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委！我一定改正我的毛病！”
“这不是毛病，是心地邪恶！”梁政委纠正他说，“把白洁峰当反革命分子斗争，都因为你的心术不正。当然，当时你们那位李满仓队长无能，我也犯了主观主义。就这！干活吧！实在热得不行，跳到银钟河里去洗个澡！”
就这，“花子政委”有着二次复出的光荣历史，他成了我们最信赖的人。当然，随着岁月的更迭，梁政委送他的那顶荷叶形草帽，早已化为碎屑，在宇宙之间消失，但这段难忘的记忆却深入了我的脑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在那些受难者当中，是个铁疙瘩。他为自己制定的条例，叫作“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夏天他爱骄阳，冬天他爱冰雪。每逢北国严冬、滴水成冰的日子，他都兴致勃勃地扒去叫花子般的上衣，用冷雪擦身。雪是白的，肉是红的，一捧捧冷雪擦在他赤裸的身上之后，他的前胸后背都冒着腾腾热气。他叫着、喊着、跳着，那神态就像是冬泳竞赛中即将跳入冰水的运动员。许多伙伴受了他的启迪，也养成洗雪水澡的嗜好，他们笑着、闹着，在雪地上翻着跟斗，给苦难的音符中增添了欢乐的旋律。
现在，春天来了，一个真正可以大展宏图的春天来了。白洁峰的精灵之火呢？他生命中岩浆般奔腾着的原动力呢？他像个海螺，把它的躯体蜷缩到美丽的外壳之内，任大海在它身旁咆哮，任大潮在它身旁起伏，任浪花在它身旁席卷，任千帆在它身旁竞发，他倒躺在安乐窝里，像海上的一块礁石那样，静止不动了。他多像一株西双版纳新发现的迎风起舞的“风流草”啊！风刮得越大，它越有精力，伸展它的枝茎，张开它的叶片，活得和风一样有力。当风停了，在暖洋洋的春阳下，它反而无精打采地垂下它的脸颊……呜呼！“政委”！呜呼！火神！
公共汽车正穿行在市区狭窄的街道上。人，到处都是人。车，到处都是车。纷乱，嘈杂。但在纷乱中我看到了一股虎虎的生气，就像在录像屏幕上看见的林逸那样，他腿上虽然带着伤残，但他拼命地向前走。这不是我们饱受创伤之后苏醒了的国家的一幅肖像吗？瞧！那蹬着平板三轮车的毛头小伙儿，他头发蓬乱，耳朵根上还夹着铅笔，他大概是个木匠，平板车上拉着他打的书架、五斗橱，他敞着怀，把平板三轮蹬得飞快，可能正在把他的成品献给社会。再看那母子车上，挎斗车舱的小窗户里露出孩子的笑脸，年轻母亲的车把上拴挂着一个婴儿玩具：那是个孙悟空的脸！她为什么要给孩子买这个玩具呢！也许是祝福我们的下一代，能在万里晴空下，一个跟斗折上十万八千里吧！他们都是生活海洋中的一朵浪花，在跳跃、奔腾——尽管他们生活还很艰辛，但他们都不是生活中的赝品，而是拥抱时代的人。正是这些人，组成了推动生活向前奔腾的齿轮和纽带。
新产品的大幅广告牌。
“只生一个好”的宣传画牌。
《城南旧事》的电影海报牌。
这五光十色、炫人耳目的色彩和图像，都随着公共汽车拐进长安大街，而留在背后了。天安门广场上，春风荡起一个长龙风筝，它飞得很高很高，像是要与蓝天拥抱接吻。
公共汽车上有人轻声哼着歌，我听出来了，她哼哼的曲子是《龙的传人》。这美妙的旋律中间，也掺杂进来了不谐和音：
“真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男的说。
“怎么不让他喂狗熊呢！”女的说。
“黄河套，没有狗熊，是狼抓他脑袋来着。”仍是那个男的，“没把露宿在黄河套的那个小子给撕了，算是便宜了他。”“也真怪了！这小子蹲了那么多年的监狱，出来还不喘口气，好好养养膘，考察哪门子黄河！真他妈的气迷心！”女的在笑。
“要是我呀，仨饱一倒！”男的说。
“优哉游哉！能活一百！”女的说。
我回过头来。
男的：大鬓角。
女的：羊羔发。
他们面前摊着一张报纸，上边黑体字标题：“杨联康徒步考察黄河。”
我的心紧缩在一起了。我不禁自问：“这也是‘龙的传人’吗？老白和这两位流线型的男人、女人，差别究竟有多大呢？当然，他比他们谈吐文雅，又有一头像雪一样的漂亮银发；他的打扮也不像他们这样庸俗，知识也远远要比他们富有。但是那颗心，何其相似？原来功劳簿能把人醉倒；苦劳簿也能催眠，叫人躺在上面打呼噜而不自知！这也许是生活里的又一个辩证法吧？！”
“老弟！我有病啊！”白洁峰送我出门时，反复对我解释着。病！迈进中年门槛的人，哪个没有点病？就是把世界上的拳击大王，拉到现代化的医疗机械面前，诊断书上也不会是一片空白。脚癣、皮炎、沙眼、粉刺，甚至连“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仨月”，医学上都能联系到患者的心、肝、肺、脾，使贪生的懦夫感到来日苦短。老白童颜鹤发，除了胖些之外，他何病之有呢？
记得那是我们等待调令回北京的日子，性格粗犷的梁政委，特意叫最好的医生，用最先进的仪器，为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我们，做了一次全面体检。老白那张表格的各项栏目中，医生都写着：正常。他曾举着表格对伙伴们宣扬：“你们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吗？这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之功！”回京不过短短两三个年头，他竟然百病丛生，这真是个谜——人人都能猜破的谜！和老白相反，林逸除了腿部伤残之外，由于常年患黛玉悲秋的忧郁症，心电图跳动的波纹，判断他是冠心病患者。这个灾星高照的“林妹妹”，在苦难年代又故去了母亲，回到北京以后，没顾得舔一舔身上的伤口，就奔向生活的激流。君不见他在飘着鹅毛大雪的清晨，架着木拐在挤公共汽车吗？君不见他在清冷的路灯下，摇着轮椅小车去“光华夜校”，为落榜的待业青年输送光和热吗？那一层层台阶，对林逸来说意味着的是汗水！是坚韧！是拼搏！是登攀！
林逸——你是真正的强者！今天，昔日的朋友来寻访你了！他带来了滚烫的记忆，带来了沉郁的思情，也带来了深深的内疚。我误解过你！我轻蔑过你！我嫌弃过你！尽管那段时间非常之短，在我们相处的岁月中不占什么位置，你甚至早已经把它忘掉了，但我却没有忘掉。在困顿的日子里，嘲笑崇高行为的人，其恶迹无异于愚蠢的屠夫！我，叶涛是偿还良心上的债务来了！
小巷极其简陋。
我在小巷中寻觅。
一场春雨过后，泄水道大概是堵塞了。尚没铺水泥路面的小巷里，到处汪着一洼洼的积水。几个过早穿上塑料拖鞋的孩子，站在水洼里呼喊着：“下雨啦！冒泡了！乌龟顶着草帽啦！”最初，我以为他们在嬉戏中高唱儿歌，朝小巷深处望了望，那儿确实站着一个头戴草帽的人。显然，他是在落雨时戴在头上的，现在，已经雨过天晴，他忘记了把它摘掉，经孩子们提示，他才匆匆把草帽从头上摘去。
孩子们嘻嘻地笑了。
拿草帽的人也笑了。
我也被这充满生活情趣的画面逗笑了。
但片刻之后，我的惬意之情顿然消失，这个手卷精致草帽的人，我仿佛似曾相识。终于，我的记忆苏醒了过来，这是公共汽车抛锚在立交桥上时，那个训斥女售票员的胖子。尽管他立在那儿一动不动，我无法看出他的瘸脚病，但大脑立刻告诉我——他就是史凌宙。
他到这儿干什么？赎罪？但愿如此！不，他也许是来向林逸报告“商调”消息的吧！我在离他几步远的墙角站住了。为了不发生张冠李戴的错误，我掏出纸条仔细对了一下林逸的门牌，没错！这儿就是林逸的家。环顾一下四周，这儿地处市区和农村接壤地带，向北看高楼耸起，向南看土屋林立。低矮的土墙围着的一间像地震棚大小的房屋，那就是林逸的住房。房前空地不大，除摆了些缸、甏，以及苫布盖着的木屑、煤球之类的杂什之外，隔着矮墙还能看见一块小小的草坪，草坪上既没有老白檐下高雅的君子兰，也没有桃杏枝叶婆娑起舞；草坪上栽种的都是单一草花“死不了”，淡粉色的花蕾，迎着雨后斜阳向人间报告春的信息，装点着林逸生命的原色。
我的心顿时沉下去了。
酸楚之情却涌上喉头。
“同志！你也是来找林逸的？”碰了壁的史凌宙，一瘸一拐地向我走了过来，大概他已在门外等了半天了，为了解除寂寞才向我搭讪。
我看了他一眼，马上把目光避开。背过身去之后，我才低声地“嗯”了一声，算作我的回答，同时把目光转向这片“死不了”。我很喜欢这不入流的野花，它不要肥水浇灌，也不需要精心护理。我的阳台上，放着两个残破的花盆，不知谁传播的种子，也不知它诞生在哪个时辰，反正一到春天，它就从贫瘠的泥土里钻了出来，花儿一直开到霜降。它不要我任何报酬，也不占据阳台的地盘，似乎它生命的存在不在于索取，而在于默默贡献。娇嫩的玫瑰、“花中皇后”的月季，常因我忘记管理而枯死。但“死不了”永远活着，活得挺拔有力。这不正是林逸的形象吗？
陋室。
低檐。
里边住着的是一株“死不了”。
“我看着你挺面熟。”史凌宙不知何时绕到我的面前，两眼直视着我。
“我们是老搭档了。”我伸出一只手，“老兄可能是贵人多忘事！我是叶涛！”
“你好！我读了你的不少小说，好多朋友的形象，都被你写进书里去了！黄鼎、陆步青……”他紧紧握住了我的手，热情地上下摇着。
“还欠缺很多人的形象。”我笑着说。
“还想写谁？”
“比如老兄的形象，还没进入时代的画廊，这真是一件遗憾的事情。”我说，“现代的青年人，都把‘右派’视若水晶，其实，人的素质都不是能由一个数学公式可以演算出来的。”
“老叶！该怎么对你说呢！过去……”他紧紧地卷着手中的草帽，草帽在他手里已经变成筒了，他还在机械地卷动着，“……那时候年轻，现在回首往昔，真是……真是惭愧之至！我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林逸。”
“现在呢？”我找到了突破口，“听说你是教育口的什么‘长’了，就让吃草挤奶的中学教师，住这样的棚子？”
“京华住房难，你不是不知道啊！老叶！”
“听说老兄还过着独身生活，一个人在杨柳青楼区住三室一厅的单元房。这话不是讹传吧！”我索性破釜沉舟，“这儿离他教的中学有多远？让一个因为你而伤了腿的瘸子，上班时穿过京华半个城，你倒真做得出来。”
“老叶，这就是你不了解情况了。回城工作以后，我不知道他的工作地点，只是有一次在市模范教师会上，我才知道他的工作艰辛。局长当即责令我这个管人事的调动他的工作，我正着手办理时，在办公桌上看见他要求‘对口’的请调报告！并注明只要‘对口’，他愿意去大西北……”
“于是老兄就积极地为他去大西北奔忙了。对吧？”我接着他的话茬，说出事情的结论。
“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大西北缺乏这样的人才呀！林逸的鸿鹄大志，我怎么能不积极支持呢？我又是搞人事的，更是责无旁贷！”史凌宙堂而皇之地侃侃而谈，“当然，他身体有残，但身残志不残嘛！张海迪下肢瘫痪，比林逸身体糟得多，人家在轮椅上工作生活……你对这个也有意见？”
我没有回答。我能回答什么呢？
“老叶！你们搞文的，就该抓这样的事例。”他口吻里明显地掺进了官气，“把他树起来，叫他成为知识分子为‘四化’苦斗献身的典型。”
“不用我写文章，他也是一棵大树。”我含蓄地回答，“只是这棵大树上，那么多虫叮蚁咬的疤痕……我写他现在，提不提那些往事？”
史凌宙立刻听出我的话外音来了，他不等我把话说完，就打断我的话：“老叶，刚才我不是表态了吗？我对不起林逸，不过，在那年头也是有强大的历史外因的。你是从那个年月走过来的人，应该清楚。”
“那你就把林逸拉出来当替罪羔羊？”
“林逸都谅解我了！你……”只有他面皮绷紧了才露出他藏在赘肉里的两个大颧骨——他显然有些怒意了。
“你能原谅你自己吗？”我尽量使自己平静。
“他还用镰刀把我的脚……”他有些胆怯了，只说了半句话，紧绷着的脸，就松弛下来，他叹了一口气说，“老叶，在劳改队我确实有一段不够光彩的历史，‘一切犹如昨天死’，我们一块儿向前看吧！你看——”他把卷成筒的草帽摊平，举到我的面前，像忏悔的犹大，满脸晦气地说，“林逸快要走了，我没有别的相送，这是我随教育考察团出国时买来的一顶非洲草帽，送林逸遮挡一下大西北的骄阳吧！”
“他什么时候走？”我心里一惊。
“离报到日子还有半个月。”
“定了？”
“这是调令。”史凌宙从腋下公文包里，拿出一张打印纸，“上午，我给他学校打电话，林逸叫我下午三点钟送到这儿来。你看，他现在还没有来，也许有什么事耽搁下来了！”他扭头看看小巷出口，又看看腕上手表，“老叶！我四点半钟还有个会，不能久等了，等林逸回来，你把这顶草帽交给他吧！就说我来看过他！至于这张调令，制度规定不能由别人转交。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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