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涛！你是不是有病？”
我不理解他的意思，莫名其妙地望着他。
“甭瞒我，你至少有神经衰弱症。”
我想了想：“都是林逸夜里搅的。”
“我不怕搅。”他摆出高姿态，“咱们俩换换铺位怎么样？”
我求之不得，立刻点头答应。当晚吃完两个白薯面的小窝头和一碗曲麻菜汤以后，我开始卷我的行李。
这时林逸的右边邻居白洁峰，端着他那破铝锅进来：
“叶涛，你这是……”
“换个铺位。”
“和谁？”
“史凌宙。”
“叶涛，你不能搬。”
“为什么？”
“这铺位的排列顺序，是队长定下的。”白洁峰穿着那身旧西服，以劳改队宣传员的身份认真地对我说。
平心而言，在平时我对他是很有好感的。这个据说因血色素的缘故，二十多岁就白了头发的白洁峰，毕业于全国最知名的高等学府。他在学校数学系学习时，一连蝉联四年第一名。他是从一所科研单位，一个跟头从青云九霄跌到尘埃中来的。这使我感到惋惜。尤其牵动我的感情的是，他在国内没有一个亲人。他的父母新中国成立前不过是银行的高级职员，在解放军兵临城下时坐着飞机逃走了。只是他当时还在外地大学里，父母没有来得及将他带走。
白洁峰身上那件春夏秋冬不离身的旧西服，已经破烂得像一面被炸弹撕扯成碎布条的美国“星条旗”了，他一直穿着。苦难磨炼韧性，他不止一次地回绝了伙伴们馈赠给他的衣衫，使伙伴们无不为之惊叹。林逸处境比他强多了，还在不停地叹息；他比林逸境遇差多了，却没皱过一次眉头。说起来简直像个笑话，这个论证X+Y=？的尖子，生活中的低能儿，发明了一种修补他那褴褛衣衫的方法，不用针，不用线；不用剪子，不用刀；每每西服像墩布条一样不能穿了，他就用张贴墙报剩下的面糊糊，像裱糊匠糊寿衣一样，把他西服上的碎布条粘糊起来。晴天时，他瘦弱的身子支撑着它，还像个不修边幅的土“博士”；只要碰上雨天，无情的淋头雨把连接布条的面糊洇开，西服四面开花，布条条上下飞舞，“博士”像着了魔法一样，顷刻之间变成衣衫褴褛的“叫花子”。
尽管生活如此艰辛，白洁峰竟然不觉其苦，他穿着那面“星条旗”，在人前走来走去，依然不改他那来去匆匆的步履。每逢劳改队列队听队长训话，宣传员负有集合全队人员的使命，他拖着那双浮肿的腿，煞有其事地喊着“立正——向左看齐——报数——稍息——”的时候，队列里总是有人偷偷发笑。白洁峰此时的脸色像一块铁，俨然如检阅“部队”的“将军”。但是人们之所以称呼他为“花子政委”，而不称呼他为“花子将军”，实因他还有不厌其烦地对人进行政治工作的本能。我身为林逸的左邻，经常听到林逸的右舍——“花子政委”对林逸进行这样的开导：
“别悲观失望，振作起精神来。”
“哭意味着什么？懦弱。你应当坚强。”
“等我们改造好了，我去找数学权威华罗庚，你去找地质专家李四光，我们的前途充满阳光。”
“听清我的话了吗，林逸？”
“对，擦擦眼泪，睡个好觉。明天割苇子放个‘卫星’，我给你上壁报。”
虽然“花子政委”这些转来转去的车轱辘话，并不引起我多大的兴趣——因为天上的彩霞虽然好看，但毕竟离我们太遥远了。但我不能不十分敬佩他的“铁杵磨针”的坚毅精神——要知道他是我们中间最苦的人儿，也是这根“黑藤”上最苦的一个瓜儿啊！在饥饿的年代，他本来就没有多少热量，却用那一丁点热量去温暖别人。在这儿的成员明明都压抑得呼吸困难，他却把那一丝儿水分和别人同享，和林逸相濡以沫——我不止一次地看见，林逸夜里因肚饥而偷偷挤牙膏吃时，“花子政委”总是抢掉他手里的牙膏，然后匆匆跑出去，片刻之后端回来他那个没有耳头、可以和脸盆比大小的破铝锅。这个锅既是他的饭具，又是张贴墙报时的面糊锅，但里边的东西却非常之少——“花子政委”除去用它贴墙报、粘西服之外，剩余的面糊糊都为林逸充饥用了。其实，白洁峰何尝不饿？他身子比林逸高，干活比林逸卖力气，解开“星条旗”的纽扣，胸间露出一道道肋骨，似乎拿下来就可以当搓板用了，但他宁愿去抓生鱼、吃田鼠、吞蛇胆（据他说可以明目），总把那锅面糊糊给林逸留着。在静静的午夜，我每每看见这个镜头，都激起对“花子政委”的钦敬之情，心里暗暗埋怨林逸太缺乏一个男人应有的阳刚之气。
此时，我刚刚有了个离开林逸的机会，“花子政委”竟然公开提出了干预，并且口气那么坚决，这使我既费解，也感到愤然。我看看伙伴们还没吃饭归来，说两句刺儿话，也无损于他的面子，便横了他一眼：“我一不是搬出劳改队，二不是搬出中国国境，你何必拿着鸡毛当令箭？”
白洁峰尴尬地挠着他那少白头，似有难言之隐，在地上转了老半天，才仰起他那张黄瘦的脸，低声地对我说：“叶涛！你要是和屋里的任何一个人换铺位，我都不会阻拦，唯独你和史凌宙换铺位……我……我……我不能不说话。”
“噢！原来不是因为触犯纪律呀！对不起。”我愤然地把我的行李夹起来，用力地掷在史凌宙的铺位上，并以挑战的目光望着他，“老史怎么了？他又没戴两顶右派帽子，怎么就……”
“花子政委”毫不犹疑地把我的行李又夹回到我的铺位上，正了正他鼻梁上缠着胶布的土黄色眼镜，焦急地说：“叶涛！你还不了解史凌宙，他……他……他……”
“他怎么了？说嘛！”我赌气地坐在炕沿上。
“他是和我一块儿从东北兴凯湖调这儿来的，我不愿意说他的短话，可是……”“花子政委”搓着他的两只手掌吭吭哧哧了半天，“既然今天事情逼到这儿了，我就告诉你吧！老史这个人，他在兴凯湖曾和两个小流氓——男的，搞过那种说不出口的丑事，你明白了吗？”
如同在我头上炸了一声响雷，我被惊呆了。最初，我还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但是继而一想，“林妹妹”的绰号就是从史凌宙嘴里吐出来的。平常他那么道貌岸然，但只一见到林逸就显出轻浮相来，这次主动要求我和他调换铺位，莫非他真有这种肮脏的用心？
“花子政委”见我沉默不语，不无感慨地叹了口气说，“你听他常给林逸背些什么？‘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啦！‘雨落黄昏独自愁’啦！还有什么‘人比黄花瘦’啦！你是搞文学的，该知道这些诗词能给林逸增加多少生活勇气。现在正是需要帮助林逸站起来的时候，我怕老史再给他增加额外的烦恼。叶涛，我做的没有错误吧？”
“老白，你是对的。”我微微垂下了头。
“你对林逸还欠缺了解，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你慢慢就会认识他的价值了。这样一个年轻的伙伴，我们不能叫他倒下去，得叫他跟上队伍，将来好为祖国发挥才智。”“花子政委”脸上出现了少见的激动，他那两只疲惫的眼睛，饱含深情地对我说，“我要求你多关心他，就像我对他那样，行吗？”
我没有理由回拒“花子政委”的要求，答应了。他告诉我：林逸是个没有言论的“右派”，在矿院掀起反“右”高潮时，他正患脊椎骨刺病。医生告诉他要经常伸一伸自己的脖子，以伸展开脊椎的骨环，使骨刺碰不到通往两臂的神经。林逸遵医生之嘱，便经常活动自己的颈部。那天，他看一张张贴在校园墙上“右派”教授的申辩书，本能地伸了几下脖子。有人说他对“右派”教授的论点，不断地点头，于是他便成了“点头右派”。
我笑了——那是酸楚苦涩的一笑。
“别看他‘闲静时如名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花子政委”嘴里吐出对林逸的一连串形容词儿，“确实像《石头记》中的林妹妹；可是他性子烈得很，到现在还没在结论上签字。在兴凯湖，他两次自杀未遂，那儿的劳改队长称他为不可救药的‘花岗岩’！”
“他活得很真实。”我的声音是从胸腔里憋出来的。
“是的！”白洁峰说，“至少比我活得真实。”
“你不是坚韧得也像头牛吗？”
他拢了拢披落到额头上的白发笑了：“叶涛，如果没有主人吆喝，牛有自动拉套的吗？它可以成年累月卧在槽头，反刍胃里翻上来的草料。我认为承受外力推动而显示韧性的物体，都算不上强者；只有自觉奋发地跋涉，才有资格赢得强者的称号。如小小的蜜蜂，为酿造一公斤蜜而要飞千里，风里来雨里去。再比如小小的蝼蚁——”
我制止了他：“太玄奥了，我们还是研究一下对林逸……”
“嘘——”“花子政委”用声音制止我再说下去。
屋外有了脚步声，那是伙伴们吃饭归来了。第一个进屋的就是史凌宙，他看见我卷起的行李，已放在大炕上，两个高颧骨因兴奋而闪闪放光，他忙撂下碗筷去卷他的行李。
我走上去说：“老史，不必了。”
“怎么？”他狐疑地望着我，“怎么你又变卦了？”
我不能叫他疑惑到白洁峰身上，话锋一转说：“马上冬天就到了，你看我这儿挨着炕洞，热炕能治我的关节炎，你那儿热气串不过去。”
他眨眨眼睛，第二次做出了高姿态：“叶涛，离冬天还有一个节气呢！为了你能在这个把月里睡踏实觉，我俩先把铺位换一下，冬天烧炕时再换回来。怎么样？”他觉得这样的交换条件似乎还不足以表示他的诚意，便又加码说，“你不是有关节炎吗？没关系，你看，我有一条隔潮的狗皮褥子，你搬过来，我把它留给你铺。这总该行了吧？”
多么优厚的条件！多么动听的语言！又是一副多么道貌岸然的面孔！昔日我对这张颧骨高耸的脸，虽然谈不到喜欢，但也绝无厌恶的心理，因为他年长我几岁，偶尔还能激起我对长者一种本能的敬重。今天，我却不敢正视他的那张脸，好像他那张脸上突然长了无数雀斑；不，那是一片一片的苍蝇屎——使我感到恶心。我低下头来，避开他的视线说道：“我看……不必瞎折腾了。”
“是不是你累了？”他像我的影子一样，对我紧追不舍，“你休息，我来帮你搬。”话音才落，他的手已经抓到了我的行李。
我实在忍无可忍，略带愠怒地说：“谢谢！我决定不搬了。”
“啊？”他吃了一惊。
我找到了堂而皇之的理由：“随便换铺位，是违反纪律的。”
“刚才你怎么没有想到纪律？”他两眼直视着我。
“现在想到也不算晚吧！”我和他四目对视。
史凌宙的眼睛像即将熄灭的蜡光似的，越来越黯淡了；但一霎间，他两眼重新闪闪发光。他不再盯望我，目光直直地射向了“花子政委”。很显然，他在寻找问题的症结所在。白洁峰对此毫无反应，他佝偻着瘦弱的身腰，似因疲累而在闭目养神，他的白头发遮住他整个的脸颊。
整个屋子的视线都投向了我俩。唯有林逸像对待另一个星球发生的战争一样，侧着身子躺在炕上，面前摊着一本卷了边的《红楼梦》。也许他正读到黛玉焚诗的那一章吧！他叹息、摇头，眼窝下闪着晶莹的泪光……
宿舍哑然无声。
静……
喧叫着的灰色载重大卡车，响着喇叭从我身旁疾驰而过，那“嘎——嘎——”的连续长鸣声，撕碎了我回忆的梦。啊！这儿没有芦苇，更没有芦花；飘在我面前白白的东西，是春天扬花的柳絮，是姑娘脸上飞舞的银纱……
这些都不是我要找的，我要寻找的是“花子政委”那一头银发。
潇潇春雨衔接起我那中断了的梦，我在霏霏雨幕中寻觅……
要在一千万人口的大城市中寻觅一个不知地址的人，并不比在烟波浩渺的大海里捞针容易。但是那芦花似的银发，那口缺耳的铝锅，以及那只名贵的“白玉鸟”和那副茶色的养目镜，时时刻刻撩逗着我的神思。我必须找到他。我不但想了解他的现在，更想知道“林妹妹”的情况——因为在我记忆的河流中，林逸后来的命运比“花子政委”更多灾多难，一度成了整个劳改农场无人不晓的人物。
我打电话、写信给当时的难友，但是一无所获。就在我“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失意时刻，一个回到市公安局工作的同志，在几百个名叫白洁峰的人中，终于把“花子政委”找到了。我拿着那张巴掌大小的地址卡片，心跳得如同击鼓，披上风衣正待出门时，春雨潇潇破天而落……
雨丝悄悄地飘落在静静的街道上。
雨丝滴答地叩打着公共汽车的玻璃窗。
路程很远很远……
车上寂静无声……
寥寥无几的乘客，无一例外地都在隔窗眺望这座烟雨蒙蒙的城市。我裹紧了身上的风衣，失神地望着斜飞的雨丝，任雨幕中各色的花伞在窗外接踵而过，眼前浮现着的却是另一个画面……
那是秋雨绵绵的日子，淅淅沥沥的冷雨在荒野上滴落着，泥泞的古道上跋涉着无数双泥巴脚——这是“右”字号的劳改队冒雨去抢割苇子。队伍中有人披着麻包片，有的顶着自编的蓑衣，有的戴着破了边儿的大草帽，尽管穿着千奇百怪，手里却都提了一把月牙镰刀。如果不是队伍还保持着长方的队形，那一副副尊容，简直无异于一群拦路抢劫的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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