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文集-文海泅渡(从维熙文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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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王臻绝路逢生的生命传奇之三。之四的传奇,就更具有对那个年代的讽刺意味了。就在“活学活用”大会开过不久,王臻名扬西荒地之时,他再次从劳改农场失踪了。这颗永不安分的囚徒之魂,重蹈他“吉卜赛”浪人的旧辙,又一次从囚瓮中外逃,去寻觅他的精神世界。他的精神挚爱在浙江,宋代女词人为躲避战乱曾逃遁于此,他心目中的偶像郁达夫也落生于斯,因而他再次来到了浙江的富春江。时正夏天,他夜宿在江边东汉年间留下的古迹——隐士严子陵的西钓台。那儿是一片拱出地面的松林,林中严子陵纪念亭的石碑,早已被红卫兵推翻在地,那块倒地横卧的石碑,就成了王臻夜宿的石床。待他在涛声和蛙鸣的合奏中一觉醒来之后,发现了一只长尾松鼠,把他准备早上吃的半袋饼干,已从石碑上拉向松林之坡,并正在那里美美地吞噬。最初,王臻想鼠口夺食将其抢回来,继而一想,那只松鼠也和他同属于流浪家族,便坐在石碑上,静观那只松鼠将他的早餐全部吃光。之后,他沿着美丽的富春江,低吟着50年代印度电影中的《拉兹之歌》:到处流浪/到处流浪/……,直奔向船坞码头。

    他要去的地方是杭州西湖。按照他的构想,是在西子湖畔潇洒够了,到“柳浪闻莺”这个最勾人幻梦的地方,重演一回古代名士投湖的苦戏。此时他的身上已无分文,自知已然到了生命的最后一站。登船是要买船票的,他一不想学劳改队中的“三只手”,知识分子鄙视扒窃的行为;他更不想向行人乞讨。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混上游船去往杭州。他的第一个设想,并没遇到多大障碍,过去他有过以乱裹乱挤上火车的经验,但是智者千虑也有一失,他没有料到刚上船不久,他那身褴褛的衣衫,已然引起水上公安的注意。公安并没想到王臻是个劳改犯,只怀疑他是“文革”中外逃的残渣余孽。几经盘查,王臻又成了网中之鱼。

    王臻自知这次完蛋了。古人云:事不过三。这已然是他第四次以卵击石,被押解回瓮自然在劫难逃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连王臻也未料到的是,他被押回劳改农场时,正赶上林彪“一号战备令”颁发,茶淀的劳改犯中的老右也要迁往三线腹地山西。王臻得益于这次混乱的大迁移,不然,仅仅亵渎“活学活用”一条,给他戴上一顶什么铁帽都不过分,再加上几次出逃之罪,赏给他一颗子弹也不无可能。但是苍天有眼,竟然在历史的旋风中,把他这片枯叶也吹到了山西。于是,便有了我们在伍姓湖劳改农场的相识。

    下篇:我与浪人的半生缘

    人生如棋。在苦难人生的大棋盘上,这只曾经浪迹天涯的不死鸟,曾把我看作知识分子中的白脸曹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到达新的劳改驿站后,我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第一天起,我就不再扛着锄头和铁锹下地去服劳役,而成为百十多号服役人中的“统计员”(被同类称为“头人”或“二队长”)。

    不仅同类奇怪,我对这个安排也很费解。第一,我不是同类中爱打小报告的耳报神,第二我不是劳动上的能手,管理我们的陈大琪队长,何以要让我出任这个角色?担任这个角色的人,出于工作需要,不去服劳役已让同类眼红;更为扎人眼球的是,与劳改人员不同睡一个大炕上,而独居一间窑洞。一个十几年与同类吃喝拉撒在一起的我,突然像只风筝离群而飞,不是挺刺激同类神经的吗?

    何故有此安排?

    同类不解。

    我更不解。

    为此,当陈大琪队长在队列前宣布这一消息时,站在我身后的王臻,突然用脚踢了我小腿一下,当我回过头去看他时,他佯作什么也没发生似的,两只眼睛直溜溜望着天空。很显然,他这一脚是表示他对我的蔑视。我内心虽然十分恼火,但在队列中无法表述。多亏会后陈大琪队长把我叫到中队办公室,对我明析了让我出任统计员的原因,不然的话,以王臻对我的态度,不知还会演绎出什么让我难堪的故事来呢!

    至今,我还记得陈大琪把我叫到中队办公室的细节。他让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我忐忑不安地刚刚坐下,便又立刻站了起来——因为劳改犯面对专政干部,只有站着低着脑袋说话的份儿,哪有与专政人员平起平坐的权利?长着黑黑脸膛的陈大琪笑了:“在百家姓里,你的姓氏有点怪,让我想起我上小学时的一件事。当时语文辅导教材里,有一篇题为《故乡散记》的散文,作者也姓从,于是我翻看了一下你的副档,才知道反右前你是个青年作家,并确认了作者就是你——”我当时虽然心跳如同擂鼓,但是在瞬间还是明白了这位队长让我出任统计员的原因,是出于爱才和惜才,我青年时代的一篇散文,成了我不再睡大炕而独睡一间窑洞的原因。再者,统计资料需要填写许多表格,与众多同类混居于一条大炕上,是没有办法完成这项工作的。

    我急于释怀的就是要找到踢了我一脚的王臻。这个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浪人,不仅是个生命洒脱、走南闯北而百无禁忌的汉子,他还是个伶牙俐齿,能呼风唤雨的文化人——一旦他联合同类,对我冷眼相待,我会十分痛苦的。因为在十多年苦难的劳改生活中,我无论承受多么沉重的压力,始终恪守着做人的良心底线。于是在第二天下午,劳改队收工后,我急于找到王臻。也算是巧合吧,我正要去找他时,他手提着脸盆,正从自来水管旁洗完身子过来。当时正是夏日,他浑身上下只穿有一条短裤。我迎面挡着他,还没容我说话,他倒抢先开口了:“头人,原谅我昨天的一脚。”他低垂下他那黑黑的脸膛说,“我要向你说明的是,我脚上生有脚气,实在是痒得难耐,在地上来回搓脚时‘擦枪走火’,踢在你的后腿上了,绝非有意……”

    “你那张赛过苏秦、张仪的嘴,在北京茶淀农场七千人‘活学活用’大会上,我已然领教过了。”我打断了他的话说,“昨天你是‘擦枪走火’也好,有意‘开枪’也好,用不着你自白,我心里明白。我要对你说的是,你这狙击手选错了对象!”

    他把脸盆放在路边,扭回身来想说什么,我不容他开口,便抄起他的脸盆说:“走!跟我到统计室,这儿说话不方便——”他跟在我身后高声说:“君子坦荡荡,为什么要到你住的窑洞里去说?”

    我不理他,待他走进窑洞后,我把洞门关上了。时间不容许我和他多磨嘴皮子,便把陈大琪让我干这份差事的缘由,对他陈述了一遍。然后,我不等他反应过来,便蹲下身子用一支铅笔,扒开他的脚趾说:“我看看你有没有脚气,怕是怨气长在心上了吧!”

    他愣在那儿,像尊雕塑那般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很显然是我的话击中了他的脉门。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夺过我手中的那支铅笔说:“我的戏演到头了。常常光着脚丫子干活的劳改犯,怎么会有脚气呢,都怨我……怨我……误把洋葱头当驴粪蛋子了!现在我醒过闷来了,你就是五七年上了报纸、折翅的‘四只黑天鹅’之一的从维熙,现在我向你请罪——”说着他弯下高大的身躯,向我鞠躬。

    我忙拉起他,坐在一条木凳上。他感慨地对我说:“我想不到你就是北京当年的‘黑天鹅’之一,还说得通,因为我们从没在一个队改造过,所以错把朱砂当了黄土。让我感到费解的是,劳改队队长陈大琪,是对我们施行专政的干部,他何以会有别于其他劳改队队长对你产生爱才和惜才之心呢?你不感觉太不可思议了吗?”

    我说:“你就别浪费脑汁了。对我如此,对咱们知识分子的受难群体,也绝对是个菩萨。”我边说,边从兜里掏出一包绿叶香烟,两个人便吞云吐雾起来。到了吃晚饭时,我从食堂打饭回来,他已经端坐在我的木桌前,并拿来五角钱一瓶的白薯干酒,我俩便边聊边喝起又苦又辣的酒来。在劳改队除了过年过节,劳改人员喝酒在平常是违反劳改条例的,但从结识他的第一天起,就与他一起违背监规,并让我和这个浪人成为从相识到相知的难友。因为从这天起,他成了我独居窑洞里的常客。本文上篇里写到他四次逃离大墙,又被抓捕回来,是个久经磨难而不死的浪人,成为苦难知识分子群体之一绝。他说他之所以对我倾吐他的灵肉之痛,既是他内心的宣泄,更是对我的一种托付。他生于1925年,年长我八岁,他说他会死在我前边,自己无法向后代讲述这页历史,期望我能为他圆梦,以让“今日之事”成为“明日之师”。

    我说:“你壮若一头蒙古野马,已经几次过鬼门关而不死,怎么会……”

    他说:“你是福相,你看你刚到这儿,队长就让你戴上‘乌纱帽’了。连你自己都没想到,这就是命运。”

    “这不是我的命好,而是陈大琪是个菩萨。”我说,“有这么个队长,是咱们大伙的福分。”

    他说:“但愿如此。”

    我和王臻说这些心里话时,正是1976年的初夏。到了这年的7月,先是发生了唐山地震,9月9日毛泽东诀别人寰。无论从中国历史上,还是从大自然的悲怆记录上,都是极不寻常的一年。特别是到当年10月,中国历史上石破天惊的事情发生了。记得,那是1976年10月中旬的一个周末,我奉命骑着自行车到县城去买统计工作使用的纸笔。因为蒲县(古称蒲州)地靠黄河风陵渡,王臻便建议我借机骑车去看看母亲河,以纾解心中的惆怅。他说:“机会太难得了,到了那儿麻烦你替咱们同类(指劳改右派),向母亲河鞠个九十度的大躬,就说对不起生我养我的中华民族,本来都可以成为飞蝶的,为民族献身的,却一直在蚕茧里为蛹。”我理解王臻的心绪,答应他只要时间允许,我一定完成这次心灵的祭祀。可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当我走出县城文具店,跳上自行车奔往风陵渡、路过火车站的时候,后边突然有人一把拉住了我的自行车后座。我扭头一看,是从北京探亲归来的同类阮祖泉。他肩上背着沉甸甸的背包,手里还提着一个网兜,不用问我也知道,他是想让我驮他回队。

    开始我有点沮丧,因为去风陵渡散心的愿望泡汤了,但老阮是个正在办理“保外就医”的重病号,县城离监号有三十华里,让他从县城徒步走回到劳改队去,我又于心不忍。于是我立刻掉转车把,准备驮他一起“打道回府”。但他却像有什么心事似的,不急于爬上自行车的后座。

    我说:“老阮,你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丢在火车上了?”

    他摇摇头,神秘兮兮地回答我:“没丢什么,只是魂儿吓得出壳了。”

    “此话怎讲?”我不解其意地望着他,“遇到小偷了?”

    “没有碰上‘佛爷’(劳改队中小偷的代称),我的耳朵倒是当了一回‘佛爷’。”他说,“我穿过软卧车厢时,听到两个身穿军官服的军人,在轻声说……说……把……”

    我瞪了他一眼:“你怎么变成结巴了,是不是你的病又犯了?”

    他看看我们周围没有行人,把嘴巴伸到我的耳边,轻轻地吐出一句悄悄话:“我告诉你……你可不能外传,江青被抓起来了。”

    我顿时愣住了,久久没能吐出一句话来。因为这对整个中国来说,如同一声惊天霹雳。老阮让我把自行车靠在一棵大柳树上,尽管周围没有一个人影,他还是把嘴对准我的耳朵,对我述说他没说完的故事:“当时我心跳得虽然如同擂鼓,但还想听听下文,便假装网兜掉在了车厢通道上,蹲在那儿捡网兜的样子,听那两个军官继续说出下边三个人的名字: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当我还想有滋有味地听下去的时候,两个军官似乎发现了门外有人,便将软卧车厢的门狠狠地撞上了。”

    轮到我魂飞胆战了。因为老阮与我咬耳朵的悄悄话,分量太重了。它不仅关联到中国的前途,还关联到我们这些倒霉的老右的命运。1957年到1976年,我们已然身陷囹圄二十年了,在这六千多个日日夜夜中,惨烈的十年“文革”让我们深信物极必反的人间哲理,而王、张、江、姚盘踞在北京的中南海,延续着“文革”的路线前行,不仅把中国经济推向毁灭的深渊,我们这些受难的知识分子,也永远是瓮中之鳖。从理智上判断,王、张、江、姚到了横行的末日,也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

    但火车上听来的悄悄话,毕竟不是文件传达,因而我叮咛这位来自商业部的同类说:“你耳朵当了一回‘佛爷’的事,回队后千万不能宣扬,万一是谣传,怕是要先关进禁闭室,后按反革命论处的。”

    老阮感谢我的提醒说:“我是要管住我的嘴。可是这事太刺激了,让我在嘴巴上贴封条,确实有点困难。”

    记得,我当天驮他回到监舍的路上,我忘记了路途颠簸的疲劳。虽然没有看上母亲河一眼,老阮带来的悄悄话,已然弥补上了我心中的缺憾。因而尽管乡间土路上无人挡道,我还是不断地按响车铃自乐——那不仅是我们落难群落的一支希望之歌,更是迎接中国曙光的交响曲。回到队里,我虽然知道王臻是个“扩音器”,但还是难以按捺内心的狂跳,把这个消息低声告诉了他,同时不忘警告他说,千万要锁住自己的嘴。

    人高马大的王臻,笑得像只乐开了嘴的葫芦。像在七千人“活学活用”大会上宣誓那般,对我宣誓一定要把这撼天动地的消息锁在心里。让我没有料到并为难的是,老阮仅仅回到队里两天,劳改队长陈大琪就来到我工作和下榻的窑洞。起始,我以为是来询问全队劳动情况的,但他走进窑洞后并没有查看摊在桌子上的统计资料,而是掏出一包烟来,坐在一把木椅上,独自喷云吐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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