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王臻骨子里的百无禁忌的精神丝毫未变，几盅“二锅头”下肚之后，他就开始了灵与肉的自白。他重新回到民政部工作之后，主动请缨到信访部门工作。之所以躲避开上层，而选择烦琐的工作，全然在于在漫长的劳改生涯中，体察过了社会底层之苦。因而凡是遇到来自底层的诉求，他都一丝不苟地上报，直到问题画上圆满的句号。此外，他重新审阅了1957年的许多资料，无意间读到刘绍棠和我发表在当年《文艺学习》上“写真实”的文章，他大加赞美之后，便对我来了个富有哲理而又尖刻的黑色幽默。他说：“维熙，五七年时你虽然年轻，但可是个‘真儒’；现在头发白了，可不能从一个‘小真儒’变成个‘老犬儒’。”
忠言逆耳，良药苦口。他的话让我的前额冒出了汗，我很快就消化了他的警示。回到家，我从书橱里拿出二十年劳改纪实《走向混沌》，又掏出悲情系列三部曲集《逃犯》给他，让他充当最有资格的“真儒”与“犬儒”的审判官。
他咧开大嘴笑了：“这《逃犯》是不是拿我当的模特？”
我说：“其中有你的影子，但不是你。咱们的同类中与你有过相同人生经历的，还有来自清华大学的姜葆琛、北京大学的张志华，其中最惨烈的是来自燕京大学的姚祖彝，1970年他被枪决在南京，到了1981年才被平反……”
我不想再沉溺于历史的血色之中，因为这是我和他的雪中初遇，该说点我俩的往事，便从我的相片档案库中，拿出几张回访劳改老巢时的照片让他过目。那是1997年春夏之交，我与作家出版社以及临汾文联的友人，访故伍姓湖的照片。果然，当他见到我和今天的劳改干部，站在永济监狱大门前时，神色顿时轻松起来，特别是他看到我站在那间青砖木窗的窑洞前时，立刻哈哈大笑起来：“哎呀！这不是你由‘鬼’还原成人的前夜，我们聚集在一起，听朱小梅唱《凤还巢》的窑洞吗？”
我说：“你的记忆没有失聪，我还以为你忘了呢！”
“我有点怪，监狱怎么会接你回访呢？”他不解地询问我，“对社会来说，那是个神秘兮兮的地方……”
我告诉他，我不仅回访了关押过我和他的永济伍姓湖，我还回访过他没去过的曲沃监狱，还去过我和他都没待过的天津监狱和保定监狱。用一句话概括：“随着历史新时期的到来，狱政管理有了很大变化。”
他摸着他的秃头，无言了许久。最后道出了他的真切心声：“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忘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没有火车头开路，不仅没有我们的今天，就连我们的子女，也还要背着反革命子女的黑锅。”自白了他的心声之后，他告诉我一个他的家庭新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他的儿子，今天已然出任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副市长了。父亲昔日当过叛逆的反革命，儿子当了副市长之事，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几乎是一个神话，而在改革开放以人为本的历史年代，阴阳倒转演绎成为现实，其中包容了中国多少思想因子的巨变，因而王臻的心绪也是我的感悟。但我很想见一见王臻的妻子安世茹——王臻在窑洞里对我说过，因为他的几次逃跑，曾给她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劳改单位要去向她询查他的去处，街道要像猫防老鼠那般时刻盯紧她的一举一动，而她除了身背王臻的重负之外，在贫寒如洗的家还要抚养幼小的一儿一女，这简直如神话中的“女娲补天”那般艰难。
之后，我去了他家才知道，她不仅培养了儿女，还把第三代人——她的孙儿揽于怀中。这个伟大女性的心血没有白费，她和王臻的孙儿，一反王臻在地上东窜西逃当逃犯的历史——他飞在九天之上，当了国航某个航班的飞机机长。面对体态瘦弱的安世茹，我内心百感交集，最后我向她弯腰鞠了一躬，向这位时代的“女娲”致敬。我之所以如此，因为我记忆中1957年后沦为囚徒的家庭，有许多夫妻都“大难当头各自飞”了，安世茹不仅没有离开她的浪人丈夫，反而以自己枯瘦的身体，支撑起这个困顿的家庭。为此，在今年的大年初五，我又特意再去看望浪人王臻。我想，由于儿孙的成才，他或许搬到新居去住了，所以特意给他打了个电话询问。得到的回答却是：“儿孙想在东郊通县给我们买新楼，我和我们那口子拒绝了，现在仍然住在你来过的旧居。”天哪！那是北京最为破旧的简易楼，记得我去他家时，楼内没有电梯，还要靠两条腿一层层地攀登楼梯。王臻和他老伴，已然是快奔九十岁高龄的老人了，何以会宁愿意拄着拐杖上下楼？王臻在电话中告诉我：“我无法忘却历史的音弦。”这对当代人来说，可谓真是浪人传奇的续篇！
我知道王臻仍嗜酒如命，便给他带去两瓶醇香的家乡老酒。登上老楼，走进老屋，我俩坐在沙发上叙旧时，我的目光飞到对面墙壁上挂着的一幅笔飞墨舞的书法作品上。那是王臻的生命自白诗。诗曰：
静夜四无邻，
荒居旧业贫。
雨中黄叶树，
灯下白头人。
我读他生命的自白诗时，多少往事涌上心头。在与他紧紧拥抱后，不禁潸然泪下。继而忆起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穿梭于中国历史夹缝中时无畏而洒脱的精神光环。之所以我要为他画像，因为在那愚忠的历史年代，他属于知识分子中的另类，直到今天依然如故。以此为镜，不是可以扫描当年与今天各种生存环境下知识分子的灵魂吗？
我起身告别时叮咛他说：“老兄，你可不能再洗冷水澡了……”
他打断我的话说：“老弟，对你我来说，健康固然重要，但你我没有死在大墙里边，就已然都是超期服役的‘士兵’了。挺直脊梁度过晚年，对你我来说才是第一位的。对吗？”
我说：“感谢老兄的提示，在黄昏年纪，我一定记住要给自己‘补钙’。”
2012年新春于书房
[寄往天堂的书简]
一
1979年我重返京华之后，在该年的秋天，我接到来自福建南安的一封来信。他就是当年的北大新闻系才子、后来一度与我为伍的张志华。他是在1957年的苦夏快要毕业时，与被毛泽东点名的谭天荣以及后来被处决于上海的才女林昭，同时被划成右派的。他说他是通过作家协会，查找到我的住址的。在信里他除了追述我和他在劳改队中的患难情谊之外，还寄来一首题为《还乡》的长诗。虽然，历经多年的岁月洗礼，白白的纸页业已发黄，但今天重读这首诗时，我的思绪仍然被带回了满目疮痍的历史画面中去。笔者摘抄其中几段，当作此文的开篇。
怀着幸存者的喜悦
回到三十年前的故乡
叩访了所有的亲友
又去拜访那陌生的墓场
走进长满蓬蒿的死国
顿感头上的太阳失光
这里的人口密度
居然也在急剧增长
…………
这不能算真正的寿终正寢
更不是人类的正常死亡
犹如再现了古罗马的自相角斗
更像走进了古希腊的悲情剧场
面对故乡的遍体鳞伤
还乡的游子祈祷上苍
“文革”的暗夜绝不能再卷土重来
中国不能再有这样的死亡
记得，我读张志华这首来自南国的诗章时，眼里是含着泪水的。之所以引发了我的伤痛，因为在我劳改期间，他是我最为亲近的难友之一。我结识他是在1962年，有一天，队长让我们那间囚室紧缩一下大炕上的铺位，说是有一个逃跑的右派，被从杭州押解回来，要编入我所在的小队，并住在这个大炕上。我睡在大炕的边上，于是张志华便成了挨着我睡的近邻。
他个子高高，身体瘦削，最初与我为邻时不仅沉默无语，甚至在晚上睡觉时，也总是把后背对着我，把脸对着墙壁。后来，在一次学习会上自批右派罪行时，轮到我回叙1957年的右派结论，当晚他的脸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回旋，把脸对向了我。我之所以对这一细节记得如此清晰，因为当了几天哑巴，他这时突然开口了：“在北大，我读过你的散文集《七月雨》。”他低声地说，“想不到，在这儿你我睡在一个大炕上。”
我说：“说点高兴的事儿，别捅我的伤疤。”
“怎么是伤疤呢，你是新中国的第一代青年作家。虽然落难了，但留下你光荣的脚印了。”
“我出版的三本书，都被原单位抄走审查去了。”我说，“只剩下一支派克笔，折进来时也被收缴了，现在我一无所有……”
他还要说什么，我怕惹是生非，翻个身，把脊背甩给了他。这是我与他的初次对话，文学成了相知的引线。从这天之后，他仿佛获得某种精神平衡了似的，一改他初到这儿时的消沉与颓废，不断向我倾吐他对社会的认知。其中最让我为之神伤的，莫过于他逃跑在外，在一段时间之内，当了中国“吉卜赛”人的悲情故事。他与我后来接触到的浪人王臻、姜葆琛出逃在外浪迹江湖的经历并无多大的不同，但是他的浪迹天涯的旅痕中，不仅回响着那个年代的历史的音响，更是苦难的底层人一曲凄美的人生绝唱。
二
逃出大墙之前，他做了非常周密的准备：将他所有的几十元钱，缝进他的破旧衣衫里，以备出逃之后使用。有一天早上，机会终于降临在他的头上，劳改队队长让他拉着小车，提前给出工挖河的大队人马往河边的工地运送工具。那个地方界临金钟河，河的对岸就是自由世界。他把工具拉到工地之后，放下车把就钻进了高高的大芦苇丛里。等巡逻的武警过去，他选择河面最窄的一段，泅渡过了金钟河，爬上了自由的彼岸。其中有一个小小插曲，让他终生难忘：衣服湿了不要紧，缝在衣衫里的钱也让河水洇湿了。
在劳改队这个大染缸中，知识分子虽然接触了不少的盗窃犯，但由于书本的教育和道德的约束，难以变成靠偷窃生存的“三只手”，钱被洇湿了何以生存？他游过河之后，便急不可耐地钻进一个小树林，拆开衣服拿出缝在里面的人民币，把它们一张张地贴在树干上让它风干。那地方临近天津的塘沽地界，待渤海海湾的风把衣裳和钞票都吹得半干时，已至中午时分。张志华并不信佛，但人在难处让他想起了天地之间的神灵。他朝闽南老家的方向，双手合十地祷告了一会儿，然后到小镇上买了一身藏蓝色的新装，直奔了天津火车站。目标——东南边城广州。他没有叛逃的意念，只是渴望生命自由。他是一个文学狂，到北大读书之前，他早已熟读过裴多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诗章。那劳改队的大墙和电网，让他感到窒息，他之所以往南走而不选择向北行，仅仅因为他是南方人，那儿离福建较近，如果有时机他还想回到故乡畅游一回哩！
一到广州，他的精神压力就随之而来了。一个流浪者不仅没有夜宿之地，口袋里所剩无几的钱，连填饱肚皮也困难了。多亏在他夜宿车站和地下管道时，碰上了几个来广州做小本生意的新疆人。他们中间有的人卖羊肉串，有的从广州购买火石，回到新疆去贩卖。百般无奈之际，他参加到这个行列中来，成了往返于广州和新疆的火石贩子。那小小火石只有一厘米长短，一个大大的背包，能装上十多万节打火机上用的火石。初次当小贩，他买不起到新疆的火车票，便和几个维吾尔族的红脸汉子，一起扒乘货运列车。那是十分艰难的行程，不仅要自隐其形，还要吃、喝、拉、撒，特别是越往北走气候越冷，致使蜷缩于货物中的他，在夜间行车时常被冻得哆哆嗦嗦。那些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人，流露出对这个“初出茅庐”浪人的特别关爱，把他们随身带着的老羊皮被子，盖在他的身上。因而张志华一直难忘，在他最最困顿的日子，来自社会底层的精神圣火。
客车两三天的行程，货车爬行了约一个月的光景——他总算到了新疆。老天没有亏待他的苦心，他把那大背包里的火石卖了出去，顿时成了身揣几百元的富人。从此以后，他开始了南北穿梭之行，他不再扒货车，而是体面地坐上客车，并把倒卖火石的活儿，从乌鲁木齐一直做到了伊犁。有一天晚上，他正在伊犁的一个小旅馆，计算谋划他的人生未来时，有人轻轻地叩响了他的房门。他打开房门之后，在幽暗的灯光下，站着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她衣衫褴褛，羞怯怯地低垂着头。
“你是找我？”
小姑娘欲言又止。
“我不认识你呀？”张志华说。
这位小姑娘走进屋子后，刚开口对他说第一句话，他就听出来口音了，这是一个来自天府之国四川的女娃。1960年大灾害席卷全国，伊犁街头有不少背井离乡来西北新疆谋生的女子，她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而已。她们有的乞讨，有的偷偷卖淫，因而很快他就猜测出这个小姑娘的来意。“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张志华首先给她拿出充饥的东西，让她填饱肚子，然后劝说这个小姑娘不要糟蹋自己，要在苦难生活中学会自珍自重。那小姑娘从没听过这样的语言，感动得跪在地上，哭着对他倾吐心声说：“大哥，这道理我不是不知道，可是到没路可走的时候，还是要走上这条路的。大哥，你就狠狠心，把我破了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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