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儿子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这个问题好办，等我们搬进去，不，搬家之前我把栏杆都卸掉。行了吧？”
“这是焊接的，你怎么卸得掉？”
“您就不用管了，我自有办法。”儿子显得胸有成竹。
“这些设施是国家财物，不能因为某种个人因素，你就拆卸掉它。”这下，水生可怒了：“你（把您重新变成了你）……你也太难伺候了。有栏杆吧，你心理上产生条件反射，拆了栏杆吧，你又说它是国家财物。阴面阳面都叫你给占了，难道我和我妈就该在那间小屋里干受？这叫自私！自私！”
没容老黎答话，一个驼背的老头儿，倒背着双手朝父子俩走了过来。老黎多次从那扇临街的窗口，看见过这个老头儿，知道他是新楼的看管员。儿子对这个老头儿的身份尤其敏感，只好强压下去一肚子邪火，嘴角挂笑地主动上前搭话说：“老师傅，我们是来看房子的。您……”
“看房就看房吧！吵什么？”老头儿并不因水生的彬彬有礼，而减少他话语中夹杂着的火药味儿，“你这样年轻，说话也不怕卷舌头，听你刚才说什么要拆卸窗子外面的铁栏杆，真是叫人浑身起鸡皮疙瘩。你这小子是吃过狮子心，还是嚼过豹子胆？”
老黎忙把儿子往后一拉，用身子把儿子挡在身后说：“老师傅您别介意，我们不过是到这儿来转悠转悠，顺便看看新楼的建筑结构。”然后，他扭头以命令的口吻对水生说，“走吧！咱们总站在这儿，妨碍人家搬家。”
水生狠狠瞪了老黎一眼，站在那儿纹丝没动。
“水生——”老黎再次呼唤他。
“要走你先走吧。”水生同着看管新楼的老头，给老黎留了几分情面，皱着眉头说，“我要去看看我们的房子。”
“你们房子分在几层了？“老头儿觉得奇怪，从后腰里解下一串叮当响的门钥匙，“把住房证拿出来，我给你开门！”
“住房证？”水生呆了。
“是啊！这座塔楼都分下去了。”
“住房证还没拿到手。”水生懵懵怔怔地说，“只听说塔楼第一层有我们一套房子。”
“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爸爸在美术杂志社工作。”水生有些心虚了，他希望老黎此时能向这位老师傅亮一亮画家的身份，便说，“爸爸，您把详细情况，向这位老师傅说说吧！”水生回头看老黎，老黎已然不见了——他正穿过车辆往返如梭的马路。
水生心里一急，头上的青筋像弹簧一样跳蹦起来。老头儿看看面前这个小伙子的尴尬样儿，像回忆什么事情似的拍拍自己脑瓜门说：“噢！我知道了，你是不是姓黎？”
“是的，我叫黎水生。”水生赶忙回答。
“你爸爸是不是个画画儿的？”
“对！对！他叫黎非阁。”水生不眼地望着老头儿。
“一层楼是有他们单位的一套两居室住房……”
老头儿话还没说完，水生就迫不及待地接过话茬：“老师傅，那就是分配给我们的。您打开房门，让我进去看看吧！家里好根据房间大小，买些新的家具。”
老头儿把那串闪亮的钥匙又在手上掂了掂，像态度恶劣的民警查对户口一样，冷冷地询问道：
“你家几口人？”
“爸。妈。我。”
“原住哪儿？”
“看——”永生指指对面临街的小房。
“就是窗户临街的那间？”
“没错儿，您猜对了。”
仿佛那扇窗子触动了老头儿哪桩心事似的，老头儿忽然耷拉下了脑袋；当他重新抬起头来时，神色突然变得和蔼可亲了。水生对这老头儿瞬息万变的面孔，简直难以理解——他忐忑不安地望着老头儿，和他手上那串钥匙。
“小伙子！”老头儿亲切地拍了两下水生的肩膀：“该怎么对你说呢？唉！我从盖这幢大楼时，就在这儿看堆儿；先是看料，后是看门。这一年多来，我曾多少次路过你们那扇临街的窗户。有一天，我上饭铺买中午饭回来路过那扇窗子时，几个孩子正探头探脑地朝屋子里看，还说里边有个大秋千；我有意无意地朝里边瞥了一眼，房梁下面悬着的不是大秋千，是只大吊床……”
“老师傅，我就住在上边。”
“真够难为你们的了。”老头儿长出了一口气。
“您甭难过，我们不是要搬进这座新楼了吗？”水生反过来安慰着老头儿说，“将来我一定请您到我们家里做客！叫我爸爸给您画一张像，留作纪念。”
老头儿避开了水生那双饱含着喜气的眼睛，背过去弓着的身子，半天没有回声。他扬起脖子不知是在看塔楼的楼顶，还是在看蓝天上那群翱翔的鸽子。水生非常纳闷儿，不知道老头儿为什么把脊背甩给了他，怪模怪样地仰望起高空来了。他转到老头儿对面，刚刚叫了一声“老师傅”，就突然合住了嘴唇——因为他看见老头儿微微上仰的脸腮上，爬着两行水珠——那是顺着他眼角淌下来的眼泪。
“您……”
“老师傅，您这是怎么了？”
老头儿先用袖子擦擦眼角，又狠劲跺了跺脚说：“小伙子，让我都对你实说了吧！你是男子汉，你可要挺得住。”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水生茫然地回答。
“是这么一回事。这房子是你爸爸他们单位那个头头，给孙子要下的。”老头儿感慨万分地摇摇头说，“那天，他来看房时和旁边的秘书耳语，说有一位日本大画家，要来家访一位姓黎的画家！而姓黎的画家住房条件不好，为了怕有不好的国际影响，叫姓黎的画家暂时借用一下这套房子，会见之后，再叫姓黎的搬回原址。没想到，说的就是你爸爸！”
若同一声霹雳，顿时把水生惊呆了。
“小伙子，我可是一番好意呀。”
“小伙子，别耷拉下脑袋，把胸脯挺起来。”
“小伙子，为了不叫你们一家人乐极生悲，我把心里话都掏给你了。你可千万别传出去，砸了我的饭锅呀！”
“谢谢您——”水生转身跑了。
一辆疾行的卡车差一点撞在水生身上。司机从舱口里探出头来骂道：“活腻了？孽种！”水生根本没听到司机的责骂，疯了似的闯进了小屋。他跳上吊铺，“哇”的一声哭起来。
老黎扔下手中的画笔。
志梅手上沾着白面，从地震棚跑了过来。
“水生——”
“你这是怎么了？”志梅焦心地询问儿子。
老黎根本不了解这一切，安慰着儿子说：“别哭了！一层楼咱住着不方便，我们可以和楼顶上的住户调换一下，有人不愿意住最高层，咱们去住！”
下
当这张“底牌”全家都一目了然的时候，老黎家庭里爆发了一场“战争”。儿子极力主张“顺水推舟”，住进去就赖着不走，以恶对恶。志梅出于对那位林头头极端轻蔑，一反过去息事宁人的秉性，表示支持儿子的意见。老黎两句话，就把母子俩的意见都给否决了。他说：“星期一去社里开会的时候，老林说那位日本画家把访问中国的日期推迟到年底了。”于是，儿子动议，母亲支持的占房计划，宣布彻底告吹。
海市蜃楼般的幻景，一下从这间斗室里消失得干干净净。儿子责骂父亲无能，是一百斤面蒸的寿桃——废物点心；父亲从批评儿子缺乏坚韧耐劳的素质，一直联系到在儿子身上难以寻觅父母亲的遗传基因；志梅则忙于在父亲和儿子中间斡旋，以求得这间小屋的再度安定。三口之家，争争吵吵有个把月，才算相对稳定下来。
儿子水生开始寻找这出“荒诞戏剧”的起源。他想来想去都因为林枫的长孙对他的戏弄。于是在业余体校，他找个碴惩罚了那小子几拳头。那小子鼻青脸肿地向他爷爷哭诉委屈，林枫严厉地申斥孙子说：“谁让你把家里说的话，加枝加叶地往外传？这口气你就忍下吧！闹大了，给你要下的那套房子就会化为乌有！”那小子白挨了一顿揍，也只好哑巴吃黄连，把苦咽进了肚子。林枫为了防止由此而产生的舆论，在全社大会上宣布：“我社新建的大楼图纸正在设计，不日将去联系盖楼地皮！待大楼一旦落成，黎非阁同志将是搬进这座大楼的首户！”一个月后，黎非阁嘴里噙着的这块“糖球”还没化开，林枫请求离休的报告批准了。他留下一张空头支票，让接他班的新领导去坐蜡；而他在离位之前，连小孙子的房子都捞到手了。
到这时候老黎才觉着嘴里那块“糖球”不是滋味，不，那是林枫堵住他嘴的一个驴粪蛋。其实，这纯属林枫做贼心虚，就是永远叫老黎住那间临街的房子，老黎只会干受，而不会吐一个“不”字。林枫这么一来，反而招起老黎咂摸开那块“糖球”的滋味来了；他越咂摸越觉得有腥臊味，故而在盛夏到来之际，在一天晚上趁儿子去体育馆看体操表演赛了，老黎和妻子居然莫名其妙地探讨开了“人”这个字眼的丰富内涵。
“志梅！这个‘人’字只不过一撇一捺，笔画最简单不过了。怎么就这么复杂呢？”老黎摇着破了边的芭蕉扇，对妻子说，“就拿林枫来说，如果没有一点人的良知良能，他派一个人事干部去接我就行了，何必坐几百里地的火车，亲自去劳改农场接我回来呢？”
妻子明快地回答说：“表现他落实政策的积极性，和当初打你为‘右派’的积极性一样，都是做给上级看的。他打你为‘右派’时尽管呜呼呐喊，是戏台上的‘花架子’，接你回来时亲亲热热，那是戏台上的‘架子花’。都没动真格的。”
“他真是这号人？”老黎觉得妻子这个结论太严酷了。
“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妻子若无其事地回答。
“那么……他干吗常到这间小屋来看我？”老黎明明听出妻子的话占理，还在和她给林枫下的结论抗争，“他……也许还有点人的感情吧？”
“你有时上厕所吗？”妻子反问老黎说。
“瞧你说的，所答非所问。”
“他来这儿，就和你去厕所一样，没有感情因素在内，只是例行公事。”妻子毫不含糊地回答中，“当然啦！‘人’是有情物，林枫也并非石头，他对他的儿孙不是很有感情吗？”
老黎语塞了。
小屋一沉静下来，屋外的声音立刻显得嘈杂刺耳。一群小青年光着脊梁，在马路边的路灯下打着扑克。
“红桃七！”
“方块五！”
“钩子！”
“王八！”
妻子对这种声音习以为常了，毫无反应；老黎手拿芭蕉扇挑开窗帘焦躁不安地朝窗口外望了望，又朝窗外扇了两下子，不知他是在轰蚊子，还是在驱赶那些打扑克的“夜猫子”。这时一辆满载着”黑绷筋”西瓜的卡车，不知是怕轧着这群小青年，还是司机开车前喝了酒，车身一打趔趄，车轱辘歪进了马路旁的土沟，一车西瓜噗啦啦地滚落下来一半。于是，这扇临街的窗子外，变得更加热闹了：司机抖开豁亮嗓门，抱怨打扑克的小青年妨碍交通；小青年反唇相讥，谩骂司机有眼无珠。鸡吵鹅斗之间，窗口外的大街成了戏台：小生嗓、胡生嗓、黑头嗓、花脸嗓……还有被截在后边的卡车、拖拉机的嘀嘀嘀、突突突声。老黎只好“嘭——”的一声关上窗户。即使这样，窗玻璃还像着魔法一样，发出窸窸窣窣的颤动声。
“你听，像你弹琴时键盘发出的颤音！”老黎苦中作乐地来了一句黑色幽默，“只是它响起来没完没了。”
妻子没有老黎的浪漫主义，务实地对丈夫说：
“劳驾你把窗子开开吧！”
“你就没有耳神经？”老黎原地不动。
“关上窗子，这间小屋就成蒸笼了，闷得人心发慌。”
老黎无可奈何，只好又打开这扇临街的窗子。他扭回头来，长叹了一口气说：“我磨炼耳朵已经时间不短了，到现在噪声也没升格成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它倒使我想起了令人心灵战栗的《悲怆》乐章。”
“我连‘拜耳’都忘光了。”妻子摇了摇头。
“有了房子，我下决心使你的艺术细胞复原。”
“那是坐在地球上看星星，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妻子像想起了什么心事似的，抬起头来认真地说，“水生跟你说过了没有，后天，他们乐器厂子的一些职工去北戴河度夏，和我们教育工会休假团正好同天起程。”
儿子这些天来，一直把老黎当成家庭中的一个活动着的机器人。从房子的荒诞戏剧闭合了大幕之后，儿子不向爸爸传递任何信息。他只知道妻子将去北戴河休养，根本不知道儿子也将暂时飞离他的“空中巢穴”。但此时他装成什么都知道的样子，连连点头说：“知道！知道！你们母子俩快到北戴河洗洗海水澡，吹吹大海风，听听水鸟叫吧！那‘自由的元素’能医治百病。”
“让儿子一个人去吧！”妻子淡淡地说，“我不想去。”
“你一定要去。这几个月，你真瘦成乾（韩）枝（志）梅了，我还巴不得我老伴能梅开二度呢！”老黎靠近妻子，用芭蕉扇给她扇着风，用恳求和内疚兼而有之的口吻说，“现在，毕竟又一个春天，我们这间小屋没能吹进春风；不怨天，不怨地，都怨我窝囊……”
“老头子，我不喜欢你变成‘人精’。”妻子夺过丈夫手中的芭蕉扇，缓缓地给老黎扇着风，“你还是50年代的你，跟你一块儿受罪我心甘情愿。”
“志梅……”
“老黎……”
“我亏对了你……”
“你没愧对良心。”妻子甩开老黎的手，身子向后挪动了一下，凝视着丈夫说，“你没日没夜地拉犁耕耘，却没人给你添料，我这一走，连在槽头给你饮水喂草的也没有了，我不太忍心！”
“劳改二十多年，你没陪我去，我不也熬过来了吗！你安心地走吧！”
“你呢？”
“我要静下心来，赶画一些像样的插图。”
“面快长虫了，你晒晒！”
“嗯。”
“油瓶空底了，你到农贸市场去打一斤高价香油。”
“成。”
“做一顿吃一顿，省得饭菜馊了吃了闹病！”
“这我知道。”
“窗台上那几盆花，别忘了浇水！”
“我忘不了。”
妻子和儿子终于乘着火车走了。黎非阁麻利地用泥巴封上了那扇临街的窗子；不是他一个人干的，帮他忙的是对面那位看管塔楼的驼背老头儿……
十五天以后的一个晚上，志梅和水生从北戴河回来了。还没进家，他们就看见了那扇被堵死的窗子。母子俩忐忑不安地走进斗室，看见电扇嗖嗖地转着；老黎浑身上下只穿着一条裤衩，背对着风口，在灯下伏身桌头像在作画。
久久和爸爸不通“电流”的儿子，突然眼圈红了，叫了声：“爸！”
老黎没有应声。
“他睡着了。”妈妈制止儿子说，“你别喊醒他。”
母子俩看了看桌子上那半块干面包，又看看没盖着塞儿的暖壶；不知为什么，目光一起集中到墙角下的那几盆花卉上：那君子兰、月季……都因隔绝了阳光和老黎忘记浇水而枯死了！唯有那盆花卉家族中最卑贱的“死不了”，高挺着茎秆默默地开出一片色彩缤纷的小花。
1984年9月19日脱稿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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