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文集-文海泅渡(从维熙文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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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这位劳改队长十分关爱受难的知识分子,对我个人也尽力呵护,但他毕竟是监狱部门对我们执行专政的干部,今天何以会到一个囚徒的窑洞来闲坐?我开始不安了。正在我肚子里捶鼓之际,他让我关上了窑洞的那扇木门,把我叫到他的身旁,低声对我耳语道:“阮祖泉近日刚从北京回来,听有人汇报,是你用自行车把他驮回到队里来的,他没对你说些什么?”陈队长平日讲话时嗓门十分豁亮,此时却语声如丝。

    响鼓不用重槌敲,我立刻明白了他来窑洞的主题。一时之间,我脑子里乱成一团。我要是实话实说吧,等于出卖同类,装傻充愣吧,又对不起这位好心肠的队长。我陷入两难之中,本能地低垂下头来。在这一刻,我首先想到祸起萧墙的因素,不排除是阮祖泉个人,但他和我过去同在一个劳改队待过,一个谨言慎行的人,不太可能在同类中惹是生非,最有可能开闸放水的人是……我真是不敢再往下想了,心里暗暗自责对王臻太感情用事,但又不能把此判断告诉队长陈大琪。

    沉默。

    无言。

    让我心惊肉跳的是,意想不到身为劳改队长的陈大琪,竟然对我低声说出这样一番话来:“你别想得太多,我来只是向你核实一下此事的真伪。该怎么……怎么……对你说呢,有一些问题,你们知识分子心中想的事儿,也是我们劳改干部心中想的事情。中国要走向何方,是每个爱国的中国人心里共同的问号。本来,我听了别人汇报之后,可以直接找阮祖泉去询问核实。我怕他不敢说实话。所以我就找你来了……”

    至此,我心里已然完全明白了:一定是老阮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把火车上耳朵当了“佛爷”、听到两个军官之间的悄悄话,又以悄悄话的方式,告诉了他信得过的人。第二,王臻这个炮筒子,直接告诉了与他同号住着的老右,而别人又用悄悄话告诉了他的相知——最后,有人汇报到了陈大琪的耳朵里。事已至此,我别无出路,只有像竹筒倒豆子那般,把那天与阮祖泉相遇的经过,仔细地对陈队长描述了一遍。

    我等待着挨批,两眼不敢直视陈大琪的脸。

    片刻之后,只听他“啊”地叫了一声。我抬起头来一看,才知道他只顾听我说话而忘了吸烟,那支烟头烧疼了他夹着烟的手指。他甩掉烟头并把它踩灭之后,对我笑了。然后悄声地对我叮嘱了一句:“别说我来问过这事。”

    我惊魂未定地应了一声。

    他又低声对我耳语了一句:“但愿这不是谣传,而是真的。”之后,他拉开窑洞的门,走出了窑洞。至此,我悬着的一颗心,才算落到了地上,但是额头上热汗却流了下来。

    此事过后不到一周时间,陈大琪让人通知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一天我的命运发生了根本转变。他让我在椅子上坐定后,便迫不及待地拿出一份文件给我看。我最初认为是抓捕王、张、江、姚的消息得到了确认,但我接过文件只看了几个字,汗珠便又流淌了下来。这是一份来自山西劳改局的文件,上边印着我的名字。

    陈大琪笑着说:“你别紧张,仔细往下看……”

    看完文件,我的血涌心怀,不知道该说什么,才能表达我的心意了。文件上写的是:经山西老作家马烽、胡正等与省劳改局共同研究后,决定把我调出劳改农场,去山西某个城市的文联工作。对我来说这如同是一个梦——一个从来未曾臆想过的梦,因而端坐在陈大琪对面,一时之间我成了哑巴。

    “过去,你认识这些老作家?”他问。

    我沉静一下自己狂跳的心,告诉陈大琪,我只读过他们的作品,从没有见过面。其中,我只认识马烽的爱人段杏绵,因为1955年中国召开第一次青年作家代表会议的时候,段与我同是北京代表团的代表。说到这儿,我死去的记忆忽然被自己激活了,便对陈大琪说:“对了,我在晋城劳改煤矿挖煤的时候,因为有一天在《山西日报》上见到了段杏绵的文章,并得知她已是马烽的夫人,便写了封信给她,说些当煤黑子的生活。是不是这封信触动了山西老作家们了,不然……不然……何以会有这个公文下来?”

    陈大琪递给我一支烟说:“你该高兴才是,抽支烟静静心吧!”

    这是我劳改以来,第一次吸劳改干部的赠烟。至今我已忘记我是怎么走出那间办公室的了——唯一没有忘记的是我出门下台阶时,由于心绪兴奋一只脚踏空而扭伤了腰。尽管如此,我边走边揉着后腰回窑洞时,内心却充满了快意:在大墙和电网中为囚十多年了,这么多年中还没见到一个获得自由的人,但我却是其中的幸运儿,要重操以笔为犁的耕耘工作。此事无论对我还是对我的同类,都无异于一声惊雷,让我们重见生命中的一线曙光。

    当天晚上,我激动得忘记了打饭,独坐在窑洞里发呆。王臻是每天与我共进晚餐的,这天他端着饭菜进来,以为我病了,便要替我打饭。我从痴呆状态中清醒过来,拉着他的手并关上窑洞的门说:“我已经吃饱了。”

    “你是不是得了疯癫症?看你碗筷都在这儿摆着,怎能……”

    我控制不住自己的那根兴奋的神经,把刚才发生的倾覆我命运的消息,一股脑儿都告诉了他。他并没有过多地震惊,说了句“物极必反。这是个信号,说明我们也快熬到头了”,之后,就拉开我的抽屉,找出我的饭票,拿起我的碗筷便为我去食堂打饭。归来之后,他又警告我说:“越是这个时刻,你越要爱护身子,熬了这么多年了,万一在天亮之前的五更天倒下去,那才叫天下奇冤呢——”

    这就是王臻。在困境时他没有泪水,在顺境来临时他没有过多的欢欣。但是他的胆子大得惊人,吃过晚饭之后,各组都在学习报纸之际,他找来了曾和尚小云学过京剧的朱小梅,并带来一把二胡,想在窑洞里为我庆祝一番。我说:“不行,这响动太大了……”他说:“陈大琪是个好队长,即使他听见了,也知道这是为了什么。”我说:“队长好,才更要替他考虑,响动大了,会让他为难的。我提议到周末晚上,我们在一块儿热闹一回,朱小梅也来,你看如何?”

    在历史发生巨变的日子,形势真是瞬息万变。令人想不到的是,就在周末的下午,山西临汾文联一位名叫苏家栋的同志带着调令,亲自到我在的劳改队来,调我去临汾文联工作了。此事再也无法藏掖下去。同类们为我高兴,王臻便在这天晚上当了为我送行的导演。至今,我还记得当天的情形:有的同类挤到窑洞为我祝贺,有的摘来田地中的野花,王臻不知从哪儿弄来一瓶杏花村酒,他让朱小梅反串花旦,清唱京剧中的《凤还巢》。如此这般的景象,把初到劳改队里来的苏家栋弄了个晕头转向。他说:“想不到,你们这儿这么宽松……”我赶紧为他解疑说:“我不是由‘鬼’还原成人了吗,一辈了也就这么一回,大家有点走形了。”

    王臻把一杯酒,举到苏家栋的面前说:“辛苦你了,请喝了这杯!”苏家栋被感动了,便一口吞下这杯酒。性情中人王臻几杯酒下肚后,便又暴露出他的本性,在频频与大家碰杯之后,还要张罗着去找酒,我制止了他,并宣布欢送会到此结束,因为时间已接近午夜,苏家栋还要到场部招待所去夜宿。但当难友们散去之后,苏家栋说他不去住招待所,要感受一下底层生活——当天夜里,他与我同住在了这间劳改队的窑洞。

    当我告别劳改队那天,王臻主动向队长请缨送我到永济火车站。除了帮我将行李、杂物搬到马车上之外,还特意把我劳改岁月中的四件宝贝塞到了车上。宝贝之一,是我挖泥用过的铁锹;之二,是我挑水用过的扁担;之三,是我收割稻谷用过的镰刀;之四,是我在劳改煤矿挖煤时用过的木棒榔头。他说这些宝贝是历史见证,可以防止我得失忆症(若干年后,香港凤凰卫视来我家采访时,曾把我人生的四件宝贝,搬到了荧屏之上)。此外,在马车上,王臻还把他请缨送我时与陈大琪的一段趣话,讲给我听。

    他说:“陈队长,明天让我去送从维熙上火车站吧!”

    陈大琪摇摇头:“你不会赶马车。”

    他说:“从维熙会赶,我跟车不就行了吗?”

    陈大琪说:“你回来怎么办?”

    这句话点到了王臻的痛处。劳改这么多年,他凭借着自己高大而结实的身躯,没有他不会干的农活儿,但唯独没有与牲口打过交道。王臻无奈之下,突发奇想地回答陈队长说:“正因为我没有赶过马车,您才应当让我去实践一回,不然的话,劳动改造的十八般武艺中,我不是留下缺口了吗?毛主席语录里曾说——”

    “闭嘴吧!我知道你的本事之一,是能背诵毛主席语录。”陈大琪说,“此外我还知道你有空子就逃跑,已经当过四次逃号了。对吧?”

    王臻连连点头之后,反诘陈大琪说:“噢!您是怕我再当一次逃号吧?我再傻也看得清天黑天亮,曙光就在眼前,从维熙就是我们的光标,我们……”

    陈大琪笑了:“别说了,你去给他送行吧。回来的时候,你可别把车赶到河沟里去——”

    王臻说:“您放心,回来时我不坐在车上,用手紧紧拉着马的笼头,带着马车回咱中队交差!”

    说到这儿,王臻得意地放声大笑起来。我没有笑,内心深深被患难情谊所感动。按人类性格学分析,我和他绝不属于同一品种,但是正是彼此相异才彼此相吸。到了永济火车站附近,我把车拴在一棵树上,为了确保马儿安分,又取出一箩筐草料让它进食。待我处理好牲口,回过身来想扛着行李箱子去车站托运时,王臻早已肩扛手提走在我前面了,留给我的除那“四件宝贝”之外,只有些洗漱用的零星杂物。我风风火火地追上他,怨他为我负重太多,他却回答我说:“为苦难中相识的难友,当驴当马我都心甘情愿。”这就是他和我话别之语,至今我还铭刻于心。

    当我登上脱离“鬼”界的火车,与他隔窗相视时,他一边咧着大嘴朝我笑着,一边挥动着大手与我告别,此时此刻,我凝视着这只历经各种磨难而没折翅的不死鸟,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再见——”

    “再见——”

    到了临汾不久,阮祖泉的小道消息,就变成了中国的最大新闻。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四人帮”被绳之以法的消息时,全民欢声雷动。临汾文联下属的蒲剧团,敲锣打鼓走街串巷庆祝“四人帮”的覆灭。不久,中央关于为错划右派改正的“55号文件”下达,我从驻足两年的临汾,回归到了北京文坛。在临汾期间,我完成了《大墙下的红玉兰》的写作,并在西安将其邮往上海《收获》。归京后首先接到的第一封信,是胡耀邦同志寄自中央组织部的信函,信中除了问候王蒙、刘宾雁和刘绍棠之外,还以“没有百丈冰,哪有花枝俏”之诗句,鼓舞我勇敢地面对历史。那段时间,我全然沉溺于笔耕之中,正像我《走向混沌》第一部序言中所自白的:“才子浪情,赌徒挥金,自古有之,并都自认为那是一种别样风流。我已劳改二十年,一无金银可挥,二无才情可以浪掷,我的生活体察和感情积累,不允许我‘玩弄文字’,只允许我向稿纸上喷血。”

    就在这些时日,我想起那些我必须为之塑像的知识分子,否则不仅愧对历史,更愧对自己的良心。其中人物百相之一,就有浪人王臻。但是苦于分手多年,不知到哪里找他。我曾给民政部人事部门打过电话,询问他平反后的去处,但是得到的回答是已经退休去处不详。真是应了民间谚语中“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咫尺难相逢”的典故。1999年北京是个无雪的冬天,一直到了2000年的1月3日,云片开始在天空集结,继而雪花像满天飞舞的白蝴蝶,纷纷扬扬破天而落,望着这降临在新世纪的遍地银雪,我扔下手中的笔,神往起柳宗元“独钓寒江雪”的美丽意境,便身穿红色的羽绒衣,去附近的团结湖公园看雪。公园湖心的一泓碧水,早已结成坚冰,许多孩子一边滑冰,一边在漫天雪霁中呼喊,颇有骡驹挣脱出笼头般的野性。此情此景让我想起我童年的脚步,似乎让我回到童真的梦境之中了。

    “你好!想不到在新千年开头的日子,我俩又在风雪里相逢了。”站在我身边的一个头戴礼帽的老者,突然叫出了我的名字,“这是我们的缘分,也是白雪公主的安排。”

    我的视线从孩子们嬉戏的湖面,转向了我身旁的老者。感官告诉我,我们曾在哪儿见过面,但他的帽檐儿遮挡着大半个脸,一时之间,我竟然没有识别出他就是当年浪迹半个中国的浪人。直到他脱下他头上的黑色礼帽,并拍拍他的光葫芦头说:“如果不是贵人多忘事,你该不会忘记秃顶王臻吧?”

    我像醉酒那般,先是产生了晕眩之感,待我清醒过来,第一个动作就是摘掉他头上的帽子,然后高兴地叫了起来:“真是你?三死而不死并送我出监号的王臻!”

    握手。

    拥抱。

    在拥抱的瞬间,我惊异地推开了他——因为我穿着的是厚厚的羽绒服,而他却身穿薄薄的夹克衫。

    “你……不要命了?”我说,“怎么还像在劳改队时那样耍彪?”

    他张开两条胳膊,对我解疑说:“穿过冰河的人,不知道啥叫冷。我每天晚上还洗冷水澡呢!可惜这儿不能冬泳,不然我可以跳下冰河,给你看看今天的王臻,还是当年的硬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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