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飘落天幕】

    我不想在开篇引用什么哲理名言，因为现实生活中蕴藏着的哲理，比一切伟大的哲人都要富有。

    三个主要角色之外的我，发现了一块“新大陆”，并在这块“新大陆”上，有更新的发现……

    返回京城已经四年了，我居然不知道立交桥下有个鸟市。

    是缘分吧？那天我佝偻着身腰，趴在写字台上正和蘸水钢笔较劲，偶然抬头，看见三楼阳台外边的杨树梢，不知何时已钻出来巴掌大小的绿叶。朦朦胧胧的春意呼唤了我，我扔下手里这支既是冤家、又是伙伴的钢笔，胡乱地穿上一件风衣，到楼外去寻觅春色。

    走出密集得像鸽子笼一样的简易楼群，我像是从欧洲中世纪古堡式的囚室，投向大自然的襁褓之中。绿色的树，绿色的草，绿色的挥臂式吊车；艳红的红领巾，樱红色的纱巾，和摇曳在墙角下淡红色的小小花蕾，都使我这个“盒里的人”心旷神怡。

    冬去了。

    春来了。

    苍蓝苍蓝的天际下，盘旋着一只鹰鹞；不，那不是鹰鹞，那是被春风送上蓝天的一只风筝。它像大海里的一叶风帆，在属于它的浩渺天海任意飘荡。它并不寂寞，顺着无限远的天海之涯，飞来了一行与它为伍的水鸟。我的天，哪里是水鸟？那是南国归来的大雁，它们排成“一”字阵形，在苍蓝的天空下飞向塞北……

    为了报偿我索居陋室的寒窗之苦，我漫不经心地跳上一辆开往市区的公共汽车。去干什么？踏春！去哪儿？鬼才知道。大概是我命运多坎坷之故，汽车刚爬上立交桥，“咔嚓”一声抛了锚。

    “乘客同志们，对不起！水箱坏了，请下车换乘……”女售票员的话音未落，抱怨之声就倾泻而来：

    “哎！中国汽车工业什么时候才能过关？”

    “他妈的，水箱漏水，干吗把车开出来？”

    “这是在地面，要是在天上横穿大西洋，这几十口子都要喂鲨鱼了。”

    最后离开车厢的乘客，联想能力十分丰富，他从汽车抛锚联想到了飞机事故。很显然，他已标明了自己是个天上飞的人物，直到他那胖胖的身体已经移动到车下了，还扭过脖颈直视着无辜的女售票员：“瞧你们抛锚的地方——立交桥。现代化的交通设施，落后的交通工具！哼！”

    我很想回敬这位傲慢的“首长”几句，为那个小姑娘鸣鸣不平。可惜那位气宇轩昂的“首长”似有公务在身，没等我的“子弹”出膛，他竟然急不可耐地向桥下走去。望着他胖胖的背影，我庆幸自己的“子弹”迟发——他那一歪一歪的步履，是先天性的小儿麻痹？还是后天病伤所致？谁知道？！反正一个脚部有缺陷的人，对公共汽车有特殊的依恋，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不是吗？

    我很惬意：如果不是汽车在这儿抛锚，也许我的后半生中，难得在桥上有片刻的停留。而此时此刻——柳绿草青的早春时节，我站在立交桥上，手扶栏杆，任各种型号的大卡车、小吉普、一三〇、三轮摩托，以及现代化的“丰田”“红旗”和褪了色的美国“道奇”、像盖盖虫一样的英国“毛瑞斯”，风驰电掣般地从我面前疾驰而过。这些40年代、50年代和70年代、80年代的，上升的、下沉的、时髦的和即将被抛进废铁堆里的玩意儿，走马灯一样通过这个生活的立体交叉点。它们从四面八方疾驰而来，又向四面八方奔驰而去。那灰的、红的、蓝的、黑的、绿的、黄的，喷漆剥落的和锃光瓦亮的汽车，带着不同年代的特有音响：“扑（左口右录）（左口右录）”“哗啦啦”“唰唰”“嗖嗖”地驶向它们各自的生活驿道，奔向它们各自的目标。站在桥上凝神眺望，那流向四面八方的各色汽车，就像大地上的一朵花蕾绽开，伸向不同空间不同角度的彩色花瓣。那震耳欲聋的奔驰声，就像音乐中也不能概括的强大音符，编织着一首富有生命力的春天的奏鸣曲。

    当立交桥上出现难得的片刻沉寂时，我听到和这都市雄浑乐章很不和谐的声音——那是鸟儿的啼鸣声。我太熟悉这种声音了，在我二十年的驿路跋涉中，大自然中千奇百怪的鸟儿，用歌声为我解忧，用歌声鼓舞我奋进。如果说因为我久别城市，误把“丰田”当成了“奔驰”，那是完全可能的；但要是说我从鸟儿的歌喉中，判断不出那位“歌星”的名字，就显得荒唐了。我马上听出来这些唱歌的鸟儿中，有黄鹂，有百灵；有体躯小得不能再小的“柳叶儿”，也有体躯大得不能再大了的“傻大胆”；有专门拾人牙慧的鹦鹉，还有不断变换歌喉的红靛颏……

    是立交桥侧的鸟儿的歌唱吸引了我？还是那人头攒动的鸟市吸引了我呢？也许是二者兼而有之吧！我走下立交桥，第一次涉足这块使我陌生而又惊异的“新大陆”。这儿人多得赛过农贸市场：年老的，年轻的；穿着四个兜制服的干部，穿着现代服装的《茶馆》后裔……如果把立交桥下的大路比作奔腾的大河，这儿就好像滞流的河湾；不，它就像湍急的河流旁的一块礁石，尽管它身旁的汽车如同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它却安然不动。

    说它死了，它还活着。这儿人声喧沸，他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各式各样的鸟儿。这儿是鸟类家族的集中营，原本在森林和田野自由飞翔的鸟儿，被称为万物之灵的人，装进只有方寸之地的鸟笼。尽管笼子中的鸟食碗里，有蛋黄、小米和肉虫等美餐，不用它们去辛苦觅食；尽管它们住的房子——无论是竹条编的，还是铁丝围的，都比它们树杈上的茅草窝要富丽堂皇，但充其量不过是一座座美丽的牢房而已。

    一只高悬在柳树杈上的鸟笼，算是这些牢房中最漂亮的一座了：那是一个凸字形的双层鸟笼，笼子的根根铁栏都包扎着彩色的塑料线：红的、白的、粉的、黄的、绿的……和其他鸟笼比起来，简直像是一座“阿房宫”。笼子里关着的那只鸟儿，尤其引人注目，它的尖嘴、爪子和眼睛都是艳红色的，而浑身的羽毛白得像是十二月的银雪。它在鸟笼的横梁上跳来跳去，偶然抖起嗓子啼鸣一声，若银铃腾空，余音久久飘绕于耳，大有一鸟入林百鸟压音的威风劲儿，真称得起是金屋藏娇，鸟市“歌星”中的“皇后”了。只是我不知道它抖着嗓子啼叫，是出于愤然？还是出于高兴？更无法判断它唱的是一支喜歌？还是一首囚歌？

    “这是一只什么鸟儿？”站在我身旁的年轻人，向我发问。

    我拼命搜索着生活记忆，想一下说出这鸟儿的名字，但是我失败了。我和泥土打交道的二十多年中，看见过身披各种羽衣的鸟儿，却从不曾见过一只“白雪公主”。我只好愕然地摇摇头，表示我的无知。

    “哎！卖鸟的人呢？”一个干巴老头显得比年轻人更有兴致，更缺乏耐性，“叫货主给咱们讲讲！”

    这儿的人实在太多了，尽管我踮脚眺望，还是看不见鸟儿主人的脸，只是在人头晃动的间隙里，看见一个满头银发的人，略略点了点头：“我在这儿。”

    “这鸟儿是您的？”还是那个干巴老头。

    “是的。”

    “常来鸟市的人都知道我，我叫‘鸟儿常’，”干巴老头眼里露出比朝圣还要虔诚的目光，望着那枝头的鸟笼说，“我玩了一辈子鸟了，还没有瞧见过这浑身白的鸟儿。不过，我爷爷在世的时候，曾对我说起过，古辈子山东水泊梁山有一种‘白玉鸟’，浑身洁如白玉，后来，一百单八将升天归位，八百里水泊变成了陆地，这种鸟儿也就绝了种。同志，我和你盘盘道行，请问这是不是那种‘白玉鸟’？”

    白发晃了晃：“对不起，我是刚刚养鸟……”

    “你从哪儿逮来的？”

    “亲戚送的。”

    “亲戚是从哪儿逮的？”还是那个干巴老头。

    白发凝固住不动了。他似乎不愿说出这只俊鸟的出生地，但面对那么多双询问的目光，不说出来似又于心不忍，他用手拢了拢银发，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他是从菲律宾带来的。”

    “噢！是只洋鸟儿？”三个身穿港式夹克的“现代人”，一拥而上，“你想卖多少钱？”

    “不卖。”

    “我说‘老鸟儿’！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们哥儿们？”领头的“现代人”唰的一声拉开夹克拉链，拍着内衣鼓囊囊的口袋，“这儿银子大大的有，我们哥儿们是玩鸟的，从不吝惜兜里的钞票。你报个价吧！”

    “小同志，我真不是卖……”

    “不卖鸟到这儿来逗哪门子咳嗽？”第二个“现代人”挽起袖子，“你知道这儿是鸟市吗？”

    第三个“现代人”扮演红脸，他连连作揖施礼道：“老同志，您就把这只鸟儿卖给我们吧！瞧您这身打扮，料子服穿着，眼镜戴着，哪像个玩鸟的人？再看您这满头银发，不是华罗庚，也是陈景润，国家‘四化’正等着您这样的知识分子出力呢？您再想想，养只鸟要花费多少时间，给鸟拌食喂水、清理鸟粪，一早一晚还要出来遛鸟儿……我看您就割爱把这只‘白玉鸟’——”

    “现代人”的话音戛然而止。谁也不知道那个爱鸟如命的干巴老头，什么时候溜出人群去搬请救兵的，“现代人”面前出现了一位头戴硬壳帽、帽子上镶嵌着国徽的民警。

    三个“皮夹克”不见了。

    围解了。

    人散了。

    这时，我才看清这只俊鸟的主人。他穿着一身咖啡色哔叽中山装，鼻梁上架着一副茶色养目镜。无论从他的装束还是眉宇间那股残留的书卷气上去看，都和他手里这只鸟笼极不协调。看样子，刚才的一场虚惊，使他非常懊丧，他掏出手绢擦擦汗，又用手拢了拢那闪亮的银白头发，然后用蓝绸子的笼子罩罩上鸟笼，就从人群中夺路而出。

    就在他和我擦肩而过的时候，不知是我神经过敏，还是我自作多情，我突然感到我熟悉这张面孔。我匆匆扭过身躯，死死地盯着他的背影，我希望从他的步履和神态中，找到一点能唤醒我记忆的东西。

    他走远了。

    我仍在对他的背影凝思……

    他走得更远了。

    我跑上前去几步，这样可以看得更清楚些……

    忽然，他那头在春阳下闪光的银发，拨动了我的心弦：“噢！这不是劳改队里的‘花子政委’吗？他是少白头，二十多岁时头发就白得像雪了。眼下，头上就像打了一层光蜡，变得更有风采了。”

    我迈步追了上去：

    “同志！请停步。”

    “老白！老白……”

    立交桥下车如流水，嘈杂的音响淹没了我的呼唤。

    我奋力地向前跑去，当我距离他还有十五六米远的时候，他已纵身跃上一辆杏黄色的铃木牌摩托，后座上带着那只彩色的鸟笼，驶进汽车的河流中去了……

    泥巴脚、“星条旗”以及那口缺耳的大铝锅，基本上可以拼凑出“花子政委”落魄时的那副尊容。但人们之所以在“花子”后边又加上“政委”二字，这涉及他和“林妹妹”的一段往事……

    古人说：不如意事常八九。这句话移到今天来，又何尝不适用呢？！假如我早些发现那只彩色的鸟笼，早些发现那只白玉鸟（姑且这么称呼笼子中那位“白雪公主”），早点发现那只鸟的主人，我们早就在立交桥下——不，那儿靠近凤凰餐厅——一定是在餐桌旁叙上旧了。但仅仅几分钟的时间，他消失了，消失得那么干净，他那头银发给我留下：

    一缕云。

    一团雾。

    一捧雪。

    一束花。

    这束花，不像白牡丹那么雍容华贵，倒像北国芦苇荡里九月飘起的银色芦花……

    这儿的芦苇实在太多了，油青黑绿，一望无边。一到秋天，从高高芦苇尖上飞起的芦花，飘飘悠悠和天上的白云连在一起，使人分不清哪儿是芦花，哪儿是白云。古诗中的“芦花翻白燕子飞”，倒像是专为这块土地写下的，“野渡无人舟自横”的佳句，用在这儿也很恰当——因为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流淌着一条粗犷而妩媚的银钟河；只是渡船都停泊在河的对岸，靠近劳改队这边的河岸，没有一只渡船。我们只能听那银钟河日夜唱着歌，遥望它驮着一片片轻柔的风帆，从这儿飘向无限远的天际。

    就在这片美丽而荒芜的土地上，“花子政委”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当时正是谎言蒙蔽童真——“大跃进”之后的饥荒年代，分散在劳改队的“右”字号，像被押解归来的散兵游勇一样，从天之涯海之角都集中到这个芦苇之乡来了。于是这个芦苇的王国，出现了一支戴眼镜的劳改队伍。

    我很晦气，和我在一条大炕上挨着睡的是个男性的“林黛玉”。他经常在静夜里偷偷哭泣，因而引起我的无限愁思。他名叫林逸，上海人，在北方矿院上到四年级时，一顶“右”字金箍套在他的脑瓜上。从这天起，他就像吃了哑巴药一样，很少再开口说话了。他长得像他的名字一样漂亮，一张椭圆形的白净脸儿，眉毛细长，瞳孔黑亮。他虽在长吁短叹，也不失其楚楚动人之风姿。我很怕他身上那种忧郁无节制地传染给我，因而从心里架设了一道“马其诺防线”，尽量去少看他那张忧郁的脸。可是睡在林逸那一边的少白头白洁峰，和住在我们对面大炕上的“同类”史凌宙，却表示出对林逸超越一般的亲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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