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拆开了。出乎我意料的是，除了几句简短的文字之外，老人竟然用笔画了两幅凌乱的几何图形。乔木老人信的开头是这么写的：
维熙同志：
昨信发后，想到信中对垂直线的解释仍不正确，因为一条直线（或平面）相交成直角时，这条直线就是另一条直线（或平面）的垂线和垂直线（见《现代汉语词典》152页垂直线），这另一条垂直线并不需要是水平线……
信的中间部分，是乔木老人用笔绘下的两幅垂直线的几何图形（笔者从略），信尾言明了他写此信的用意：
……我的信和你的小说，同样接受了这种不正确的设想，因而对垂直线作违反几何学定义和错误的解释。特此更正。
胡乔木
2月18日
看完此信，我顿时明白了乔木老人的用心。但老宋却像是坠入五里雾中。他说：“不是评你的小说吗，怎么论证开垂直线了？”我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中的一个人物引发的。小说中有个劳改右派名叫范汉儒，他是个屈原类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劳改生活中，对一切都一丝不苟；因为在困境中活得依然挺拔，因而得了个“六点钟”的绰号——因为六点钟时，时针与分针成一条直线。乔木同志就是为我小说中这个人物绰号画来的几何图形，似在证明六点钟时针与分针上下垂直为“1”，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垂直。
老宋哈哈大笑：“我还是第一次领教老人的认真。”
我说：“我回家得赶快给老人写封复信，不然真的对不起人家一片心意了。”
我的复信是2月22日写完后寄出的。这封复信我很花心思，因为面对当时的文学艺术，我有话要说，而乔木同志又是意识形态口的主管人之一，对他说说我的文艺观，也许比与中宣部部长对话还要直截了当。记得我在信中阐述的主题是，我们文艺界的领导太偏重文艺的宣传作用，因而很少涉猎文艺自身的生命价值。由于太看重歌颂胜利的功利作用，而很少在作品中描写失败，有损于历史的真实。我在信中列举了苏联的小说《这儿的黎明静悄悄》（当时电视台在播放这部电影），之所以流传至今并在播放它时让北京万人空巷，很大程度上在于它自身的艺术张力和作品的血色真实。而我们的文艺导向太热衷于歌舞升平，这虽然能满足一时之需，却难以流传永久。我在信里列举了红四方面军女战士在大西北的一路悲歌，没有任何作品触及这一令人震撼的生活领域，是中国文学的月食……记得，我这封信写得很长，其用心在于让文学艺术从单一的颂歌中走出来，以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全貌——包括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反右和“文革”，都应在文艺的视野之内，以利于民族自识自省。当我把信函投入信箱的瞬间，曾产生过片刻的犹豫，我生怕这样一封复信刺伤了老人的心。但我自问无愧于心，最后还是将信投进了信箱。归来之后，我又感觉只有这封抒怀的信函，还不上老人为我付出的时间和心血，过了几天我又匆匆包扎好我新出版的两本书（长篇小说《北国草》和劳改队纪事《燃烧的记忆》），再次去邮局，寄给了乔木同志。
两三个月过去了，没接到乔木同志的信函，我认为我们之间的书信缘分到此为止了。第一，他是个大忙人，用日理万机来形容他，似并不过分；第二，我那封复信写得非常直率，也有可能引起老人的不快。谁知道呢？直到该年6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作协派司机给我送来印有“乔木办公室”字样的信函。打开来看，是其秘书邱德新的手书。全文如下：
维熙同志：
我是胡乔木同志的秘书，今天乔木同志让我来看看你，祝贺你的新作问世，同时让我谢谢你送给他的书。
你说到前次已经给乔木同志写过回信，但我们没有收到，现在正在查找，估计能找到。你如能把发信的时间告诉我们更好。送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关于听众对《北国草》广播的反映，乔木同志特告穆之、文涛同志读。一并转告。
祝你取得更大的成绩！（附乔木办公室电话号码）
邱德新
6月22日上午11时
至此，我才明白乔木只收到了我的赠书，而没收到我的复信。我立刻按照信上乔木办公室的电话号码，给邱德新同志打去电话，告知我回复乔木同志信的准确日期。事后，从乔木的来信中得知，我那封复信他还是没有收到。老人于同年的7月中旬，又将一信送至作协，同时还附有我赠他的长篇小说《北国草》。
维熙同志：
非常遗憾，你给我的回信被秘书丢失了，不知混在什么文件里，现在还没找出来。
承赠《燃烧的记忆》和《北国草》二书，谢谢。《北国草》已看完，我在看时对文字的错误和毛病，仍随时做了记号或改正，这些不一定都对，现暂送还供你再版时修改参考，你看后仍寄还我。这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书，所以它的广播能得到那样广泛热烈的反应。我和很多听众一样，希望它能改编成电视剧和电影（听众的反映已转到文化部和广播电视部），使它能在教育这一代青年人中发挥作用。对于整部小说，我现在还不可能作出更多的评价，因为没有充分的思考。我手头还有做不完的一些困难工作，所以虽很想找个时间同你相见，暂时却不容易找到这个机会——这个机会当然会有的。
祝你在创作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和进步！
胡乔木
7月15日
读过乔木的信后，我打开老人读过的《北国草》。许多书页折着边角，凡是折角的地方，必有乔木的圈圈点点，其中有些地方，还留下他改过的文字。我当真为老人一丝不苟的严谨精神感动了。这是一部四十万言的长篇，他要花多大的力气，读完并校订完这部长篇？此时乔木已是年近八十岁高龄的老人了，还能为一部小说字斟句酌地圈圈点点，真是够难为老人的了。想到这些，我真是后悔不该把一部冗长的小说赠给乔木了。但是一个作家，当时何以回报乔木同志对《雪落黄河静无声》投入的精力呢？只有赠书是最真挚的感情回报。但是此举却招致老人再一次投入时间和精力，让我心里更加不安了。再看看他的手书，那些歪歪斜斜的字体，说明老人写字时手在颤抖。据乔木同志的秘书邱德新同志在电话中告诉我，老人是在医院养病时读完《北国草》的，那书上留下的圈点文字和那封来信，也是在医院病榻前完成的。一部描写北京青年去北大荒开荒的小说，竟然给乔木同志带去这么多的麻烦，我的心当真失去平静了。怎么办？我曾产生主动去看望一下老人的意念，只要和其秘书通个电话约个时间，此心愿就能了却，但多年劳改生涯，养成我惧见上层的习惯，最后还是决定将对老人的感谢之情，深埋心底。直到1985年的初春3月，乔木再一次派秘书给我送来一信，信是3月初落墨的，老人在信中告诉我一个喜讯，他已然找到了我的那封复信，是秘书将其压在文件堆中，后来将其锁入保险柜中了。老人说他已经读了我一年前的复信，但不能现在就给我答复，因为他刚刚结束了三个月的南方之行，回京后有一堆事情等待他处理。信尾老人特意附上他家的地址：南长安街×××号。有信让我直接寄到他夫人谷羽处，以防再次被耽搁。
此时，我已离开北京作协，到中国作协工作了。虽然我工作很忙，但老人圈点我作品的这份情意，我始终牢记于心。时间到了1986年的秋天，在西苑宾馆召开作协理事会的晚宴上，我第一次与乔木同志见面了。当时老人坐在主桌上，我与李国文、邓友梅两个同辈友人，端着酒杯去为乔木敬酒。至此，我才算有机会表达我对乔木的敬意。我说：“您给我的五六封信，我都很好地保留起来了。您这么大年纪，工作又那么忙，还抽出时间为我不及格的小说号脉订正文字，为我的创作加薪助燃，我感激良深。过去没机会见到您，今天让我敬您一杯酒吧！”乔木喝酒了没有，今天我已无准确记忆，但我准确地记住了，他盈满泪水的双眼，还有我们握手时，他那只不停颤抖的手。
乔木老人在1992年9月18日八十一岁时，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王蒙写了《不成样子的怀念》一文，悼念这位世纪人物。我在拿起笔来准备行文之际，发现自己思绪比较紊乱——特别是那些书信，不是一篇短文能够说清楚的。
乔木老人对我给他的回信中提及的问题，始终没有片言的回复——属于他难于回答的问题。虽然如此，还是让舒婷感悟到“老人姿态很高，并没有因为发生冲撞的火花，而像有的文化官员那样，找作家创作上的麻烦”。胡乔木何许人也？他当过毛泽东的秘书，中央政治局秘书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在与作家相处中，还是显示出他一定程度的宽容。不能小看了这个人文细节，在这一点上，乔木老人是不是接受了过去的历史教训？他在鼓浪屿与舒婷会见留下的这段往事，给后人留下了思索的话题。他一生的命运曾几度沉浮，也曾留下身不由己时的一些缺憾，但其关注中华文化兴衰之情始终如一，这也是留给后人的一段文史佳话。
2005年3月于北京
[在水之边]
暮春时节，所以远去四川蓬安采风，皆因司马相如的一生平静如水，而蓬安是他的出生之地。
说起来也挺风趣的，我和文友一起去寻觅司马相如出生的古宅院时，竟然穿过一所刚刚搬迁走了的监狱。因而友人周明调侃我说：“难怪你对司马相如一往情深呢，原来你俩虽隔了千年，都与‘大墙’有着缘分。”
我说：“司马相如一生虽有装病辞官之举，但并没因此获罪入监的记载。他一生与美酒相随，与我没有缘分可言。”
周明亮出了他的黑色幽默：“维熙兄此言差矣！你看看司马的琴台，不是在狱墙外边吗？他在外边弹琴，你在里边劳改，两人隔墙相望，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再说司马相如是个酒鬼，你不也是文人中的酒鬼吗——要是司马相如晚生千年就好了，酒鬼遇酒鬼，看看谁先醉！”
出于精神本能，本来我的目光是巡看这所监狱的监舍与我昔日住过的监号有无异同之处的，经友人对我的一番嘲弄，我当真把目光的焦点投向了大墙之外土坡上司马相如的那所古宅。这所古宅历经千年的岁月更迭，虽然早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但那尚存的阁楼和窗棂还带有古色古香的韵味——特别是那阁楼外残留的琴台，虽然破旧得如一个磨盘，但毕竟是司马相如落生和抚琴之地，因而来蓬安的文化人，都要到这儿来觅古。但因它临近大墙的岗楼，多少让人产生一点扫兴之感。
同来蓬安的张胜友，对我发表评论说：“这是过去的司法界缺乏文化素养的表现，蓬安如此之大，为什么偏要选择在司马相如故居旁边盖这所监狱呢？”我开玩笑地回答他说：“可能是对后世文人的一种警示吧，书斋、琴台与监狱一墙之隔，我要是出生在这儿，能天天看到锒铛入狱为囚的人们，有可能躲过1957年那场大劫呢！”
文友们都为我们的语言游戏笑了起来。
本来，离开司马相如落生的故宅之后，我心里也就把监狱忘却了。但我们到嘉陵江边，登上了一艘游艇之后，发现这艘游艇的船头标写着“司马相如”的字号，因而断梦又延续了下来。特别是当地文联一位名叫曹雷的友人，坐在我身旁的椅子上，悄声说了如下一段话语之后，我的思绪又飞回到监狱之中了。他说：“我读过您的传记，知道您进过‘大墙’。当年曾经在那所监狱里当过管教人员的朋友告诉我，他曾管理过的一个犯人，就是1955年给毛泽东上过三十万言书的胡风——”
我的心狂跳了起来——我万万没有想到刚才穿越的监狱，里边曾经关押过胡风。昔日我曾读过一些有关胡风的史料，只知道1955年他在北京收监后，1965年底出监，下放到四川芦山县的一个农场监督劳动——因为他的刑期已满，已然脱掉了囚服，怎么会在刚才我们走过的监狱，再为囚徒呢？友人为我释疑说，“文革”年代何以谈法律纲常？在“文革”乍起的1967年，胡风在一张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角上，不知写了几句什么诗词，被视为对伟大领袖的攻击，便无可争议地被判为无期徒刑，之后便送到这个监狱来了。
我内心暗自埋怨这位友人，何不在狱墙之内告诉我这个历史奇闻——早知道这个信息的话，我可以花时间去找找胡风蹲过的监号，留个影像作为历史纪念的；但此时游艇已行驶在嘉陵江上，只能留下此行的遗憾了。曹雷是当地文联的人，我想再多知道一点胡风在蓬安监狱的情况，等于痴人说梦，因而只好面对滔滔江水，长长地叹了口气。但真是应了“无巧不成书”的古话，曹雷被别的友人拉进船舱去聊天后，一位负责发放救生衣的安全员走到我在的游艇护栏边，先检查我是否穿好救生衣，然后便站在护栏边，对我说起了胡风的事。
我曾对这位安全员产生过怀疑：“你怎么也知道胡风？”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