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还原成人的尾曲
在本文收尾的时候，不能不提及一下与我醉斗一场的“何大拿”，不然他的老贼之名，怕是要跟随他进墓地了。进入历史新时期的1988年，有一天，我正在京城王府井新华书店签名售书，在排队的人群中，突然有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出现在我的面前：
“你还认识我吗？”
1967年到1988年，尽管时间已然流逝过去二十一个年头，但是他那说话的声音和那光秃秃的大头，立刻让我认出来了，他是当年的“何大拿”。我立刻让他坐到我身旁的椅子上来，以防我们之间叙旧，误了我为购书的读者签名。待售书结束之后，我请他在王府井附近的一个饭馆吃饭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从报纸上看见我于今天来签名售书的消息的，便骑着自行车从海淀郊区特意赶来，想看看我现在的模样。
我说：“你还很念旧，还记得当年我俩的那场……”
他立刻打断了我的话说：“怎么能忘记呢，当年你的拳头还有劲。现在你的拳头可不行了，你给别人签名的时候，我看见你手上磨出的老茧，都变成细皮嫩肉了。”
我翻开他的手掌看了看，虽然还很粗糙，但已变得干干净净了。他说他释放回家之后，靠蹬平板车生活，再也不干那“三只手”的营生了。这不是得益于我的拳头，而是得益于历史进入了新的时期。家里儿孙都成了有文化的人，他不能再往家里儿孙脸上抹黑。我要了一瓶“老白干”，想与他开怀畅饮，但他制止了我。他说他蹬车送货，每天穿行于汽车轮子之间，酒后蹬车会让他提前去阎王殿报到的。同时，他从背篼里掏了好一会儿，掏出来我签名售书的长篇小说《断桥》，在请我签名之前，他连连声明说：“这书可不是我偷的，书店里这么多人，如果我想偷这本书，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我不能重复过去，哪怕只有一次，我的儿孙就会和我断绝亲情关系。所以我时刻警告我自己，不能再有第一次！为了这一点，我有意在这儿，用烟头烫了个疤！”
刚才我只顾看他的手心了，没有细看他的手背，此时，我看见他手背的二指和三指之间，确实留下一块烟火烫伤的疤痕。我很感动，紧紧握着他的手说：“老何，祝愿你告别昨天！”
在分手前他忽然问我：“这本书里，你没有写到我们当年那件事吧？”
“没有。你愿意我写吗？”我问。
“愿意。那是我当‘神偷’年月的事。现在我已经金盆洗手了！”
“我有空一定写出来，送你留念。”
我们握手话别时，我在他买的书上签名留念，并把他在书店买书的钱，强塞在他的掌心之中。时隔多年，我把这段生活记忆变成了文字，当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人世了。笔者只好将其归纳到逝水流年的岁月笔记之中，雕塑下在不同历史时期，一个文化人与一个“神偷佛爷”人“狼”互变的两尊肖像……
2006年忆旧于书斋
[“黑鬼”白描]
2002年12月22日，在一个会议上碰到了纪实文学作家赵瑜。他说了一件让我动情的事：“前两年，我曾到晋东南一个劳改煤矿采访。那儿有个老煤黑子对我说：‘你知道吗，我们劳改的煤黑子中间，曾经出过一位作家，他叫从维熙。’我说：‘知道，我们还通过信呢。’老煤黑子说：‘你要是能见到他，给我们带个好去。’我说：‘行，这事我一定办到。’”赵瑜说完了这段趣事之后，希望我深挖这段生活经历，因为其中深埋着的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咏叹，还蕴藏有中国历史上的阴霾。
他的话令我感伤和感动。我已经离开大山中的地下宫殿三十多年了，居然还有人记得我，这种来自人间底层的情愫，沉甸甸的，压得我心痛。其实，不仅当年的煤黑子没有忘记我，就连当年管理过我的劳改干部，也还记得我。前几年，我接到山西劳改局的一封来信，当年劳改矿山办公室的尹干事，在来信中除了表达对我们受难者群体的问候之外，还特别言及在我挖煤岁月里对我关爱不够，表示了他个人的歉意。
其实，在那个极端政治的年代，他们负责对敌人施行专政，能够自保平安就不错了，谁能有神力拯救知识分子于冰雪炭途呢！为此，我向他们深深地躹躬，除了表示一个曾经的地下幽灵的谢意之外，并于2009年的5月上旬，忘记自己已然是七十六岁高龄的老翁，与几位文学友人，一起回访了那座我终生难忘的劳改矿山——因为我在接受它惩处的同时，升华了自己的灵魂。
一
火神普罗米修斯，是因为偷了天上的圣火给人间，而遭遇厄运的；而我是遭遇1957年的厄运之后，在“文革”年代才去山西一座名叫晋普山的劳改矿山开采地火的。
本世纪初的2002年秋天，我在文学馆演讲的间隙，正在院子里吸烟缓解疲劳的时候，一个听众向我提问：你漫长的流放生涯中，最富有生命特色的记忆是什么？我说：当煤黑子的岁月，我真正了解了地火的性格。同时，在那大山的腹地，我找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象征。一个学习矿山地质的右派同类，曾经给过我一块龟化石，龟背上粘连着一块直立的煤矸石，很像一座写满经文的石碑，压在了龟背之上。
他很年轻，似乎没有听懂我的话。时代不同了，知识分子的坐标，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有了新的定位。但是历史每每前行半步，脚下常常是淌着血的。说得确切一点，它需要一代人的付出，我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文革”年代，我被流放山西，到一座超级瓦斯劳改矿山去挖煤矿。我从井上一直干到井下，一段时间之内，我还成了大山之腹的一个幽灵，一个人独行于地下蜘蛛网般的巷道，在受难知识分子的群体中，享受阴曹地府里独有的快乐和痛苦。多少年了，我至今还留着当年我在地下行走时，既当拐棍又当防险武器使用的一根长长木棒，两头分别安装着铁锤和铁铲——用来敲帮问顶时使用的器械。去年，凤凰卫视来采访我，一开始他们不知这东西为何物，当我向他们讲述了我挖煤的经历之后，他们将这个利器连同我在矿山挑水用的扁担，以及我装煤使用过的铁锹，都录进我风尘岁月的镜头之内。
人是有情物。面对这些已经锈迹斑斑挖煤时的器械，我常常回忆起我当煤黑子时，脚踏水靴，头顶矿灯，在大山之腹穿行的日子。眼窝里永远带有洗不净的煤尘，指甲缝里藏着黑黑的煤粉，浑身上下像个黑鬼，连囚号里睡觉的被褥，都永远带有一种黑色盔甲的颜色。按情理说，那是我生命中最为凄苦的一段时日，有的人害怕回忆那种人鬼不分的生活，但是我还是经常咀嚼那一段时光，因为那三年多的凄苦生活，不仅锻造了我的躯体，还给予了我许多人生的真知。这些真知，或许是只有在地下才能获得，因而对黑色的地火世界，我永远难以忘怀。
我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被发配到这座劳改矿山的。当时，地面上阶级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劳改矿山也不例外，人人斗人，人人挨斗，成了那个年代的国情标志。地面上是难觅一个防风洞的，而我们这些劳改的煤黑子，有洞可钻——那就是地壳之下一百多米深的矿井。下得井后，天黑地黑人这是我唯一一张当煤黑子时的照片黑煤黑，谁也看不见谁的脸，加上开山的风钻的声声轰鸣，开山的炮声隆隆，因而只有在这儿，谁都可以忘乎所以地呼喊：“我日你娘哩！你怎么这么黑？下到这阴曹地府来的，个个都是黑李逵——”除去黑人黑骂之外，还能听到国骂的音响：“他娘的，你脑袋就是花岗岩，风钻也要给你钻上个窟窿，然后装上雷管炸药，让你小子脑袋开花，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
是谁在海骂？
骂的又是谁？
没有人过问。老鸹落在了猪身上，都属另册公民的黑人，有人发泄出劳改犯的心声，心里还挺舒坦哩——煤黑子不理睬煤黑子们的歇斯底里。倒是有矿灯的灯光，在黑墨般的煤壁上跳跃，那些灯光是在巡视着煤顶，防止矿井突然塌方，把我们变成石饼下的肉馅。当然，那闪烁的灯光，也是防止劳改队队长突然出现，听到海骂声音，从而发现张三和李四。可能正是缘于此故吧，尽管挖煤这个活儿十分危险而又埋汰，但我还是感悟到，大山之腹远比山上宽容。这儿是个无人问津的自由世界，黑是黑了一点，但是黑色比地面上的“红海洋”显得更有胸怀，更有气度。因而，每每下班出井，矿车把你送到了阳光世界，你先要闭上一会儿眼睛，以适应光线的突变，然后就是缄默无声，带着煤尘走向哑巴般的世界。
这是我怀念地火的原因之一。之二，在地壳深处，还能给我另一种失落中的孟浪，常常唤起我死了文学念头之后的幻觉。当隆隆的开山炮响过之后，炮药崩下来的既有煤炭，也有石头。当我挥锹往矿车斗里分门别类地装运这些东西时，时不时会发现各种动物化石。其中有鱼，有龟，有蛇……这些被炸药崩碎的石片，让我推算出亿万年前这儿是森林和沼泽，继而在头脑里勾勒出那幅原始的图案。这种幻觉不仅能解除你的劳动疲劳，还能使你的灵肉如同长了羽翅，忘记井下挖煤之苦。尽管带班的组长阎恒宝常常对我大声呼叫：“你他娘的瞎看啥哩！这儿不是考古所，是劳改煤矿——装车——装车——”我在他的呼喊声中，虽然不得不放下矿灯下的石片，但我的思维并没有因其呼叫而停止浮想联翩，我们这个班组，有三个老右，如果我和我的两个同类，一旦被矿井塌方埋在煤石之中，在若干年后成为三具“人化石”，未来大山的开掘者，会不会察觉到我们到底是谁，我们为何到这儿来挖煤，又怎么会变成了历史化石。
这种自问是很有趣的，但是我回答不出我的自我质疑。道理很简单，历史常常因为政治功利的需要，而乔装打扮伪装成为一个圣诞老人，不是吗？自古帝王将相在世时，就有文人墨客，为了个人仕途，为历史梳妆打扮，使后人难以识别青史的真伪。我们如果被砸在煤石之下，未来的考古学者，能知道我们是为何来挖煤，并成为“人化石”的吗？当幻梦结束之后，带来的是声声自责：“砸死你也是罪有应得，谁让你在1957年多嘴多舌，你要是紧闭嘴巴，不写那篇‘写真实’的文章，不就来不了这大山之腹了吗？一切咎由自取。”
这是自己当时悲天悯人的自问自答，时至多年后的今日，我还记忆清晰如初。我很荣幸当过煤黑子，留下开采地火的勇士的记录。在我的认知中，中国知识分子群落里，没有几个人有过我这样的遭遇，将来更不会再有这种历史奇观。但我也留下了遗珠之憾：那就是在地壳下开山采煤的四年光景，没有能够留下一块动物化石。管那工头阎恒宝怎么发威呢，忙里偷闲地找出一块动物化石，并往兜里一塞的时间还是有的。一念之差，使我少了自我的历史叠影，假如我有一块出土的化石当标本，并将其摆在我的书橱里，便时刻能看到当年挖煤的我；因为我本身也是一块被出土的活化石标本，我们朝朝暮暮相视低语，不是两部历史的活字典的特殊情缘吗！
二
在我的认知里，在地上修理地球，大同小异；在地壳之下劳动，是一般受难知识分子没有经历过的特殊生活。当然，那种永远不见阳光的日子，更是在地上修理地球的人无法想象的。大山之腹潮湿阴冷，而且顶板的岩缝中，常年滴水。虽然矿山禁止在井下喝酒，几乎所有的煤黑子，都偷偷带上小瓶的白薯干酒，在劳动的间隙喝上两口。
这儿又是一座超级瓦斯煤矿，煤层里含有的瓦斯，超过一般煤矿的标定界限，是危险系数最高的煤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晋北一座同样类型的矿山，发生过瓦斯爆炸事故，其后果不仅使矿工在井下窒息而亡，更为严重的是瓦斯爆炸引起了地火燃烧，使亿万吨煤炭在地下长燃不熄，最后不得不封了这口优质煤井。鉴于这种血泪教训和地下资源的损失，我所在的劳改矿山，便把瓦斯视若猛虎。可能是出于我还有点文化的缘故，有一天劳改队队长把我从打眼放炮的队伍中叫了出来，让我到技术科学习了几天瓦斯监测技术，然后把一个状若照相机大小的德国（当时的西德）进口的瓦斯监测器交给了我。从此我背着这个洋玩意儿，每天的任务是巡视井下的瓦斯。
那是我最最怀念的一段时光。这个差事之所以令人难忘，实因这个担子太沉重了。每每开山炮声响过之后，别的囚徒还龟缩在防炮洞里，我则要身先士卒，闯进那冒着滚滚浓烟的掌子面（即开山之处的工作面），去检查开炮之后瓦斯浓度的数据。那是最为危险的瞬间，如果煤层中施放出的瓦斯过量，首先因呼吸窒息而倒下的是我。这是生死十字路口的危情之一。之二，开山炮响过，被炸药崩裂的煤层，都是松动无序的活石，而浓烟又遮住了矿灯的光线，使你无法得知顶板上，哪儿悬浮着可能下坠的活石。每逢那个时刻，我仿佛成了一个亡命之徒，忘乎所以地冲进浓烟，颇有点像董存瑞手托着炸药包的架势，用手把瓦斯监测器的导管，伸向烟雾之中。当时不知害怕二字，时隔多年之后的今天，我常常自问：“百无一用是书生，当年，你怎么能有那么大的贼胆？”
我回答不出这句自我质询，但那确实是当年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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