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上的墓碑】

    我还没有看见过任何一个港澳同胞，脸色像他那么忧郁……

    南行的列车全速向前奔驰着，车窗之外青山隐退了，绿水消失了；一团团浑浊的朝雾，笼罩了田野，覆盖了村庄。尽管那白茫茫的晨雾，挤不进那关闭着的车窗，但我对面那位旅伴，脸色却如银雾一样冷清和苍白。

    昨晚十点，他从N城登上列车，截至今天早晨七点，在只有两个人的软卧车厢，我们只有过一句对话：那是当他放下手中皮箱，又解下他花格衬衣上的鸡血色领带，在卧榻上坐定之后发生的。

    我热情地询问他：“去哪儿？”

    “广州。”他冷冷地回答。

    谁愿意用热面孔去换别人的“冷屁股”呢——我心里那根温度计，马上从沸点降到零下。我们之间的“电源”断了。

    看样子，他并不急于睡觉，伸手把上层铺位上放着的毛毯和枕头抱下来，倚在背后，就半躺半卧，眯着眼睛，打开一个精致小巧的收录机。这位同胞虽然“冷”得出奇，但是起码的道德还是有的；他怕打搅我的休息，把一对小小的耳塞塞进了他的耳朵。之后，他逐渐进入了音乐之乡，跷着的二郎腿上那只尖皮鞋，仿佛在随着什么歌曲的节拍，缓缓地起伏着。是什么音乐的精灵，飞进他心扉中去了？不知道；但是我看见他那长发包围着的窄小而秀气的脸上，正在“多云转晴”，听到他最得意的时候，嘴角居然浮起一丝淡淡的微笑。

    是贝多芬、舒伯特，还是柴可夫斯基、约翰·施特劳斯的旋律，使他忘我了呢？我默默地揣摩着我对面的旅伴：不！也许是那下等酒吧间的靡靡之音吧，看他那沉醉的脸色，和那只打着节拍的尖皮鞋；此时此刻，他的魂儿大概早已离开车厢，正在灯红酒绿的舞池梦游呢？

    我向他投过一瞥鄙夷的目光，熄灭了卧铺前的暗灯，脸对着车厢的隔板墙睡下。老实说，我是很怕寂寞的，但是偏偏和一个会说话的“哑巴”结为旅伴，那有什么办法呢？

    第二天早晨，我在列车有规律的摇摆中醒过来时，我的那位旅伴早已漱洗完毕，他两条胳膊支撑在卧铺中间的小桌上，手托着下颌，沉默地对着车窗想着他的心事。

    车窗之外，飘着一团团烟云般的迷雾，只能从车轮下发出的声响，来判断列车行驶在陆地上，还是正驶过架空的铁桥。我的旅伴，掏出一块手帕，尝试着把车窗玻璃擦净一点，用手帕在玻璃上抹了几下，想看一看大自然的形体和颜色，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于是，他又把录音机打开，把小耳塞塞进耳朵——像昨天晚上那样，睫毛微微眨动着，寻觅他的精神世界去了。

    冰冷……

    寂寞……

    只有隆隆作响的车轮声，占据了我们这五号车厢的每寸空间。我感到胸中窒息，想到车厢过道去透透气，这时，车门突然打开了，身穿着蓝色铁路制服的女列车员，走进车厢，焦急而又不失礼貌地，对那位同胞说：

    “邵先生……”

    我那冷漠的旅伴拔下耳塞：“你是在找我？”

    “是找您。列车又要麻烦您了，前边车厢……”

    他们之间显得熟悉而默契，女列车员的话还没有说完，他仿佛已经明白了她的来意，弯腰从铺下拉出来那个小皮箱，匆匆尾随着女列车员走了。

    二

    本来，我对这位旅伴已经索然无味；在我看来，他的忧郁状态，不过是香港有钱的公子哥的精神空虚反应而已。可是，一个香港同胞，居然和女列车员这么熟悉，使我感到惊奇。正好，年轻的列车长走了过来，我把他请进车厢。

    列车长身材矫健，态度和蔼，对旅客提出的问题，有问必答。

    “前边车厢发生了什么问题？”

    列车长被我问愣了：“没出什么事呀！”

    “那……女列车员怎么把他——”我指指对面空着的铺位，“把他给叫走了？”

    列车长笑了：“有个小孩病了。”

    “他是个医生？”

    “可能是吧！”列车长思忖着，缓缓地说，“他是我们这趟列车上的常客，手里老提着一个医药箱。如果我记忆力不坏的话，这是他第九次在列车上行医了。”说完这段话之后，列车长不无惊奇地看了看我，“怎么，您问这些……”

    为了避免列车长对我产生误解，我给他看了看工作证。这下，列车长反而认真起来了，他从上衣兜里掏出了小本本，匆匆翻了几页，对我说：“这位同胞就是应该表扬，他在列车上第一次行医，急救了一冠心病的老者；第二次列车上有个难产的妇女……”

    列车长一口气讲了他八件事，件件说得都有枝有叶。我的旅伴这些行为，和我对他的判断，发生了根本的颠倒——我愕然了。一度已经平息下去的好奇心情，立刻重新炽烈地燃烧起来，我顺藤摸瓜地问列车长说：

    “按你这么说，他还是个不错的人啦？”

    “是的。”

    “可是根据我的观察，他非常忧郁。”

    “这不奇怪。香港同胞嘛，总和咱们生活习惯不一样。”列车长说，“也许他心里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人嘛，谁心里没有自己一本难念的经呢？比如，我这个当列车长的……”

    “他叫什么名字？”我看看列车长要岔开话题，立刻把话题扭了回来，“为什么又总坐你们这趟列车，这你清楚吗？”

    “哎呀！”列车长尴尬地笑了笑，“让您把我问住了，我们只知道他姓邵……不过，这也没有关系，我们女列车员小何很熟悉他；待会儿，您可以采访采访她，您看，她来了！”

    叫小何的女列车员当真来了。她背上背着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红头涨脸地走进车厢。我们那位旅伴脖子上挂着听诊器，俨然一个医生那样，尾随着小何走了进来。小何看见列车长坐在这儿，没有先放下背上的孩子，先向列车长报告说：“……我想把孩子送到咱们乘务车厢的床位上去，可是邵先生他……”女列车员有点难为情地请示着列车的最高领导。

    “对。是我叫她背到我床上来的。”我的旅伴朗朗地说。

    “我们……怕影响您的休息。”列车长彬彬有礼地解释着，“我们乘务员的车厢也有床位。”

    “不要说了，孩子是肺炎，只打针吃药还不行，我还要观察一段时间。”我的旅伴指了指他的软榻说道，“就放在这儿，你们可以走了。”

    我连忙站起身来，用目光向女列车员示意；聪明的小何立刻心领神会，把那个脸烧得像火炭一样的男孩子，放在我的铺位上，然后给孩子倒了开水放在小桌上，和列车长一起向我的旅伴表示了谢意，轻轻拉上车门，反身走了。

    雾，散了。

    初秋早上的阳光透过车窗，把小桌上那盆不知名的小花，染成一片金黄。我把男孩挪动了一下，使他全身能沐浴在早晨的阳光之中；之后，我情不自禁地向我的旅伴点头致意。

    是阳光穿破迷雾的缘故，还是其他原因呢，反正我那位沉默而忧郁的旅伴，此时一扫脸上的“雾”气，变得容光焕发精神奕奕；就像一棵被霜打了的树木，在阳光下，舒展开被打蔫了的枝枝蔓蔓，变得苍劲挺拔——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真是个怪人。”我默默地望着他的侧影，剖析着我的同车旅伴。好像只有他行使一个医生的权力，尽一个医生的天职时，他才变成一个正常的人，他的生命才重新有了活力。这时，他正朝这个男孩启唇而笑，笑纹顺着嘴角，爬到脸上各个部位；和他跷着二郎腿听音乐的架势，俨然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人。

    我很想和他搭话，可是他似乎还是不太愿意接上我们对话的“电源”，我嘴唇刚刚张开，他就有意无意地把头扭向车窗，望着车窗之外的绿色世界。

    列车驶过炊烟四起的村舍……

    列车驶过开满野菊花的山坡……

    列车驶过高楼林立的城市……

    列车驶过碧浪翻滚的大河……

    他一直向窗外凝视着，若不是那男孩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声，也许无法接通我们对话的“电源”了；孩子的连续咳嗽，使他骤然回过头来，开始了我们漫漫旅途上第二句话：“您把他扶起来。”他命令我。

    “好。”

    我把孩子抱在怀里，像个护士那样，尽量使孩子靠得舒服一些。

    “您把他腋下的体温计给我。”

    我又照办了。

    他把体温计举到齐眉毛的地方，对着车窗，仔细地看了一会儿，用手甩了甩，放回他那小皮箱里。不用问，从他那欣然自得的神情上，我就能推断出：太平无事。但我为了打开他心灵上那把锁，还是明知故问：

    “有危险吗，大夫？”

    “请不要叫我大夫。”

    “您不是个医生吗？”

    他既不摇头，也没点头，而是按了招呼列车员的电铃。女列车员小何进了车厢之后，他从小皮箱里取出几个药片，交给了她。小何点点头，仿佛明白了他的意思，便从我怀里抱起孩子，匆匆走了。

    五号软卧车厢，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我还想接着刚才的话头，和我的旅伴攀谈下去；但他把身子一仰，斜靠在软榻之上，接着打开了收录机开关，把小小耳塞塞进他的耳朵——像他刚上火车时那样。

    我不禁有点愠怒：一个医生竟然是个分裂性格的人，脸上刚才还是春天，瞬息之间又变成了严冬，我在生活中曾接触过许多医生——包括在精神病医院工作的大夫——都没有我的旅伴这样的畸形变态，他就像天空中变化莫测的云朵，一会儿还是善良的白衣天使，一会儿又变成阴沉着脸的罗汉金刚……

    列车过了长沙，风驰电掣般向南疾驶。我把头扭向窗外，看着窗外像接力赛跑一样，向北狂奔着的电线杆，心也好像离开了南下的列车，随着那奔跑着的电线杆，奔向了冷寂的西北戈壁大沙漠。为了转移我自己的精神视觉，我拿起一本《十月》，但那密密麻麻的铅字，都变成一串的“？”号——我无法平息自己莫名其妙的焦躁心情，端起茶杯，走出了这令人窒息的五号车厢。

    三

    女列车员小何，正伏在乘务员小桌上看《大众电影》，我走了进来。她看看我手里的茶杯，以为我是来要开水的，忙告诉我说：“您车厢小桌下有热水瓶……”

    我望望茶杯，不好意思地笑了。原来我的杯子里水早已空了，鬼才知道我为什么要端着空茶杯出来。我忙解释说：

    “我不是来要水的。”

    “那您……”

    “我想和你了解一下那位医生。”

    “噢！列车长告诉过我了，说您想报道一下这位香港同胞在列车上……”

    我本想告诉她，我并不喜欢这位同胞，但是看见女列车员小何那副认真的神色，只好掏出了“生活笔记本”。小何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女青年，晃着齐耳短发说：“我知道的也不多。因为他总坐我们这列软卧，略略知道一点点。”她用手背捂了捂嘴角，难为情地笑了。

    “一个侨胞医生，他为什么总坐你们这趟列车呢？”我提出第一个问题。

    “您错了，他……他不是个医生。”

    “不是医生？”我惊讶地望着她。

    “是的，他不是医生。邵先生是香港一个服装公司的职员，这列火车沿线的几个城市，都有他们公司的服装加工点，所以总坐这列火车，我们列车员都非常熟悉他。”

    “他怎么会治病？”我不解地问。

    “这……最初我们也不理解。”小何眨着两只圆溜溜的大眼睛，思忖地说道，“他第二次在火车上行医，抢救一位难产的孕妇时，我才知道他毕业于上海医大，是个科班出身的医生。已经在上海一个医院当上了主治医生呢！”

    “是他亲自对你讲的吗？”我半信半疑地问。

    “不。他和其他港澳同胞不一样，总是阴沉着脸，和列车员不说一句话。”小何微皱眉头，向我陈述说，“那天孕妇难产，邵先生感到在没有医疗器械的情况下，怕他一个人难以完成使孕妇平安分娩的任务，便叫列车广播室呼唤医生，巧得很，从硬卧车厢来了个女医生，是他上海医大时的同班同学。经过紧张抢救，婴儿呱呱落生之后，我收拾孕妇分娩的现场时，从他和她叙旧的攀谈里听到的。”小何像回答老师提问的学生那样，认真地回答。

    “那他为什么要去香港？”

    “他说是香港一个什么亲戚叫他去的。”小何判断地说，“我看是他羡慕那个‘天堂’，可是结果并不那么称人心愿。那天，这位同胞在老同学面前，显得一反常态，话非常多，我看，他和那位女医生在学生时代，可能是……很要好的朋友。”

    我笑了：“你有什么根据？”

    “在叙旧时，那秀气的女医生很激动，而那位邵先生眼里还湿蒙蒙的。本来孕妇分娩之后，那儿很乱，而且又有一股难闻的气味，我都觉得脑瓜疼，而他俩……”

    “那是人家医生的职业本能吗！”我说。

    “不，”小何反驳道，“我看过一些小说，描写那种失意的邂逅，就挺像那天的场景。他们似乎忘记了一个列车员的存在，互相询问了这些年头彼此的生活。那位同胞原来是学校里的高才生，是上海一名响当当的主治医生；那不知姓名的女医生，似乎追求过他，而他以林巧稚献身医学的劲头，回绝过她，直到去香港之前，他一直是孤身一人。”

    “小何，这是不是你的敏感？”

    “您往下听嘛。”小何说，“这位同胞曾表示愧对了她的真挚感情，还说愧对了他追求的医学事业。”

    “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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