去寻找蜜源。我们车间老主任张魁的家，就住在厂子附近。我于当晚就找到他家，请求利用我存休的假日，到水峪煤矿去一趟。我向他陈述了我和褚云杰的结识，和他曾经是阶下囚时给我点燃的精神火光。张魁很快同意了我的请求，第二天上午，他要了一辆吉普车，把我送到了车站。临上火车时，他塞给我一个纸盒，我打开一看，是一只灰绒布做的小松鼠。他眯着那双金鱼眼，笑着对我说：“苓苓！这是俺早上从商店买的，这个礼物也许比点心盒更有点意思！”我脸红了。这个东西本来是应当我去找的，而这个愣头愣脑的张魁，竟比我想得还要周到。车要开了，他趴在车窗口，又对我说：“看看老褚的屋子里缺不缺电视机？如果没有，给他从内部买上一台。记住了吗？”

    车开了，开了……站台不见了，楼房消失了。田野在旋转起舞，电线杆在跑接力赛……此情此景，我非常熟悉，那年和他一块儿离开北京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不同的是，那是个多雪的严冬，而现在是生机勃勃的春天；那次是野鸟寻巢，这次是友人觅故。也不知道他成家了没有？我理智上希望他有了——他早就应当享受家庭的温暖了；我感情上又希望他和我一样，还是个单身汉——我想和他一起，像燕子衔泥一样，一块儿搭一个窝，无论在矿山脚下，还是在城区闹市……不知为什么，我和哥哥你的想法不太一致，“四人帮”垮台后，“知青”纷纷从兵团返回城市时，你曾经叫我走走“后门”，把你从林区调回来。当时除了无“后门”可走的原因之外，就是我觉得你没必要留恋大城市，因而没有办成。现在，我要对你说，如果老褚希望我留在矿山，我回来立刻就打报告。我不喜欢城市的喧嚣，我偏爱大自然的宁静。不要看有些城市中身穿风衣自以为高雅的人，风衣里裹着的也许是庸俗而污垢的心脏。我崇敬质朴，能不能这样说，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质朴的，它和人工的雕饰如同天敌。这也许就是那段苦难的流浪儿生活，以及雅安的村庄生涯，给予我的最大启示！我就是用这个哲理信条来观察世界、理解人生的！

    哥哥，不写这些了，以防你说我在对你进行说教。现在，火车沿着一条奔跑的小河，已经开进了峰峦林立的大山怀抱。山是绿的，水是绿的，草是绿的；旗是红的，瓦是红的，花是红的。这儿怎么有那么多的野花啊！一丛丛，一簇簇，一片片，像小姑娘的红色发结，在绿色的山谷飘摇。火车穿过隧道之后，绿色渐渐隐退，兀立的灰色巨石，秃得像和尚头一样的山包，不断向列车靠近。我知道，这儿离煤矿不远了，因为我在书上看过：煤矿的山上，是很少有树木的；它的树木都埋在地壳之下，那就是煤。凭窗外望，我看见了十来头脖子上系着铃铛的毛驴，它们吃力地驮着装满箩筐的大块黑煤，慢慢在山沟小路上走着。它们身上驮着重载，是那么任劳任怨。画家黄胄之所以常把它们的形象涂上画板，大概是认为它们比某些两条腿的人还强那么一丁点吧！我看见第一个矿工了，他似乎刚刚从井下出来，脸黑得像是非洲人，但牙齿雪白，他一定是匆匆来车站接人的，不然他为什么眺望每一个车窗窗口呢？！

    黑色，到处是黑色！连半空中喳喳乱叫的小麻雀，羽毛都是黑的。下了火车用不着问路，朝着前面飞转的“天轮”走去就是了。它高高地悬在半空，等于是去水峪煤矿的活路标。哥哥，当我离“天轮”越来越近时，脚步却越走越慢了。我激动，我不安，我琢磨着该怎么对他说第一句话。他如果已经有了家，我可以叫他“老褚同志”；如果他和我一样还是个单身（这是我祈求的），我可以称呼他“老褚”“云杰”。可是，我怎么能知道他是单身汉，还是一只有了“窝”的苦寒鸟呢？

    时近中午，矿工正在交接班，一个个像黑老包一样的出井矿工，到那个井口附近的小房子去交矿灯；而要下井的矿工也到那间小房子去领矿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我走近矿灯房的小窗口，询问一个负责收发矿灯的大嫂说：“请问，褚云杰同志住在哪儿？”

    “你……是他什么人？”大嫂看我打扮得太干净了，有点好奇。

    “我……我……我是他妹妹。”我很尴尬。

    “你等一下。”大嫂匆匆向灯架走了过去，不一会儿就回到小窗口说，“他的208号矿灯还没交回来，你就在这儿等一会儿吧，他出井一定要到这儿来交灯充电的。”

    旁边一个刚上井的矿工，纠正灯房大嫂的话说：“他在井下处理淋头水的问题呢！打连班了。恐怕要到下了中班，晚上10点左右才能出井。”

    “同志，我往井下给你摇个电话吧！”热心肠的大嫂说，“就说他妹妹来了，叫他出来一下！”

    我犹豫了一霎间：“甭了，我等他吧。”

    “那你就去他屋里等吧。你看——”她把头从小窗口探出来，指着高高的选煤楼说，“你从这儿绕过去，往东拐，挨着仓库有两间石板房，那就是他的家。”

    “家？”我琢磨着这个字眼的含义，心里有些酸楚，“他家里有人吗？”

    大嫂笑了：“你这个当妹妹的太不关心哥哥了吧，他还是孤人一口呢！矿上给他提亲的有一车皮了！年轻的寡妇，农村大姑娘，回乡的高中毕业生……老褚在这方面有点怪，好像心里缺少这根弦，你这个当妹妹的该好好开导开导他，他岁数可老大不小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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