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不允许我在墓地徘徊。因为探寻汉水之源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有多座大山等待我们穿行，我只好匆匆取出相机，拍下难得一见的诸葛亮墓，除了寄托心中哀思之外，并以此为镜，照亮我晚年的人生。
2014年重阳节于北京
[在沈从文墓园]
到了湘西，不能不去凤凰城——那儿长眠着一代乡土文学的宗师，沈从文先生永生的文魂。在我的认知中，前辈人中能纳入纯正乡土文学这块圣土的，似乎只有老先生与孙犁了。我之所以有如此的理解，是因为他们的艺术灵性是与他们青少年时代所在的那方水土，融为一体的。
在我的记忆中，难得有与沈从文先生会晤的机缘。晚年的沈从文先生，似与文坛绝缘断电，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文学会议。记得，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受一个日本友人之托，给沈老送一件信函，那是我唯一的一次与沈老叙谈。当时沈先生家居于崇文门东大街的一栋楼房内，室内没有任何装修，质朴得就像身着布衣布鞋的老先生一样。老先生十分谦逊，在触及文学话题时，他说文学的后浪已经覆盖了前浪。我认为沈老所以说出这种“轻狂文少”才说的话，是出于长者的宽厚风范，而并非文学现实。沈老解放后一直淡泊文场，我十分尊敬老人远离尘俗的人文精神。
正是出于对沈老人文品格的崇敬，我一走进湘西凤凰城沈从文故居，心绪便产生了莫名其妙的阴沉。加上沈老的故居室内光线幽暗，更使我这个远方来者，如同行走在湘西大山的云雾之中。由于这种心绪的驱使，我似无意多在其旧居内停留；但是沈老孙女沈红为爷爷作的祭悼长文，却使我勃然情动而停步。长文用墨笔书写，挂在沈老故居的耳房南墙上。文中写道：“七十年前爷爷沿着一条沅水走出山外，走进那所无法毕业的人生学校，读那本未必都能看懂的大书……他也写了许多本我们未必都能懂的小书和大书，里面有许多很美的文字和用文字作的很美的画卷。这些文字与画托举的永远是沅水边形成的理想或梦想。”
我个人觉得，多少评论家对沈老文学的评说，都被沈红融会于她的祭文当中了。我没有能读全沈老先生的作品，但是他于1936年出版的《从文小说习作》《湘行散记》以及他的名著《边城》，我是在青年时代就熟读过的；解放前夕，老先生与胡也频、丁玲编辑的《红黑》杂志，我在西单旧书摊上曾翻阅过。我认知中的沈从文，是一颗湘西水土塑成的文魂；十五年的少年凤凰城的生活以及后来一段在边川的士兵生活，铸造了他与湘西难以割舍的情愫。沈红女士在其悼念爷爷的长文的收尾，多多少少给了我认知上的一点安慰。她动情地写道：“我记得爷爷最后的日子，最后的冷暖，最后的目光，默默地停留在窗外的四季中，停留在过去的风景里……透明的阳光透明的流水里，有我湿湿的想念。永远永远……”
多么令人神伤的文字！怕是只有真正理解沈老精灵的亲人，才能有如此动情的表达。我久久为这卷长长的悼文所吸引。文中还写到她要送爷爷回到他的土地，送老人长眠到他的风景中。沈从文老先生的墓园，就在凤凰城郊的一片苍绿之中。离开老先生的故居，驱车十几分钟，就是沈从文魂牵梦萦的湘西山峦。沿山路而上，再拾阶数十层，可见墓碑之前有一块斑斓石壁，上边刻有沈从文先生生前遗墨。字体是墨绿色的，上写：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此墓碑是否为其湘西同乡黄永玉所做，我已无从记忆；但是那几句无华的格言，我倒是铭刻于心扉了。我理解那个“我”字，既是自我，又是非我。说其是指自我，是我行我素的含意；说其非我，最后一句是指客体的他人而言。我想：碑前影壁所以留下这几行文字，是否它内藏着沈从文先生对社会及对人生的认知？20世纪30年代的文坛，虽无时下文坛的斑驳杂色，但是恩恩怨怨虫叮蚁咬的往事，也在文学史林中留下了记载；但是这些记载，对沈从文先生写作并无多大的影响。仔细翻阅一下老先生的文学年表，他是到了20世纪的50年代以后，作品才日渐稀少的。后来，读了陈徒手先生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午门城下的沈从文》长文，才算得知了建国后沈从文先生在文苑停笔的真正原因。文章中写道：沈从文先生从解放后，就进了历史博物馆，1949年成沈从文的生死线。其重要原因，是郭沫若在1949年发表的《论反动文艺》中，触及了他。这位大才子从此陷入无言的苦闷之中。陈文中引述了沈从文当时的心情自白——那是沈先生在1951年一封没有寄出去的信：“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晨七点到晚上六点，共十一个小时。从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别的事通说不上……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看看暮色四合的风景……明白我生命的完全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陈徒手先生的文章收尾，是摘引作家汪曾祺、林斤澜去看望沈从文后的感伤之情：“临近生命终点的沈从文，常常一个人木然地看着电视，一坐就是大半天，无所思无所欲。”有一次，沈从文突然对汪曾祺与林斤澜说了这么一句：“对于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这句话虽然回答得有点激奋，但将心比心地试想一下，一个年轻时就立志从文的湘西才子，到了人生的成熟期，忽然弃笔去从事古代服饰研究，在精神上要经历多么大的伤痛？此伤痛虽然与郭沫若将其纳入“反动文艺”不无关联，但与中国始自50年代中期不间断的政治运动，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如果文学气候始终是风和日丽、百花齐放，沈老的文学成就怕是早已步入一个新的巅峰时期。否！他和一些大师级的作家一样，把文学的辉煌刻在了50年代之前——这到底是沈老的个人不幸，还是历史之殇？
此时正是10月初秋，湘西虽无北方浓浓秋意，但墓园周围的林木，已然有落叶飘零。一代文星，长眠于他的故土，固然可了却其乡思之魂，但是其文魂是否得以安息，留下了一页文史学家们的研究课题。我神伤地顺手拾了一片墓碑之前的落叶，夹在书内，从湘西带回北京。日前翻看此书时，见叶片已然枯黄碎裂，感伤之情便油然而生。便信笔写此短文，以提示自己不能忘记文坛历史——因为昨天的历史碎片中藏有今天文坛走向的指针。
1998年10月于北京
[重读胡乔木——乔木辞世十三周年祭]
记得年轻的时候，在林木中我非常喜欢乔木，而讨厌扬花似雪的杨树柳树之类。不是说我没有文学的浪漫情愫，而是那些飞絮迷人耳目，过于轻飘。乔木类树挺拔敦厚，不畏冬日和风雪。也许是出于“爱屋及乌”的本能，新中国成立后，在老一辈革命家当中，我觉得胡乔木这个名字起得很好。这仅仅是我的一点认知而已，别无他哉。
1984年初春，有一天我正在家中笔耕，市作协秘书王淑珍同志给我打来电话，说是有一个在信门上烫着“密”字的牛皮纸口袋，是乔木同志的秘书邱德新特意送到作协，要面交给我的，我不在单位，那封烫着“密”字的信函放在了她那儿，待我去开封。接此电话，我着实吃了一惊，这不仅仅因为我与乔木同志素无往来，而且文化人中谁都知道他那棵树太大太高，我平生又没有攀龙附凤之念，乔木有什么事会找到我头上呢？是不是王淑珍搞错了？
她说她没弄错，信皮上是写着我的名字。由于是头号文化首长来鸿，她不敢耽搁，让我马上去作协，并强调这是党委的指示。我至今也记不起当天我正给哪家刊物写小说了，但我记得小说正好写到了收尾。写小说的人都知道，即将完成作品的最后几笔，是最难割舍的。于是我和王淑珍商量：“我能不能明天去作协，我手头这篇东西就剩下一哆嗦了！”
她说：“那可不太合适，你考虑一下吧！”
“这么办吧，”我想出一个折中的方案，“你要是真没张冠李戴，你现在就打开它，给我念念信中内容如何？”
她开始说不合适。但我说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如果是批评我虚心接受，我不怕公开亮丑。几经劝说，她终于按我的意见办了。她告诉我，她粗粗地翻看了一遍，不是批判的文字，是乔木老人读了我的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之后，写来的阅读感受。但是这封信写得太长了，密麻麻的小字写满了五页信纸，里边还有涂抹之处，因而无法读给我听，还是等我去作协之后，自己来解读这封长信吧。
电话挂了。我心里悬着的石头也落了地。之所以如此，多少年来我犹如一只惊弓之鸟，1979年刚刚飞回京城老巢，因为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问世，又受了一场虚惊，出于精神触觉的感知，我觉得胡乔木这封信不是对我的小说进行批判的。正好，第二天作协开会，我去了作协，便与友人刘绍棠一块恭读了乔木同志的来鸿。信文如下：
维熙同志：
好久没有看过小说了。近来因为身体欠佳，偶然翻看到刊载在《小说选刊》第二期你的中篇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这多少也是由于顾骧同志的评介），竟然一口气读完了。你的作品给了我关于右派分子劳改生活的许多知识，你对小说中两个主角的刻画和在他们故事中所赋予的崇高意义，都很使我受益。你很有叙事本领，你的文字也很讲究。不过文中仍有些细微的疵点。由于积习，我边看边做了一些记号。现在依次写给你，一来供你参考，二来也算是读者对作者的一点报答……
以下，乔木同志按页码顺序，像老师批改学生作业那般认真，写下了若干条文字、标点和语法上的失准。因其批改之处很多，笔者在这里只摘引少许几条，以管窥一斑：
83页：“难道奔腾着泥沙”……这里显然漏了个“的”。
84页：“撩人思情”应为“撩人情思”。
87页：垂直线，这是一个重要的错误。只有与一水平直线垂直相接的（即两侧交角等于90度的）线，才能称为垂直线或垂线，这是国王也不改变的（疑为改变不了的——笔者）几何学定义。
95页：“这天也毫无例外”，“毫”字没有意义。
108页：“尽在无言中”，似应为“尽在不言中”。
123页：“沾染了世俗”，下应加“习气”。
127页：“汇成了黄河的身影，织成了黄河的年轮，铸成了黄河的精灵”。这三句话都没有说好，使人费解腻味。雪花如何汇成黄河的身影？又如何织成了黄河的年轮？……
维熙同志！我以礼貌开始的信件，竟以如此冒昧结束（况且我们并没有相识），真是太不近情了。但愿它能多少有所助益。
敬礼，祝好。
胡乔木
2月16日
读罢来信，我和刘绍棠都笑了起来。无论如何我们也想象不到，乔木同志在养病时会拿出这么多时间，为这篇小说的文字号脉。始自历史新时期，老人担任着理论上清理“文革”思想流毒、拨乱反正的工作，其工作之忙可想而知。可是老人居然能花这么多时间，读一篇与他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的长达六万多字的小说，并写来这么长的一封来信。我俩估算了一下，不算阅读作品时的圈圈点点，仅仅这封匡正我小说文字的信函，怕是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真令我们后来人感动不已。
绍棠问我：“你觉得这位大秀才，给你开出的‘药方’怎么样？”我回答说：“有的一矢中的，有的我还得好好消化一下。”绍棠率真地说：“老人可能根本没有想到过，中国语言也不是静止不动的湖水，而是不断流动的大河，它也在时代变革中变化和发展。比如，你对黄河的几句描写，是诗化了的意象描述，老人却把它按具象文字来要求了……不管怎么说，老人花这么大力气给你写来这封长信，说明一个问题，小说感动了他。”
我说：“老人是在养病时写来的，我只有感谢老人的份儿，我要尽快给乔木写一封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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