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河】

    这是在西行的火车上，一个山里人对我讲的故事……

    一

    飞着鹅毛大雪的夜晚，小巷深处，不知是谁在一声紧似一声地叩门：

    “咚——咚——咚——”

    近处听，叩门声像是打夯擂鼓，远处听，像一只啄木鸟不断地用尖嘴啄着树。这“咚咚”的声响，在静静的雪夜，传得十分远。

    然而，这个油漆一新的大门，始终也没有被敲开。

    叩门人的手臂，终于失望地落了下来。他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从门洞的暗影里，一步一步地走下台阶。他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找错了门牌号数，因此走到小巷的路灯下，再一次掏出那张被揉皱了的纸团，摊平在掌心上仔细看了看。“没错，就是这个门口。怎么会没人应声呢？”这个叩门人自问自答地说，“是不是老于搬家了？”

    芦席片大的雪团，无声地从夜空中飘落下来，落在他的头上、肩上和没系围巾的脖子里。这时，他似乎才发现自己站在漫天的大雪之中，情不自禁地抬头看了看天。瞬间，路灯的光亮照清楚了这个深夜叩门者的脸。他——三十岁的光景，身穿着太行山农民最喜欢穿的黑土布棉衣棉裤，脚下蹬着一双被雪水打湿了的旧翻毛皮鞋；很可能这个中年人为叩门未开而感到烦躁了，两条浓黑的眉毛拧成了麻花，一双显得过于憨实的大眼睛里，喷射出来一缕忧郁的光——他为到哪儿去过夜而着急了……

    透过迷迷茫茫的雪雾，他看见十几层高楼上的灯光，像魔术师变魔术那样，一盏接着一盏熄灭了；只有小巷口外无轨电车的天轨上，还闪动着像电焊火花一样的蓝色荧光。“干脆，从哪儿来的，还回到哪儿去吧！到北京站去过上一夜！”他一边低声自语，一边把肩上背着的一条口袋，用力往肩上掂了一掂，想乘无轨电车回到火车站去。偏偏就在他迈步要走的时刻，肩上的口袋好像和这个不愉快的来者为难，捆绑口袋嘴儿的线绳开了——“哗啦”一声，口袋里的核桃滚了出来，叽里咕噜地滚进没脚背深的雪地上。他长叹一口气，赶忙放下口袋，在雪地上摸开了核桃。

    手是热的，雪是凉的。热手碰到冰冷的白雪上，像无数根针扎着五指，以致他不得不摸着两个核桃，就要用嘴哈一哈自己的手指。忽然，他感到不要为这滚落在雪地的几十个核桃耽误时间了，便直起身腰，用绳子捆上口袋嘴。但转念一想，这些核桃是他临来北京那天夜晚，娘在一盏豆油灯下，煞费苦心挑出来的，怎么能愧对老娘一片心意呢？想到这里，他又把口袋嘴儿打开，一边像瞎子摸象那样，两手在冷雪里寻觅着滚落的核桃，一边想起老娘挑选核桃时那双深情的目光。

    老娘已经七十三了，为了给老于送这些太行山的土产——薄皮核桃，她把家里的核桃摊了一炕，先从小的中间选大的，再从大的中间挑满仁的，哗啦哗啦整整挑了一夜。天亮了，娘还怕挑得不实，不断在手上掂着分量，在耳朵旁摇着声响。最后，她把核桃装进口袋，叮咛儿子说：“秋山，老于官复原职，一定忙得厉害，这核桃仁可以补脑子，你给他送了去。半路上小心点，别叫小偷给扒了去，听清了吗？”秋山当时有点嫌老娘唠叨，可是老娘这番话语，在今天竟然成了他在雪地里摸核桃的热力源泉。是啊！怎么能让满头银发的老娘，在太行山的山坳里心不安哩！

    雪，丝毫不怜惜这个太行山来者之艰辛，搂头盖顶，纷纷扬扬地下着，不一会儿，就把秋山一身黑色棉衣，披上一层银色外罩。他好不容易才把最后一个滚落在雪地里的核桃摸了出来，然后扎好口袋嘴，扛在肩上，向无轨电车站走去。他透过飞舞的雪团，睁大眼睛寻找着无轨电车的蓝色火花；火花不见了。一个工人模样的老师傅，大概是下了中班，好心地告诉这个外乡人说：“喂！别在车站傻等了，末班车已经开过去了。”

    “真是，”这个叫秋山的山里人嘟哝着，“人要是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怎么办呢？靠两条腿，走！他扛着核桃口袋朝北京站走的时候，心里真是懊丧到了极点。他不是怕扑面而来的雪团，更不怕走几里地的雪路；他这个山区的小学教师，风里来，雨里去，早已习以为常，走几十里山路是家常便饭。山沟沟出门就爬山，买一盒教学用的粉笔都要翻过几道山梁，去做一次家庭访问，就得在羊肠小道上绕个半天，哪儿有北京城这么宽敞的柏油马路？因此，秋山并不愁这点路途，他之所以闷闷不乐，是他心里升起了一团疑云，而这团疑云，就像眼前混混浊浊的雪雾一样使人难以辨认；他是十天前就给平反回京、官复原职的老于寄来了信，告诉他将乘136次火车来京，怕老于接不到这封信，专门爬过一道岭，到一个邮政点寄出的挂号。

    太行山人心眼憨实又极重感情，为秋山到北京看一趟老于，从他老娘到妻子春梅，都花费了不少的心血。秋山在山沟沟教小学，月工资只有三十多元。春梅在这个小村——拴马庄当生产队长，干活不亚于一个男子汉，一个劳动日才挣四毛一分三厘钱，来趟北京并非一件小事。贤惠的春梅，收工之后，连汗也顾不得擦上一把，就把家里舍不得吃的鸡蛋装在篮里，挎着到山沟里一个代号718的军工工厂门口，把鸡蛋换成现钱。秋山用两个月的工资，买了一身里外行头，因为老娘非常好强，她说：老于背着“走资派”的大牌子来到拴马庄，在她家热炕头上睡了七八年，不会嫌山沟人埋汰。可是听人说过，大城市的人常以衣帽取人，秋山进京，不能给老区太行山丢脸。

    老娘所担心的，秋山一路上没有觉察，火车上干干净净，乘务员和旅客亲热地攀谈，并没对这个山里人有丝毫的怠慢；老娘没走心的，却偏偏发生了——秋山在那两扇刚刚油漆过的大门前，吃了闭门羹，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的事情。

    心中烦闷，秋山倍感雪路的漫长。往常他走在家乡山路上，翻毛皮鞋底上钉着的钉子和山石相碰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此时此刻，他踩着没脚背的松软积雪，听不到他脚步下的音乐，一种陌生的感觉油然而生，他情不自禁地琢磨起老于这个人物来……

    大概是午后四点半，火车进了北京站。按照山区人的设想，这正是办公时间，秋山没有多想，先到这个局的传达室去找老于。

    传达室的胖胖老头，看看这个山里人扛着核桃口袋，走得满头大汗，便把他让到屋里来，先给倒了一碗热茶，然后才问：“你找谁？”

    “老于！”秋山感激地对这个胖老头说。

    “老于？”胖老头咯咯地乐了，“我们这个局里姓于的可多啦！”

    秋山也觉得自己说话欠妥，忙补充说：“我找于非，于局长！”

    胖老头一下收敛了满脸笑纹，把老花镜从鼻梁中间往上推了推，好像这个名字勾起他什么不快，忙审视地对秋山说：“你是他什么人？”

    一句话把秋山问愣了，他嘴唇张开，但没答出话来。

    “亲戚？”胖老头提示地问。

    秋山摇榣头。

    “一家子？”

    秋山又摇摇头。

    “那……”

    秋山终于找到合适的字眼了：“咋说呢？应该说比一家子还亲。老大爷，于局长十多年前在省委工作，被打成‘黑帮’‘走资派’时，在拴马庄‘改造’住在我们家……”

    “噢！”传达室的胖老头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沉默。

    只有传达室的小闹钟嘀嗒嘀嗒地走着。

    秋山看着胖老头满腹心事欲言又止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便放下手中茶杯，问道：“他……在局里吗？”

    “在局里。”

    “您给我叫一下吧。”秋山有些着急了。

    “别着急，你听我把话说完。”胖老头解释说，“他名字早就到了局里，人还没有露面。”

    “不，老大爷，您一定记错人了，我找的是于非，在一年半之前就平反上调到北京来了。”

    “没错。干钩于的‘于’字，是非的‘非’字。”胖老头诙谐地用指头在桌子上画着“于非”这两个字，“对不对？我告诉你吧！在重新走马上任的京官里，这个数都是好的！”他举起两个手掌，唯独弯着一个小拇指。“那些老干部在这十多年里，被整得家破人亡，可是一上任后，抹抹身上的伤痕，把心眼立刻都扑在‘四化’上，不是有的被摔断了双腿，让警务员推着小车上班吗？“这是咱们国家头上的吉星。可是——”他伸直了弯曲的小拇指，打着比喻继续说，“也有这个数的京官儿，好像挨整有了‘苦劳’了，要捞捞本，按照你们乡下人的话说，叫先治窝，后治坡，愿意汽车越坐越小，住房越来越大，这可是国家头上的灾星……”胖老头感到话有些出格了，说了一半就戛然而止。

    山里人秋山，有着刨根问底的憨直劲，他问道，“您说于局长他是……”

    传达室的胖老头笑了，支开秋山的话题：“时间不早了，于局长家住在城郊，你赶快搭公共汽车，走吧！”好心的老人，拉开抽屉，送给秋山一张折叠着的北京市区交通图，把他送出局里的大门。

    秋山想起这些，本能地用手摸了摸口袋那张交通图，交通图还完整地保存在口袋里，可是根据交通图找到的大门却没有敲开。他，真真地有点疑惑老于这个人，是不是躺在受过整的“苦劳簿”上打呼噜了。

    “不，老于不会这样！”秋山自己打着肚皮官司说，“他不会忘记老区太行山是怎样保护他这个‘走资派’的！”秋山记得非常清楚，那是1968年的冬天，太行山千山万谷飘着像眼前这样的鹅毛大雪。秋山一家人刚刚起炕，窗户上的有线广播喇叭，就响起来了，公社党委给拴马庄大队下达一件通知，说省里一个不算小的“走资派”，要押送到拴马庄来监督改造。

    山区的电喇叭，天天叫喊“走资派”这个名词，乡亲们的耳朵已经磨出了老茧，不觉新奇；但听说要把“走资派”押送到这个三十多户的小山村来改造，等于在这个小小山沟刮起了一阵强台风，人们的心里都卷起一层乌云；为什么把这个人送到这个弹丸之地的山沟沟里来？怪事！

    只有大队支委和秋山一家心里清楚，那是属于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秘密。反正秋山娘听见广播后，叫儿子秋山和媳妇春梅赶紧腾房，把北屋热炕腾出来，叫他们两口子搬到一冬没有生火的冷厢房里去。

    秋山是个严于职守的教师，这天为了腾房破例地没能按时到校。等他来到关帝庙改的小学课堂时，教室空空如也，孩子们在黑板上留下歪歪斜斜的字体：“何老师，我们山疙瘩的革命学生，没尝过斗争‘走资派’的味儿，我们今天去斗争大‘走资派’了。”

    秋山放下书本，立刻往山道口赶来。他知道这些孩子幼稚单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越走越快，简直是一路小跑。这时候，孩子们在山道口已经摆好了斗“走资派”的阵势：他们迎着道口堆了一个塔高的雪人。按着“文化大革命”狂热宣传，在孩子们头脑里形成的概念，走资派都是青面红发、巨齿獠牙的恶鬼——就像关帝庙墙上画的壁画一样。因而他们富有创造性地给这个雪人脸上泼上灶灰——代表青面；烂麻头蘸上红墨水贴在雪人头上——当作红发；再把雪人脸上塞进两个粪蛋——当成眼睛；把玉米秸杆一头削尖，安在嘴部——代表獠牙。然后在雪人大肚皮上，写上“走资派”三个大字。

    这些孩子完成这个赤子童心的伟大雕塑之后，迷迷蒙蒙的雪雾中，出现一个黑点，顺着弯曲的山路，向山道口走来。黑点越来越大，渐渐变成一个干瘦的老头，他用一根枣木树杈当成拐杖，一步一步拄着向拴马庄靠近。

    孩子们分辨出来者不是山里人，一窝蜂似的向这个陌生的老头冲去。他们一边喊着“打倒走资派——”一边挥舞着雪球棍棒，为自己的冲锋壮胆。但是当他们冲到老者跟前时，大眼瞪小眼地愣住了：“这个瘦得像竹竿，长得并不凶狠的老头就是走资派吗？怎么连个押送的人也没有？叫他一个人舒舒服服地走来？”

    在孩子们不知所措的当儿，如果那个干瘦的老头，不动那件他不离身的玩意儿，也许能躲过那场灾难了，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他用那只冻红的手指掏掏口袋，从口袋里掏出一段绿塑料皮儿的电线，把电线一头塞进了耳朵。这一下，这群孩子可炸窝了：

    “瞧！他身上带着电线！”

    “电线头上还连着电池。”

    “这老家伙也许是个双料货，又是‘走资派’，又是特务，他一准儿给蒋介石拍电报哩！”

    “对！和电影里的特务一模一样！”

    “打——”

    一声呼喊，群起响应。雪团和棍棒一齐飞向这个老者。等秋山顺着羊肠小道跑到这儿来的时候，于非已经被孩子们推倒在雪地上，轻重武器一齐倾泻到他身上。秋山雷鸣般地大吼了一声“住手——”才制止了这场由于愚昧无知，少见多怪而产生的殴打。他告诉孩子们，老人身上带的不是什么发报机，而是耳聋的助听器，电线连着的电池是助听器的电源，孩子们目瞪口呆地愣了一阵子，四散地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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